你的社区，我的工作，他的DQ——“非建制派”区议员助理失业记

【编者按】“其实你返工有咩做㗎？”——这个问题，你有问过别人或被人问起吗？

这个来自日常的问题，启发我们开启“返工这回事”这个新栏目。在当代社会，工作主宰我们的生活，既定义个人的身份，亦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在“隔行如隔山”的区隔中，我们并不容易看见彼此——从恒常的工作劳动，到行业内的语言词汇、职场文化、人际关系、性别分工、权力层级以至价值体系。借此栏目，我们希望打破边界，深入聆听多位“打工仔”的行业见闻，不但走进社会各行业的“贴地”日常，亦从职业的视角观照当代社会的切面和现象。

踏入2024年，香港新一届区议员走马上任。政府改制后的首届区议会，无论是深耕社区的资深区议员，还是2019年冒起的素人区议员，只要不属建制阵营都“入闸”无门，全面清零。他们既失去服务居民的机会，也面对实在的失业问题。同样失业的，还有数十名历经2021年宣誓风波和辞职潮的剩余“非建制派”区议员助理。这期“返工这回事”访问非建制派区议员助理阿明（化名），过去10年他先后担任5位区议员的助理，曾在常规下工作，也亲历反修例运动后的区议会例外时刻。从他的视角出发，我们将看到地区工作者亲历的大事小事烦心事，也看到政治浪潮如何与社区共振。

粉碎纸张、收拾办公室、点算归还政府的物资，并和街坊好好说再见，在议员助理生涯的最后一个月，阿明忙中带闲，迎接这场预先张扬的失业。

“一定不舍得，某程度象征地区工作生涯的完结。”阿明这段日子百感交集，不舍得和各位街坊的情谊和连结，同时感到迷惘，不知道之后找什么工作。

十年前，阿明在中学毕业后便兼职区议员助理，“当时要找工作，顺便自己又想学一下地区的东西，就这样入行了。”后来，他在2013至2023期间，断断续续待过五位区议员的办公室，既当过民主派大党区议员的助手，也做过无党派素人区议员的助理，服务过港岛公屋社区，也扎根于新界新市镇。

作为助理，他分担区议员的“常规工作”，是居民的填表员、恶邻的调解员和地区事务的杂务员。而在后2019年区议会的“例外时刻”，他与区议员上司亦参与政策倡议和政治异议，目睹不少“异想天开”的区议会活动。

这份工作琐碎、有意义且与时代共振，直到为新时代不容。

地区求助站

“维持办事处开放已经是一个工作。”

从星期一到五，朝九晚六，有时收晚一两小时，阿明的主要工作是维持议员办公室“门常开”：听电话、收信件、协助居民。阿明说，自己和区议员上司的工作有很大部分重叠，彼此也是“战友”的关系，只是要分担更多的杂务。

在公屋区，议办是不少居民聚脚点，他们会过来打趸吹水（流连聊天）。阿明常常做官民之间的第一接触点——既提供官方资讯，也帮街坊填表和出信。

表格何其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填，尤其是区内的老人家。公屋申请或调迁表、消费券、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生果金）、乐悠咭（长者2元乘车优惠八达通）和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低津）都是阿明经常帮忙填写的表格。

“全宇宙最烦的一定是低津。它要将全家人半年的工资计算一次，然后还要再写一大堆资料，每一个家人都要交身份证副本；然后又要计他工时多少，是否合资格拿低津，这是很长时间的过程。然后九成情况是，资料都是不齐全的，第一次资料一定不会齐，因为太多东西填了。”

对阿明来说，填写社会福利表格还是应有之义，但有一些填表工作他则想婉拒，像申请回乡证、中港通关后的健康码、安装“安心出行”。“那些老人家真是不懂的，因为都不用电话，怎会无端懂得填那个健康码。我有时很想拒绝，不过算了。”

社会福利大排长龙，有时居民寄望区议员在填表之外，还会帮忙写信给政府部门，加快进度。像公屋调迁，有住户因医疗需要（如坐轮椅），希望搬到大一点的单位，也有住户因家庭成员人数增加，一家八口太拥挤想分户出去。阿明说，区议员或有机会促使房委会加快调迁，但这不是区议员正式的权力，而区议会的信件也越来越无用。

“起码以前他们会看，但现在他们就直接说不会处理，只会看社工和医院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渗水

活在香港，生活多烦恼。假如遇到家居渗水、噪音和鼠患问题，烦恼倍增。阿明坦言，区议员有时接到这些求助，也常常爱莫能助。

渗水往往由水管老化、欠保养造成，严重者可致滴水，石屎（混凝土）剥落，钢筋暴露。阿明说，按程序渗水问题通常要通知大厦管理公司，然后“报案”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渗水办事处，而居民找区议员“只是加一点压力”。

“管理公司就很复杂，我都不明白为何同一栋公屋大厦可以分为租和买，楼上是买的楼下是租的，然后有两间管理公司。”（编按：政府于1991年推出租者置其屋计划，让指定屋邨公屋租户可以购买居住中的单位）

待报案后，职员就上门调查，并邀请楼上住户做色水测试，看看渗水源头是否在此——这还是顺利的情况，阿明指多数情况住户都不会让职员入屋，要出很多封信，弄很久食环署才可跟法庭申请手令，要求住户开门。

在这个等待过程中，水照渗、石屎照跌，住户心烦，实在等不及便自掏腰包找公证行检验，希望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再循小额钱债审裁处追讨。

“住户大部分情况第一时间都找保安，但有时管理公司被认为放软手脚，处理不好，居民才找区议员，觉得可直接和管理公司和政府交手。”

与渗水一样，噪音问题同样困扰不少居民。阿明说，有些噪音问题牵涉室外环境，如马路的水渠盖装得不好，车辆驶过就有声响，但更常见的是邻里之间的互相投诉。“我最近就听到街坊投诉人家做饭太大声，剁肉饼之类的，但那是合理的做饭时间，又不是凌晨两三点切肉饼。”

阿明说，噪音管制条例只规管晚上十一点后，很多时也阻止不了其他人制造声响。“你上去的话，什么噪音都没有了。有一天你被人拍门，你也不会继续制造噪音嘛。”有一次，阿明的区议员办公室、管理公司和几层住户都听到噪音，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因为很难确切查到是谁制造噪音。

“说真的，我们有什么权力呢？最多是尝试协助双方自行处理和调节。如果他们各执一词，我也没有办法。”

在社区中，区议员除了兼顾人的问题，还常常要处理鼠患。阿明曾待过一个社区，街市有大量老鼠，居民夜晚一下巴士就见到老鼠巡游大叫。阿明和区议员上司联络管理处和食环署商讨治鼠方法，尴尬的是街市只出动老鼠笼，里面的食物是薯仔，“老鼠也不是傻的”，薯仔远远不够街市的肉汁、血水和湿货吸引。

“问题是这个街市不是公营街市，而是私人街市，食环署只能提意见，不能强行清洁。”阿明说，最重要的是业主立案法团和管理公司，如果他们不做事，区议员也没有办法。

地区民意、地区工程、地区活动

对区议员来说，相对有实权的是反映地区民意，改善社区环境和拨款社区活动。

阿明说，每区的区议员都代表自己那区，一定会争取为自己那区说话，“每个区区情不同，大家便开始吵架。”举例来说，有些区恨不得快些兴建地铁延线，有些区则觉得地铁不需要到楼下，反指这样做会破坏原有社区环境和设施，“其实他们全部都是民主派，但都有这些冲突。”

巴士路线同样如此。每年运输处在各区都有巴士路线计划，召集同区所有巴士公司到区议会，一同制定来年方向，如加减班次，开新路线等。“关于巴士线怎样行经自己的区，他们会吵架。巴士不经过会吵，如果加多一个站，又会说行车时间长了那些。”阿明说，除非太过天马行空，巴士公司若觉得有需求、可行，一般都会考虑调整巴士路线。

在区议会层面，区议员亦需要跟进和提出地区工程。阿明称，区议员经常和政府部门视察地区工程，如修复水渠、道路建设等；在区议会，也设有“地区小型工程计划”可以供区议员申请拨款，常见的工程包括花圃、避雨亭、栏杆、巴士站上盖、公园游憩设施。

根据“地区小型工程计划”，各区议会选区获得的资金不同，但每年全港总拨款资金达3.4亿元。

阿明的工作正是协助区议员上司阅读小型工程文件，撰写小型工程计划书。阿明指出，有些小型地区工程相当尴尬，社区的意见并不容易平衡。简单如新建一条狭窄行人路的上盖，有人觉得建一定比不建好，毕竟可以挡雨，但建完后道路变窄，下雨时行人堆在一起，窄上加窄……

除了小型工程，区议员还负责审议“社区参与计划”拨款。简单来说，政府每年向区议会拨款4.6亿元，供合资格团体申请拨款，这些活动有些是社区联谊，如饮茶、旅行团、跳舞班、音乐班等，较大型的则有庆祝活动、体育活动。

阿明说，由于区议员不能用自己名义申请活动资助，无论是建制派，还是民主派大党，其实都有一些友好团体申请社区活动，部份活动也邀请区议员出席。

不过，无论是“地区小型工程计划”还是“社区参与计划”，区议会的权力近年都受到削减。在2021年宣誓风波后，全港区议员的人数只有原初的三分之一左右，政府提出暂停区议会就社区参与计划和地区小型工程的角色，改由民政事务总署、康文署等听取地区意见后提议项目。

“民政决策会咨询区议会，但（我们）很被动，没有投票权。其实区议会的权力已经很小，现在还要更小，小到无伦。”阿明说。

在新一届区议会上，政府称区议会是非政权性咨询组织，因此“不会有一些拨款权或审批权”，换言之区议会的拨款权不会归还。

在地区讲政治

在地区做议员，民生议题往往行先，但区议会也被视为民主运动的一个阵地，甚至是立法会选举的“地区桩脚”。对阿明来说，在地区讲政治并不容易，往往是要先建立关系和信任，才慢慢渗一些政治讯息。

“始终你也不会无端跟他说： 喂支持民主、反对廿三条立法、问题都是因为没普选。”

阿明与区议员上司通过举办长者手机班、量血压、法律咨询等活动，有时更会组织旅行团，尽可能多接触居民。“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关心问候的途径，这样容易打开他们的话匣子，接触多一些街坊。”

“当年我也有去中国旅行，坐旅游大巴出发。去到区议员就跟大家说‘玩得开心点’之类。”回想起这类旅行团，阿明指出活动很依赖区议员的资深义工，她们往往能一呼百应。

在阿明看来，社区工作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你很难立即无端跟他说政治议题，你要用一个很长的时间，才有机会跟他谈如何去看待一些大议题。可能你隔了很长时间，才可以跟他说一句‘你今天有没有看报纸？’”

亲身讲政治难，海报宣传也不易。阿明说，在公屋区贴海报要管理处帮忙，“不批就是不批，背后实质有审查。宣传游行一定不可以，议题就看情况。”在私楼区，则要看业主立案法团的取态，有时以“政治宣传”为由拒绝张贴。

整体来说，阿明认为地区与大政治的关系一直比较疏离，直到2019年。

例外时刻：后2019年的区议会

在反修例运动期间的区议会选举，逾七成投票率创历史新高，非建制派囊括逾八成议席。与此同时，长期被压抑的社区意识受到激活。

阿明认为，2019年前区议员由建制派或非建制派做未必分别很大，毕竟都聚焦民生，少谈政治；但2019年后，“人跟社区的联系不同了”，“多了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出来”，而他们对区议员的期望和要求也不再一样。

“以前很多时是求助者和帮助者的关系，但2019年后形势变了，多了互动，区议员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2019年区选后的一段时间，社会运动仍活跃于各个社区。“十八区都有政治活动发生，有人自发在区内进行政治行动。以前是不会有这些事情，全部都只是在中环、铜锣湾发生，从来都是在中环同一条路，连后面那一条街也不会有事发生。”

当社会运动走进社区和大街小巷，阿明要和区议员上司紧密留意事态发展。“当区有人被拘捕，就要立即回去。那一期很流行在TG（telegram）喊救命，那要立即回到地区，尝试看看什么事，或者地区有冲突，要落场去看。”

在阿明工作的社区，由于管理处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允许警察入私人屋苑搜查，引起部份居民不满，遂召开大会讨论管理公司的政策。再进一步，有些居民开始质疑业主立案法团的认受性，认为他们立场亲建制，不能代表居民的声音。后来，更有一群求变的居民参选业主立案法团，以至自组街坊团体“守望社区”。

这种“抢法团”的举动，阿明说在当时并不少见。而居民关心法团不单是政治倾向，往往与楼宇大维修有关。香港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需接受强制验楼修葺，业主动辄要支付数万元到数十万的维修费，当中法团负责招标承建商，过程有“围标”（串通投标）和“利益输送”的空间。有居民发现旧法团有诈，就自告奋勇出来参选。

随著“非建制派”议员的进场，阿明也见证后2019年区议会的开会文化和讨论议题发生很大变化。“因为民主派主导了整个区议会，变成民主派和政府之间的斗争，建制派已经退缩一旁，没有那么大的角色。”对新进区议员来说，他们开会的时间更长，对官员的要求更高，而好多网媒也关心区议会，直播区议会，甚至区议会亦探讨可否官方直播。

阿明指出，区议会大会有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席，非建制派区议员就利用这些机会提出质问、动议和临时动议，临时动议通常即场用A4纸写就可以，然后提案人讲一轮，政府部门再回应。

在当时，最瞩目的场景之一是2020年5月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元朗区议会大会，会上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就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831太子站事件向处长提问，并要求彻查721事件。

不过，就算区议员与官员在会上争锋相对，实质改变的事情不多。阿明坦言，区议会在香港制度上没有太多实权，至多只是舆论施压。“区议员顶多是督促、提醒的作用，而不是监察，因为监察有牵制的效果。区议员只是有影响力的KOL，其实也不是很有影响力。”

“政府来到都是答官腔，那动议也没约束力——立法会都没约束力，难道区议会有吗？”

区议会不讨论全港议题

更何况，政府官员来了也可以离席。2020年8月，时任政务司长张建宗发指引，表示若区议会议题属全港性质等，官员可不出席区议会会议。

阿明忆述，当时政府面对很多大政治议题（如“明日大屿”、“平反六四”），常常指内容违反区议会法定职能，拒绝提供秘书服务，并即时拉队离场。

阿明与区议员上司就试过提出多条关于LGBT的问题，然后政府代表离场。

“以前十八区议会都讨论‘反对占中’，那时候又不说是全港议题？后来到2020年，他才不断说这是全港议题。”翻查资料，香港政府曾把全港议题，如政改或高铁一地两检方案提交各区区议会寻求支持，以图在立法会以外得到民意认授。

尽管如此，阿明说当时的区议会仍有触碰一些始料不及的关键问题。“现在回看都觉得几好笑，譬如我们关心三会委任，怎料到现在三会这么重要。那时候说希望有三会界别的划分、委员的名单、会议的报告、联络方法等。”

所谓“三会”，指的是“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成员均由政府委任，当中不乏区议员、地区人士，绝大部分为建制派。在2023年区议会选举，任何区议会直选界别参选人皆需取得每会各3名委员提名，但政府拒绝公开“三会”联络，引起争议。

阿明指，当时的区议会亦创造空间，推进以前少人关注的社会议题。在2020年7月，葵青区议会通过拨款，预留20万元作性教育活动。另外，有区议会也讨论社区的单车政策和回收等问题，不少议办更设有回收箱供居民使用；有些区议会则探讨儿童议会，希望将儿童及青少年的声音带进区议会。有见于社区缺乏正式的公共表达空间，有些区议会也提倡成立社区民主墙。

在2020年的香港同志游行，除离岛区外，17区区议会亦通过成为支持机构。不过，游行最后受到警方以疫情为由的反对通知书，改在网上举行。

在推进新议题的同时，阿明说，很多区议员见到旧有的建制活动就否决，尤其是“社区参与计划”中多项庆七一回归和十一国庆的活动拨款。另外，在2020年6月初，17区区议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议案要求撤回港区国安法。

其后，这种区议会的新局面被政府控制。随著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和2021年宣誓风波和离职潮，无论是区议会还是市民的社区参与都归于沉寂。

价值冲突：性工作和卖唱

区议员的工作是为民服务，在阿明的工作生涯中，也遇到居民的需要和想法与自己有冲突。

有一次，有居民投诉当区有“流莺”（性工作者），引来很多男人，觉得大厦很危险。阿明不认为性工作是问题，“其实我有点生气，但我很礼貌地跟她说：其实香港性工作是合法的，一楼一是合法经营的。”阿明自言做不了什么，只好这样回应居民。

另一次价值张力则关于卖唱。自2019年夏天，有表演者（通常被称为“大妈”）被指在屯门公园大声卖唱，行为不雅，居民不满，到场抗议康文署放任噪音滋扰，并要求禁止行乞、不雅之活动。阿明在2020年初，便需要陪同区议员到场监察。

有一日，表演者和示威者爆发激烈口角，场面混乱，一罐黑啤差点扔中阿明。本身也曾在公共场所表演的阿明坦言，自己内心纠结，“我觉得人们卖唱是没问题的，但就接受不到两边这么冲动地碰撞。不过是两难的，那时候真的有点过份，因为屯门公园好像被‘大妈’霸占了。”
“问题是怎样商议如何使用公园空间，但很可惜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两边都争持不下。”

在压力之下，政府最终修订《游乐场地规例》，加强管制公园内的噪音滋扰。讽刺的是，后来阿明在其他公共空间街头表演，警察引用同一条法例警告，使其知难而退，结束表演。

失业、人才荒

回过头来，阿明工作中的价值冲突已经算是happy problem。随著政府大幅收紧区议员参选资格，阿明的区议员上司没有寻求连任，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民主派区议员能入闸参选——阿明的地区工作生涯等同被DQ了（Disqualify，取消资格）。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阿明有时想赚钱、有时想学习、有时作为政治参与而做区议员助理。在年少气盛时，阿明直言很难不去想“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做区，不如去示威游行更好”，但后来慢慢明白，人家也忙也要上班，社区工作还是有价值。

不过，无论多么雄心壮志，阿明说地区工作很多时也“爱莫能助”，“说真的整个大政策都改变不了，其实都不能带来什么影响。区议员只是一个很小的齿轮，推动不了整个东西。”

在政府改制后，再三强调区议会属“非政权性的区域咨询和服务组织”，并改由民政专员任区议会主席，使其等同行政机构的延伸。在阿明看来，“区议会从来都是咨询架构，没话事权，当然立法会都是，都是被阉割的畸形架构。”

“（政府）好一点才理你，不好可以不理你。”阿明说。

迈进2024年，阿明正式失业。在香港市道低迷的时候还没找到工作，他也成为整个民主派区议员和其助理失业大军的一员。以他理解，类似背景的区议员和助理转投各行各业，有些也离开香港。

回望这十年的工作经验，阿明感到可惜，但不觉浪费青春，因为这是一段珍贵的人生经历。尽管不能做回本行，但阿明相信自己累积的经验、学到的与人相处技巧可以转化到人生的下个阶段。

另一边厢，据报建制派新丁区议员助理人才供不应求，尤其是间选、委任议员。

“哪有这样多熟手员工？以前反对派辞职后遗留下来的，大家又可能怕‘出事’未必敢请。”有候任建制派议员在上述报道说道。

而阿明，并没想过转投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