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江南style：含著土湯匙出生的南韓青年們，還有撕不走的「窮人」標籤

編者按：南韓是個充滿矛盾的地方：有人說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幾乎可以說是文化奇蹟的，外銷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說它現代化﹑進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產品領先全球，但這些財閥集團同時是南韓政商勾結問題的病根。南韓知識分子金振京說過，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將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一百年；而南韓更在六十年代後，把西歐現代化的三百年壓縮成三十年。我們看到的，關於南韓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於此：一個本質仍然保守﹑傳統的社會，在極短時間內被資本的流動帶到了國際舞台，於是各種衝撞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但很少人有空停下來反思，也好像沒有必要去反思。

隨著K-pop在國際上受到的關注度愈來愈高，人們對韓國興趣愈來愈大，想問的問題也愈來愈多：在一個強調儒家價值的社會，生育率為何全球最低？在韓劇外銷浪漫愛情時，韓國為何出現被外媒稱為「性別戰爭」（gender war）的社會爭議？韓國是「跨國收養輸出大國」，但許多被送養的兒童到底去了哪裡？為甚麼到了韓國經濟如此發達的今天，還是有那麼多被送養的孩子？在社會仍記得世越號慘劇的今天，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屬維權會那麼困難？

在未來兩個月，端傳媒將刊出「K-pop背後的韓國」的一系列在地報道，嘗試摸索這個跟華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淵源的社會的形狀。這是系列的第三篇。在光鮮亮麗的首爾，卻有大量租不起房子的年輕人，選擇住在被稱為「地獄苦」的貧困住宅中。他們因為窮才住進這些住宅，但住進去了，卻可能讓他們更難擺脫貧困。

2月22日晚上7點到晚上8點 (GMT+8)，端傳媒韓國專題的記者與撰稿人，將在zoom上與讀者語音分享報導背後的細節與故事。請按連結報名。

「每個房間用一公分厚的木夾板隔開，隔間裡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男人和女人，大家在裡面壓低聲音地放屁、睡覺、思考、自慰，以及活著，我越想越覺得這是一種奇觀，大家好像互通了什麼腥臭且騷動的聲息。」南韓作家朴玟奎《甲乙考試院滯留記》

38歲的金佑鎮（化名）在下班後，匆匆來到瑞草區的一間麥當勞與我見面。他高瘦﹑斯文，戴著一副銀邊眼鏡。

「住在考試院不是什麼值得說嘴的事情。」他受訪時很謹慎，說到細節總是再三斟酌。但我問為什麼選擇住在考試院，他卻答得乾脆：「因為沒錢。」

金佑鎮來自慶尚道的鄉下，北漂首爾工作兩年，幾乎都住在考試院或和朋友合住。他目前住在江南區的公司附近、地鐵良才站走路不到10分鐘的考試院，月租53萬韓元（約396美元）。這裡大多是5層樓以下的老式獨棟住宅，近年陸續出現由住宅改建成的考試院，租戶多是在江南上班的人。

金佑鎮帶我徒步到他的考試院，一棟三層樓加上頂樓屋塔房的小別墅。進入大門後有一座45格的鞋櫃，代表這裡有45個房間。每層樓以中間走道分割，兩側共有15個房間，門與門之間只相隔一公尺。走廊是寂靜的，只有低頻的電視噪音偶爾從氣窗飄出來。

金佑鎮領著我打開房門，已經很侷促的入口還擺著一座置物櫃，他和我都得側著身子才能走進去。2坪的房間裡擺了過窄的單人床和桌子，邊角的空隙架上衣桿，184公分的金佑鎮幾乎無法在房內自由伸展。床和電視桌是一個伸手可及的距離，他下班後就在床上用電腦，看電視。

我打開金佑鎮的冰箱，裡面除了一盒披薩，別無他物，「這個是教會聚會時剩下的，但放在冰箱太久，應該不能吃了。」我陪他把披薩拿到公共廚房丟棄，廚房內有一個大飯鍋，考試院房東會提供免費白飯。為了節省每餐至少1萬韓元起跳的外食費，他偶爾也會在這裡吃免費白飯。

他不是不想要搬出考試院。「月租金53萬﹑餐費50萬﹑60萬元的債務...」他在筆記本上一邊寫、一邊給我分析他的每月開支。加加減減後，他每個月稅後約220萬韓元的薪水，僅能存下約20萬韓元，即約150美元。但如果想要在公司所在的江南區租單人房，光是保證金至少要上千萬韓元；要不他只能住到首爾邊緣，每天擠1、2個小時上班。

「怎麼會有債務呢？」我問金佑鎮。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北漂首爾的前兩年他都沒找到工作，一直只能刷卡負擔生活費，最後欠下近3千萬韓元的卡債。「現在大概還有2千萬要還」。2千萬韓元即15000美元，即使他不吃不喝不交租來還錢，也要用上一年時間。

南韓有個說法，叫「지옥고（地獄苦）」。「地獄苦」即「在地獄中感受痛苦」，也即南韓三種貧窮住宅的型態的統稱，包括在「寄生上流」裡主角一家住的那種半地下房（반지하）、屋塔房（옥탑방；可類比台灣的頂樓加蓋）和考試院（고시원）。根據統計，每10名首爾青年就有4人住在「지옥고（地獄苦）」，金佑鎮不過是其中之一。

許多首爾青壯年其實和金佑鎮有相似的處境，他們從貧窮的鄉下來到首爾，沒有父母的金援之下，租屋的門檻就是一個沉重的包袱。許多人想憑努力翻轉職場的階級、家產的階級，但努力有時候是徒勞；他們想白手起家，但光是脫離白手（백수，意指失業人士）狀態就很困難。在階級愈趨固化的南韓，從入學到就業，幾乎在一開始含著什麼湯匙出生，就決定了一大半。

很多人以為，在打拼的時候住到「地獄苦」裡沒甚麼，咬著牙忍一下就過去。但貧窮不止是個量度經濟能力的基準，還是個社會文化標籤，一旦貼上了，也許再也撕不掉。

逃不出去的循環

「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第一次見到尹成老，是在去年年底首爾消除貧困日的集會上。當日參與者有數百人，有老人坐著輪椅前來，也有年輕人戴著蝸牛髮圈和房屋頭飾，呼籲增建公屋和打房。

身形壯碩、皮膚白皙的尹成老個子不高，笑起來有些靦腆。他穿著用黑色垃圾袋製成的上衣，頭上頂著標語手牌做成的尖角錐，在人群中特別醒目。43歲的他，過去近20年幾乎都在「地獄苦」度過，先後住過考試院﹑半地下房與屋塔房。我笑說他是「來自地獄的男人」。尹成老聽罷只是苦笑。

後來我才發現，他不但是集會的常客，還是南韓排名前十的名校漢陽大學經濟學系的高材生。

「我小時候真的還蠻會唸書的。」尹成老故鄉在首爾近郊近畿道水源，家境清寒。考上在首爾城東區沙斤洞杏堂洞的漢陽大學後，為了節省近兩小時的上學時間，他一度住進城東區的考試院。但他在入住不到6.6平方米（66呎）的房間後，才察覺自己可能有幽閉恐懼症，待了15天就落荒而逃。「我覺得我好像在棺材裡面生活。」他說。

兩年軍旅生活後，尹成老回到大學完成最後一年學業。那年，他住進了大學附近城東區的一間半地下房，保證金只要100萬韓元、月租18萬韓元。

1960年代在首爾市中心開始冒出的半地下屋，是那個政治動盪年代下的產物，起初是為了防避空襲而建。1980年代大量人口從鄉村湧進首爾，快速都市化的首爾缺乏居住空間，政府於是允許高度3分之2位於地下的空間使用居住，是半地下屋常態化之始。據統計，首爾現存的半地下房將近23萬戶，平均每20個首爾市民，就有一人住在半地下屋。

由於半地下屋有一半位於地面下、僅有氣窗，沒有陽光也不通風，既陰暗又容易滋生蚊蟲，房價比地上房便宜近半。且位於低窪地區的半地下房，在暴雨侵襲時難以排水，2022年就發生過一家三口因豪雨溺斃在家的悲劇。

尹成老在沒有冷氣的半地下房度過了兩年。他說，浴室內總是佈滿霉斑和蟑螂的足跡。「我後來想想，應該就是在半地下房的時候得了憂鬱症。」因為擔心門診紀錄會影響求職，尹成老不敢去看醫生，他一邊打工，支付每期約300萬韓元的學費，一心希望趕快畢業、趕快找到工作、趕快搬離半地下屋。但生活困頓讓他難以專注學業，畢業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韓國開發硏究院做行政職，雖然是公家民營機關，但他只是非正職員工，月薪只有120萬元（890美元），但2008年間的首爾正職員工，平均月薪已達250萬元，是他的兩倍不止。

非正職員工在年終獎金、休假制度、退職金等都差正職員工一等，而且未必能「轉正」。一名在韓國公司擔任主管的朋友向我透露，如果在公司內無法「轉正」，想找下一份正職工作極之困難，因為「非正式員工」的標籤代表著這個人「有一些不足」，而這種印象很難抹走。

「一開始成為非正式員工的話，就會一直只能當非正式員工了。」第一份工作，尹成老才做了6個月就被解雇；之後他又進到另間公家民營機構，仍只能當非正職員工。憂鬱症發作時他又無法正常上班，深深陷入打零工和非正職交替的惡循環。尹成老越是急著想擺脫貧窮，貧窮就越是緊抓著他不放。

輾轉十多年，尹成老至今從未當過正職員工。如今回想當時，他說自己「一開始就走錯了」。他的意思是，自己從住進半地下房，罹患憂鬱症開始，生活就沒順遂過，加上只要一當起非正式員工，他就擺脫不了這個標籤，「我多次試圖推著自己往前，但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尹成老找到工作後雖然搬離半地下房，但人工太低，他其實沒有多少選擇，於是搬進了保證金200萬韓元、月租20萬韓元的屋塔房，但住了7年多，房子被都更重建，尹成老又頓時失去安身之處，他接著流連在幾位朋友的屋塔房和半地下屋借宿好幾年，2021年才又租了一間半地下房獨居至今。

尹成老如今落腳的聖水洞，是時下韓國年輕人、觀光客喜愛的新潮打卡聖地，原本工廠林立的地鐵聖水站周遭，這幾年進駐了大批網美咖啡廳、時尚快閃店和高大尚的辦公大樓。但熱鬧喧嘩的另一頭，舊式的獨棟住宅密集，隨處可見氣窗緊貼著馬路的半地下屋，灰塵和噪音都能輕易進入，尹成老就安頓在其中一戶，他卻不願意讓我到訪。

「我家真的是亂得不像話。」尹成老拿出照片給我看，想證明所言不假。照片中，半地下室6坪的空間堆滿了雜物、衣物，地上全都是垃圾。我問尹成老睡在哪裡，他指著地上有一小塊鋪在地上的薄墊，只說了一句：「我有病。」

他一邊說一邊自責，怪責自己沒有心力整理房間，一直與我延期採訪時間，還有自己的貧窮。

「地獄朝鮮」

「不要因為找不到工作就喊『地獄朝鮮』，看看ASEAN的話就是『幸福朝鮮』。」－文在寅總統秘書室經濟輔佐官金顯哲在2019年的一場演講上說。

尹成老說自己是典型的「88萬韓元世代」（可類比台灣的「22K」）。他說的是2007年前後開始的韓國現象：當時許多20多歲的韓國青年加入職場當約聘的非正式員工，平均薪水88萬韓元，即約660美元。

衰落並非從2007年左右才開始。1997年的金融風暴後，南韓向國際貨幣基金借款195億美元，並進行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改革，令貧富差距加劇，各種併發症還包括企業大量裁員，1百多萬人一夕失業，連三星、現代等大企業也改用派遣和約聘雇職缺取代正職員工。大學生的就業率只有48%，許多人轉向考公務員吃鐵飯碗（延伸閱讀：失落的「考公」夢：韓國人為何不再一窩蜂地去當「神」了？）。

2001年南韓企業的非正職員工比例已達27%，但2004年更達到37%，之後連年都超過3成以上。在最低薪資法還很粗糙的那個年代，經濟學家禹皙熏和資深記者朴權一在合著的《88萬元世代》書中，將平均月領88萬韓元的非正式員工，和絕望畫上等號。

該書雖已在2012年絕版，但12年後，貧窮仍以各種形式寄生在南韓每個角落。過去十多年，又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風暴後，韓國青年間出現了一個新詞：「地獄朝鮮」。還不是「地獄南韓」－－「朝鮮」是一個古代王朝的名稱，從1392年統治朝鮮半島，一直到1910年日本殖民為止。這個時代的特點是，只有少數精英掌握經濟和政治實權，其餘的人口只能世襲貧窮，一代一代的種地或成為他人的奴僕。很多南韓年青人覺得，今日的南韓也像古代的朝鮮，除非你有世襲的家財，或者能進到「SKY」名牌大學再找到財閥集團的工作，不然就只能不斷付出可能是徒勞的努力去生存。也因此，「N拋」（類似於大陸語境的「躺平」）的人愈來愈多了：不止是「三拋」（放棄戀愛﹑結婚﹑生小孩），還拋棄了正職﹑人際關係﹑屬於自己的家﹑夢想﹑健康﹑外貌﹑人生……N項能讓人活得像個人的一切。

到了今日，世襲貧窮的人，似乎在首爾都住到了包括考試院在內的「地獄苦」裡頭。隨著南韓經濟在80年代起飛，越來越多青年離鄉背井，湧入首爾求學、求職。1980到1990年間，首爾人口增長近200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達1.7萬人；1997年後，失序的經濟和就業環境讓廉價的租屋的需求急增，越來越多大學生、勞工、職場人以及失業人口住進考試院。考試院不再只是考生的考試院，考試院也成為不該是家的家。
根據2020年的《首爾考試院報告》，2019年全韓國的考試院有11,605個，光是首爾就佔了一半、超過5800個，每個考試院平均有37.3個房間，再計算空屋率，在首爾，至少有15萬人住在考試院。報告也顯示，有將近4成的首爾考試院沒有窗戶、將近6成的考試院房間面積不到2.1坪、月租金低於30萬韓元的廉價考試院占了4成2。

求職難、低薪和高居住成本，讓首爾的青壯年湧入考試院。根據《首爾考試院報告》調查考試院居民的收入，有3成7的居民月收入未達100萬韓元、3成6的居民收入介於100萬至200萬韓元，1成8的居民收入介於200萬至300萬韓元。

而考試院似乎也承載了某種社會底層的文化想像。在李棟旭和任時完主演，以考試院為主要場景的恐怖韓劇《他人即地獄》裡，考試院的逼仄﹑陰暗和壓抑，不止是體現了貧窮，還滋生了罪惡﹑暴力－－見不得光，不容於「正常」主流社會的一切。在《他人即地獄》裡，考試院的住客總是鬱鬱不得志，在職場被上司欺負，被同事看不起，而那些無處宣發的積鬱，都在考試院幽暗狹小的空間裡，變成了對他人的惡意。

而現實中發生在考試院的社會案件也不少。像是2008年造成6死的論峴洞縱火殺人案、2015年的考試院員工偷拍案、2018年的鐘路考試院火災7死案等，都為考試院蒙上一層陰影。

或者，像奉俊昊導演的《寄生上流》（Parasite；另譯《寄生蟲》）裡說的那樣：貧窮是有味道的。一旦窮人越過了階級的界線，他們的「窮酸味」，無論用多少洗衣粉都難以掩蓋。

正如金佑鎮說的，住在考試院「不是值得說嘴的事情」。在現實社會，考試院不一定是奮發向上，用才華和汗水實現階級流動的地方－－許多人搬進考試院是因為窮，而考試院在某種程度上，又合理化了他們的處境。貧窮的人繼續貧窮，住在考試院的人繼續住在考試院，在金融風暴後貧富懸殊﹑階級固化的南韓，似乎是鮮有人質疑的事情。就像尹成老一樣，一天是非正職員工，永遠都是非正職員工。

土湯匙的「現實自覺時刻」

你是金湯匙、銀湯匙、土湯匙﹑還是屎湯匙？

帶著對居住問題的疑問，我們來到首爾的「無殼蝸牛辦公室」。「無殼蝸牛」（Min Snail Coop）希望以合作社形式，持續發展非營利，可負擔的住房。他們目前在全國負責14棟公共住宅（公屋）的招募和管理，現有3百多名住客。合作社理事長鄭基雍（音譯）告訴我們，公屋的租金約市價一半，而大部分的房客都是20、30歲左右的年輕人，平均月收入約200萬韓元。

「2020年，年輕的一人家庭平均月收入是205萬韓元，但首爾公寓的中位數接近9.9億韓元，簡單計算的話，要不吃不喝40年才買得起一套公寓」，無殼蝸牛聯盟委員長池秀告訴我們，在首爾想成為有殼蝸牛，並不容易，韓國年輕人真正面臨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正透過世襲加劇」。池秀指出，「年輕人之間的收入和財富累積的差距，正在不斷加深」，因為底層20%的人和上層20%的人，收入差距7.7倍，資產差距更高達35倍，「這意味底層的人想獲得和上層的人一樣的收入，必須多努力7.7年。」

池秀的說法，來自2018年和2021年的統計數據：2018年的底層20%家庭月平均收入為131萬多韓元，上層20%家庭月收入卻是這個數字的6倍有多。同時，20、30歲的底層和上層年輕人資產差異，是2473萬韓元對比上8.7億韓元。

無論在哪裡，能繼承父母的財產的人總是能更快累積財富；而在南韓，這種家庭背景的優勢，最能體現在教育資源上：「能進去SKY名牌大學的人，父母都集中在高收入階層。」家境也影響了居住的起步，「如果父母能提供1、2億韓元的資金，那一開始就能住在好的地方，但如果沒有，你就必須要做出選擇—住考試院或是回父母家一起住，」池秀說。

近年韓國流行「湯匙階級論」，以金湯匙、銀湯匙、土湯匙﹑屎湯匙等比喻家庭階級背景。網路還流傳著「土湯匙標準清單」，用以判斷一個人是否為土湯匙階級：家中有沒有債務﹑父母從小有沒有教導「不要浪費食物」﹑家中有沒有浴缸﹑電視有沒有超過30寸﹑肉類料理是不是都是湯類……

而金湯匙家庭，在小孩出生開始，就以小孩名義存款、買賣股票、避稅，讓孩子擁有第一桶金。近年來多名南韓官員都曾被揭子女擁有高額存款。許多人為了讓孩子擠身名門中小學，不惜違法假遷戶籍，當中包括前總統李明博，他最後被逼公開致歉。這種必須要想盡辦法領先的心態，即使到了孩子的高中、大學階段都沒有停止：前後任的韓國法務部長曹國、韓東勳都被質疑過孩子掛名論文共同作者，或是找代筆為孩子寫論文。而出社會後，拉拔同校前後輩，或是利用人脈安插親友進入職場，成為所謂的「降落傘（낙하산）」，甚至有七成韓國人都稱見識過。

在重視血緣、地緣、學緣的韓國社會，透過財富、勢力，盤根錯節地鞏固既有的階級結構，從就學到就業，為上層階級築起一道高牆。而這種階級文化甚至影響到孩子：2019年，有媒體報道釜山小學生之間以「舊公寓乞丐（빌거지）」、「公屋乞丐（엘거지）」等語來侮辱出身公屋的同學。一名年輕的韓國朋友也告訴我，同學父母開什麼品牌的車來接送、揹著什麼品牌書包來上學、穿著什麼品牌衣服，連小學生之間都會談論－－他們會以此決定要不要和你當朋友。

北漂首爾的尹成老，就向我自稱是「土湯匙」，即便名校畢業，搬到被稱為「機遇之地」的首爾，也還是只能落腳半地下房，在陰鬱潮濕的房內生活。他說自己有所謂的「현타（現實自覺時刻）」，即幻想破滅，直面現實殘酷的一刻。「以前覺得想做什麼就能做，但覺悟後才知道現實有多艱苦。」從「自覺」而來的無力感，佔據尹成老整個青年時代。

像尹成老這樣從外地湧入首爾，買不起房子也租不起單人房，不得已住進考試院的青年不在少數。但池秀指出，社會風氣總是刻意營銷「年輕人住考試院能存錢，未來就能住更好的房子」的信念，描繪一種「為了將來的榮耀而等待」的夢幻情境，但事實上許多建商、投資客藉此將房子改建成考試院出租牟利，而且租金越來越昂貴，有些甚至需要繳交保證金。「考試院早就變成一種投資商品了。」她說。

為甚麼那麼多青年會選擇住在考試院？一家首爾考試院出租新創企業的負責人對我說：「因為有夢想，住在考試院能存錢。」「有目標的人根本不會介意這個空間（考試院）。」我想起池秀說的社會氛圍－－好像所有人都要你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你終有一天可以不用住在考試院。我不禁想起金佑鎮和尹成老的經歷。

池秀也指出，住屋貧窮問題甚至也愈趨地域化。以前廉價和高檔的住宅混雜，但如今首爾一直在淘汰舊社區，有錢能住進公寓社區的人們就成為共同體，「不是說你住在考試院，我就不跟你交朋友，只是我從出生開始，我的朋友都跟我一樣是富家子弟。這就構成了某種階級。」油水分離的階級屏障，還具有排他性。

而且，社區居民會反對在區內興建公屋，常見的原因是「社區會因此變成難民營」，而且「年輕人的租屋客增加，性犯罪也會變多」。這些歧視言論讓公共住宅推動不易，而且，住在考試院或其他惡劣環境的人，為了不想背負污名，甚至很難理直氣壯地表達想入住公屋的渴望。

後記

過去上演漢江奇蹟後，南韓一直在刷新自己的紀錄，並且在2017年以世界第十大經濟體之姿，入列「30-50俱樂部」，即國民人均收入3萬美元以上、人口達5千萬以上的進步國家。但真實的韓國還包括這些數據：每5名獨居青年之中就有1名處於貧困；65歲以上的老人中有4成處於貧困。南韓是37個成員國中，老人貧困比例最高的國家。同時，南韓每10名獨居老人，就有7名屬於貧窮。

許多獨居老人，除了選擇住在「지옥고（地獄苦）」，還有另一個最不得已的去處－－蟻居房（쪽방）。

在玻璃帷幕的辦公大樓環繞首爾地鐵站後方、東大門周遭的昌信洞、永登浦區等地，還是有由蟻居房堆疊出的蟻居村。我從首爾地鐵站走過去，爬上小山坡後，在曲折的小巷深處找到一大堆矮房。它們大多由粗糙的木板隔間，牆面斑駁，房門比人還矮。
蟻居房不像考試院，有專人打掃整理公共區域或協助住戶處理大小事。月租平均18萬韓元的蟻居房，幾乎只有1坪大小的空間，連床都沒有，住戶席地而睡，私人物品在有限的空間堆到天花板， 許多浴室沒有熱水。

從考試院到蟻居房走一遭，我突然想起尹成老在消除貧困集會上大力揮舞標語、用力吹著號角的模樣。我知道他仍懷抱著希望。「大家承受著各種居住問題的痛苦，我發聲是希望能改變。我經歷過這些痛苦，如果能解決，很多人就能過得更好。」他跟我說。

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問尹成老，希望以後住在什麼樣的房子？他說：「只要住在地上就好。」金佑鎮則說：「沒必要住公寓，有兩個房間就很好了。」尹成老和金佑鎮是好朋友。我和他們倆聊了一晚，最後他們說想去吃消夜，尹成老還笑嘻嘻地跟我說：「晚上九點到十點， KFC炸雞買一送一。」

兩人向我鞠躬道別，笑著鬧著，一起融入首爾街頭的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