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江南style:含著土汤匙出生的韩国青年们,还有撕不走的“穷人”标签

一天住在考试院,永远都只能住在考试院;一天是非正职员工,永远都只是非正职员工。
K-pop 背后的韩国 国际 韩国 人权 社会 经济

编者按:韩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有人说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几乎可以说是文化奇迹的,外销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说它现代化﹑进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产品领先全球,但这些财阀集团同时是韩国政商勾结问题的病根。韩国知识分子金振京说过,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将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一百年;而韩国更在六十年代后,把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三十年。我们看到的,关于韩国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于此:一个本质仍然保守﹑传统的社会,在极短时间内被资本的流动带到了国际舞台,于是各种冲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很少人有空停下来反思,也好像没有必要去反思。

随著K-pop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度愈来愈高,人们对韩国兴趣愈来愈大,想问的问题也愈来愈多:在一个强调儒家价值的社会,生育率为何全球最低?在韩剧外销浪漫爱情时,韩国为何出现被外媒称为“性别战争”(gender war)的社会争议?韩国是“跨国收养输出大国”,但许多被送养的儿童到底去了哪里?为甚么到了韩国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是有那么多被送养的孩子?在社会仍记得世越号惨剧的今天,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属维权会那么困难?

在未来两个月,端传媒将刊出“K-pop背后的韩国”的一系列在地报道,尝试摸索这个跟华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渊源的社会的形状。这是系列的第三篇。在光鲜亮丽的首尔,却有大量租不起房子的年轻人,选择住在被称为“地狱苦”的贫困住宅中。他们因为穷才住进这些住宅,但住进去了,却可能让他们更难摆脱贫困。

2月22日晚上7点到晚上8点 (GMT+8),端传媒韩国专题的记者与撰稿人,将在zoom上与读者语音分享报导背后的细节与故事。请按连结报名。

“每个房间用一公分厚的木夹板隔开,隔间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男人和女人,大家在里面压低声音地放屁、睡觉、思考、自慰,以及活著,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种奇观,大家好像互通了什么腥臭且骚动的声息。”韩国作家朴玟奎《甲乙考试院滞留记》

38岁的金佑镇(化名)在下班后,匆匆来到瑞草区的一间麦当劳与我见面。他高瘦﹑斯文,戴著一副银边眼镜。

“住在考试院不是什么值得说嘴的事情。”他受访时很谨慎,说到细节总是再三斟酌。但我问为什么选择住在考试院,他却答得干脆:“因为没钱。”

金佑镇来自庆尚道的乡下,北漂首尔工作两年,几乎都住在考试院或和朋友合住。他目前住在江南区的公司附近、地铁良才站走路不到10分钟的考试院,月租53万韩元(约396美元)。这里大多是5层楼以下的老式独栋住宅,近年陆续出现由住宅改建成的考试院,租户多是在江南上班的人。

金佑镇带我徒步到他的考试院,一栋三层楼加上顶楼屋塔房的小别墅。进入大门后有一座45格的鞋柜,代表这里有45个房间。每层楼以中间走道分割,两侧共有15个房间,门与门之间只相隔一公尺。走廊是寂静的,只有低频的电视噪音偶尔从气窗飘出来。

金佑镇领著我打开房门,已经很局促的入口还摆著一座置物柜,他和我都得侧著身子才能走进去。2坪的房间里摆了过窄的单人床和桌子,边角的空隙架上衣杆,184公分的金佑镇几乎无法在房内自由伸展。床和电视桌是一个伸手可及的距离,他下班后就在床上用电脑,看电视。

韩国男子金佑镇住的考试院。摄影:吴珮如
韩国男子金佑镇住的考试院。摄影:吴珮如

我打开金佑镇的冰箱,里面除了一盒披萨,别无他物,“这个是教会聚会时剩下的,但放在冰箱太久,应该不能吃了。”我陪他把披萨拿到公共厨房丢弃,厨房内有一个大饭锅,考试院房东会提供免费白饭。为了节省每餐至少1万韩元起跳的外食费,他偶尔也会在这里吃免费白饭。

他不是不想要搬出考试院。“月租金53万﹑餐费50万﹑60万元的债务…”他在笔记本上一边写、一边给我分析他的每月开支。加加减减后,他每个月税后约220万韩元的薪水,仅能存下约20万韩元,即约150美元。但如果想要在公司所在的江南区租单人房,光是保证金至少要上千万韩元;要不他只能住到首尔边缘,每天挤1、2个小时上班。

“怎么会有债务呢?”我问金佑镇。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北漂首尔的前两年他都没找到工作,一直只能刷卡负担生活费,最后欠下近3千万韩元的卡债。“现在大概还有2千万要还”。2千万韩元即15000美元,即使他不吃不喝不交租来还钱,也要用上一年时间。

韩国有个说法,叫“지옥고(地狱苦)”。“地狱苦”即“在地狱中感受痛苦”,也即韩国三种贫穷住宅的型态的统称,包括在“寄生上流”里主角一家住的那种半地下房(반지하)、屋塔房(옥탑방;可类比台湾的顶楼加盖)和考试院(고시원)。根据统计,每10名首尔青年就有4人住在“지옥고(地狱苦)”,金佑镇不过是其中之一。

许多首尔青壮年其实和金佑镇有相似的处境,他们从贫穷的乡下来到首尔,没有父母的金援之下,租屋的门槛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许多人想凭努力翻转职场的阶级、家产的阶级,但努力有时候是徒劳;他们想白手起家,但光是脱离白手(백수,意指失业人士)状态就很困难。在阶级愈趋固化的韩国,从入学到就业,几乎在一开始含著什么汤匙出生,就决定了一大半。

很多人以为,在打拼的时候住到“地狱苦”里没甚么,咬著牙忍一下就过去。但贫穷不止是个量度经济能力的基准,还是个社会文化标签,一旦贴上了,也许再也撕不掉。

尹成老住过考试院,地下室,也住过屋搭房。摄影:吴珮如
尹成老住过考试院,地下室,也住过屋搭房。摄影:吴珮如

逃不出去的循环

“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第一次见到尹成老,是在去年年底首尔消除贫困日的集会上。当日参与者有数百人,有老人坐著轮椅前来,也有年轻人戴著蜗牛发圈和房屋头饰,呼吁增建公屋和打房。

身形壮硕、皮肤白皙的尹成老个子不高,笑起来有些腼腆。他穿著用黑色垃圾袋制成的上衣,头上顶著标语手牌做成的尖角锥,在人群中特别醒目。43岁的他,过去近20年几乎都在“地狱苦”度过,先后住过考试院﹑半地下房与屋塔房。我笑说他是“来自地狱的男人”。尹成老听罢只是苦笑。

后来我才发现,他不但是集会的常客,还是韩国排名前十的名校汉阳大学经济学系的高材生。

“我小时候真的还蛮会念书的。”尹成老故乡在首尔近郊近畿道水源,家境清寒。考上在首尔城东区沙斤洞杏堂洞的汉阳大学后,为了节省近两小时的上学时间,他一度住进城东区的考试院。但他在入住不到6.6平方米(66呎)的房间后,才察觉自己可能有幽闭恐惧症,待了15天就落荒而逃。“我觉得我好像在棺材里面生活。”他说。

两年军旅生活后,尹成老回到大学完成最后一年学业。那年,他住进了大学附近城东区的一间半地下房,保证金只要100万韩元、月租18万韩元。

1960年代在首尔市中心开始冒出的半地下屋,是那个政治动荡年代下的产物,起初是为了防避空袭而建。1980年代大量人口从乡村涌进首尔,快速都市化的首尔缺乏居住空间,政府于是允许高度3分之2位于地下的空间使用居住,是半地下屋常态化之始。据统计,首尔现存的半地下房将近23万户,平均每20个首尔市民,就有一人住在半地下屋。

由于半地下屋有一半位于地面下、仅有气窗,没有阳光也不通风,既阴暗又容易滋生蚊虫,房价比地上房便宜近半。且位于低洼地区的半地下房,在暴雨侵袭时难以排水,2022年就发生过一家三口因豪雨溺毙在家的悲剧。

2023年11月28日,韩国首尔的住宅。摄:SeongJoon Cho/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3年11月28日,韩国首尔的住宅。摄:SeongJoon Cho/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尹成老在没有冷气的半地下房度过了两年。他说,浴室内总是布满霉斑和蟑螂的足迹。“我后来想想,应该就是在半地下房的时候得了忧郁症。”因为担心门诊纪录会影响求职,尹成老不敢去看医生,他一边打工,支付每期约300万韩元的学费,一心希望赶快毕业、赶快找到工作、赶快搬离半地下屋。但生活困顿让他难以专注学业,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韩国开发硏究院做行政职,虽然是公家民营机关,但他只是非正职员工,月薪只有120万元(890美元),但2008年间的首尔正职员工,平均月薪已达250万元,是他的两倍不止。

非正职员工在年终奖金、休假制度、退职金等都差正职员工一等,而且未必能“转正”。一名在韩国公司担任主管的朋友向我透露,如果在公司内无法“转正”,想找下一份正职工作极之困难,因为“非正式员工”的标签代表著这个人“有一些不足”,而这种印象很难抹走。

“一开始成为非正式员工的话,就会一直只能当非正式员工了。”第一份工作,尹成老才做了6个月就被解雇;之后他又进到另间公家民营机构,仍只能当非正职员工。忧郁症发作时他又无法正常上班,深深陷入打零工和非正职交替的恶循环。尹成老越是急著想摆脱贫穷,贫穷就越是紧抓著他不放。

辗转十多年,尹成老至今从未当过正职员工。如今回想当时,他说自己“一开始就走错了”。他的意思是,自己从住进半地下房,罹患忧郁症开始,生活就没顺遂过,加上只要一当起非正式员工,他就摆脱不了这个标签,“我多次试图推著自己往前,但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尹成老找到工作后虽然搬离半地下房,但人工太低,他其实没有多少选择,于是搬进了保证金200万韩元、月租20万韩元的屋塔房,但住了7年多,房子被都更重建,尹成老又顿时失去安身之处,他接著流连在几位朋友的屋塔房和半地下屋借宿好几年,2021年才又租了一间半地下房独居至今。

尹成老如今落脚的圣水洞,是时下韩国年轻人、观光客喜爱的新潮打卡圣地,原本工厂林立的地铁圣水站周遭,这几年进驻了大批网美咖啡厅、时尚快闪店和高大尚的办公大楼。但热闹喧哗的另一头,旧式的独栋住宅密集,随处可见气窗紧贴著马路的半地下屋,灰尘和噪音都能轻易进入,尹成老就安顿在其中一户,他却不愿意让我到访。

“我家真的是乱得不像话。”尹成老拿出照片给我看,想证明所言不假。照片中,半地下室6坪的空间堆满了杂物、衣物,地上全都是垃圾。我问尹成老睡在哪里,他指著地上有一小块铺在地上的薄垫,只说了一句:“我有病。”

他一边说一边自责,怪责自己没有心力整理房间,一直与我延期采访时间,还有自己的贫穷。

蚁居房间的房门比人还矮。摄影:吴珮如
蚁居房间的房门比人还矮。摄影:吴珮如

“地狱朝鲜”

“不要因为找不到工作就喊‘地狱朝鲜’,看看ASEAN的话就是‘幸福朝鲜’。”-文在寅总统秘书室经济辅佐官金显哲在2019年的一场演讲上说。

尹成老说自己是典型的“88万韩元世代”(可类比台湾的“22K”)。他说的是2007年前后开始的韩国现象:当时许多20多岁的韩国青年加入职场当约聘的非正式员工,平均薪水88万韩元,即约660美元。

衰落并非从2007年左右才开始。1997年的金融风暴后,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借款195亿美元,并进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令贫富差距加剧,各种并发症还包括企业大量裁员,1百多万人一夕失业,连三星、现代等大企业也改用派遣和约聘雇职缺取代正职员工。大学生的就业率只有48%,许多人转向考公务员吃铁饭碗(延伸阅读:失落的“考公”梦:韩国人为何不再一窝蜂地去当“神”了?)。

2001年韩国企业的非正职员工比例已达27%,但2004年更达到37%,之后连年都超过3成以上。在最低薪资法还很粗糙的那个年代,经济学家禹皙熏和资深记者朴权一在合著的《88万元世代》书中,将平均月领88万韩元的非正式员工,和绝望画上等号。

民众集会要求落实居住权。摄影:吴珮如
民众集会要求落实居住权。摄影:吴珮如

该书虽已在2012年绝版,但12年后,贫穷仍以各种形式寄生在韩国每个角落。过去十多年,又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韩国青年间出现了一个新词:“地狱朝鲜”。还不是“地狱韩国”--“朝鲜”是一个古代王朝的名称,从1392年统治朝鲜半岛,一直到1910年日本殖民为止。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只有少数精英掌握经济和政治实权,其余的人口只能世袭贫穷,一代一代的种地或成为他人的奴仆。很多韩国年青人觉得,今日的韩国也像古代的朝鲜,除非你有世袭的家财,或者能进到“SKY”名牌大学再找到财阀集团的工作,不然就只能不断付出可能是徒劳的努力去生存。也因此,“N抛”(类似于大陆语境的“躺平”)的人愈来愈多了:不止是“三抛”(放弃恋爱﹑结婚﹑生小孩),还抛弃了正职﹑人际关系﹑属于自己的家﹑梦想﹑健康﹑外貌﹑人生……N项能让人活得像个人的一切。

到了今日,世袭贫穷的人,似乎在首尔都住到了包括考试院在内的“地狱苦”里头。随著韩国经济在80年代起飞,越来越多青年离乡背井,涌入首尔求学、求职。1980到1990年间,首尔人口增长近20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7万人;1997年后,失序的经济和就业环境让廉价的租屋的需求急增,越来越多大学生、劳工、职场人以及失业人口住进考试院。考试院不再只是考生的考试院,考试院也成为不该是家的家。
根据2020年的《首尔考试院报告》,2019年全韩国的考试院有11,605个,光是首尔就占了一半、超过5800个,每个考试院平均有37.3个房间,再计算空屋率,在首尔,至少有15万人住在考试院。报告也显示,有将近4成的首尔考试院没有窗户、将近6成的考试院房间面积不到2.1坪、月租金低于30万韩元的廉价考试院占了4成2。

求职难、低薪和高居住成本,让首尔的青壮年涌入考试院。根据《首尔考试院报告》调查考试院居民的收入,有3成7的居民月收入未达100万韩元、3成6的居民收入介于100万至200万韩元,1成8的居民收入介于200万至300万韩元。

用简陋木板隔间的蚁居房。摄影:吴珮如
用简陋木板隔间的蚁居房。摄影:吴珮如

而考试院似乎也承载了某种社会底层的文化想像。在李栋旭和任时完主演,以考试院为主要场景的恐怖韩剧《他人即地狱》里,考试院的逼仄﹑阴暗和压抑,不止是体现了贫穷,还滋生了罪恶﹑暴力--见不得光,不容于“正常”主流社会的一切。在《他人即地狱》里,考试院的住客总是郁郁不得志,在职场被上司欺负,被同事看不起,而那些无处宣发的积郁,都在考试院幽暗狭小的空间里,变成了对他人的恶意。

而现实中发生在考试院的社会案件也不少。像是2008年造成6死的论岘洞纵火杀人案、2015年的考试院员工偷拍案、2018年的钟路考试院火灾7死案等,都为考试院蒙上一层阴影。

或者,像奉俊昊导演的《寄生上流》(Parasite;另译《寄生虫》)里说的那样:贫穷是有味道的。一旦穷人越过了阶级的界线,他们的“穷酸味”,无论用多少洗衣粉都难以掩盖。

正如金佑镇说的,住在考试院“不是值得说嘴的事情”。在现实社会,考试院不一定是奋发向上,用才华和汗水实现阶级流动的地方--许多人搬进考试院是因为穷,而考试院在某种程度上,又合理化了他们的处境。贫穷的人继续贫穷,住在考试院的人继续住在考试院,在金融风暴后贫富悬殊﹑阶级固化的韩国,似乎是鲜有人质疑的事情。就像尹成老一样,一天是非正职员工,永远都是非正职员工。

土汤匙的“现实自觉时刻”

你是金汤匙、银汤匙、土汤匙﹑还是屎汤匙?

带著对居住问题的疑问,我们来到首尔的“无壳蜗牛办公室”。“无壳蜗牛”(Min Snail Coop)希望以合作社形式,持续发展非营利,可负担的住房。他们目前在全国负责14栋公共住宅(公屋)的招募和管理,现有3百多名住客。合作社理事长郑基雍(音译)告诉我们,公屋的租金约市价一半,而大部分的房客都是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平均月收入约200万韩元。

“2020年,年轻的一人家庭平均月收入是205万韩元,但首尔公寓的中位数接近9.9亿韩元,简单计算的话,要不吃不喝40年才买得起一套公寓”,无壳蜗牛联盟委员长池秀告诉我们,在首尔想成为有壳蜗牛,并不容易,韩国年轻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正透过世袭加剧”。池秀指出,“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累积的差距,正在不断加深”,因为底层20%的人和上层20%的人,收入差距7.7倍,资产差距更高达35倍,“这意味底层的人想获得和上层的人一样的收入,必须多努力7.7年。”

池秀的说法,来自2018年和2021年的统计数据:2018年的底层20%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31万多韩元,上层20%家庭月收入却是这个数字的6倍有多。同时,20、30岁的底层和上层年轻人资产差异,是2473万韩元对比上8.7亿韩元。

无论在哪里,能继承父母的财产的人总是能更快累积财富;而在韩国,这种家庭背景的优势,最能体现在教育资源上:“能进去SKY名牌大学的人,父母都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家境也影响了居住的起步,“如果父母能提供1、2亿韩元的资金,那一开始就能住在好的地方,但如果没有,你就必须要做出选择—住考试院或是回父母家一起住,”池秀说。

近年韩国流行“汤匙阶级论”,以金汤匙、银汤匙、土汤匙﹑屎汤匙等比喻家庭阶级背景。网路还流传著“土汤匙标准清单”,用以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土汤匙阶级:家中有没有债务﹑父母从小有没有教导“不要浪费食物”﹑家中有没有浴缸﹑电视有没有超过30寸﹑肉类料理是不是都是汤类……

而金汤匙家庭,在小孩出生开始,就以小孩名义存款、买卖股票、避税,让孩子拥有第一桶金。近年来多名韩国官员都曾被揭子女拥有高额存款。许多人为了让孩子挤身名门中小学,不惜违法假迁户籍,当中包括前总统李明博,他最后被逼公开致歉。这种必须要想尽办法领先的心态,即使到了孩子的高中、大学阶段都没有停止:前后任的韩国法务部长曹国、韩东勋都被质疑过孩子挂名论文共同作者,或是找代笔为孩子写论文。而出社会后,拉拔同校前后辈,或是利用人脉安插亲友进入职场,成为所谓的“降落伞(낙하산)”,甚至有七成韩国人都称见识过。

2020年11月24日,首尔九龙村背后矗立著高楼大厦。摄:Jean Ch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1月24日,首尔九龙村背后矗立著高楼大厦。摄:Jean Ch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在重视血缘、地缘、学缘的韩国社会,透过财富、势力,盘根错节地巩固既有的阶级结构,从就学到就业,为上层阶级筑起一道高墙。而这种阶级文化甚至影响到孩子:2019年,有媒体报道釜山小学生之间以“旧公寓乞丐(빌거지)”、“公屋乞丐(엘거지)”等语来侮辱出身公屋的同学。一名年轻的韩国朋友也告诉我,同学父母开什么品牌的车来接送、揹著什么品牌书包来上学、穿著什么品牌衣服,连小学生之间都会谈论--他们会以此决定要不要和你当朋友。

北漂首尔的尹成老,就向我自称是“土汤匙”,即便名校毕业,搬到被称为“机遇之地”的首尔,也还是只能落脚半地下房,在阴郁潮湿的房内生活。他说自己有所谓的“현타(现实自觉时刻)”,即幻想破灭,直面现实残酷的一刻。“以前觉得想做什么就能做,但觉悟后才知道现实有多艰苦。”从“自觉”而来的无力感,占据尹成老整个青年时代。

像尹成老这样从外地涌入首尔,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单人房,不得已住进考试院的青年不在少数。但池秀指出,社会风气总是刻意营销“年轻人住考试院能存钱,未来就能住更好的房子”的信念,描绘一种“为了将来的荣耀而等待”的梦幻情境,但事实上许多建商、投资客借此将房子改建成考试院出租牟利,而且租金越来越昂贵,有些甚至需要缴交保证金。“考试院早就变成一种投资商品了。”她说。

为甚么那么多青年会选择住在考试院?一家首尔考试院出租新创企业的负责人对我说:“因为有梦想,住在考试院能存钱。”“有目标的人根本不会介意这个空间(考试院)。”我想起池秀说的社会氛围--好像所有人都要你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你终有一天可以不用住在考试院。我不禁想起金佑镇和尹成老的经历。

池秀也指出,住屋贫穷问题甚至也愈趋地域化。以前廉价和高档的住宅混杂,但如今首尔一直在淘汰旧社区,有钱能住进公寓社区的人们就成为共同体,“不是说你住在考试院,我就不跟你交朋友,只是我从出生开始,我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是富家子弟。这就构成了某种阶级。”油水分离的阶级屏障,还具有排他性。

而且,社区居民会反对在区内兴建公屋,常见的原因是“社区会因此变成难民营”,而且“年轻人的租屋客增加,性犯罪也会变多”。这些歧视言论让公共住宅推动不易,而且,住在考试院或其他恶劣环境的人,为了不想背负污名,甚至很难理直气壮地表达想入住公屋的渴望。

蚁居村居民的日常。摄影:吴珮如
蚁居村居民的日常。摄影:吴珮如

后记

过去上演汉江奇迹后,韩国一直在刷新自己的纪录,并且在2017年以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之姿,入列“30-50俱乐部”,即国民人均收入3万美元以上、人口达5千万以上的进步国家。但真实的韩国还包括这些数据:每5名独居青年之中就有1名处于贫困;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4成处于贫困。韩国是37个成员国中,老人贫困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时,韩国每10名独居老人,就有7名属于贫穷。

许多独居老人,除了选择住在“지옥고(地狱苦)”,还有另一个最不得已的去处--蚁居房(쪽방)。

在玻璃帷幕的办公大楼环绕首尔地铁站后方、东大门周遭的昌信洞、永登浦区等地,还是有由蚁居房堆叠出的蚁居村。我从首尔地铁站走过去,爬上小山坡后,在曲折的小巷深处找到一大堆矮房。它们大多由粗糙的木板隔间,墙面斑驳,房门比人还矮。
蚁居房不像考试院,有专人打扫整理公共区域或协助住户处理大小事。月租平均18万韩元的蚁居房,几乎只有1坪大小的空间,连床都没有,住户席地而睡,私人物品在有限的空间堆到天花板, 许多浴室没有热水。

从考试院到蚁居房走一遭,我突然想起尹成老在消除贫困集会上大力挥舞标语、用力吹著号角的模样。我知道他仍怀抱著希望。“大家承受著各种居住问题的痛苦,我发声是希望能改变。我经历过这些痛苦,如果能解决,很多人就能过得更好。”他跟我说。

最后一次见面时,我问尹成老,希望以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他说:“只要住在地上就好。”金佑镇则说:“没必要住公寓,有两个房间就很好了。”尹成老和金佑镇是好朋友。我和他们俩聊了一晚,最后他们说想去吃消夜,尹成老还笑嘻嘻地跟我说:“晚上九点到十点, KFC炸鸡买一送一。”

两人向我鞠躬道别,笑著闹著,一起融入首尔街头的人群之中。

读者评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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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无止境的地狱苦,阶级固化后看不见希望的未来。不要再责怪年轻人不努力,所谓的越努力越幸运,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不过是政府需要韭菜们继续埋头工作的大饼罢了。

  2. @madlex 畀人串兩句就話人惡過共產黨🤣 我反而覺得是你咁玻璃心十足十共產黨同班小粉紅窩🤣

  3. @madlex 最簡單的一個錯誤就是將 「住」 取代了「租」和「購買」兩個概念。首爾近郊的物業購買單價當然比市中心平啦,問題是首爾的城市化進程遠比日本短,城市的型態也和日本很不一樣。首爾近郊邊有咁多被分割成極細間,月租又低,最重要的是按押金都低的地下室,又或者是考試院?實際上低收入人士要租郊區的單位往往要準備更多的押金和租金。而且韓國的租屋供應以傳貰和需要高額押金的月租房為主。即使郊區地價較低,買樓上車較易。對於租客而言,要找到合適可負擔的租盤反倒不易。

  4. @芋泥波波掘掘子 你呢啲內容太深奧啦🤣 @madlex除咗識話人左膠同小學生先要學嘅常識,其他嘢都唔識嘎🤣

  5. 东京首都圈的交通便利决定了这种情况不会广泛出现。出了23区照样有密度不低的交通网络,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特快、通勤特快等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长距离移动的先进调度,而长距离产生的交通费本身又可以由企业来报销。就这一点来说,首尔或者香港是无法和东京相比的

  6. 住得偏遠,即使肯付出時間但相對都要負擔車費。
    日本有「通勤手当」,公司係會幫助員工負擔交通費。企業代替政府養人既思維全世界都學唔到。假設想實行交通補貼,右派政府就會強調企業競爭力唔會搞,左派政府就會想派交通補助,但係一堆門檻結果無人申請到。有時候,真係唔係「你睇隔離小明都考到100分點解你考唔到」既思維可以解決。

  7. 我只係講出事實,結果左膠大條道理惡過共產黨。咁你答我,點解日本人做得到韓國人做唔到?

  8. 感谢这样的报道

  9. @madlex 照你咁講,住深水埗,土瓜灣劏房果啲個個都抵死啦🙊,點解佢哋唔翻深圳租屋住(有趣的是,這也是很多大陸小粉紅對香港人的看法,所以話右膠同小粉紅真係一脈相承)🙈

  10. @madlex 啲右膠傲慢到😅 又喺度走出來秀智商下限了🤣

  11. 在香港的露宿者會被警察打。

  12. 非正式員工的薪資不受韓國最低時薪/月薪的保障嗎?第一位的月薪也未免太低了

  13. 東京住不起的人會住到埼玉同千葉,不會住地下室也要住23區。

  14. “2018年的底层20%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31万多韩元”,折合人民币7000多,“上层20%家庭月收入是这个数字的6倍有多”,折合人民币4万多,和北京差不多水平?或者北京差距更大。
    同时第一位月收入1万多点,月租2500在北京也就只能住的偏远通勤很久或小小单间。

  15. 感谢扎实采访带来的详细报道,了解到了很是陌生的韩国年轻人现状。

  16. 怎麼看起來比香港還慘⋯⋯

  17. 很好,有東京類似狀況的報導嗎?

  18. 边看边想到金爱烂和韩江的小说,看的我大痛特痛

  19. 很好的文章!因為沒有在韓國生活過,對韓國的居住狀況只能從有限的影視文學了解。這篇文章涵蓋了之前熟悉和不熟悉的首爾居住環境,對了解當地的生活很有幫助👍

  20. 想到金愛爛的《外面是夏天》裡面的一篇《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