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會不會再也沒有人找我拍戲了?」余香凝這樣想過。
剛生完小孩不久的某一天,她帶著小孩出門聚餐。
吃著吃著,小孩哭鬧起來。
余香凝抱著女兒走出去,站到窗邊,輕輕拍她,安撫著她。窗外是中環景色,余香凝向下看去,視線所及的一條街道,有人正在拍攝影像。產後情緒湧上來,她開始哭,「就覺得,這麼近,那麼遠。」哭了十分鐘,寶寶冷靜下來,她也冷靜了下來,回去繼續吃飯。
那是她恍惚覺得自己可能離開演員行列的瞬間之一,或許也是最快過渡的瞬間之一。她很肯定家庭是最重要的,遇上現任先生後不久,她就毫不猶豫的結婚。偶爾的擔心是,如果不能再演少女,她還有多少演出機會。
她不怕演媽媽,「我十幾歲已經演別人的媽媽,我樣子生得老積(成熟),」余香凝自嘲。
在香港,女演員形象長久以來被工業和市場劃分為僅有的幾個位置,要麼是年輕的女性,要麼就是師奶或者媽媽。前者可以做絕對的主角,通常會擁有完整的故事弧線,後者則變成綠葉或者「黃金配角」,不再是劇本的核心所在,表演事業往往也隨之轉型。張曼玉36歲時已經開始在香港減產,葉童37歲開始演媽媽角色,惠英紅自35歲起,在大銀幕上消失了六年。
傳媒也長期對此心領神會,面對女性藝人,娛樂記者們祭出的必備問題通常也就是,何時結婚,何時生子,何時退休做少奶。合拍片又帶來附帶的產業問題,中大型製作幾乎都用香港的男演員配大陸的女演員,香港的女演員可以選擇的角色就更加少。雖則這十幾年來,多少還是有進步,熟女角色也有戲做,卻又被套進「恨嫁」或中年危機的框框裡,余香凝的擔心不是沒有來由。
她期間也偶爾參加其他電影的首映禮,「覺得自己好像一個外人,這一切和我不再有關係,其實也只是我自己內在的情緒,但⋯⋯」余香凝的先生自始至終支持她繼續表演,他一直對余香凝說,不用擔心,你是一個很好的演員,一定有人找你。
很快,《死屍死時四十四》劇組找到她,邀請她出演毛舜筠在戲中的女兒。電影是導演何爵天在《正義迴廊》大受歡迎之後的第二部長片,最後票房超過兩千萬港幣。她又接到了《白日之下》的劇本。
《白日之下》以調查記者為主角,將香港2015年劍橋護老院虐待院友事件,及2016年康橋之家院長涉嫌性侵院友、大半年內六人離奇死亡事件改編為故事主線。推出不久即獲得觀眾讚譽,票房節節上升。戲中主角凌曉琪為她迎來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提名,在余香凝三十歲的這一年,也是金馬獎舉辦的第六十屆盛會。
不漂亮
在初初看完劇本時,余香凝當即對導演簡君晋講出自己的第一個直覺:凌曉琪是不化妝的。
「曉琪應該是那種記者,有事發生的時候,她隨便紮起頭髮,就出發去工作了。」在拍攝現場,化妝師常常忍不住想去遮住她的黑眼圈。余香凝說真的不用遮,「一個記者,可能她壓力很大,然後白天去做採訪或者做資料搜集,晚上思考怎樣寫報導,她睡眠不夠,有黑眼圈真的很正常。」余香凝有時候擔心效果太做作了,她覺得接過的角色,有不少其實並不需要化妝,礙於某些狀況,最後非要化妝,結果就變的不真實。
她在2018年的《非同凡響》之中扮演中學生 OK 姐姐,也一樣全程素顏。這同樣是對香港觀影群體的一個考驗。打開社交平台的影劇話題,觀眾對女性藝人的扮相分外挑剔,一是扮靚,一是扮醜。銀幕上沒有普通人,或者是挖鼻孔的黃臉婆,年紀漸長就要「凍齡」,或者變成美魔女。余香凝談起「素顏」這個選擇,平淡地像是沒有思考,像是不用付出代價。
但這兩個角色的反應來看,她成功了。近期還有袁澧林在《但願人長久》中同樣素顏出鏡,女性終於可以在大銀幕上變得更真實,也更具體。
「我是很感恩自己有演員這個身份。平時我在做余香凝,但只要我去做一個演員,但是做一個演員我就可以放下我所有的東西,我不用理其他人怎麼想我,我只需要做那個角色。」在那個時候,她不怕自己不漂亮。拍照時,她問攝影師,「你想讓我看起來怎麼樣?」,而不是「我看起來怎麼樣」,這一點很多其他行業的受訪者也未必做得到。
不怕不漂亮,可能從她的幼稚園時代就扎了根。
余香凝從小到大都很有表演慾。她的幼稚園是一家基督教學校,在辦戲劇表演時,老師讓她扮演一個幫助乞丐的有錢人。臨表演前不久,老師突然又讓她轉換角色,從有錢人角色換成了乞丐。
她有點不開心,向媽媽撒嬌:「我無得扮靚靚(沒有打扮的機會了)。」媽媽立刻鼓勵她:「唔靚唔緊要,最緊要有發揮(沒關係,有發揮就好)!」她受到鼓舞,又開心了。媽媽的話隱約幫助她建立起了一個邏輯:扮靚不如表演發揮重要。
但職業生涯是從扮靚開始的,她早期在廣告裡多數是笑容燦爛的少女,與同伴逛商場,吃甜品,只是她不太記得自己到底拍過什麼。模特生涯最深刻的記憶,是她的造型照記錄下了自己戴牙套的日子。小時候,余香凝牙齒不是很齊,牙套一戴三年,從15歲戴到17歲。
第一次拍造型照時,她還沒取下牙套。她那時候對鏡頭還不自然,「明明一笑起來,臉上就有幾個洞,但我還是在笑。」
最壞的打算
從廣告,到音樂錄影帶,接著她通過《骨妹》的試鏡,獲得了第一個在大銀幕演出的機會。
《骨妹》(2017)是一部小成本澳門電影。拍完後,余香凝也很沒有信心,「以為會不會在澳門悄悄上映之後就沒有下文了。」煞科宴那天,余香凝對廖子妤說,「可能這是我最後一部電影。」廖子妤也常常這樣想。
她們同是在有劇本卻難開戲的香港從事演員職業,廖子妤從馬來西亞遠道而來,跟余香凝在《骨妹》劇組相識變為好友。與她們同期的演員幾乎都經歷過這樣的掙扎,認真地接下每一個機會,但若不是電影票房大賣,她們就要為下一個工作焦慮。對香港電影市場來說,澳門電影的容量就更小了。
「所謂戲有戲命吧?在這一行大家真的不知道會怎樣發展,有時候你很用心地拍一套戲,或者你覺得投入很大,可是最後的迴響不大。或者沒什麼觀眾留意導致你下次沒什麼機會。那有很多很多的不安。」
《骨妹》沒有大賣,可是引起了業界注意。余香凝和廖子妤分別入圍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新人和最佳女配角。
余香凝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她選擇先將事情想壞一些,然後以此紓緩自己的心情,「如果最壞我都準備好了,那就不用怕了。」這也是一個她可能離開表演的瞬間。
她是家裡的長女,總覺得責任落在了自己身上。如果有事情來了,最好她可以扛得起,「如果只想最好,不想最壞,那也太天真了。」在父母分開之後,余香凝覺得有些事容不得自己不想,「就算你不想,等事情真的發生了,那誰去處理?」
《骨妹》拍攝完畢之後,余香凝甚至去讀過保險課程,「最壞打算就是沒有工作之後有一些技能旁身。」讀保險的過程中,她被各式各樣的人迷住了。無論是老師上課,還是同學出來分享,都讓余香凝覺得有趣,「我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好看,如果下次我遇到一個這樣的角色,這些都可以用。」
這群人來自不同年齡層,不同地方,坐在會議室聽著業內的報告,余香凝卻像是做起了資料收集。在那一刻她知道了,自己還是要回去拍戲。讀完保險的最大收穫,結果就是確定了自己對表演的熱愛。
2017年,香港出產了53部電影,比2016年減少14.5%。彼時仍是合拍片為產業提供能量,相對來說演員機會已經不多,本地的女演員還要和大陸的女演員競爭,很多人都不看好這樣的職業前景。余香凝轉向演員之路,最初也沒信心。不過,她非常喜歡團隊精神。小學踢足球,中學打排球,她喜歡一班人一齊做一件事的感覺。
2014年她參演香港電台劇集拍攝,立刻就被這種氛圍擊中了。一班人天天開工,前一天下雨拍通宵明明很累,第二天這群人又再投入工作。余香凝在那個階段還沒想到如何投入角色,如何享受角色,她只知道很享受拍攝過程,「我享受大家一起為一件事努力的過程,可能就是很!熱!血!」講完她自己也笑了。
其實有所謂
余香凝不是表演科班出身,「《骨妹》的時候真的很緊張,要做一個大家姐式的人物,要有氣勢。」她如有機會,就會多向身邊的人請教,「現在的好處是,香港電影無論台前幕後,都有很多真是讀電影出身,演藝學院也好,浸會城大也好。我可以隨時問到他們學院派的觀點。」
她往往十分重視別人的意見,「我時常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最好就是老實跟我說,有什麼做得不好,如何不好。我希望下次可以自己整理好自己。」就算先生一直支持她,說她是很好的演員,有時也讓余香凝陷入困惑,「他經常都會說我很好,雖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好。」
在別人眼裡,余香凝是一個事事無所謂的人,因為她似乎什麼都覺得好,才特別需要別人的意見。廖子妤對余香凝說,其實你有所謂的,你的心是有所謂的。
「曾經我真的無所謂,現在人長大了。當我覺得不妥的時候,我就會說出來。有些東西一定有是非對錯,但有的不一定,比如選參加金馬獎的衣服,可能沒有一個是非對錯,就是觀感上漂亮不漂亮?但是譬如有時你做人,或者社會上發生的事,你看得到是對就對,不對就不對。這些東西我是有所謂的。」
余香凝的第一個表演老師是彭秀慧。彭秀慧的評語也最能影響余香凝。
「她令我打開了自己的心扉,以前做模特兒的時候,那些表演真的都比較表面。」在彭秀慧的表演課上,同學和同學之間建立了信任。通過練習,每一個人都願意將自己的某些成長經歷和高低起跌放出來,不介意他人看到自己的真情流露,「我過去沒有那麼靈活,演員就是需要打開一些情感。這些都只是第一步。」
彭秀慧的點評很直接,每一次余香凝有電影上映,她都會邀請彭秀慧來看,「然後我就會有一種好像交試卷的感覺,她就是來評分的老師。」彭秀慧每一次都會告訴余香凝,她的表演怎麼樣。
「現在這個行業,大家都比較婉轉。可能大家都知道彼此都不容易。所以批評很少見,要不就不講,要不就很婉轉,」彭秀慧會真的去給出觀點,「她也不是直接說不行,她知道以我的能力可以做得更好一點。或者她會問我當時拍攝有沒有其他因素,問清楚究竟,了解整件事,然後會認真告訴我好還是不好。」
負面的公眾形象
也是彭秀慧,幫她渡過了一個難關。
2018年,余香凝和穩定交往數年的圈內男友分手。他們的戀愛關係早已被公眾知悉,前度的形象一直很好,分手的原因是什麼?余香凝很快被傳媒暗示為貪慕虛榮的女性,為了新的對象與前度分手,她被塑造為「靠戀情改變命運」的女藝人,變成了八卦雜誌最熱衷報導的「想要嫁入豪門的女明星」故事。這次分手讓公眾對余香凝產生了很負面的觀感,輿論對她非常不客氣。她備受指責,心底受傷,沉寂低調了好一段時間。
回顧這件事,余香凝坦承非常艱難,也認為自己承受了不公。「那時候我才24歲。還有,有些事其實是兩個人之間的事。但是可能牽涉一些其他人的文字,就會令到整件事不同了。大家怎樣去看待那一件事,我控制不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大打擊,讓她思考自己是否應該轉行。那一年生日來臨時,余香凝的心情跌進谷底。彭秀慧找到她說,「出門吧,我們和你一起慶祝。」
當晚,余香凝以前學戲時候的老師和同學跟她一起坐下來談話。大家還很理性地幫她分析,「你會難捱的,但是你捱過了,你繼續堅持來做的,你捱過了就可以做好自己,大家就會看見。」還有苦中作樂的玩笑:「你到時候如果寫一本自傳,裡面就可以寫你怎樣克服這個如此困難的逆境。」余香凝將那天生日的合照放在自己心裏,說永遠也不忘記,她忍不住真的流淚。
想不到對新生代來說,負面的分手新聞還能產生這麼大的能量,「我以為我們那一批新生代的演員,都是比較隨意的。除非你是一個歌手,偶像身份出道。我們其實都不是什麼偶像,感情事完結了,我們沒有打算說出來,卻帶來這麼多人關注,這麼多人想知道我的事嗎?如果我一個人坐在這裏吃譚仔,在以前的年代會把這些物料藏起來,我完全沒有想過如今大家會這樣關注我。」
生日聚會之後,終於余香凝還是決定要繼續做演員,「我真的要感謝天,和所有疼愛我的人,這件事是我的幸運,我還是發現有很多人愛我。」
在那段難捱的日子,她此前已經拍好的《非同凡響》《逆流大叔》和《翠絲》逐步開始上映。「一些行內人或者一些影迷,看到我這三部作品之後,發覺我有不同的演員氣質。喜歡看電影的觀眾接受了我。」
期待婚姻但不做全職太太
口碑好起來後,她突然決定結婚。
「我從小到大,都很憧憬婚姻的。」她稱之為巨蟹座喜歡家庭。起初想20歲結婚,過了20歲就許25歲,過了25歲就想30歲。在30歲之前,余香凝遇到了她後來的先生,「我就覺得不要等了。」當初的擔心從來也沒有阻止過她結婚的想法。
「等,你又能怎樣呢?我問自己人生最重要是什麼呢?對於我來說,事業當然重要,但是家庭,我很肯定是更重要的。」
余香凝清晰明確地表示,她期待婚姻,也完全不想讓自己變成一個全職太太,「不行, 我喜歡工作。天天待在家裡,我可能跟社會脫節了。」她想每一天去見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可以將每一部戲裏學到的東西回去再教育小朋友。我是一個媽媽,就是要教育下一代怎樣做人,所以我一定要繼續做演員。」
《白日之下》的試鏡,余香凝表演了兩段戲。一段挑戰上司,為什麼報導不可以出街;一段是和通伯相處。她認定凌曉琪這個角色是剛中帶柔,「我覺得做了媽媽之後,我對親情,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變得敏感了。」那是凌曉琪和她相似的部分,或者也是如此,她順利拿到了這個角色,並完成了。
香港電影在2022年的「小陽春」是否能維持下去還很難說。香港觀眾多了支持新生代的創作者,似乎也害未能保證演員能夠佔據一個優勢地位。或者余香凝可以去其他地方發展,她可以在其他相對更好的環境裡,更早一些,更容易一些地去到事業的下一個階段。
「在香港的確是有很多限制,但我想大家都會盡可能說到一些自己想說的話。即使遇上這些限制或者其他限制:預算上的限制,組數上的限制,但我還是會留下來。我當然很有興趣去和不同地方的人合作。但我也是一個香港人,不管香港 OK 不 OK,我都要在這裏。」
30歲之後,她在工作上不會有太多情緒,余香凝平靜了許多,「可能30歲了,我不會為了工作自己很生氣或者發脾氣,遇到一些不知道自己想怎樣的人的時候,我都會盡量去體諒,可能他還很小,還未懂得去表達。」
「30歲」是一個令她很介意的字眼嗎?余香凝不知道,跟其他朋友講起,大家都立刻說,當然啦,你結完婚,還在演戲,又有兩個小朋友,請問你還介意什麼。
余香凝的30歲,覺得很圓滿。
很喜歡這一篇報導,讀完更了解余的個性、在意的價值,以及一路走來可能不再表演的時刻!
這篇似個人自傳,不是談演技、談戲劇。
感覺整篇報導好像不是很有深度....不曉得是受訪者沒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還是記者的問題沒能引導受訪者,讀起來就是平平淡淡,只是捉到幾個sound bite例如「我是香港人,不管香港O不OK,我都要在這裏」,卻流於表面,沒能引起共鳴,有點浪費了。
當然並不是說余香凝的演技不好,能得到金馬提名就是一個肯定 🙂
這篇跟《年少日記》導演的那篇都寫得不怎麼樣,這個記者浪費好多採訪機會
演員工作的確比較被動,因此某些女演員會自己開製作公司拍電影,並擔任女主角,例子有Sandra Bullock,Drew Barry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