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余香凝：我差一点就离开表演的那几个瞬间

“以后会不会再也没有人找我拍戏了？”余香凝这样想过。

刚生完小孩不久的某一天，她带着小孩出门聚餐。

吃着吃着，小孩哭闹起来。

余香凝抱着女儿走出去，站到窗边，轻轻拍她，安抚着她。窗外是中环景色，余香凝向下看去，视线所及的一条街道，有人正在拍摄影像。产后情绪涌上来，她开始哭，“就觉得，这么近，那么远。”哭了十分钟，宝宝冷静下来，她也冷静了下来，回去继续吃饭。

那是她恍惚觉得自己可能离开演员行列的瞬间之一，或许也是最快过渡的瞬间之一。她很肯定家庭是最重要的，遇上现任先生后不久，她就毫不犹豫的结婚。偶尔的担心是，如果不能再演少女，她还有多少演出机会。

她不怕演妈妈，“我十几岁已经演别人的妈妈，我样子生得老积（成熟），”余香凝自嘲。

在香港，女演员形象长久以来被工业和市场划分为仅有的几个位置，要么是年轻的女性，要么就是师奶或者妈妈。前者可以做绝对的主角，通常会拥有完整的故事弧线，后者则变成绿叶或者“黄金配角”，不再是剧本的核心所在，表演事业往往也随之转型。张曼玉36岁时已经开始在香港减产，叶童37岁开始演妈妈角色，惠英红自35岁起，在大银幕上消失了六年。

传媒也长期对此心领神会，面对女性艺人，娱乐记者们祭出的必备问题通常也就是，何时结婚，何时生子，何时退休做少奶。合拍片又带来附带的产业问题，中大型制作几乎都用香港的男演员配大陆的女演员，香港的女演员可以选择的角色就更加少。虽则这十几年来，多少还是有进步，熟女角色也有戏做，却又被套进“恨嫁”或中年危机的框框里，余香凝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

她期间也偶尔参加其他电影的首映礼，“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外人，这一切和我不再有关系，其实也只是我自己内在的情绪，但⋯⋯”余香凝的先生自始至终支持她继续表演，他一直对余香凝说，不用担心，你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一定有人找你。

很快，《死尸死时四十四》剧组找到她，邀请她出演毛舜筠在戏中的女儿。电影是导演何爵天在《正义回廊》大受欢迎之后的第二部长片，最后票房超过两千万港币。她又接到了《白日之下》的剧本。

《白日之下》以调查记者为主角，将香港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事件，及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大半年内六人离奇死亡事件改编为故事主线。推出不久即获得观众赞誉，票房节节上升。戏中主角凌晓琪为她迎来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在余香凝三十岁的这一年，也是金马奖举办的第六十届盛会。

不漂亮

在初初看完剧本时，余香凝当即对导演简君晋讲出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凌晓琪是不化妆的。

“晓琪应该是那种记者，有事发生的时候，她随便扎起头发，就出发去工作了。”在拍摄现场，化妆师常常忍不住想去遮住她的黑眼圈。余香凝说真的不用遮，“一个记者，可能她压力很大，然后白天去做采访或者做资料搜集，晚上思考怎样写报导，她睡眠不够，有黑眼圈真的很正常。”余香凝有时候担心效果太做作了，她觉得接过的角色，有不少其实并不需要化妆，碍于某些状况，最后非要化妆，结果就变的不真实。

她在2018年的《非同凡响》之中扮演中学生 OK 姐姐，也一样全程素颜。这同样是对香港观影群体的一个考验。打开社交平台的影剧话题，观众对女性艺人的扮相分外挑剔，一是扮靓，一是扮丑。银幕上没有普通人，或者是挖鼻孔的黄脸婆，年纪渐长就要“冻龄”，或者变成美魔女。余香凝谈起“素颜”这个选择，平淡地像是没有思考，像是不用付出代价。

但这两个角色的反应来看，她成功了。近期还有袁澧林在《但愿人长久》中同样素颜出镜，女性终于可以在大银幕上变得更真实，也更具体。

“我是很感恩自己有演员这个身份。平时我在做余香凝，但只要我去做一个演员，但是做一个演员我就可以放下我所有的东西，我不用理其他人怎么想我，我只需要做那个角色。”在那个时候，她不怕自己不漂亮。拍照时，她问摄影师，“你想让我看起来怎么样？”，而不是“我看起来怎么样”，这一点很多其他行业的受访者也未必做得到。

不怕不漂亮，可能从她的幼稚园时代就扎了根。

余香凝从小到大都很有表演欲。她的幼稚园是一家基督教学校，在办戏剧表演时，老师让她扮演一个帮助乞丐的有钱人。临表演前不久，老师突然又让她转换角色，从有钱人角色换成了乞丐。

她有点不开心，向妈妈撒娇：“我无得扮靓靓（没有打扮的机会了）。”妈妈立刻鼓励她：“唔靓唔紧要，最紧要有发挥（没关系，有发挥就好）！”她受到鼓舞，又开心了。妈妈的话隐约帮助她建立起了一个逻辑：扮靓不如表演发挥重要。

但职业生涯是从扮靓开始的，她早期在广告里多数是笑容灿烂的少女，与同伴逛商场，吃甜品，只是她不太记得自己到底拍过什么。模特生涯最深刻的记忆，是她的造型照记录下了自己戴牙套的日子。小时候，余香凝牙齿不是很齐，牙套一戴三年，从15岁戴到17岁。

第一次拍造型照时，她还没取下牙套。她那时候对镜头还不自然，“明明一笑起来，脸上就有几个洞，但我还是在笑。”

最坏的打算

从广告，到音乐录影带，接着她通过《骨妹》的试镜，获得了第一个在大银幕演出的机会。

《骨妹》（2017）是一部小成本澳门电影。拍完后，余香凝也很没有信心，“以为会不会在澳门悄悄上映之后就没有下文了。”煞科宴那天，余香凝对廖子妤说，“可能这是我最后一部电影。”廖子妤也常常这样想。

她们同是在有剧本却难开戏的香港从事演员职业，廖子妤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跟余香凝在《骨妹》剧组相识变为好友。与她们同期的演员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挣扎，认真地接下每一个机会，但若不是电影票房大卖，她们就要为下一个工作焦虑。对香港电影市场来说，澳门电影的容量就更小了。

“所谓戏有戏命吧？在这一行大家真的不知道会怎样发展，有时候你很用心地拍一套戏，或者你觉得投入很大，可是最后的回响不大。或者没什么观众留意导致你下次没什么机会。那有很多很多的不安。”

《骨妹》没有大卖，可是引起了业界注意。余香凝和廖子妤分别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人和最佳女配角。

余香凝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她选择先将事情想坏一些，然后以此纾缓自己的心情，“如果最坏我都准备好了，那就不用怕了。”这也是一个她可能离开表演的瞬间。

她是家里的长女，总觉得责任落在了自己身上。如果有事情来了，最好她可以扛得起，“如果只想最好，不想最坏，那也太天真了。”在父母分开之后，余香凝觉得有些事容不得自己不想，“就算你不想，等事情真的发生了，那谁去处理？”

《骨妹》拍摄完毕之后，余香凝甚至去读过保险课程，“最坏打算就是没有工作之后有一些技能旁身。”读保险的过程中，她被各式各样的人迷住了。无论是老师上课，还是同学出来分享，都让余香凝觉得有趣，“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好看，如果下次我遇到一个这样的角色，这些都可以用。”

这群人来自不同年龄层，不同地方，坐在会议室听着业内的报告，余香凝却像是做起了资料收集。在那一刻她知道了，自己还是要回去拍戏。读完保险的最大收获，结果就是确定了自己对表演的热爱。

2017年，香港出产了53部电影，比2016年减少14.5%。彼时仍是合拍片为产业提供能量，相对来说演员机会已经不多，本地的女演员还要和大陆的女演员竞争，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样的职业前景。余香凝转向演员之路，最初也没信心。不过，她非常喜欢团队精神。小学踢足球，中学打排球，她喜欢一班人一齐做一件事的感觉。

2014年她参演香港电台剧集拍摄，立刻就被这种氛围击中了。一班人天天开工，前一天下雨拍通宵明明很累，第二天这群人又再投入工作。余香凝在那个阶段还没想到如何投入角色，如何享受角色，她只知道很享受拍摄过程，“我享受大家一起为一件事努力的过程，可能就是很！热！血！”讲完她自己也笑了。

其实有所谓

余香凝不是表演科班出身，“《骨妹》的时候真的很紧张，要做一个大家姐式的人物，要有气势。”她如有机会，就会多向身边的人请教，“现在的好处是，香港电影无论台前幕后，都有很多真是读电影出身，演艺学院也好，浸会城大也好。我可以随时问到他们学院派的观点。”

她往往十分重视别人的意见，“我时常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最好就是老实跟我说，有什么做得不好，如何不好。我希望下次可以自己整理好自己。”就算先生一直支持她，说她是很好的演员，有时也让余香凝陷入困惑，“他经常都会说我很好，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好。”

在别人眼里，余香凝是一个事事无所谓的人，因为她似乎什么都觉得好，才特别需要别人的意见。廖子妤对余香凝说，其实你有所谓的，你的心是有所谓的。

“曾经我真的无所谓，现在人长大了。当我觉得不妥的时候，我就会说出来。有些东西一定有是非对错，但有的不一定，比如选参加金马奖的衣服，可能没有一个是非对错，就是观感上漂亮不漂亮？但是譬如有时你做人，或者社会上发生的事，你看得到是对就对，不对就不对。这些东西我是有所谓的。”

余香凝的第一个表演老师是彭秀慧。彭秀慧的评语也最能影响余香凝。

“她令我打开了自己的心扉，以前做模特儿的时候，那些表演真的都比较表面。”在彭秀慧的表演课上，同学和同学之间建立了信任。通过练习，每一个人都愿意将自己的某些成长经历和高低起跌放出来，不介意他人看到自己的真情流露，“我过去没有那么灵活，演员就是需要打开一些情感。这些都只是第一步。”

彭秀慧的点评很直接，每一次余香凝有电影上映，她都会邀请彭秀慧来看，“然后我就会有一种好像交试卷的感觉，她就是来评分的老师。”彭秀慧每一次都会告诉余香凝，她的表演怎么样。

“现在这个行业，大家都比较婉转。可能大家都知道彼此都不容易。所以批评很少见，要不就不讲，要不就很婉转，”彭秀慧会真的去给出观点，“她也不是直接说不行，她知道以我的能力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或者她会问我当时拍摄有没有其他因素，问清楚究竟，了解整件事，然后会认真告诉我好还是不好。”

负面的公众形象

也是彭秀慧，帮她渡过了一个难关。

2018年，余香凝和稳定交往数年的圈内男友分手。他们的恋爱关系早已被公众知悉，前度的形象一直很好，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余香凝很快被传媒暗示为贪慕虚荣的女性，为了新的对象与前度分手，她被塑造为“靠恋情改变命运”的女艺人，变成了八卦杂志最热衷报导的“想要嫁入豪门的女明星”故事。这次分手让公众对余香凝产生了很负面的观感，舆论对她非常不客气。她备受指责，心底受伤，沉寂低调了好一段时间。

回顾这件事，余香凝坦承非常艰难，也认为自己承受了不公。“那时候我才24岁。还有，有些事其实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是可能牵涉一些其他人的文字，就会令到整件事不同了。大家怎样去看待那一件事，我控制不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大打击，让她思考自己是否应该转行。那一年生日来临时，余香凝的心情跌进谷底。彭秀慧找到她说，“出门吧，我们和你一起庆祝。”

当晚，余香凝以前学戏时候的老师和同学跟她一起坐下来谈话。大家还很理性地帮她分析，“你会难捱的，但是你捱过了，你继续坚持来做的，你捱过了就可以做好自己，大家就会看见。”还有苦中作乐的玩笑：“你到时候如果写一本自传，里面就可以写你怎样克服这个如此困难的逆境。”余香凝将那天生日的合照放在自己心里，说永远也不忘记，她忍不住真的流泪。

想不到对新生代来说，负面的分手新闻还能产生这么大的能量，“我以为我们那一批新生代的演员，都是比较随意的。除非你是一个歌手，偶像身份出道。我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偶像，感情事完结了，我们没有打算说出来，却带来这么多人关注，这么多人想知道我的事吗？如果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吃谭仔，在以前的年代会把这些物料藏起来，我完全没有想过如今大家会这样关注我。”

生日聚会之后，终于余香凝还是决定要继续做演员，“我真的要感谢天，和所有疼爱我的人，这件事是我的幸运，我还是发现有很多人爱我。”

在那段难捱的日子，她此前已经拍好的《非同凡响》《逆流大叔》和《翠丝》逐步开始上映。“一些行内人或者一些影迷，看到我这三部作品之后，发觉我有不同的演员气质。喜欢看电影的观众接受了我。”

期待婚姻但不做全职太太

口碑好起来后，她突然决定结婚。

“我从小到大，都很憧憬婚姻的。”她称之为巨蟹座喜欢家庭。起初想20岁结婚，过了20岁就许25岁，过了25岁就想30岁。在30岁之前，余香凝遇到了她后来的先生，“我就觉得不要等了。”当初的担心从来也没有阻止过她结婚的想法。

“等，你又能怎样呢？我问自己人生最重要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说，事业当然重要，但是家庭，我很肯定是更重要的。”

余香凝清晰明确地表示，她期待婚姻，也完全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全职太太，“不行， 我喜欢工作。天天待在家里，我可能跟社会脱节了。”她想每一天去见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我可以将每一部戏里学到的东西回去再教育小朋友。我是一个妈妈，就是要教育下一代怎样做人，所以我一定要继续做演员。”

《白日之下》的试镜，余香凝表演了两段戏。一段挑战上司，为什么报导不可以出街；一段是和通伯相处。她认定凌晓琪这个角色是刚中带柔，“我觉得做了妈妈之后，我对亲情，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系变得敏感了。”那是凌晓琪和她相似的部分，或者也是如此，她顺利拿到了这个角色，并完成了。

香港电影在2022年的“小阳春”是否能维持下去还很难说。香港观众多了支持新生代的创作者，似乎也害未能保证演员能够占据一个优势地位。或者余香凝可以去其他地方发展，她可以在其他相对更好的环境里，更早一些，更容易一些地去到事业的下一个阶段。

“在香港的确是有很多限制，但我想大家都会尽可能说到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即使遇上这些限制或者其他限制：预算上的限制，组数上的限制，但我还是会留下来。我当然很有兴趣去和不同地方的人合作。但我也是一个香港人，不管香港 OK 不 OK，我都要在这里。”

30岁之后，她在工作上不会有太多情绪，余香凝平静了许多，“可能30岁了，我不会为了工作自己很生气或者发脾气，遇到一些不知道自己想怎样的人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去体谅，可能他还很小，还未懂得去表达。”

“30岁”是一个令她很介意的字眼吗？余香凝不知道，跟其他朋友讲起，大家都立刻说，当然啦，你结完婚，还在演戏，又有两个小朋友，请问你还介意什么。

余香凝的30岁，觉得很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