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陰沉的雨天沒有阻止數以萬計的法國人從榮軍院門口開始他們的「反排猶」遊行。
大遊行在法國上下兩院的議長倡議之下舉行。法國主流政黨幾乎全員出動，除了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不屈法國」黨沒有參加外，社會黨、共和黨、綠黨的要員，甚至極右的瑪琳娜·勒龐（Marion Le Pen，台譯：勒朋）和澤穆爾（Éric Zemmour）都出現在了遊行隊伍中。當然，這些政要大多現身之後匆匆離開，沒有隨現場人群走完從榮軍院到盧森堡公園的全程路線。
參加大遊行的人群以巴黎中產為主，隊伍中極少見到少數族裔身影。很多人攜家帶口，讓家中年幼的兒童也來接受「反反猶」教育。在盧森堡公園散場之後，一名母親意猶未盡地向兒子講解起巴以衝突歷史，以及以色列國家存在的合法性：
「就這樣，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給予了猶太人一片建國的土地。」
中老年群體也是大遊行的主力軍，人群中很少有年輕面孔。「我沒有去昨天的挺巴勒遊行，因為那些人混淆了巴勒斯坦和哈馬斯。」一名與其他參與者熱烈討論反猶主義的老者說。但他沒有提到眼下的遊行是否混淆了猶太人和以色列國家。（延伸閱讀：《以哈戰爭蔓延網絡空間，伊朗、俄國和印度網軍亦有參戰》）
這位讚許大遊行的老者還認為，法國政府缺乏對上月哈馬斯暴行的回應，即使是姿態也沒有做夠，且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一系列「騎牆」動作，讓法國的猶太社群非常不滿。這種情緒在現場的標語口號中也有明顯體現，而馬克龍在最後一刻決定不來到遊行現場，更加拉開了現場人群與官方的心理距離。
在馬克龍之前，法國的巴以政策被一些輿論認為過於親以，以至於割裂了從戴高樂到希拉克（Jacques Chirac，台譯：席哈克）的中東政策的獨立傳統。但馬克龍政府最近的種種表態又發出了不同信號。
其實，法國在幾次聯合國投票中表現出值得玩味的立場。此前四次有關本輪巴以衝突的安全理事會表決中，法國有兩次投下了與英美不同的選項。特別是在對巴西提出的停火提案的表決中，法國投下贊成票，直接顯示了與不要求以軍停火的英國、美國、德國等西方盟國的差異。
在投票中，法國主張立即實現停火（cease fire），但美英只提出「人道主義暫停」（humanitarian pause）的名目。馬克龍11月12日在接受 BBC 採訪時直言：暫停是不夠的，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立即停火。不僅如此，他還指責以軍轟炸加沙「不具備合法性」，這是西方重要國家領導人首次對以色列作出類似表態。
這一系列比較特立獨行的立場宣示背後，是法國社會內部壓力驟然升高，巴以衝突大有本地化的勢頭。
最近兩個月，公共辯論的主題似乎已經完全被巴勒斯坦問題佔據，讓過去的兩年裏佔據法國人政治生活重要部分的烏克蘭戰爭議題大大失焦。在里爾，一場有關馬里烏波爾圍困的紀錄片吸引的觀衆屈指可數，他們大多是本地烏克蘭僑民。在反排猶遊行當日，巴黎街頭的烏克蘭元素依然悉數可見，烏克蘭第一夫人澤連斯卡婭接受法國《快報》（L'express）獨家採訪的封面幾乎佔領了所有報刊亭的廣告位，但比起滿街飄揚的以色列六芒星旗幟，「不應忘記烏克蘭」的標題顯得黯然失色。
10月初，法國內政部長以「可能擾亂公共秩序」為由，命令各省省長禁止所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在里爾，法國總工會（CGT）北部聯盟負責人因組織發放支持巴勒斯坦傳單、呼籲和平集會，被指控「鼓吹恐怖主義」而被捕。後來由於馬克龍在巴以問題上表態的微妙變化，親巴勒斯坦的遊行才開始獲准。
然而，兩方支持者的數量與構成對比鮮明。在巴黎，據稱有1.6萬人參與11日的遊行，在雷恩、波爾多、里爾等地參與支持巴勒斯坦遊行的人數從幾百至上千不等，與12日反對「反猶主義」的十萬餘人參與的浩蕩場景相比，相形見絀。
支持停火的遊行人群中，更多可見的是穆斯林移民、法共青年翼和一些其他生態主義、女權主義、LGBTQ+活動家等意識形態相差甚遠的左翼團體。反排猶的遊行人群則以猶太團體和中老年民衆居多，其中有不少是二戰時期法國猶太倖存者的後代，他們將如今的時局重新置於二戰時期維希法國（Régime de Vichy）的陰霾之下，在這種敘事下，反對譴責哈馬斯的梅朗雄和其他左翼成了「維希劊子手的同謀」。（延伸閱讀：《訪談猶太活動家：因為支持巴勒斯坦抗爭，我被起訴「反猶」》）
一位11月11日在里爾參加支持停火遊行的穆斯林學生看到12日遊行的「盛況」感到不可思議，他未料想到兩場抗議的規模相差甚遠，也擔心如此大規模的動員會激起更多極右翼針對穆斯林的暴力。
而在里爾的北非馬格里布移民街區，巴以衝突爆發後，也許是避免成為襲擊對象，常年懸掛的巴勒斯坦國旗被悄無聲息地取下。11日晚間，在里昂老城區，一夥手持鐵棍和「迫擊炮式煙花」的極右翼活動人士強行闖入了一場正在舉行有關巴勒斯坦的活動的場所，導致三人受傷。隨後，在 Telegram 上，襲擊的視頻開始在極右翼的圈子中流傳，一些點贊者回復：「在里昂襲擊親巴勒斯坦左翼分子的人，幹得好！」
在大學校園裏，「戰爭」的硝煙也在瀰漫。在10月13日的阿拉斯高中持刀襲擊案後，法國各大高校加強了校園安全措施。里爾大學校長發給學生的公開信稱，「任何試圖在校園或者社交媒體上傳播種族主義、反猶主義或宣揚恐怖主義的行為都會導致刑事訴訟和紀律處分。」大學教學樓的入口處增設了開包搜身的保安，這引起學生工會不滿，校園裏開始出現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UNI=FACHO」（大學=法西斯）的小標語，隨後被撕下又貼上，校方指責左翼活動人士進入校園煽動抗議，在一場針鋒相對的肢體衝突後，校方再度加強安保措施。
上述跡象均顯示出：在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反排猶的既有共識與社會上愈來愈大的同情巴勒斯坦的情緒之間，存在着巨大張力。而在法國在這個恐襲記憶被頻繁刷新的國家，任何帶有極端伊斯蘭色彩的襲擊事件，都很容易讓公衆聯想起2015年11月慘烈的巴塔克蘭劇院恐怖襲擊和此前的《查理週刊》襲擊。根據 BFMTV 的一份最新民調，高達7成的法國公衆十分擔憂國內安全問題。在挺巴示威和反排猶遊行輪番上演之後，人們擔心的是新一輪恐襲風險高發期是否會到來。（延伸閱讀：《以色列記者艾米拉·哈斯：面對以巴局勢，行動主義者的底線是不要絕望》）
而在國內視野之外，法國的學界和媒體還開始擔憂西方與非西方世界之間日益加深的分歧。資深國際關係學者帕斯卡爾·博尼法斯（Pascal Boniface）在其個人 YouTube 頻道上評論稱，巴以衝突將歐美的雙重標準更加明顯地暴露出來。他呼籲法國的戰略精英應該思考：為何希拉克時代的法國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受歡迎的西方國家，如今卻不斷失分，外交騰挪餘地幾近消耗殆盡。
而如果就連法國和非西方世界之間的分歧都在巴以危機中不斷擴大，歐盟就更難在烏克蘭等議題上說服非西方國家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