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記者艾米拉·哈斯：面對以巴局勢，行動主義者的底線是不要絕望

六十七歲的艾米拉·哈斯（Amira Hass）是少數在巴勒斯坦長時間生活、報導、寫作、參與社會運動的猶太裔以色列記者。在2003年以前，她甚至是唯一一個。

哈斯的父母，是兩位從集中營中生還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分別來自波西尼亞和羅馬尼亞的猶太人。她出生在耶路撒冷，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在哈斯11歲時，以色列控制了整個耶路撒冷地區。她是在以色列建國的進程中長大，一直在追問自己身世中，猶太人被禁錮、驅逐、屠殺的秘密，也一直在追問自己身邊，同樣被禁錮、驅逐、殺戮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難。

「經歷過大屠殺的人，不應該對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情」，她會簡短地說。她是第一位警告奧斯陸和平進程並非為了和平的以色列記者；曾經因為批評巴勒斯坦的猶太定居者社區，而被以色列地方法院判罰款；也因為批評哈馬斯，在巴勒斯坦受到生命威脅，不得不離開加沙；又因為曾未經允許進入加沙，多次被以色列警方逮捕。

她長期為以色列第三大報紙、左翼媒體《國土報》（Haaretz）工作，是重要的記者和評論作者。1997年在離開加沙後，在西岸城市拉馬拉（Ramallah）居住至今，持續披露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軍事管理與定居點的擴張。今年曾報導以色列軍方在西岸的傑寧難民營射殺一位61歲婦女的事件。

她在加沙、拉馬拉的經驗寫作出版為書——《在加沙飲海水：一片被圍困土地上的日與夜》（Drinking the Sea at Gaza: Days and Nights in a Land under Siege），《來自拉馬拉的報導：一個以色列記者在被佔領的土地》（Reporting from Ramallah: An Israeli Journalist in an Occupied Land），在英文世界講述巴勒斯坦民眾的境遇。2009年，獲得國際女性媒體基金會的終身成就獎。

一個為巴勒斯坦呼籲的以色列作家，大屠殺倖存者後代，女權主義者，人權行動者，這幾個標籤加在她身上，可以想見，這是要在歷史夾縫中與各方作戰的人生。

想像的困難永遠比不上真實處境。哈斯在2023年10月13日來到哈佛大學中東研究中心演講，原本這是一個討論「行動主義在以巴局勢中還有沒有用」的講題，誰也沒想到，10月7日哈馬斯的恐怖襲擊，而後以色列的全面復仇，掀開了這個地區又一輪——可能是近半世紀以來最大的一次血雨腥風，也把中東地區的更大規模戰爭風險拉至最高。

演講開場前，邀請方焦慮於哈斯一貫「親巴勒斯坦」的左翼立場，一直在討論是否需要為講座額外聘請保安。在世界各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支持者，都因為上個週末的哈馬斯攻擊以及後續以色列的報復，進入全面分裂和口頭衝突。

哈斯的匆匆到來，倒是為躁動不安的講座現場，注入一絲平靜。

她一開口就說：有沒有人看見我的手機？我的手機落在會場某個地方。

聽眾笑起來。氣氛和緩下來。

哈斯又補充，面色緊張：手機現在對我很重要，我全部加沙的朋友、聯繫都在上面。

現場氣氛瞬間凝結。一切都是從朋友的生死開始講起。

我在這一刻不會問他們

分享一開始，哈斯就提到自己在加沙與基布兹的朋友：

「我在以色列的親友們都還好。我沒有親戚生活在基布兹農場。但我認識一些反佔領運動的行動者、以色列行動者，或者他們的親人住在那裡，有人已經被哈馬斯殺害，或被扣為人質。我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極其不安的證詞影片。」

「但在被轟炸著的加沙，我親愛的朋友們一點都不安全。」

「我之前採訪過的另一位女性，今天早上給我發了一段錄音，錄音裡她第一次哭起來。她告訴我，他們正在打包，因為軍隊要求在一天之內撤離超過一百萬人。」

「2009年我在加沙住過的兩個朋友的家，都在星期天的以色列轟炸中被炸毀了。有一家人事先得到了警告，快速逃了出來；另一家人我還沒有聯絡上，我們失去了聯絡。」

「有一些加沙的朋友可能逃到南部。但為什麼要到南部，那裡一樣在被轟炸。一位在拉法的朋友今天告訴我，他們那裡也有70人被炸死。怎麼逃？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離開加沙。一個朋友家在加沙市的南部，她說我的母親不能走，母親的姐夫也不能走，老人在70年代受過青年黨（Shabaab）的酷刑，多年來他的病情一直在惡化。他們沒辦法逃離。」

哈斯說自己在平安的地方，總是不知怎樣跟在加沙的朋友聯絡，在WhatsApp上開口不知道該問什麼。她在躲避轟炸的朋友卻說：問吧，問吧，快問，可能是最後一個問題了！

兩邊的痛苦都湧向她，憤怒也想透過她向對方傳達。

她說，有以色列讀者寫信給她，說記得她採訪過的一個加沙年輕女生，曾經從四五次從以色列對加沙的空襲中生還，也從癌症中倖存。這個讀者請哈斯去問問這個加沙女生，怎麼看星期六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的恐怖襲擊。

哈斯說：「我回答他，在她的家園正在被密集轟炸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問她這樣的問題。
就像我現在沒有辦法去問哈馬斯襲擊的倖存者某些問題一樣。例如，我不會問他們，住在加沙附近的綠意盎然的社區的人，你們如何看待以色列拒絕為約旦河西岸以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水？你當兵時做過什麼？或者，你有沒有想過曾在這裡生活了好幾個世代的家庭，直到1948年把一切中斷？又或者：就在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幾公里之外，你怎麼能夠去參加一個party？我也沒有問他們，我在這一刻不會問他們。」

我拒絕比較人類的痛苦和損傷

哈斯提到，在嘗試聯繫巴勒斯坦朋友的同時，她讀了越來越多關於週六哈馬斯襲擊的報告，讀了以色列倖存者的證言。

「我對哈馬斯的殺戮狂歡感到震驚。」她彷彿是在對巴勒斯坦的支持者說：「那些恐怖的證言並不是什麼宣傳。不要自欺欺人地認為這是以色列的宣傳。哈馬斯如果曾經在衝破加沙監獄的高牆、圍欄和鎖付出過努力，今天都被其所犯的暴行徹底衝垮了。」

她又說，「但我同時被眼前的噩夢困擾：超過200萬人在近乎一周的時間內遭受比重砲還重的以色列轟炸。」這句話是給以色列的支持者的：「這些轟炸目標不是哈馬斯的人。不要自欺欺人。這些都是平民、兒童、婦女和老人。猶太人的軍隊正在屠殺。從空中、海上，斷電、斷水、隔斷物資供給，或者大規模強制撤離。」

她提到自己90年代曾在加沙遇到的一些2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都參與巴勒斯坦的武裝行動，試射飛彈。「我問他們為什麼要發射那些飛彈，那個時候，大部分的飛彈其實都落在巴勒斯坦領土，對巴勒斯坦造成的傷害比對以色列還要大。」「他們告訴我一句話，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永遠不會忘記。他們說，這是恐懼——我們希望以色列的母親和孩子們感到恐懼，就像我們的母親和孩子所感到的那樣。」

哈斯緩慢而有力地說：「我們是二分法思維的俘虜，習慣了非此即彼。我們也是TikTok或Facebook文化的的俘虜，習慣了不聆聽、只攻擊。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也完全吸收了資本主義競爭社會的價值觀，或者說，由男性主導的社會價值觀，習慣了事物按照等級排序。」她說：「但我盡我所能地，使自己擺脫這三種限制性的思考框架。」

「我拒絕比較人類的痛苦和損傷。用某種等級來測量他們，就好像在商店挑選洋蔥那樣。被燒死的嬰兒就是被燒死的嬰兒，不管是美製的以色列炸彈引起的爆炸、還是哈馬斯的人把燃燒桶扔進有嬰兒的家裡。被消滅的家庭就是被消滅的家庭。沒有誰可以狡辯。」

殘酷的層次與…時間

哈斯說，她覺得更不能逃避的，是去面對「殘酷怎樣一點點發生」，甚至，「殘酷的層次」。在她的經驗中，殘酷是一層一層，三十年、四十年逐漸累積上去的，顯性的殘酷人們看得見，隱性的外人看不見，但仍然在層層疊加。

比如「週六哈瑪斯式的近距離殺戮的殘酷」和「週六之後、在過去也常常出現的以色列式的遠程手術式攻擊的殘酷」，這兩者有許多不同。哈斯說，看到今天以色列得到西方領導人的全面支持，「我想說，以色列式的殘酷超出了西方的雷達。」

她說曾有讀者提醒她，說在網上看到一篇可能是假新聞的文章，流傳很廣，署名是Arima Hass，提醒她可能是有人要陷害她。哈斯說，她看了文章，告訴讀者，很不幸，這篇文章是真的。

「那是寫2002年以色列軍隊入侵拉馬拉的故事。當時我去了以軍佔領過的一座大樓，是文化部。當我們走進文化部——我該怎麼禮貌地說呢？——它變成了一個公共廁所。對，士兵的公共廁所。而且很明顯是故意的。那情景實在難以描述，對現場的每個人都是震撼。儘管有人說這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這不是孤例。後來，我在戰爭後的加沙，也看到很多一樣的情景：以軍的士兵把巴勒斯坦人家裡的客廳和廚房，當作他們的⋯⋯排泄區。自由排泄區。」哈斯在細節中沉默了許久，說：「這也是殘酷的一種層次，它與文化和尊嚴有關，是西方人、白人看不到的，或者他們不認為是殘酷——當然不是我們週六所遭受到的那種殘酷。」

「週六哈瑪斯的殘酷襲擊，是巴勒斯坦人和像我這樣、與巴勒斯坦人共度了很長時間的人，絕對不能輕視的。但與此同時，我也拒絕忽視歷史、時間與背景。」

哈斯說，一位不願意被引述名字的以色列基布茲地區19歲的生還者，在錄影訊息中說了一段話：「我早上醒來，知道距離我在基布茲的家四公里半的地方，在加沙，這一切竟然還沒有結束。我該怎麼面對？我很幸運，我的噩夢在12小時後結束了，我被帶去了安全的地方，在死海。但是他們呢？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去。巴勒斯坦的平民沒有地方可以去。那些說要報復的人，可恥。經歷過綁架和所有的一切，我現在聽到『報復』這個詞時，都會覺得失去所有力氣。」哈斯說，這名19歲的以色列生還者，讓她想起自己的父親。

「當她說，他們還在那裡，我只經歷了12小時，而他們仍然在地獄中。當她這樣說時，我想起了我的父親，他是納粹大屠殺的生還者。在90年代時我常去加沙採訪，回來告訴他關於衝突的消息，那時我們在收音機上聽到的壓迫、死亡和今天相比，似乎很輕微了。但當時，我記得我父親非常痛苦地對我說：好吧，這不是大屠殺。但對我們來說，大屠殺是五年、六年、七年，然後就結束了。但對巴勒斯坦人來說，這是年復一年，從1948年開始，它就不會結束。」

「我和父親的那次談話是1993年，現在是2023年。」

在演講前幾天，哈斯在《國土報》的評論專欄裡，開頭就寫：「在幾天之內，以色列人經歷了巴勒斯坦人幾十年來一直在經歷的事情。他們仍然在經歷：軍事入侵、死亡、殘忍、被殺害的孩子、道路上堆積的屍體、圍困、對親人的擔憂、被囚禁、成為報復的目標、參與戰鬥的士兵和未參與的平民被無區別射殺、處於次等社會地位、建築物被摧毀、節日或慶典被破壞、面對全副武裝士兵時的脆弱、無助和羞辱。」

這一趟以色列的特快列車

「這本來不是我今天要講的內容。幾週之前，當我與Sarah討論時，我的演講題目是——行動主義是不是徒勞的？。現在看起來答案好像是⋯⋯是的？我不知道。」

哈斯念了她原本10月7日之前所寫的演講稿的開頭：

「就像一班特快列車。決定向目的地進發，不受教練、雜草、小石子或惡劣天氣的干擾。以色列就是這樣，一路推進對巴勒斯坦其餘地區的神聖十字軍戰爭，並為對巴勒斯坦人的另一次大規模驅逐做好了準備。除了土地、石頭、為猶太人寫的神聖預言，除了這些之外，沒有什麼是神聖的。猶太人以外的其他人的生命、歷史和現在，都不算什麼。

我不想要被既有的定義綁住，也不想要進入那些學術分析的捷徑。我更想做的，是描述這幾十年的過程，人們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意願，找到自己的定義、做出自己的判斷。

我們經歷的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裡，以色列及其公民驅逐了巴勒斯坦人離開他們的家園和國土，然後把剩下的巴勒斯坦人塞進擁擠的地區、夾縫。是在奧斯陸，以色列第一次確認了巴勒斯坦人多年來所說的話——以色列的主要目標，就是從巴勒斯坦獲得越來越多土地，然後逐漸擺脫巴勒斯坦人。在和平進程的偽裝下，以色列造成了今天巴勒斯坦人所面對的地理政治現實。」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總是有猶太裔以色列人意識到這個國家神話有問題。我們可以簡化地稱他們為行動者（activist）。從今天的品味來看，他們有些人太過於溫和，有些人太過激進——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不只二元對立，而且要求一種嚴苛的純粹，也喜歡隨意下結論。但是我必須把這些行動者都放在同一个籃子裡頭，因為我相信，正是矛盾、困惑、不纯粹、差異性，才能一起拓寬對世界的理解。我相信如此，我希望是這樣。

在我心裡，這些社會和政治行動者所共有的信念是，人類通過行動去改變世界，把世界變的更好，這不僅是我們的需要，而且是可能的。不僅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問題上如此，在其他問題上也如此。他們相信，這需要集體的共同努力。

我想起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地方認識的許多行動者，包括女權主義者、米茲拉希猶太人、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者、爭取公共房屋的行動者、俄羅斯的異議人士⋯⋯他們相信，積極的、集體的、直接的行動可以改變事情的發展軌跡。這樣的信念建立在人類是理性的物種這一基本假設上，因為理性，所以會明白不公正恰恰可能傷及所有人。」

這段原本準備的講稿開頭，在哈斯念到「人類是理性的物種」時，全場都輕輕地笑出聲來。哈斯自己也笑了。她承認如今的情勢，她感到「越來越絕望」。

行動主義者的三次失望

絕望是逐層加深的。她說第一次有這樣絕望的感覺，是2022年5月4日，以色列最高法院裁決，驅逐馬薩費爾亞塔（Masafer Yatta）地區的上千名村民並摧毀他們的12個村莊時。那是一個抗爭了23年的村莊，「法律的、媒體的、公共集會的手段都用過了，歐盟甚至發了聲明說強迫驅逐違反了國際法⋯⋯但經過這些年的努力，法院只是駁回了一切，說巴勒斯坦人之前沒有在那裡，稱那裡是軍事區，巴勒斯坦人是入侵者，國家有權驅逐他們。」

對哈斯來說，被驅逐的是巴勒斯坦人，也是一種韌性抗爭的希望。她解釋，馬薩費爾亞塔多年來一直是很多行動者、社團組織的聚會地點，「在那裡，當地人、外國人、左翼猶太人和行動者們發展出了神奇的網絡，那是一個在黑暗中讓人們看到希望的地方。」

很多時候不惜違抗禁令的抗爭，只是為了要給村莊接上一條水管。「但現在，最高法院的裁決之後，人們不得不離開了，因為他們再也無法駕車回家——他們到不了家。他們被捕了，他們的汽車被沒收了。朋友不能去探訪。他們沒有水。他們沒有電。他們被騷擾和恐嚇。⋯⋯有證據顯示當地人自19世紀以來一直住在那裡，但沒用。沒有什麼能打動法官。我想這是我們許多人都感到絕望的地方。」

左翼行動主義一直是哈斯的信念，而讓她絕望感加深的，是以色列人對內塔尼亞胡三年的抗議，2021年卻換來了一個更加廣泛的右翼聯合政府：「Bennett的新政府把自由派、較為溫和的右翼、更為強硬的右翼聯合在一起，只有內塔尼亞胡不在裡面。這個所謂的變革政府，當然，也像以前一樣鼓勵定居點擴張（settlement expansion）。」

2022年底內塔尼亞胡重新掌權，立刻推動「司法改革」，引發社會強烈反彈。哈斯形容：「發起和支持司法改革的人，毫不掩飾地在各種聲明和文件裡，表達極度的自由主義立場、對公立學校和勞工權利的蔑視、對女性的厭惡、對同性戀的仇視、對老人和窮人的蔑視。」哈斯提到，這次司法改革實際上與以色列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念相衝突，也跟以色列這個主體是世俗的、自由的、軍國主義的社會利益相衝突，所以社會抗議聲浪迭起。軍人就是抗議人群中的主力之一。「許多優秀的現役軍人曾公開表示，這個殘破的高等法院會使他們隨時暴露在國際法庭被判戰爭罪的風險之中。」

哈斯原本期待的，是看到這些針對司法改革的抗議者，能夠與反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的行動者網絡，有更多對話和連結。

「但10月7日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他們如何毫不猶豫地摧毀加沙；他們的議會代表，雖然仍然是反對派，但如何加入政府行動，並一起領導目前對巴勒斯坦人的殺戮性戰爭。」

「更加深我們絕望的是，我們看到過去這幾年，大多數暴露在以色列定居者（settlers）恐怖行徑之下的巴勒斯坦社區，幾乎是孤立無援的，除了少數以色列行動者和法塔赫（Fatah）組織成員會幫他們。他們也並不被巴勒斯坦公眾在意。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完全不在場。當巴勒斯坦人受到攻擊時——根據奧斯陸協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警察不被允許去保護他們——哪怕便裝的保護也沒有。哈馬斯武裝組織同樣也不在意他們，這並不是他們鬥爭的一部分。」

如果整個歷史都是一條犯罪鏈

很多聽眾問哈斯未來會怎麼樣，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問：地緣政治會怎麼變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區的衝突會擴大嗎，國際社會會有什麼影響。哈斯無奈地說，正處在絕望中的她給不出答案，也特別不擅長給出答案、談論遠見、猜測或者想像未來。

她想了一下說，我能做的只是劃出底線，給行動者一些底線——不需要討論的，人人都應該守住的底線。什麼樣的底線？

「首先是不要絕望（Don’t Despair.）」——她彷彿是在對自己說：「我們做這些不是為了自己感覺良好，而是為了保護猶太人的尊嚴。在這個地區之外的猶太人，有比任何巴勒斯坦人都多的權利，他們必須參與糾正、盡可能地對抗，這巨大的不公正。」

「我們也不能取消歷史，不能取消過去。（We can not undo history and undo the past.）我們所面對的定居者殖民主義、猶太復國主義，是從歐洲殖民歷史來的。直到1930、40年代，在歐洲反猶浪潮裡，大多數猶太人都還沒有選擇猶太復國主義作為一種應對方案。所以猶太復國主義的不僅僅關聯著新的殖民，它確實也是對歐洲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問題的反制。它是一體兩面的。」

「如果沒有大屠殺，如果沒有納粹德國，大多數猶太人會覺得離散居住，正是猶太人的自然居住狀態。我們是在發展某種人民，但並不需要一支軍隊或一個國家。而這種情況在大屠殺之後改變了。猶太復國主義在大屠殺之前當然就已經存在，但是，如果不是這樣，我懷疑這麼多猶太人根本不會加入。這段歷史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是我也對巴勒斯坦人說的，他們不總是喜歡聽。他們覺得我說這話，聽起來像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

但我們必須分析真實的歷史，不是去推演兩種模型。

猶太人到底是被壓迫者，還是壓迫者？哈斯講了一個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

「曾經有一名巴勒斯坦學生，他的父親是巴勒斯坦人，母親是西班牙人，他找我討論自己的博士論文。我們聊天後，我感到他情緒不好，我問他原因。他說⋯⋯我希望你承認你也是一名（侵佔巴勒斯坦領土的）以色列定居者。我看著他，感到很痛苦。從那以後，我接受了這個事實——但這是第一次，有人直接告訴我，我是定居者。我覺得喉嚨裡都塞滿眼淚。」

「我告訴他，好的，我承認我是一名定居者，但你也要承認，如果1949年西班牙沒有驅逐猶太人，我根本不會在那裡。我母親家族來自西班牙，後來他們被驅逐，他們到薩拉熱窩生活，然後納粹佔領。當她終於從集中營活著出來，返回老家時，她想在西班牙的市政廳重新登記為居民，市政廳的人卻告訴她，你已經移民出去了，為什麼還要回來？這不只是她一個人的經歷。我是說，很多從集中營活下來、返回故鄉的猶太人，他們以為自己會被之前的社會所歡迎，但結果並不是這樣。在某些地方，他們甚至遭到了暴力攻擊。」

「所以⋯⋯我該如何看待歷史呢？我是否該說，整個鏈條都是一個犯罪鏈，我們應該懲罰罪犯？還是說所有在以色列出生的人⋯⋯今天所有以色列的土地都是巴勒斯坦的土地。沒有哪個更多、哪個更少——基布茲和我在耶路撒冷的公寓一樣，都是定居點，都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但現在我能說什麼呢？如果有人現在告訴以色列人，你們必須離開這個地方。你們可以選擇回到德國——許多人確實這麼做了，但大多數人不能，也不會。那麼建造一座摩天大樓，然後住進700萬猶太人嗎？⋯⋯我不知道。」

「關鍵是，我們應該為現在和未來而努力。如果我們想取消過去，那就要伴隨著大量的流血和死亡，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人的，這值得嗎？」

「是的，簡短的答案是，經歷過大屠殺的人，不應該對其他人做同樣的事情。我們看到很多例子，有些人雖然受到了痛苦，但他們也給別人帶來了痛苦。解放運動的領導者曾遭受酷刑，但他們後來對自己的人民也施以酷刑。我們在這方面不是獨一無二的。我確實同意，大屠殺的歷史已經成為以色列人手中的主要武器，以便在1948年後，繼續壓制國際社會支持巴勒斯坦、批評以色列的運動。以色列已經操弄大屠殺議題數十年了。這也是我告訴歐洲外交官的：他們褻瀆了我的家族，我的家族記憶和生命，他們的困境和死亡被拿來支持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

沒有最終解決方案，但至少我們可以減速

哈斯極盡坦誠的分享，讓人看到了痛苦的投影。整整2個小時的時間裡，很多聽眾都靜靜地流淚。而哈斯最後還是回答了「怎麼辦」的問題——

「我拒絕用『解決方案』這個詞。」哈斯停頓一下。大家都知道「解決方案」這個詞在納粹時期被用來掩蓋種族滅絕的大屠殺，這正是哈斯父母曾被對待的方式。她停一下後，接著說：「因為歷史中沒有什麼是最終的解決方案。可能對於數學公式或化學，這是個有用的詞，但在歷史中，沒有什麼是最終的。這正是行動主義（activism）的特點之一。我們總是想著，怎樣去影響下一個階段，確保它比今天好，至少停止惡化。」

「我們不能取消歷史，不能取消過去。但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嘗試——也確實努力了，並在有些時候成功過——去限制這列火車的速度，去爭取時間，不要讓它快速沖向深淵。我們希望與此同時，世界上的情勢會變化，巴勒斯坦的生活、政治會變化。無論如何，我們想要減速，來避免情勢發生某種無法逆轉的惡化、殘酷化，那樣就回不了頭了。」

「現在看來，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像是一個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