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2年5月澳洲聯邦大選，工黨勝出。在獲勝當晚，當選為新一任總理的阿爾巴尼斯就宣布，他就任後的第一項舉措，就是推動公投，修改憲法，在當中加入條款，承認原住民地位、建立為原住民相關的政策提供諮詢的機構「原住民之聲」。關於公投失敗的具體原因，請參考端傳媒此前刊登的文章《澳洲「原住民之聲」修憲公投，為何開始就注定失敗？》
2023年10月14日，澳洲舉行了有關原住民問題的公投。這項提案是澳洲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台譯：艾班尼斯）的一項選舉承諾。最後的結果出乎支持者的意料，澳洲以60%的反對票、六個州全部反對的結果，決定性地拒絕了提案。
在一週靜默後，澳洲原住民領袖在一封公開信中表達了憤慨，「僅僅在過去235年中來到我們國度的人拒絕承認這個大陸的第一民族——在我們關心和培育了65000多年的神聖土地上——是如此令人震驚和卑鄙……需要承認的是非原住民佔領這個國家的合法性，而不是相反。」
站在不同的角度，公投的結果有着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公投結果證明了「澳洲仍然是一個種族主義國家」，也有人認為，這一結果恰恰證明了澳洲不是一個種族主義國家，因為所有種族「在憲法面前一律平等」。原住民的憤慨究竟來自何處？
血腥的開拓史
澳洲原住民是澳洲原住民民族和託雷斯海峽（台譯：托列斯海峽）島民的總稱，目前在全澳人口中僅佔3%。澳洲原住民民族一般是指在澳洲大陸、塔斯馬尼亞島以及一些其他臨近島嶼的原住民，而託雷斯海峽島民是在澳洲北部與巴布亞新幾內亞之間的群島居民，大多數是美拉尼西亞人的後裔，文化和起源都和澳洲原住民不同。
澳洲原住民一般被認為在四萬到六萬年前抵達澳洲，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大多過着狩獵採集生活，沿海居民也會從事漁業。在18世紀英國殖民之前，他們可能有近一百萬人口，兩百多種語言。然而，到20世紀初，其人口估計已經不到十萬。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在訪問澳洲時，認為原住民的消亡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事實絕非如此。
1770年，英國人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也就是俗稱的庫克船長，在太平洋探索途中從新西蘭向西出發，勘察了澳洲東部海岸線，並第一次與原住民接觸。儘管庫克船長知道原住民存在，依然宣布英國對這片土地擁有主權。
工業革命時期，由於城市內出現了大量貧困人口，英國犯罪率大幅上升，囚犯人數大量增加。恰好當時美國獨立，英國不得不尋找新的殖民地流放罪犯，尚未開拓的澳洲就成為新的流放地。1788年1月26日，以罪犯為主的英國第一批移民遷入澳洲，天花等等一系列傳染病也被帶入，造成了原住民的大量死亡。
同時，由於大部分原住民不是定居文化，也不從事農業，殖民政府不承認他們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權力。英國移民或以定居名義圈地耕作，或強佔（squatting）土地用做牧區，驅趕原先生活在那裏的原住民。喪失賴以生存的狩獵場之後，不計其數的原住民因為飢餓和營養不良而死亡。隨着向西和內陸的不斷拓殖以及自由移民的增加，英國和原住民的衝突也更加頻繁，很多原住民被強迫成為奴工。
除了疾病和飢餓等的消極原因，殖民政府和移民實際上通過屠殺、集中營等方式對原住民進行種族滅絕。
雖然不被當時的法律承認，但原住民的氏族有傳統領地，英國人侵犯了他們的土地，雙方很快就發生了直接衝突，這些衝突也被稱為「澳洲邊疆戰爭」。但與其說是戰爭，由於雙方技術懸殊，原住民僅僅使用木質或石制武器，多數情況下都是單方面的屠殺。
在原本原住民人口最密集的昆士蘭州，雙方衝突最為激烈，一項2014年的研究認為死亡人數可能高達六萬五千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澳洲原住民。根據一項2020年澳洲政府資助的研究，1788至1930年之間有據可查的邊疆屠殺地點達到421個，死亡人數達11257人，而且這還是不完全記錄。
根據這項研究，對於大多數原住民文化來說，一個狩獵採集團體大約在20人左右，一次屠殺至少使原住民喪失三分之一的成員，從而難以維持原有生活方式。在所有屠殺記錄中，原住民對移民的屠殺僅有13次，其餘全都是對原住民的屠殺。隨着時間的推移，對原住民的屠殺越來越多，每次衝突中原住民的平均死亡人數有所增加。相反，1900年代，僅1928年有一名移民喪生。
除了會以偷竊或破壞殖民者財產、定居點被原住民襲擾等等理由發動報復性屠殺，殖民者還會主動出擊，為了開墾、圈地或者阻止原住民接近水源或舉行儀式的場地而伏擊、屠殺原住民。殖民者不僅使用火槍、大炮等武器，還會在原住民食物中投毒。很多原住民的屍體被燒燬、骨頭被壓碎，以隱藏證據。
其中最為臭名昭著是塔斯馬尼亞（Tasmania）的「黑色戰爭」，直接造成塔斯馬尼亞人幾乎全部滅絕。
1803年英國入侵塔斯馬尼亞島時，該島上有近一萬名原住民。由於絕大多數定居者都是男性，他們殺死原住民男人，擄走和強姦婦女，甚至會綁架兒童做勞工。傳入的疾病也導致原住民人口減少和生育率大幅降低。有些人把原住民當成娛樂的狩獵對象，像獵殺野獸一樣獵殺原住民。
1828年，塔斯馬尼亞總督頒布戒嚴令，宣布每抓一個原住民都會獲得獎金，成人5英鎊，兒童2英鎊，當時原住民可能已經只剩數百人。
1830年，為了徹底終結原住民對定居者的報復，數千名殖民地士兵、流放罪犯、自由移民等人，組成一條三百多公里長的「黑線」，從島的西北部向東南部驅趕剩餘的幾百原住民。原住民幾乎喪失反抗能力後只能向殖民者投降，幾年後他們被逐步轉移到附近的島嶼上。
最後的兩百多名塔斯馬尼亞人在基督教教會管理下被歐洲化，但疾病使他們的人口不斷減少，到1876年，最後一位未混血的塔斯馬尼亞人楚格尼尼去世，塔斯馬尼亞語言全部滅絕。兩年後，她的遺骸被皇家塔斯馬尼亞學會挖出，在當地博物館展示。直到她去世一百年後，她的遺體才按她的遺囑火化。
除了暴力鎮壓和屠殺，殖民政府還設立了原住民集中營。事實上，澳洲的集中營很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集中營。
1836開始，澳洲殖民地開始任命原住民的「首席保護官」，到1911年，除已經完成種族滅絕的塔斯馬尼亞以外，澳洲每個州和北部領地都有類似法律，允許以政府的「保護委員會」名義將原住民強行遷移到「保留地」，並且成為原住民兒童的「法定」監護人。
保留地有三種，分為教會管理的特派團、無人負責的保護區和政府管理的原住民站，但其目的都是抹去他們的文化，強迫他們在畜牧業等行業中充當勞工。原住民被迫離開原先的土地和家庭，不被允許說自己語言。大量原住民兒童被強行帶走，接受基督教教育，他們被被稱為「被偷走的世代」（Stolen Generations）。而成人被集中關押起來，學習「文明」的技能，但實際上就是成為奴工。
1901年澳洲聯邦成立時，奉行歧視有色人種的「白澳政策」，當年通過的憲法中，澳洲原住民不被當作公民的一部分，不包括在人口普查中。新南威爾士州不允許原住民兒童參加公立學校，也不允許原住民購買或飲酒。昆士蘭州則通過《原住民保護和限制鴉片銷售法》，除了禁止原住民的文化傳授，還要求原住民參與32小時無薪勞動。
直到20世紀30年代，隨着進步主義思潮興起，原住民的處境逐漸開始受到了重視，對原住民的迫害和滅絕才逐漸停止。但當時很大一部分倖存的原住民已經被同化，並且仍舊遭受種族歧視，經濟和政治地位都很低。
「自由之旅」
1934年，五個日本採珠人在澳洲北部的沿海侵入原住民領地時被害，此後警察在前往抓捕原住民時發生衝突，警察將一群婦女圍起來並戴上手銬，一個叫塔克雅（Dhakiyarr）的原住民長老的妻子也在其中，他投擲長矛殺死了一名警察。警方原本計劃遠征「教訓原住民」，經過教會斡旋，雙方達成協議，塔克雅和另外三個原住民被逮捕。塔克雅被指控蓄意謀殺，被判絞刑。
此後，由於社會質疑判決不公，澳洲總督暫停處決，由澳洲高等法院審理上訴，最後判決地方法院審理過程中有違規行為，判決塔克雅無罪釋放。然而塔克雅在回家路上神秘失蹤，傳說被警察的朋友所殺。塔克雅案是澳洲和原住民和解過程中的里程碑，澳洲的第一民族第一次在法律意義上被平反。
在五六十年代，受到美國民權運動的啓發，澳洲也發生了一系列社會運動向政府施壓，要求承認原住民地位。比如悉尼大學學生1965年組織的「自由之旅」，他們找了一輛大巴，和原住民一起在全國巡遊，特別是新南威爾士和昆士蘭兩州。自由之旅發現很多地方都仍然有種族歧視法律，例如不允許原住民進入酒吧、泳池等公共場所，引起了全國範圍的討論。
原住民運動最為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1967年的修憲公投。澳洲以90.77%的贊成票通過憲法修正案將原住民納入官方人口統計，這意味着重新劃定選區時會考慮原住民。這次公投清楚表達全國對原住民的支持，促使政府於1968年開始設置原住民事務辦公室。
但是，原本推動公投的自由黨政府總理哈羅德·霍爾特（Harold Edward Holt）1967年意外身亡，新總理並沒有積極推進原住民權益，同時還出現了一系列不利於原住民的土地權訴訟，導致1972年初原住民組織開始在議會大樓對面的草坪上設立「原住民帳篷大使館」表示抗議。
帳篷大使館很快有了效果，1971年剛上台的工黨通過一系列的立法和司法過程，加速推進承認原住民的權利，其中包括1972年將原住民事務辦公室升格為原住民事務部，並且設立民選的全國原住民協商委員會；1974年《原住民貸款委員會法》為改善原住民的住房和教育狀況提供了一攬子款項；1975年的《種族歧視法》，允許推翻種族歧視的州立法；1976年的《原住民土地權利法》，在北部領地區域推翻了1971年法院否認原住民在殖民之前擁有土地業權的判決，首次承認了原住民對土地的權利等等。一系列的改革為原住民爭取自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即便是這一時代，以保護兒童的名義從原住民家庭中強制帶走兒童的現象依舊存在。後來估計，1910到1976年，仍有十萬兒童被剝奪了和父母一起生活、學習原住民文化的權利。
進一步退一步的和解進程
經過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改良，工黨在1983年的競選活動中，第一次將「和解」帶入澳洲政治。
時任工黨領袖霍克解釋說，原住民「作為一個群體，他們持續經歷着最糟糕的健康、住房、就業、教育以及最大的貧困和絕望。只要這種情況持續存在，我們就永遠無法真正將這個國家團結起來。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土地權問題。工黨政府將毫不猶豫地在必要時使用聯邦的憲法權力，以便原住民擁有多年來為他們保留的土地。」
工黨勝選後，於1989年設立原住民和託雷斯海峽島民委員會（ATSIC），取代之前的原住民事務部門。1991年又成立了「原住民和解委員會」，推動在2001年澳洲建立聯邦一百週年之際推進原住民和移民的歷史性和解，特別是要解決三個關鍵領域的原住民劣勢：就業、衛生和經濟發展，推動原住民的自決。
在澳洲語境中，原住民的自決並不意味着分裂，而是擴大自治。
在和解委員會存在的十年中，1995年原住民的旗幟獲得官方承認，1997年《把他們帶回家》報告承認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原住民或混血兒童被政府強制帶走，1999年議會通過了「和解動議」，雖然由於時任自由-民族聯盟政府拒絕加入「道歉」字眼，但仍承認了對原住民的虐待和不公正行為是澳洲歷史上「最有瑕疵的篇章」。
和解進程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推動了原住民土地權利的合法化，改變了澳洲的歷史。
1982年，原住民活動家艾迪·馬博代表託雷斯海峽島民的一支「梅利亞姆人」起訴昆士蘭州，要求認可他們傳統習慣法中對梅爾群島土地的原住民所有權（native title）。為了阻止梅利亞姆人，昆士蘭州於1985年專門通過一項法律，特別規定原住民對昆士蘭海岸群島不具有原住民所有權。
1988年，澳洲高等法院根據《種族歧視法》推翻昆士蘭州的專法，並在1992年的判決中承認土地權利可以來自原住民法律和習俗，澳洲這才第一次在普通法判決中駁斥了澳洲在英國定居時是無主土地的概念，認可原住民所有權是澳洲普通法體系的一部分。第二年，工黨政府將馬博案判決以《原住民所有權法》的形式確定下來。不過，感到土地受到威脅的牧業人士一直在遊說後來的政府修改法案，至今仍有爭議。
不過，步入21世紀後，自由-民族聯盟政府和工黨政府交替執政，和解進程也前後搖擺。《原住民所有權法案》經過數次修改，原住民所有權地位降低，新的判例也認為原住民所有權始終要讓位於移民對土地的專有使用權。
2005年聯盟政府以腐敗為由取消了ATSIC，很多分支機構也被廢除，原住民事務歸入家庭部長下轄的辦公室。雖然2008年工黨的陸克文對「被偷走的世代」做出了正式道歉，但原住民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沒有顯著改善，犯罪率、貧困率、失業率居高不下，原住民人均預期壽命比非原住民短大約8年，很多兒童在家庭保護項目中被帶走。
2008年工黨政府提出「縮小差距」戰略，希望作為澳洲政府與原住民之間的正式協議，改善原住民的健康、教育和機會的狀況，不過2018年到期後，七項目標只實現了與教育相關的兩個。2019年，聯盟政府提出了新的十年框架，放棄作為正式協議以避免肯定原住民自治，不過將司法正義也納入在內。
2015年，對和解進程感到不滿的原住民也組織了起來，2017年5月26日，第一民族全國制憲會議召開在四天後，發表《發自肺腑的烏盧魯宣言》，要求將原住民對土地的主權寫入憲法，提出「1967年，我們是人口；2017年，我們是人民。」的口號。
當時的聯盟政府拒絕了這一提議，不過在2022年選舉中，認可烏盧魯宣言的工黨獲勝。作為承諾的一部分，新的工黨政府開始推動以公投方式修訂憲法，加入代表原住民聲音的「原住民之聲」和承認原住民的條款，而下野的聯盟黨則宣布將反對修憲。
隨着近些年世界右翼極化，大打「文化戰爭」牌，承認原住民的公投中出現了大量虛假信息，反對的比例不斷上升，到公投前夕，民調已經顯示有超過50%人反對。最終，公投以失敗告終。
分析指出，公投的失敗正逐步影響着澳洲各層政府對原住民事務的態度。此次公投失敗，也意味着澳洲未來難以再舉行公投，因為人們始終不願做出改變。
原住民持續百年的血淚史仍然在澳洲迴盪，歷史能帶給人們任何可資參考的經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