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澳洲原住民小史：公投失利背后，是哪些血泪债与愤慨？

【编者按】2022年5月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工党胜出。在获胜当晚，当选为新一任总理的阿尔巴尼斯就宣布，他就任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推动公投，修改宪法，在当中加入条款，承认原住民地位、建立为原住民相关的政策提供咨询的机构“原住民之声”。关于公投失败的具体原因，请参考端传媒此前刊登的文章《澳大利亚“原住民之声”修宪公投，为何开始就注定失败？》

2023年10月14日，澳大利亚举行了有关原住民问题的公投。这项提案是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的一项选举承诺。最后的结果出乎支持者的意料，澳大利亚以60%的反对票、六个州全部反对的结果，决定性地拒绝了提案。

在一周静默后，澳大利亚原住民领袖在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愤慨，“仅仅在过去235年中来到我们国度的人拒绝承认这个大陆的第一民族——在我们关心和培育了65000多年的神圣土地上——是如此令人震惊和卑鄙……需要承认的是非原住民占领这个国家的合法性，而不是相反。”

站在不同的角度，公投的结果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公投结果证明了“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也有人认为，这一结果恰恰证明了澳大利亚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因为所有种族“在宪法面前一律平等”。原住民的愤慨究竟来自何处？

血腥的开拓史

澳大利亚原住民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民族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总称，目前在全澳人口中仅占3%。澳大利亚原住民民族一般是指在澳大利亚大陆、塔斯马尼亚岛以及一些其他临近岛屿的原住民，而托雷斯海峡岛民是在澳大利亚北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群岛居民，大多数是美拉尼西亚人的后裔，文化和起源都和澳大利亚原住民不同。

澳大利亚原住民一般被认为在四万到六万年前抵达澳大利亚，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大多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沿海居民也会从事渔业。在18世纪英国殖民之前，他们可能有近一百万人口，两百多种语言。然而，到20世纪初，其人口估计已经不到十万。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认为原住民的消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事实绝非如此。

1770年，英国人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也就是俗称的库克船长，在太平洋探索途中从新西兰向西出发，勘察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并第一次与原住民接触。尽管库克船长知道原住民存在，依然宣布英国对这片土地拥有主权。

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城市内出现了大量贫困人口，英国犯罪率大幅上升，囚犯人数大量增加。恰好当时美国独立，英国不得不寻找新的殖民地流放罪犯，尚未开拓的澳大利亚就成为新的流放地。1788年1月26日，以罪犯为主的英国第一批移民迁入澳大利亚，天花等等一系列传染病也被带入，造成了原住民的大量死亡。

同时，由于大部分原住民不是定居文化，也不从事农业，殖民政府不承认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力。英国移民或以定居名义圈地耕作，或强占（squatting）土地用做牧区，驱赶原先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丧失赖以生存的狩猎场之后，不计其数的原住民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随着向西和内陆的不断拓殖以及自由移民的增加，英国和原住民的冲突也更加频繁，很多原住民被强迫成为奴工。

除了疾病和饥饿等的消极原因，殖民政府和移民实际上通过屠杀、集中营等方式对原住民进行种族灭绝。

虽然不被当时的法律承认，但原住民的氏族有传统领地，英国人侵犯了他们的土地，双方很快就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些冲突也被称为“澳大利亚边疆战争”。但与其说是战争，由于双方技术悬殊，原住民仅仅使用木质或石制武器，多数情况下都是单方面的屠杀。

在原本原住民人口最密集的昆士兰州，双方冲突最为激烈，一项2014年的研究认为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六万五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根据一项2020年澳洲政府资助的研究，1788至1930年之间有据可查的边疆屠杀地点达到421个，死亡人数达11257人，而且这还是不完全记录。

根据这项研究，对于大多数原住民文化来说，一个狩猎采集团体大约在20人左右，一次屠杀至少使原住民丧失三分之一的成员，从而难以维持原有生活方式。在所有屠杀记录中，原住民对移民的屠杀仅有13次，其余全都是对原住民的屠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原住民的屠杀越来越多，每次冲突中原住民的平均死亡人数有所增加。相反，1900年代，仅1928年有一名移民丧生。

除了会以偷窃或破坏殖民者财产、定居点被原住民袭扰等等理由发动报复性屠杀，殖民者还会主动出击，为了开垦、圈地或者阻止原住民接近水源或举行仪式的场地而伏击、屠杀原住民。殖民者不仅使用火枪、大炮等武器，还会在原住民食物中投毒。很多原住民的尸体被烧毁、骨头被压碎，以隐藏证据。

其中最为臭名昭著是塔斯马尼亚（Tasmania）的“黑色战争”，直接造成塔斯马尼亚人几乎全部灭绝。

1803年英国入侵塔斯马尼亚岛时，该岛上有近一万名原住民。由于绝大多数定居者都是男性，他们杀死原住民男人，掳走和强奸妇女，甚至会绑架儿童做劳工。传入的疾病也导致原住民人口减少和生育率大幅降低。有些人把原住民当成娱乐的狩猎对象，像猎杀野兽一样猎杀原住民。

1828年，塔斯马尼亚总督颁布戒严令，宣布每抓一个原住民都会获得奖金，成人5英镑，儿童2英镑，当时原住民可能已经只剩数百人。

1830年，为了彻底终结原住民对定居者的报复，数千名殖民地士兵、流放罪犯、自由移民等人，组成一条三百多公里长的“黑线”，从岛的西北部向东南部驱赶剩余的几百原住民。原住民几乎丧失反抗能力后只能向殖民者投降，几年后他们被逐步转移到附近的岛屿上。

最后的两百多名塔斯马尼亚人在基督教教会管理下被欧洲化，但疾病使他们的人口不断减少，到1876年，最后一位未混血的塔斯马尼亚人楚格尼尼去世，塔斯马尼亚语言全部灭绝。两年后，她的遗骸被皇家塔斯马尼亚学会挖出，在当地博物馆展示。直到她去世一百年后，她的遗体才按她的遗嘱火化。

除了暴力镇压和屠杀，殖民政府还设立了原住民集中营。事实上，澳大利亚的集中营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集中营。

1836开始，澳大利亚殖民地开始任命原住民的“首席保护官”，到1911年，除已经完成种族灭绝的塔斯马尼亚以外，澳大利亚每个州和北部领地都有类似法律，允许以政府的“保护委员会”名义将原住民强行迁移到“保留地”，并且成为原住民儿童的“法定”监护人。

保留地有三种，分为教会管理的特派团、无人负责的保护区和政府管理的原住民站，但其目的都是抹去他们的文化，强迫他们在畜牧业等行业中充当劳工。原住民被迫离开原先的土地和家庭，不被允许说自己语言。大量原住民儿童被强行带走，接受基督教教育，他们被被称为“被偷走的世代”（Stolen Generations）。而成人被集中关押起来，学习“文明”的技能，但实际上就是成为奴工。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奉行歧视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当年通过的宪法中，澳大利亚原住民不被当作公民的一部分，不包括在人口普查中。新南威尔士州不允许原住民儿童参加公立学校，也不允许原住民购买或饮酒。昆士兰州则通过《原住民保护和限制鸦片销售法》，除了禁止原住民的文化传授，还要求原住民参与32小时无薪劳动。

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进步主义思潮兴起，原住民的处境逐渐开始受到了重视，对原住民的迫害和灭绝才逐渐停止。但当时很大一部分幸存的原住民已经被同化，并且仍旧遭受种族歧视，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很低。

“自由之旅”

1934年，五个日本采珠人在澳洲北部的沿海侵入原住民领地时被害，此后警察在前往抓捕原住民时发生冲突，警察将一群妇女围起来并戴上手铐，一个叫塔克雅（Dhakiyarr）的原住民长老的妻子也在其中，他投掷长矛杀死了一名警察。警方原本计划远征“教训原住民”，经过教会斡旋，双方达成协议，塔克雅和另外三个原住民被逮捕。塔克雅被指控蓄意谋杀，被判绞刑。

此后，由于社会质疑判决不公，澳大利亚总督暂停处决，由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审理上诉，最后判决地方法院审理过程中有违规行为，判决塔克雅无罪释放。然而塔克雅在回家路上神秘失踪，传说被警察的朋友所杀。塔克雅案是澳大利亚和原住民和解过程中的里程碑，澳大利亚的第一民族第一次在法律意义上被平反。

在五六十年代，受到美国民权运动的启发，澳大利亚也发生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向政府施压，要求承认原住民地位。比如悉尼大学学生1965年组织的“自由之旅”，他们找了一辆大巴，和原住民一起在全国巡游，特别是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两州。自由之旅发现很多地方都仍然有种族歧视法律，例如不允许原住民进入酒吧、泳池等公共场所，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

原住民运动最为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1967年的修宪公投。澳大利亚以90.77%的赞成票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原住民纳入官方人口统计，这意味着重新划定选区时会考虑原住民。这次公投清楚表达全国对原住民的支持，促使政府于1968年开始设置原住民事务办公室。

但是，原本推动公投的自由党政府总理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Edward Holt）1967年意外身亡，新总理并没有积极推进原住民权益，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原住民的土地权诉讼，导致1972年初原住民组织开始在议会大楼对面的草坪上设立“原住民帐篷大使馆”表示抗议。

帐篷大使馆很快有了效果，1971年刚上台的工党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和司法过程，加速推进承认原住民的权利，其中包括1972年将原住民事务办公室升格为原住民事务部，并且设立民选的全国原住民协商委员会；1974年《原住民贷款委员会法》为改善原住民的住房和教育状况提供了一揽子款项；1975年的《种族歧视法》，允许推翻种族歧视的州立法；1976年的《原住民土地权利法》，在北部领地区域推翻了1971年法院否认原住民在殖民之前拥有土地业权的判决，首次承认了原住民对土地的权利等等。一系列的改革为原住民争取自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即便是这一时代，以保护儿童的名义从原住民家庭中强制带走儿童的现象依旧存在。后来估计，1910到1976年，仍有十万儿童被剥夺了和父母一起生活、学习原住民文化的权利。

进一步退一步的和解进程

经过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改良，工党在1983年的竞选活动中，第一次将“和解”带入澳大利亚政治。

时任工党领袖霍克解释说，原住民“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持续经历着最糟糕的健康、住房、就业、教育以及最大的贫困和绝望。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存在，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将这个国家团结起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权问题。工党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在必要时使用联邦的宪法权力，以便原住民拥有多年来为他们保留的土地。”

工党胜选后，于1989年设立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ATSIC），取代之前的原住民事务部门。1991年又成立了“原住民和解委员会”，推动在2001年澳大利亚建立联邦一百周年之际推进原住民和移民的历史性和解，特别是要解决三个关键领域的原住民劣势：就业、卫生和经济发展，推动原住民的自决。

在澳大利亚语境中，原住民的自决并不意味着分裂，而是扩大自治。

在和解委员会存在的十年中，1995年原住民的旗帜获得官方承认，1997年《把他们带回家》报告承认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原住民或混血儿童被政府强制带走，1999年议会通过了“和解动议”，虽然由于时任自由-民族联盟政府拒绝加入“道歉”字眼，但仍承认了对原住民的虐待和不公正行为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有瑕疵的篇章”。

和解进程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推动了原住民土地权利的合法化，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历史。

1982年，原住民活动家艾迪·马博代表托雷斯海峡岛民的一支“梅利亚姆人”起诉昆士兰州，要求认可他们传统习惯法中对梅尔群岛土地的原住民所有权（native title）。为了阻止梅利亚姆人，昆士兰州于1985年专门通过一项法律，特别规定原住民对昆士兰海岸群岛不具有原住民所有权。

1988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根据《种族歧视法》推翻昆士兰州的专法，并在1992年的判决中承认土地权利可以来自原住民法律和习俗，澳大利亚这才第一次在普通法判决中驳斥了澳大利亚在英国定居时是无主土地的概念，认可原住民所有权是澳大利亚普通法体系的一部分。第二年，工党政府将马博案判决以《原住民所有权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不过，感到土地受到威胁的牧业人士一直在游说后来的政府修改法案，至今仍有争议。

不过，步入21世纪后，自由-民族联盟政府和工党政府交替执政，和解进程也前后摇摆。《原住民所有权法案》经过数次修改，原住民所有权地位降低，新的判例也认为原住民所有权始终要让位于移民对土地的专有使用权。

2005年联盟政府以腐败为由取消了ATSIC，很多分支机构也被废除，原住民事务归入家庭部长下辖的办公室。虽然2008年工党的陆克文对“被偷走的世代”做出了正式道歉，但原住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没有显著改善，犯罪率、贫困率、失业率居高不下，原住民人均预期寿命比非原住民短大约8年，很多儿童在家庭保护项目中被带走。

2008年工党政府提出“缩小差距”战略，希望作为澳大利亚政府与原住民之间的正式协议，改善原住民的健康、教育和机会的状况，不过2018年到期后，七项目标只实现了与教育相关的两个。2019年，联盟政府提出了新的十年框架，放弃作为正式协议以避免肯定原住民自治，不过将司法正义也纳入在内。

2015年，对和解进程感到不满的原住民也组织了起来，2017年5月26日，第一民族全国制宪会议召开在四天后，发表《发自肺腑的乌卢鲁宣言》，要求将原住民对土地的主权写入宪法，提出“1967年，我们是人口；2017年，我们是人民。”的口号。

当时的联盟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不过在2022年选举中，认可乌卢鲁宣言的工党获胜。作为承诺的一部分，新的工党政府开始推动以公投方式修订宪法，加入代表原住民声音的“原住民之声”和承认原住民的条款，而下野的联盟党则宣布将反对修宪。

随着近些年世界右翼极化，大打“文化战争”牌，承认原住民的公投中出现了大量虚假信息，反对的比例不断上升，到公投前夕，民调已经显示有超过50%人反对。最终，公投以失败告终。

分析指出，公投的失败正逐步影响着澳大利亚各层政府对原住民事务的态度。此次公投失败，也意味着澳大利亚未来难以再举行公投，因为人们始终不愿做出改变。

原住民持续百年的血泪史仍然在澳洲回荡，历史能带给人们任何可资参考的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