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煙草專賣體制的「囚徒」：種煙如下賭注，利潤卻似針尖削鐵

編按：過去二十年，全球煙草使用率下降了11%。在中國，這個數字僅下降了1%。佔據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卻消費了全球近一半的卷煙——每年超過 2.4 萬億支。這比其後67個國家的總和還多。吸煙流行，帶來嚴峻的公共健康後果，與吸煙有關的死亡人口將激增，更影響著中國7億非吸煙者。

為何中國吸煙流行難以遏制？煙草行業在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存在？穿透煙草供應鏈，種植煙草的人們，又是如何在這個專賣體制下艱難存活？

此次「中國煙癮」系列報導，端傳媒與專注全球公共衛生的新媒體「The Examination」、德國媒體「Der Spiegel」、調查新聞機構「Paper Trail Media」和奧地利媒體「Der Standard」合作完成，同時發表在「USA Today」。本報導得到了普利策危機報導中心的支持。

這是系列第二篇，我們關注整個生產鏈條上最脆弱的群體——煙農，以及，是什麼樣的制度將他們困在了艱苦又收益甚低的勞作中。點擊閱讀第一篇《1.4萬億人民幣如何綁架政府？中國控煙博弈》，瞭解「中國煙草」這家巨無霸國企如何左右中國控煙政策。

「就看今年了」。這是郭建種煙的第五年，他決定最後再賭一把。「再弄不了錢，下一年就不一定種了。」

郭建今年40多歲，雙目有神，皮膚曬得烏黑。去年，他承包了30畝土地種煙葉，但收入出人意料的慘淡。忙忙叨叨7個多月，他最終只賺了2萬元（人民幣，下同），平均每月收入才2800多元，遠比不上出去打工的人（每月3899元）。

郭建決定再試一年，從30畝一舉擴大到100畝。他想著如果種30畝能賺2萬，也許種100畝就能賺四萬。這個雲南男人並不貪心，只希望每月收入能增加到五千左右。

煙葉種下後，他每天都提心吊膽，最擔心大風冰雹突如其來，讓煙地絕收。

煙葉是一種嬌嫩又脆弱的作物。4月，農民向地裡移栽煙苗後，儘管各種施肥管理養護不停，但它依然容易生病。煙農不得不經常去田裡巡視，仔細觀察，發現問題再針對性地處理。這樣勞作要持續5個月。

到8月，開始採收煙葉並烘烤，煙農進入最忙碌的季節。

煙農的工作並不僅僅是種植，還要加工烤煙。因為煙葉難以保鮮，煙草公司收走的是烘烤後的烤煙。一爐爐鮮綠色的煙葉在大約七、八天的烘烤之後，脫去80%-90%的水分，變成黃褐色。在烘烤期間，煙農必須至少每隔三、四個小時去觀察烤煙變化。即使使用新式烘烤房，可以設置溫度、濕度等參數，也得巡查烤房的情況。

烤完之後，工作還沒結束。煙農要把烤房敞開，讓煙葉吸收足夠的水分，使其變得柔軟，為的是方便分揀烤成金黃的煙葉，給予不同的分級，最後捆扎送到煙葉收購站。採烤季會持續到10月初。

從種下去開始，郭建就被束縛在煙田和烤房裡，無法脫身。他一個人住在烤煙房附近破舊凌亂的簡易平房裡，房間里有一台舊電視機，一張凹陷的沙發，堆滿了化肥等雜物。

郭建80多歲的父母、媳婦以及一雙兒女生活在鄰縣的老家。雖然開車回老家只需1個小時，但他一個月最多回去一趟。家鄉氣候太熱，前三年，他曾在那裡試過種烤煙，但產量和收入更低，無以為繼，全村後來都不再種煙，烤房也拆掉了。郭建在家邊上的縣找了一個海拔1700多米、氣候適宜的村子，承包了村民的土地，還想再試試在煙葉里「掘金」。

8月上旬，端傳媒見到郭建的時候，差不多一半的煙葉已經採收了，但對於今年能不能賺回本，郭建心裡沒底。

「種煙並沒有致富，只能賺點辛苦錢」

煙草的全球流行始於哥倫布的航海探險以及之後的跨大西洋貿易。在明朝時期，煙草傳入東亞地區。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班凱樂（Carol Benedict）的研究，17世紀煙草已經成中國東南沿海普遍的商業作物。當時的文人把這一舶來物稱為「淡巴菰」。

在歷史上，雲南煙草的傳入、發展和戰爭導致的人口大規模遷徙脫不開聯繫。根據雲南大學教授楊壽川的考據，萬曆年間，明軍兩次入滇與緬甸作戰，土煙（晾曬煙）在這時由閩粵沿海傳入雲南。大約350年之後，二戰時期，東中部面臨日軍侵襲的人口大規模內遷到大後方，卻因此打開了雲南的煙草市場。雲南在1939年引進了美國弗吉尼亞型煙草（烤煙）品種，並在1942年全省推廣。美國飛虎隊將軍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也曾出力將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烤煙種子帶到雲南，雲南煙草的種植面積隨後迅速增加。短短幾年，當地卷煙廠數量從戰前的四家增加到七、八十家。

上世紀70年代，中國一些省份開始將種煙作為扶貧的方式廣為宣傳，人們逐漸深信「種煙致富」的傳說，致使大批農民轉而種煙，中國也因此成為全球最大的煙草種植國和煙葉生產國。世界衛生組織2023年發佈的報告顯示，中國的煙葉種植面積達到1014553公頃（相當於整個西安市的面積），列世界第一。

每一株煙草大約有15-20片煙葉。這些葉片呈圓形箭頭狀，螺旋狀地上下傾斜著向外伸展，一片葉子的長度可達四、五十釐米。葉片上覆蓋著一層柔軟的絨毛，這些絨毛可以產生膠脂併發出香氣。理查德·克魯格（Richard Kluge）在他獲得普利策獎的書《煙草的命運》（ASHES TO ASHES）中寫道：隨著葉片的成熟，這些油狀和蠟狀物的量也增多，不斷累積，在葉片表面形成一種有光澤的粘膜。

見過煙葉採收現場的人，會立刻明白煙草的確是勞動密集型的作物。煙葉採收不是一棵棵整體收割，而是一片片摘下。長得好的煙株大約有1.7-1.8米高，煙農會由下往上分4-5批採收烘烤。中部的煙葉被認為是最好的，烤完後定價通常最高。

「採煙盡量要在早上10點鐘以前，成熟一片就採一片，不要搶青採烤，要讓它養到足夠的成熟度。」一個煙草行業的微信公眾號寫道。

8月初，雲南昆明祿勸縣的山裡已沒有盛夏的感覺，十分涼快。煙農開始採烤第一批下部煙。村子里的各式新舊烤房日夜不熄，冒著縹緲的白煙，彌散著一股有點嗆人的奇異煙薰味兒。

種煙最痛苦的時候就是採收。昆明祿勸縣撒營盤鎮砍鄧村的村民張朝說，「白天要下地乾活，晚上要幾個小時起來一次（看看烤的情況）。烤完了還得擇煙（分等級），打包去賣。」

張朝今年45歲，跟煙葉打交道20多年。他的父親張學在家幫他一起種。他們今年和煙草公司簽了25畝合同，總計收購量為3750公斤，預計畝產150公斤。

他們所在的村子是煙草種植大村，隱居深山。全村種煙面積達2000畝，一個村就佔鄉鎮煙葉收購站計劃收購量的三分之一。

張朝說，在祿勸縣，一畝地種煙的純收入為1500-2000元。他和父親一年種煙能有四五萬元收入。

「種煙並沒有致富，只是賺了點辛苦錢。」張朝說。這一天的工作是「擇煙」。他和父親安靜地坐在矮凳上，把一架架烤好的金黃色煙葉從烤架上拆下，堆在旁邊，從中挑出能賣的。就這樣一遍接著一遍。一個烤房大約能裝300桿。兩個人挑揀，大約一天時間能幹完。

父親張學雙手不停，一邊挑揀下部煙一邊說：「腳煙」（最下部的煙葉）因為光照不足，烤出來的質量不好，收購價最低。種植合同里有規定，最差的「腳煙」平均一畝地最多只收5公斤，「多一兩不收。」

在下一爐開始採收烘烤之前，父子倆要把已經烤好的下部煙中成色較好的葉子挑揀出來，把確定不要的煙葉撒到煙田裡作為天然肥料。第一波出爐的下部煙中大部分都是這樣處理掉的。「賣掉的是煙，賣不掉的是草。」張朝說。

中國煙草總公司每年都會發佈煙葉收購的最新價格政策，全國分為一價區、二價區。此外，「紅大」作為特色品種，價格單列。在雲南，張朝所在的昆明屬於一價區，收購價格更高；郭建所在的縣則屬於二價區，價格稍低。

按照最新價格政策，煙葉收購共分為上中下低等總共42個級別。以一價區為例，「中桔一」是最高等級，每公斤的價格是45.8元，較去年提高了1.8元。在這個等級序列名稱中，「中」代表的是中部煙，「桔」代表的是烤出來煙葉的成色，「一」則表示中桔系列中最好的煙葉。

煙葉如果沒有烤好，出現青黃相間的雜色，那麼這一批煙葉可能會被分級為「青黃系」的低等煙，價格只有每公斤2.7元-3.3元。

對於煙葉等級，張朝熟稔於心。高中畢業後，他曾到煙草收購站工作了幾年，後來成為村子里的種煙技術輔導員，負責規劃村子里種煙連片土地的分划，給煙農提供技術指導。指導員每年拿7個月的工資，每月1500元。

2006年，張朝自己開始種煙，那年他29歲，村子里烤煙還用的是燒柴火的土窯。那時村子里還沒有通公路，烤完的煙葉用馬車拉到兩個小時路程之外的收購站。種煙的第一年，10畝地賣了7500元，刨去成本，純收入有1000多元，算下來每個月收入才83元。

差不多同一時期，《中國經濟時報》發表報道《煙草行業利稅第一 雲南煙農月掙40元被逼種煙》，記錄雲南煙農們相似的生存境遇：一名60多歲的煙農說，兩個勞力忙活一年種煙，算下來，每人每月就只有44元錢的淨收入。

該報道還對官方提供的數據做了測算，情況相近。2005年，玉溪市紅塔區大營街鎮，按每人每年種植管理1.5畝煙田計算，收入是618元，僅為全國農民平均收入——2936元的20%。

對於現在生活在城市的人來說，月收入44元低得簡直不可思議，但張朝回憶說，當時人工成本便宜，一個短工一天最多給到13元。種煙一年賺1000元，「收入算可以了，剛剛夠自己的開支。」

「肥水」流向了哪裡？

種煙不賺錢，但根據一項2019年的統計，中國仍有煙草種植農戶92萬。他們集中在雲南、貴州、湖南和安徽等少數幾個省份。

根據中國國家煙草專賣局發佈的數字，2004年前後，中國有365萬戶煙農，超過70%的煙葉種植集中在中西部省份。已故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衛生經濟學榮譽教授胡德偉2008年曾做過一個研究，中國510個煙葉種植的縣中有185個是國家級貧困縣，其他也主要是省級貧困縣。

其中，雲南一省的煙草種植面積佔到全國煙草種植面積的39%，煙葉種植佔雲南當地耕地總面積的7%。

「煙草種植佔用了很多的資源。」世界衛生組織煙草控制與經濟政策合作中心主任鄭榕說。2020年，鄭榕曾帶隊去福建建寧調查當地的煙草種植情況，得出結論：煙農基本上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人，年輕勞動力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留下來的也會選擇種植其他經濟作物。

在卷煙生產的鏈條上，煙草農業的成本很低。一包卷煙（20支）的加權平均零售價格是18.7元，其中煙葉的成本只有5毛2。每支煙實際用於支付煙葉的成本才不到3分錢。

也就是說，煙農幾乎無法惠及煙草行業的巨大利益。根據一項最新的調查，一包煙的利潤中，25.8%的利潤在生產環節，41%在批發環節，32%在零售環節。

更早之前，四川大學經濟學博士胡良宇也做過一個關於中國煙草行業利潤分配的研究，根據他的數據，國家稅收收入佔到40%的比例，生產企業得到10%，零售企業得到10%，剩下的 40%進入國家煙草專賣局和中國煙草總公司的腰包。

「自古以來，農民就是這樣，工作辛苦但是賺的都是小錢。」年近7旬的張學說，「在辦公室里坐著的，就是在盤算下邊這些人如何才能把我養好。」

政府也是煙草行業的極大受益者。根據測算，一包卷煙的價格中，48.4%（9.05元）是政府收走的稅。

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煙草稅被認為是一項最有效果的控煙措施，世衛組織甚至建議消費稅所佔卷煙價格的比重應該達到75%。很多國家通過提高消費稅增加卷煙的零售價格，以達到「寓禁於徵」的減少消費的效果。但這項政策在中國有點「走型」。許多國家的成功經驗在於，政府所收的煙草稅應該成立專門的基金用於公共健康的投入，但中國並沒有這樣做。

在政府壟斷專賣的體制下，煙草行業更像是政府的提款機。而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中央政府是目前煙草業發展更大的得益者。根據學者研究，1994-2000之間，中央政府平均得到全部煙草收入的81.4%，地方政府得到18.6%。

這也是中國在80年代初建立煙草專賣體制的根本原因。1980年之前，中國的煙草工業主要由省級政府管理。1981年，國務院決定建立一個煙草產業國有專賣體系。一年後，中國煙草總公司成立。1984年，國家煙草專賣局成立。1991年，全國人大通過的《煙草專賣法》中明確，有計劃地組織煙草專賣品的生產和經營，為的是「提高煙草製品質量，維護消費者利益，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但在中國煙草總公司掛在網站首頁的口號中，國家利益排在消費者利益的前面。國家煙草專賣局原副局長張保振曾發表爭議性的言論稱，「禁煙可能會影響社會穩定。」

中國煙草行業作為一家自我監管的國企，本就有很高的政治話語權。近幾年，隨著中國經濟疲軟，這種政治影響力也進一步增加。根據中國煙草發佈的數據：2022年，中國煙草實現財政總額14416億元，同比增長15.86%，創歷史新高，佔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比重達到7.08%，較上年提高近1個百分點。

投資大，風險高，沒有點賭徒精神還真乾不了

把烤房清空之後，張朝父子就要搶時間立即採烤下一批。第二天一早7點，他們雇的12個短工就到煙田準備開始採收了。人工成本連年上漲，今年已漲到每天每人100元。4月煙苗移栽大田的時候，幫工出現短缺，人工的價格一度漲到了120元一天。

這些短工是苗族人，來自附近海拔2000米山上的寨子。一行12個人屬於一大家子，最小的才15歲，讀完初中就沒再上學，在家務農。苗族短工中的女性負責採葉子。年輕一點的男性負責把堆在田壟的葉子收到大竹筐里。年長一點的男性把裝滿的竹筐背到停在路邊的三輪車上。張朝父子倆有一輛廂式貨車，還有3輛可以裝下6個竹筐的機動三輪車——輪胎自帶防滑功能，在煙地附近的土路上開起來更方便。

短工們雖然掙一份錢，但乾活很勤快，乾到再晚也會幫張朝把今天的採烤計劃完成。

事實上，除了人工成本增長之外，幾乎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至少這幾年，收購價格上漲的部分更多是為覆蓋成本，幫助煙草公司穩定煙農的隊伍，而不是為了給農民增收。

「在昆明祿勸一畝煙的種煙成本有三千多元，比四五年前漲了有每畝600-700元。」張朝做了最保守的測算。

種煙的過程繁復，還有很多成本難以被統計到。比如有一道程序叫「封頂抹杈」：每年6月末7月初，為讓營養物質集中供應到煙草葉片生長上，農民會一棵棵摘除煙株頂部開的花和周圍的兩三片小葉，隨後還要在折斷的部位塗抹特殊配置的化學抑芽劑來抑制腋芽再生。張朝說，這部分的成本大概在每畝50元。

此外，還有交通運輸成本、買農油、電費、煙葉種植保險費以及前期烤房、貨車等固定投資成本。

肥料的價格也在飛速上漲。部分肥料的單價漲了五成。「鉀肥以前一包150元，今年賣300元。」張學說。

收購價格是固定的，煙農要想多掙錢，就只有兩條路，一是想盡辦法壓縮成本；二是付出汗水把煙地管理好，讓煙葉的質量可以達到該有的評級。

「要懂煙，要會覈算。如果今天這一爐招了七八個工，實際上六個人就夠了，那就是工資得多開。」張學說，管理水平跟得上，才能自己當老闆。

種植10畝以上的煙農其實無異於創業「開公司」。他不得不在成本和利潤此消彼長的蹺蹺板上找到平衡的臨界點。

腳下有100畝煙地的郭建是冒著風險在種煙。他雇了30多個人，實際上就是一家「小微企業」。三十個短工，一天的工資就是三千元，一個月光人工成本就得差不多8萬。為了種100畝煙，他需要投入四十萬元，一下子拿不出這麼多錢，只能跟隸屬於煙草公司的紅塔銀行貸了十幾萬。

一個河南中部的煙農在自述中寫到：種煙大戶的每畝地成本在4200元左右，通常情況下，畝均純收入在1000-2000元。「拿4000元的成本博1000多元的不可預期收入，回報週期長達8個月，投資之大，風險之高，沒有點賭徒精神還真乾不了。」

實際上，煙草屬於典型的「規模遞增不利型農作物」。隨著煙地面積的增大，需要雇傭更多的勞動力、購買更多的設備、投入更多的資源才能維持煙葉生產的水平。儘管規模效應可能在一開始帶來一些成本節省和效益提升，但當規模繼續擴大時，邊際成本可能會逐漸增加，導致總成本超過總收益，從而降低了盈利能力。

僅以噴灑農藥來舉例，手中100畝土地的農藥管理就難以做到十分精細。雲南夏天多雨，有時剛準備打藥就下雨了；有時剛打了藥又下雨，農藥也就白費了。

採收煙葉也顯得捉襟見肘，沒法做到成熟一片採一片，只能一大片地整片一起採收。其中，有的已經熟透了，有的則還沒有熟，都會影響收購時的收入。

種煙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種「平衡」的遊戲。比如，將每一植株的葉片數量限制在15-20片左右，以保證每片煙葉夠厚；祈求老天爺保佑能夠提供恰當的雨量，雨量過多，煙葉就會長得薄而無色，雨量不足，煙葉就會糙而無味；到了烘烤的環節，火候大了會敗壞煙葉的色香味，火候不到也會影響煙葉的定級。

「種的少賺的少，種的多又管不好」，郭建說，種煙賺點錢就好像是「針尖上削鐵」。他的煙地裡長滿了草，有的葉子已經發黃了還沒來得及採；有的煙葉生了病，也沒專門給藥和追肥。「不好弄啊，這東西！」

為什麼還要種煙？

由於中國國內的種煙成本增加，中國煙草公司也在開發海外的煙葉種植市場。

自2000年以來，中國公司在非洲南部和亞洲的煙草合同種植穩步增長。以馬拉維為例，其出口中國的煙葉比例從2005年的1%增加至2013年的9.5%。

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稱，有證據表明中國的煙草種植合同在菲律賓、瓦努阿圖等太平洋島國（以前從未種植過煙葉）以及拉丁美洲也在增加。「在某些情況下，這將進一步加劇上述國家的森林砍伐。」報告指出。

煙草種植大約導致了森林砍伐總量的5%，進一步加劇了二氧化碳排放和氣候變化。300支卷煙的煙草，大約需要騰出一棵樹的空間。此外，煙草種植本身也會破壞土壤環境。
種煙本身也給煙農身體帶來傷害。根據世衛的報告，種植、培育和收割煙草的煙農每天吸收的尼古丁相當於50支卷煙的量。多達四分之一的煙農患有煙草萎黃病——在採收和處理煙葉時、通過皮膚吸收的尼古丁擴散到全身後引起。這種病的症狀包括反射性嘔吐、頭暈、頭痛、腹痛和呼吸困難。
儘管如此，維持國內煙農群體數量的穩定，列在中國煙草總公司和國家煙草專賣局的任務清單上。

中國煙葉公司黨支部書記、總經理陳江華在一篇發表於行業內部刊物《中國煙草》的文章中表示，「要保持煙葉生產投入、基礎設施建設等一籃子煙葉政策的投入強度，穩住煙農種煙的積極性。 」

對農民來說，煙草種植的轉型本身就很困難。2022年，加拿大、印尼、美國和世衛的專家共同發表在權威醫學期刊《英國醫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分析指出三方面原因限制了農民的決策空間。首先，依賴煙草種植的地區通常是貧困地區，種植其他農作物通常也沒有很大的市場。張朝和郭建都說，「種玉米更賺不到錢」。其次，農民個人和村組織尋求替代作物的知識和經濟資源都很有限，如果政府沒有主動提供煙草種植替代的服務，完全依靠農民個人主動尋求變化就很難。最後，或許也是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從事煙草種植的地區往往處於行業控制供應鏈的一種根深蒂固的結構之中。

在這種結構之中，有別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又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

至今，在煙葉種植地區，每年的採收季節，公安部門都會配合地方煙草局實行「縣域邊控」，嚴查煙葉的私自運輸。

2005年，中共中央廢除了農業稅制度，取消了對農民的各種徵稅，唯獨繼續對煙草種植徵稅，改為「煙葉稅」，由煙草公司來繳納。「中央在準備2005年廢除農業稅時，應該可以假定雲南、四川、貴州和其他省政府遊說仍舊保留煙葉稅。」一篇名為《圈起「現金牛」：毛澤東時代以來的煙草稅改革》的文章這樣分析。

在現在中國的18個法定稅種中，煙葉稅是唯一直接全部納入最基層的縣級政府收入的稅種。由於煙葉稅的存在，地方政府會採取鼓勵煙草種植的政策，甚至向農民施加壓力種植煙草而不是其他作物。

中央政府依賴煙草消費稅，而基層政府則依賴煙葉稅。

這就是為什麼在雲南省的一些縣區，當地的紀委副書記、檢察院檢察長、縣政協副主席，甚至衛健局和紅十字會的官員都會在田間地頭督查當地的烤煙種植，甚至要求村幹部和黨員要「帶頭種植」。

2019年年初，臨滄市雲縣就計劃年度煙葉稅要達到2318.25萬元，這筆錢佔到該縣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4.2%。為了完成計劃，該縣政府在3月就和所有鄉鎮簽訂責任書，把種煙的壓力層層傳遞下去。雲縣工商聯會跟著村幹部去農戶家中動員種煙。

地方政府為了鼓勵農民種煙，實際上又會把收上的煙葉稅中的一大部分以各種補貼的方式返回煙草種植行業。東南沿海某省份一煙草公司基層站員工告訴端傳媒，如果煙葉稅取消了，煙農的收入就會更少，因為補貼就沒有了，煙農可能會去找其他事兒乾。「煙葉稅的三分之二，最少也有一半都用在了煙葉種植上了」。

需要注意的是，所謂的補貼資金更多是支持行業，煙農直接得到的資金補貼很少。

2022年，位於雲南省東南部、與越南接壤的文山自治州總計獲得的煙葉稅收入為1.59億元，該州2022年投入煙草行業的補貼資金為3918.79萬元，大約佔煙葉稅收入的25%。

控煙界和衛生經濟學家認為，煙葉稅已成為煙草行業借「稅」的名義夠買地方政府為煙草行業服務的「保護費」。而除了煙葉稅，納稅人的錢在多個渠道上被政府用於扶持煙草業，比如雲南省推出了煙葉種植保險，其中省級財政補貼10%的資金。

2006年煙葉稅成為一個單獨稅種時，《中國稅務報》曾採訪多位煙草行業人士。他們都直言不諱煙葉稅的繼續留存保護了行業。雲南省南華縣煙草公司當時的財務負責人楊德斌稱：「煙葉稅的出台，進一步保護了煙葉這個特殊商品的收購秩序。」

在2006年之前，中國的煙葉種植面積本已經開始走低回落。但2006年之後再次「抬頭」，和煙葉稅有很大關係。2006-2013年，中國的煙葉播種面積整體上持續走高，直到2014年才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

2016年，控煙專家曾大聲疾呼中央政府應該取消煙葉稅。當時，中國政府正在推行「稅收法定」，將15個稅收條例升格為法律。多年來，煙草業一直對外聲稱，煙葉稅可以起到煙草控制的作用；而中國的控煙和公共衛生組織長久以來更關注需求側的減少、缺乏對煙草種植行業的關注。最終，取消煙葉稅的建議沒有被採納，煙葉稅仍然存續。

在專賣制度下，中國煙草公司要控制兩頭，一頭是農民，一頭是中國3億多煙民。它既想要穩住煙民，保障銷量，又想要穩住煙農，獲得廉價又可靠的原料供應。一名財稅領域的專家這樣分析，從理論上，中煙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將稅收負擔轉嫁給消費者；另一種壓低煙葉收購價格，使稅收負擔落在煙農身上。在買方壟斷的煙葉收購市場，後者是主要的方式。

「隨著中煙公司在非洲等境外煙葉種植面積的擴大，進口煙葉的增加，這種壓低國內煙葉收購價格的情況將會更為加劇。」上述財稅領域的專家分析。

對於中國煙草公司來說，未來「穩住煙農積極性」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再過幾年，祿勸縣就會接通高速公路，老煙農張學在考慮也許以後可以改種鮮花。他的兒子張朝也說，再種幾年就不種了。

而擴大種植面積的郭建的賭局正在進入到最關鍵的階段。9月下旬，郭建告訴端傳媒，今年的葉子預計有15噸，大約能賣到40萬，但成本增加了，每畝成本超過4000元，「能保本就不錯。」

張學和張朝父子的情況也不好。採完腳煙，正要收能賣最好價錢的中部煙時，他們遭遇了一場冰雹。

「煙農的苦是無處訴說的。」張朝對端傳媒說。

為保護受訪者，郭建、張朝、張學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