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草专卖体制的“囚徒”：种烟如下赌注，利润却似针尖削铁

编按：过去二十年，全球烟草使用率下降了11%。在中国，这个数字仅下降了1%。占据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却消费了全球近一半的卷烟——每年超过 2.4 万亿支。这比其后67个国家的总和还多。吸烟流行，带来严峻的公共健康后果，与吸烟有关的死亡人口将激增，更影响着中国7亿非吸烟者。

为何中国吸烟流行难以遏制？烟草行业在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存在？穿透烟草供应链，种植烟草的人们，又是如何在这个专卖体制下艰难存活？

此次“中国烟瘾”系列报导，端传媒与专注全球公共卫生的新媒体“The Examination”、德国媒体“Der Spiegel”、调查新闻机构“Paper Trail Media”和奥地利媒体“Der Standard”合作完成，同时发表在“USA Today”。本报导得到了普利策危机报导中心的支持。

这是系列第二篇，我们关注整个生产链条上最脆弱的群体——烟农，以及，是什么样的制度将他们困在了艰苦又收益甚低的劳作中。点击阅读第一篇《1.4万亿人民币如何绑架政府？中国控烟博弈》，了解“中国烟草”这家巨无霸国企如何左右中国控烟政策。

“就看今年了”。这是郭建种烟的第五年，他决定最后再赌一把。“再弄不了钱，下一年就不一定种了。”

郭建今年40多岁，双目有神，皮肤晒得乌黑。去年，他承包了30亩土地种烟叶，但收入出人意料的惨淡。忙忙叨叨7个多月，他最终只赚了2万元（人民币，下同），平均每月收入才2800多元，远比不上出去打工的人（每月3899元）。

郭建决定再试一年，从30亩一举扩大到100亩。他想着如果种30亩能赚2万，也许种100亩就能赚四万。这个云南男人并不贪心，只希望每月收入能增加到五千左右。

烟叶种下后，他每天都提心吊胆，最担心大风冰雹突如其来，让烟地绝收。

烟叶是一种娇嫩又脆弱的作物。4月，农民向地里移栽烟苗后，尽管各种施肥管理养护不停，但它依然容易生病。烟农不得不经常去田里巡视，仔细观察，发现问题再针对性地处理。这样劳作要持续5个月。

到8月，开始采收烟叶并烘烤，烟农进入最忙碌的季节。

烟农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种植，还要加工烤烟。因为烟叶难以保鲜，烟草公司收走的是烘烤后的烤烟。一炉炉鲜绿色的烟叶在大约七、八天的烘烤之后，脱去80%-90%的水分，变成黄褐色。在烘烤期间，烟农必须至少每隔三、四个小时去观察烤烟变化。即使使用新式烘烤房，可以设置温度、湿度等参数，也得巡查烤房的情况。

烤完之后，工作还没结束。烟农要把烤房敞开，让烟叶吸收足够的水分，使其变得柔软，为的是方便分拣烤成金黄的烟叶，给予不同的分级，最后捆扎送到烟叶收购站。采烤季会持续到10月初。

从种下去开始，郭建就被束缚在烟田和烤房里，无法脱身。他一个人住在烤烟房附近破旧凌乱的简易平房里，房间里有一台旧电视机，一张凹陷的沙发，堆满了化肥等杂物。

郭建80多岁的父母、媳妇以及一双儿女生活在邻县的老家。虽然开车回老家只需1个小时，但他一个月最多回去一趟。家乡气候太热，前三年，他曾在那里试过种烤烟，但产量和收入更低，无以为继，全村后来都不再种烟，烤房也拆掉了。郭建在家边上的县找了一个海拔1700多米、气候适宜的村子，承包了村民的土地，还想再试试在烟叶里“掘金”。

8月上旬，端传媒见到郭建的时候，差不多一半的烟叶已经采收了，但对于今年能不能赚回本，郭建心里没底。

“种烟并没有致富，只能赚点辛苦钱”

烟草的全球流行始于哥伦布的航海探险以及之后的跨大西洋贸易。在明朝时期，烟草传入东亚地区。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凯乐（Carol Benedict）的研究，17世纪烟草已经成中国东南沿海普遍的商业作物。当时的文人把这一舶来物称为“淡巴菰”。

在历史上，云南烟草的传入、发展和战争导致的人口大规模迁徙脱不开联系。根据云南大学教授杨寿川的考据，万历年间，明军两次入滇与缅甸作战，土烟（晾晒烟）在这时由闽粤沿海传入云南。大约350年之后，二战时期，东中部面临日军侵袭的人口大规模内迁到大后方，却因此打开了云南的烟草市场。云南在1939年引进了美国弗吉尼亚型烟草（烤烟）品种，并在1942年全省推广。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也曾出力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烤烟种子带到云南，云南烟草的种植面积随后迅速增加。短短几年，当地卷烟厂数量从战前的四家增加到七、八十家。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一些省份开始将种烟作为扶贫的方式广为宣传，人们逐渐深信“种烟致富”的传说，致使大批农民转而种烟，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烟草种植国和烟叶生产国。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烟叶种植面积达到1014553公顷（相当于整个西安市的面积），列世界第一。

每一株烟草大约有15-20片烟叶。这些叶片呈圆形箭头状，螺旋状地上下倾斜着向外伸展，一片叶子的长度可达四、五十厘米。叶片上覆盖着一层柔软的绒毛，这些绒毛可以产生胶脂并发出香气。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在他获得普利策奖的书《烟草的命运》（ASHES TO ASHES）中写道：随着叶片的成熟，这些油状和蜡状物的量也增多，不断累积，在叶片表面形成一种有光泽的粘膜。

见过烟叶采收现场的人，会立刻明白烟草的确是劳动密集型的作物。烟叶采收不是一棵棵整体收割，而是一片片摘下。长得好的烟株大约有1.7-1.8米高，烟农会由下往上分4-5批采收烘烤。中部的烟叶被认为是最好的，烤完后定价通常最高。

“采烟尽量要在早上10点钟以前，成熟一片就采一片，不要抢青采烤，要让它养到足够的成熟度。”一个烟草行业的微信公众号写道。

8月初，云南昆明禄劝县的山里已没有盛夏的感觉，十分凉快。烟农开始采烤第一批下部烟。村子里的各式新旧烤房日夜不熄，冒着缥缈的白烟，弥散着一股有点呛人的奇异烟熏味儿。

种烟最痛苦的时候就是采收。昆明禄劝县撒营盘镇砍邓村的村民张朝说，“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要几个小时起来一次（看看烤的情况）。烤完了还得择烟（分等级），打包去卖。”

张朝今年45岁，跟烟叶打交道20多年。他的父亲张学在家帮他一起种。他们今年和烟草公司签了25亩合同，总计收购量为3750公斤，预计亩产150公斤。

他们所在的村子是烟草种植大村，隐居深山。全村种烟面积达2000亩，一个村就占乡镇烟叶收购站计划收购量的三分之一。

张朝说，在禄劝县，一亩地种烟的纯收入为1500-2000元。他和父亲一年种烟能有四五万元收入。

“种烟并没有致富，只是赚了点辛苦钱。”张朝说。这一天的工作是“择烟”。他和父亲安静地坐在矮凳上，把一架架烤好的金黄色烟叶从烤架上拆下，堆在旁边，从中挑出能卖的。就这样一遍接着一遍。一个烤房大约能装300杆。两个人挑拣，大约一天时间能干完。

父亲张学双手不停，一边挑拣下部烟一边说：“脚烟”（最下部的烟叶）因为光照不足，烤出来的质量不好，收购价最低。种植合同里有规定，最差的“脚烟”平均一亩地最多只收5公斤，“多一两不收。”

在下一炉开始采收烘烤之前，父子俩要把已经烤好的下部烟中成色较好的叶子挑拣出来，把确定不要的烟叶撒到烟田里作为天然肥料。第一波出炉的下部烟中大部分都是这样处理掉的。“卖掉的是烟，卖不掉的是草。”张朝说。

中国烟草总公司每年都会发布烟叶收购的最新价格政策，全国分为一价区、二价区。此外，“红大”作为特色品种，价格单列。在云南，张朝所在的昆明属于一价区，收购价格更高；郭建所在的县则属于二价区，价格稍低。

按照最新价格政策，烟叶收购共分为上中下低等总共42个级别。以一价区为例，“中桔一”是最高等级，每公斤的价格是45.8元，较去年提高了1.8元。在这个等级序列名称中，“中”代表的是中部烟，“桔”代表的是烤出来烟叶的成色，“一”则表示中桔系列中最好的烟叶。

烟叶如果没有烤好，出现青黄相间的杂色，那么这一批烟叶可能会被分级为“青黄系”的低等烟，价格只有每公斤2.7元-3.3元。

对于烟叶等级，张朝熟稔于心。高中毕业后，他曾到烟草收购站工作了几年，后来成为村子里的种烟技术辅导员，负责规划村子里种烟连片土地的分划，给烟农提供技术指导。指导员每年拿7个月的工资，每月1500元。

2006年，张朝自己开始种烟，那年他29岁，村子里烤烟还用的是烧柴火的土窑。那时村子里还没有通公路，烤完的烟叶用马车拉到两个小时路程之外的收购站。种烟的第一年，10亩地卖了7500元，刨去成本，纯收入有1000多元，算下来每个月收入才83元。

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报道《烟草行业利税第一 云南烟农月挣40元被逼种烟》，记录云南烟农们相似的生存境遇：一名60多岁的烟农说，两个劳力忙活一年种烟，算下来，每人每月就只有44元钱的净收入。

该报道还对官方提供的数据做了测算，情况相近。2005年，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按每人每年种植管理1.5亩烟田计算，收入是618元，仅为全国农民平均收入——2936元的20%。

对于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月收入44元低得简直不可思议，但张朝回忆说，当时人工成本便宜，一个短工一天最多给到13元。种烟一年赚1000元，“收入算可以了，刚刚够自己的开支。”

“肥水”流向了哪里？

种烟不赚钱，但根据一项2019年的统计，中国仍有烟草种植农户92万。他们集中在云南、贵州、湖南和安徽等少数几个省份。

根据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的数字，2004年前后，中国有365万户烟农，超过70%的烟叶种植集中在中西部省份。已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卫生经济学荣誉教授胡德伟2008年曾做过一个研究，中国510个烟叶种植的县中有185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其他也主要是省级贫困县。

其中，云南一省的烟草种植面积占到全国烟草种植面积的39%，烟叶种植占云南当地耕地总面积的7%。

“烟草种植占用了很多的资源。”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主任郑榕说。2020年，郑榕曾带队去福建建宁调查当地的烟草种植情况，得出结论：烟农基本上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年轻劳动力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的也会选择种植其他经济作物。

在卷烟生产的链条上，烟草农业的成本很低。一包卷烟（20支）的加权平均零售价格是18.7元，其中烟叶的成本只有5毛2。每支烟实际用于支付烟叶的成本才不到3分钱。

也就是说，烟农几乎无法惠及烟草行业的巨大利益。根据一项最新的调查，一包烟的利润中，25.8%的利润在生产环节，41%在批发环节，32%在零售环节。

更早之前，四川大学经济学博士胡良宇也做过一个关于中国烟草行业利润分配的研究，根据他的数据，国家税收收入占到40%的比例，生产企业得到10%，零售企业得到10%，剩下的 40%进入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腰包。

“自古以来，农民就是这样，工作辛苦但是赚的都是小钱。”年近7旬的张学说，“在办公室里坐着的，就是在盘算下边这些人如何才能把我养好。”

政府也是烟草行业的极大受益者。根据测算，一包卷烟的价格中，48.4%（9.05元）是政府收走的税。

值得注意的是，提高烟草税被认为是一项最有效果的控烟措施，世卫组织甚至建议消费税所占卷烟价格的比重应该达到75%。很多国家通过提高消费税增加卷烟的零售价格，以达到“寓禁于征”的减少消费的效果。但这项政策在中国有点“走型”。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在于，政府所收的烟草税应该成立专门的基金用于公共健康的投入，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在政府垄断专卖的体制下，烟草行业更像是政府的提款机。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央政府是目前烟草业发展更大的得益者。根据学者研究，1994-2000之间，中央政府平均得到全部烟草收入的81.4%，地方政府得到18.6%。

这也是中国在80年代初建立烟草专卖体制的根本原因。1980年之前，中国的烟草工业主要由省级政府管理。1981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一个烟草产业国有专卖体系。一年后，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1984年，国家烟草专卖局成立。199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烟草专卖法》中明确，有计划地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和经营，为的是“提高烟草制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在中国烟草总公司挂在网站首页的口号中，国家利益排在消费者利益的前面。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张保振曾发表争议性的言论称，“禁烟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烟草行业作为一家自我监管的国企，本就有很高的政治话语权。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疲软，这种政治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加。根据中国烟草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烟草实现财政总额14416亿元，同比增长15.86%，创历史新高，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到7.08%，较上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

投资大，风险高，没有点赌徒精神还真干不了

把烤房清空之后，张朝父子就要抢时间立即采烤下一批。第二天一早7点，他们雇的12个短工就到烟田准备开始采收了。人工成本连年上涨，今年已涨到每天每人100元。4月烟苗移栽大田的时候，帮工出现短缺，人工的价格一度涨到了120元一天。

这些短工是苗族人，来自附近海拔2000米山上的寨子。一行12个人属于一大家子，最小的才15岁，读完初中就没再上学，在家务农。苗族短工中的女性负责采叶子。年轻一点的男性负责把堆在田垄的叶子收到大竹筐里。年长一点的男性把装满的竹筐背到停在路边的三轮车上。张朝父子俩有一辆厢式货车，还有3辆可以装下6个竹筐的机动三轮车——轮胎自带防滑功能，在烟地附近的土路上开起来更方便。

短工们虽然挣一份钱，但干活很勤快，干到再晚也会帮张朝把今天的采烤计划完成。

事实上，除了人工成本增长之外，几乎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至少这几年，收购价格上涨的部分更多是为覆盖成本，帮助烟草公司稳定烟农的队伍，而不是为了给农民增收。

“在昆明禄劝一亩烟的种烟成本有三千多元，比四五年前涨了有每亩600-700元。”张朝做了最保守的测算。

种烟的过程繁复，还有很多成本难以被统计到。比如有一道程序叫“封顶抹杈”：每年6月末7月初，为让营养物质集中供应到烟草叶片生长上，农民会一棵棵摘除烟株顶部开的花和周围的两三片小叶，随后还要在折断的部位涂抹特殊配置的化学抑芽剂来抑制腋芽再生。张朝说，这部分的成本大概在每亩50元。

此外，还有交通运输成本、买农油、电费、烟叶种植保险费以及前期烤房、货车等固定投资成本。

肥料的价格也在飞速上涨。部分肥料的单价涨了五成。“钾肥以前一包150元，今年卖300元。”张学说。

收购价格是固定的，烟农要想多挣钱，就只有两条路，一是想尽办法压缩成本；二是付出汗水把烟地管理好，让烟叶的质量可以达到该有的评级。

“要懂烟，要会核算。如果今天这一炉招了七八个工，实际上六个人就够了，那就是工资得多开。”张学说，管理水平跟得上，才能自己当老板。

种植10亩以上的烟农其实无异于创业“开公司”。他不得不在成本和利润此消彼长的跷跷板上找到平衡的临界点。

脚下有100亩烟地的郭建是冒着风险在种烟。他雇了30多个人，实际上就是一家“小微企业”。三十个短工，一天的工资就是三千元，一个月光人工成本就得差不多8万。为了种100亩烟，他需要投入四十万元，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跟隶属于烟草公司的红塔银行贷了十几万。

一个河南中部的烟农在自述中写到：种烟大户的每亩地成本在4200元左右，通常情况下，亩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拿4000元的成本博1000多元的不可预期收入，回报周期长达8个月，投资之大，风险之高，没有点赌徒精神还真干不了。”

实际上，烟草属于典型的“规模递增不利型农作物”。随着烟地面积的增大，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购买更多的设备、投入更多的资源才能维持烟叶生产的水平。尽管规模效应可能在一开始带来一些成本节省和效益提升，但当规模继续扩大时，边际成本可能会逐渐增加，导致总成本超过总收益，从而降低了盈利能力。

仅以喷洒农药来举例，手中100亩土地的农药管理就难以做到十分精细。云南夏天多雨，有时刚准备打药就下雨了；有时刚打了药又下雨，农药也就白费了。

采收烟叶也显得捉襟见肘，没法做到成熟一片采一片，只能一大片地整片一起采收。其中，有的已经熟透了，有的则还没有熟，都会影响收购时的收入。

种烟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种“平衡”的游戏。比如，将每一植株的叶片数量限制在15-20片左右，以保证每片烟叶够厚；祈求老天爷保佑能够提供恰当的雨量，雨量过多，烟叶就会长得薄而无色，雨量不足，烟叶就会糙而无味；到了烘烤的环节，火候大了会败坏烟叶的色香味，火候不到也会影响烟叶的定级。

“种的少赚的少，种的多又管不好”，郭建说，种烟赚点钱就好像是“针尖上削铁”。他的烟地里长满了草，有的叶子已经发黄了还没来得及采；有的烟叶生了病，也没专门给药和追肥。“不好弄啊，这东西！”

为什么还要种烟？

由于中国国内的种烟成本增加，中国烟草公司也在开发海外的烟叶种植市场。

自2000年以来，中国公司在非洲南部和亚洲的烟草合同种植稳步增长。以马拉维为例，其出口中国的烟叶比例从2005年的1%增加至2013年的9.5%。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烟草种植合同在菲律宾、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以前从未种植过烟叶）以及拉丁美洲也在增加。“在某些情况下，这将进一步加剧上述国家的森林砍伐。”报告指出。

烟草种植大约导致了森林砍伐总量的5%，进一步加剧了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300支卷烟的烟草，大约需要腾出一棵树的空间。此外，烟草种植本身也会破坏土壤环境。
种烟本身也给烟农身体带来伤害。根据世卫的报告，种植、培育和收割烟草的烟农每天吸收的尼古丁相当于50支卷烟的量。多达四分之一的烟农患有烟草萎黄病——在采收和处理烟叶时、通过皮肤吸收的尼古丁扩散到全身后引起。这种病的症状包括反射性呕吐、头晕、头痛、腹痛和呼吸困难。
尽管如此，维持国内烟农群体数量的稳定，列在中国烟草总公司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任务清单上。

中国烟叶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陈江华在一篇发表于行业内部刊物《中国烟草》的文章中表示，“要保持烟叶生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篮子烟叶政策的投入强度，稳住烟农种烟的积极性。 ”

对农民来说，烟草种植的转型本身就很困难。2022年，加拿大、印尼、美国和世卫的专家共同发表在权威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分析指出三方面原因限制了农民的决策空间。首先，依赖烟草种植的地区通常是贫困地区，种植其他农作物通常也没有很大的市场。张朝和郭建都说，“种玉米更赚不到钱”。其次，农民个人和村组织寻求替代作物的知识和经济资源都很有限，如果政府没有主动提供烟草种植替代的服务，完全依靠农民个人主动寻求变化就很难。最后，或许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从事烟草种植的地区往往处于行业控制供应链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之中。

在这种结构之中，有别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又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至今，在烟叶种植地区，每年的采收季节，公安部门都会配合地方烟草局实行“县域边控”，严查烟叶的私自运输。

2005年，中共中央废除了农业税制度，取消了对农民的各种征税，唯独继续对烟草种植征税，改为“烟叶税”，由烟草公司来缴纳。“中央在准备2005年废除农业税时，应该可以假定云南、四川、贵州和其他省政府游说仍旧保留烟叶税。”一篇名为《圈起“现金牛”：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烟草税改革》的文章这样分析。

在现在中国的18个法定税种中，烟叶税是唯一直接全部纳入最基层的县级政府收入的税种。由于烟叶税的存在，地方政府会采取鼓励烟草种植的政策，甚至向农民施加压力种植烟草而不是其他作物。

中央政府依赖烟草消费税，而基层政府则依赖烟叶税。

这就是为什么在云南省的一些县区，当地的纪委副书记、检察院检察长、县政协副主席，甚至卫健局和红十字会的官员都会在田间地头督查当地的烤烟种植，甚至要求村干部和党员要“带头种植”。

2019年年初，临沧市云县就计划年度烟叶税要达到2318.25万元，这笔钱占到该县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2%。为了完成计划，该县政府在3月就和所有乡镇签订责任书，把种烟的压力层层传递下去。云县工商联会跟着村干部去农户家中动员种烟。

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种烟，实际上又会把收上的烟叶税中的一大部分以各种补贴的方式返回烟草种植行业。东南沿海某省份一烟草公司基层站员工告诉端传媒，如果烟叶税取消了，烟农的收入就会更少，因为补贴就没有了，烟农可能会去找其他事儿干。“烟叶税的三分之二，最少也有一半都用在了烟叶种植上了”。

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补贴资金更多是支持行业，烟农直接得到的资金补贴很少。

2022年，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接壤的文山自治州总计获得的烟叶税收入为1.59亿元，该州2022年投入烟草行业的补贴资金为3918.79万元，大约占烟叶税收入的25%。

控烟界和卫生经济学家认为，烟叶税已成为烟草行业借“税”的名义够买地方政府为烟草行业服务的“保护费”。而除了烟叶税，纳税人的钱在多个渠道上被政府用于扶持烟草业，比如云南省推出了烟叶种植保险，其中省级财政补贴10%的资金。

2006年烟叶税成为一个单独税种时，《中国税务报》曾采访多位烟草行业人士。他们都直言不讳烟叶税的继续留存保护了行业。云南省南华县烟草公司当时的财务负责人杨德斌称：“烟叶税的出台，进一步保护了烟叶这个特殊商品的收购秩序。”

在2006年之前，中国的烟叶种植面积本已经开始走低回落。但2006年之后再次“抬头”，和烟叶税有很大关系。2006-2013年，中国的烟叶播种面积整体上持续走高，直到2014年才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2016年，控烟专家曾大声疾呼中央政府应该取消烟叶税。当时，中国政府正在推行“税收法定”，将15个税收条例升格为法律。多年来，烟草业一直对外声称，烟叶税可以起到烟草控制的作用；而中国的控烟和公共卫生组织长久以来更关注需求侧的减少、缺乏对烟草种植行业的关注。最终，取消烟叶税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烟叶税仍然存续。

在专卖制度下，中国烟草公司要控制两头，一头是农民，一头是中国3亿多烟民。它既想要稳住烟民，保障销量，又想要稳住烟农，获得廉价又可靠的原料供应。一名财税领域的专家这样分析，从理论上，中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另一种压低烟叶收购价格，使税收负担落在烟农身上。在买方垄断的烟叶收购市场，后者是主要的方式。

“随着中烟公司在非洲等境外烟叶种植面积的扩大，进口烟叶的增加，这种压低国内烟叶收购价格的情况将会更为加剧。”上述财税领域的专家分析。

对于中国烟草公司来说，未来“稳住烟农积极性”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再过几年，禄劝县就会接通高速公路，老烟农张学在考虑也许以后可以改种鲜花。他的儿子张朝也说，再种几年就不种了。

而扩大种植面积的郭建的赌局正在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9月下旬，郭建告诉端传媒，今年的叶子预计有15吨，大约能卖到40万，但成本增加了，每亩成本超过4000元，“能保本就不错。”

张学和张朝父子的情况也不好。采完脚烟，正要收能卖最好价钱的中部烟时，他们遭遇了一场冰雹。

“烟农的苦是无处诉说的。”张朝对端传媒说。

为保护受访者，郭建、张朝、张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