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生王淩已經在台灣的大學就讀六年。兩岸關係緊張的當下，她無時無刻感到自己是一個「敵國人」。
在一堂社會學的課上，她的授課老師講到2020年中天新聞台不予換發衛星電視執照、從有線電視被下架的事件，請同學思考事件後續發展。老師很自然地說出了「匪台」二字，指稱被認為立場親中的中天電視台。「一開始，他還意識到課上有陸生，講漏嘴一兩次後就改回來。可是，最後還是忍不住，多講幾次後就不在乎了，『匪台』、『匪台』一直說。」
王淩疑惑，如果中天親中就是「匪台」，中國是匪國：「那我是什麼？我是匪？」
去年8月2日，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來台晚間，王淩正和好友在台北的餐廳吃飯。鄰桌討論到這則新聞，而她和朋友在點餐。一開口，她的捲舌腔調和兒化音，就讓她備受側目：鄰桌的客人轉頭、直直盯著她，好像希望用眼光把她趕走，說她不應該待在這裡。
同日，「佩洛西」的關鍵字在微博登上熱搜榜高位，大量中國網民在互聯網上等待「見證歷史（武力統一台灣）」的一刻。在台灣留學五年後，王淩已經對這種新聞感不到興奮，她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為了衝突或戰爭歡呼。
跟三千多名還在台灣的陸生一樣，她很難跟朋友說起這些。對著其他陸生，她怕遇上立場不合的衝突，也怕被舉報；對著台灣朋友，願意深入交談的寥寥可數。
我們很難想像，台灣和中國大陸曾對這批學生投以兩岸交流的期待。
在台灣，陸籍人士就讀大學有兩種方式：透過台灣以外地區的大學申請，來台當交換學生（台灣官方稱研修生）；或是在台灣的大學入學，成為學位生。
陸籍交換生政策繼疫情下暫停三年後，在今年2月重啟。數百名交換生來到台灣的同時，同為陸籍，在台灣就讀學位課程的陸生，卻在倒數離開台灣的日子。至今，中國大陸政府仍未恢復大陸畢業生來台就讀大專院校，他們或是將成為兩岸開放陸生以來，最後一批的陸籍學位生。
期待落空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對岸的人塑造成這個樣子？」
12年前台灣通過《陸生三法修正草案》，開放陸生來台就讀大學學位時，台灣大學方期待改善「兩岸關係的無解和誤會」。而在對岸，前中國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也在2009年表示，鼓勵陸生赴台，推動兩岸交流。
這樣的氣氛中，文字工作者黃重豪在翌年參與出版《陸生元年》書籍，採訪陸生在台的生活點滴，並在序言寫下：「希望讓台灣讀者知道，大陸年輕世代是我們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志。」
這本書出版後不久，卻被他長期放在書架。「如果不是你找我，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把它拿出來。」
黃重豪感概，「這本書已經無法解釋陸生情況的轉變，是我們預測錯誤了。那時候想緩和一些刻板印象，讓陸生和台灣社會交流了解，但情勢已經轉變太多。」《陸生元年》的另一位作者賈士麟，原本對兩岸交流充滿熱情，但現在依然被磨平。
黃重豪說，那時候不少台灣人期待陸生成為民主種子。現在，他覺得這種對陸生的想像是工具化的，沒有真正去了解陸生身為年輕人、大學生本身的需要，把政治命題直接加在他們身上。
「我講難聽一點，那時候我們會期待說，大陸人來台灣，我們就用民主去教化他，去認識民主。就像我在寫這本書，我會預設，你就是要把民主種子帶回去散播、背負民主大任。我覺得有點把人工具化、扁平化。」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把對岸的人塑造成這個樣子？」他想起，2014年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時，很多人假設陸生會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他反思台灣人不應該把陸生視為未開化的人，也不應該用介紹優越文化的態度，把陸生視為被灌輸價值的對象；從家鄉來到異地，陸生有各自不同的留學動機，且不一定全都在政治和文化光譜的某一端。
陸生政策實施幾年間，台灣社會似乎看見陸生所表現出來的意願，不符工具化的想像，不時仍有陸生表現出擁護中國官方立場的行徑。黃重豪說，陸生不一定有交流兩岸，或是積極學習民主價值的抱負，於是台灣社會去理解他們的動機就慢慢減少。
今年將從大學理工科系畢業的易翎坦言，自己來台前不關注政治。因為在大陸的升學壓力大，自己和家人一直都覺得學生應該以升學為目標；而且，他原本在排名前列的高中就學，家人、朋友都希望自己能考到好的大學。
易翎本來想去的是香港，嚮往在繁榮的都市生活。高考結束後，他透過「海峽兩岸招生服務中心」的招生活動，才知道能去台灣。只是，由於朋友指台灣比較落後，所以他曾經對台灣升學感到排斥。
不過，他的高考分數不足以錄取香港頂尖大學，在大陸也沒有很好的選擇。考慮到台灣的國立大學，在既有選項中排名、教學品質較好，而且父親看重台灣的人文和學習風氣，他最終才接受。據易翎了解，近年因慕名排名而來台的陸生，已經佔了陸生中的多數。
像這類的升學動機，卻在「兩岸交流」的大義下被忽視了。
易翎的政治傾向，不是堅決捍衛中共立場的一類。可是，2019年剛到台灣時，他被台灣的香港反送中運動聲援嚇到。那年秋天，各高校內紛紛設置連儂牆，透過便條紙、海報標語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民眾喊的「光時」等示威口號，還有街上的反共撐港文宣，讓長期只接收中共官方資訊的他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更甚者，9、10月間，陸客、陸籍交換生撕毀連儂牆海報的新聞登上幾間報紙頭版，網路上充斥著對中國人的地域攻擊，從小被教育是侮辱詞彙的「支那人」在學校交流版上頻繁出現。自此之後，他發現和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注定讓很多人不喜歡。
因為台灣陸生政策的「三限六不」原則，陸生在台灣不能受薪實習，也不能領取大部份獎學金，權益不及本地生和僑生。即便如此，他轉而參加許多學校社團的活動，嘗試融入台灣同學的圈子內。「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深入到另一個文化，我作為陸生，在這麼特殊的兩岸關係轉變期間在台灣生活，對我的眼界和思考社會議題的想法，都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因從小的教育，他來台前認為台灣應該是中國的一部份，更覺得很多台灣人可能都是這樣想。在跟台灣同學、老師相處後，他才認識到既有認知的侷限，也決定尊重。
不過，當他被問到對政治議題的看法，他只能回應「沒有看法」、「不能說」。「來之前，台辦明示或暗示陸生手機會被監控。另外，我的陸生朋友很堅定認同中共，我覺得要是說錯話就會被舉報，所以就會害怕。」即使對民主、自由有興趣，陸生也難以坦白表達。不明白這重考慮的台灣民眾，只會覺得陸生要不都親共，要不都對政治冷感。
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曾經是一次轉機。在台灣地方選舉開票日當晚，中國大陸爆發歷時約兩週封控抗議潮，更有海外中國留學生聲援。在台北，有人在自由廣場和台大組織聲援活動。原先因為害怕政治風險的易翎，因為對中國政府漠視人命的政策憤怒，而冒險在台灣加入抗議，曾和朋友一同籌辦白紙藝術展。
在台大的聲援活動，有學生表示：「我們或許跟中國抗爭者的國族想像不同，生活經驗不同，對於理想生活的期望也不同。或許我們很難成為爭取同樣目標的夥伴，但是我們支持的心仍然真誠。」
「我支持台灣獨立，我也支持中國抗爭。」
一時間，台灣社會看見陸生和中國民眾的另一種模樣，獲得重新連結的機會。易翎希望這些聲援活動，能改變人們對陸生的刻板印象，不要覺得中國人都很麻木或愚蠢。「我們是有自己的力量，是有所思考的。」
可惜的是，聲援活動始終沒有後續。陸生群體間，也沒有人持續公開表達立場，台灣社會對陸生的關注不再持續。
幾個月過後，台灣輿論再次跟兩岸交流的願景遠離。今年4月，因康軒出版社的自然科學課本，使用中國慣用詞「土豆」來指涉馬鈴薯，網民稱這種用字為「支語（支那用語）」，有政治人物則提出對文化入侵的擔憂。
易翎說，「整體來說，在這邊99.9%的朋友都是對自己好的，可能願意接近自己的本來就比較好吧，不喜歡自己身份的可能就不會接近了。」
台灣社會的人情味也讓他覺得溫暖，比如在餐館放下錢包，短暫離開座位也不用擔心。「我回到大陸都覺得自己變傻了，對小偷沒那麼防範了。」但對緊張社會氣氛帶來的壓抑，他依然印象深刻，「善意跟惡意是一碼歸一碼，不能說因為有好的，壞的就算了吧。」
回看這段中國大陸和台灣青年交流的歷程，黃重豪覺得當中衝突讓人遺憾，但個體很難避免政治局勢的影響，矛盾無法避免。「兩岸在太陽花後，頻繁辨認互相的關係。陸生在這個十字路口上來到台灣，親證歷史轉折。只是辨認的過程激烈，犧牲到陸生在台灣的待遇和台灣社會了解陸生的機會。」
陸生在時局和政治話題下，自身都沒有得到被理解的機會；兩岸交流的期待，很自然也就落空。
想看的東西不一樣
「反正我讀完四年書，我走就好了。他們對於自己的處境，就是『啊反正我就來四年！』就這樣子而已。」
並非沒有人嘗試理解陸生。從太陽花學運前，導演傅榆以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長達七年跟拍台灣社運青年領袖陳為廷，與曾經對台灣社運感興趣的陸生蔡博藝，紀錄他們參與社運的熱忱與失落。傅榆在不同場合曾表示，她在片中也投射了自己對社會運動改變社會，和參與者自身的期待。
這齣紀錄片在2018年得到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在國際巡迴演講中，傅榆說這齣紀錄片希望傳達的，不只太陽花運動，還包括「身為一個人，就會經歷充滿熱血與衝勁的青春時期，和隨之而來的幻滅、妥協與成長。」
在同名書中，傅榆寫下，台灣社會正一同追尋「主體性」，找到自己的社會理想；也說當初想「把人民跟政府分開，把具有獨立思考的台、港、中年輕人聚在一起」，討論、思辨中國因素。然而，五年過後，她覺得自己沒能呈現陸生的主體性。
傅榆認識蔡博藝，是因為蔡博藝2011年在人人網發表的文章〈我在台灣，我正青春〉。文章書寫中國與台灣的文化及政治差異，也期許在台灣認真生活，把經驗帶回大陸去。之後，她更發現，蔡博藝是一個很熱衷社會運動的人，曾在淡江附近連署保留「小白宮」（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現為新北市市定古蹟），後來甚至到苗栗苑裡觀察反對興建大型風力發電機的「反瘋車」行動、立法院觀察太陽花學運。
她坦言，自己此前對陸生不了解。在台灣清華大學王丹的課堂上，她嘗試邀訪幾位陸生，但都不得要領。
「以前想找人談政治的時候，大部分陸生是不願意的，但她卻比較積極參與、願意談，所以蔡博藝對我來說就很特別。」
在傅榆的印象中，陸生完全不會參與社會運動，只有少數對政治議題感興趣。「這麼少數的裡面，他們基本上會對社會運動和六四晚會有興趣，這些對他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但他們也只敢快閃現場看一下，不太可能真的參與到裡面去。」
她很想透過蔡博藝，讓台灣認識中國大陸的人：他們當中也有很友善、很願意理解台灣的。「她就是一個媒介，她也有其特殊性，」傅榆認為，很少人能夠理解立場不一定相同的人，也讓別人願意理解他，但蔡博藝可以。
不過，這樣的受訪者選擇有侷限，難免讓人覺得這樣的陸生是「好的」，只有這樣的陸生才可以交流。「之前我還給蔡博藝拍過一部短篇《我在台灣，我正青春》，講她作為初代陸生在台灣的生活，主要是快樂的部分。有的陸生看到就會覺得選擇她太特別了，展現出來是模範。」
蔡博藝雖然因為紀錄片得獎受關注，但被大陸網民批評「數典忘祖」，被一些陸生反對被她代表。她近年已淡出台灣社運圈和公眾視野。
傅榆反思，「我覺得這些感受都沒錯，她作為一個陸生不普遍，不具代表性，大部份陸生不是這樣，有些陸生看到會覺得壓力大。可能會覺得：想要融入台灣就得要這樣嗎？她的確不具代表性。我們把這個交流的期待放在她身上，對她來說會是壓力或不尊重。對其他陸生也是忽視。」
目前在德國攻讀博士的陸生施天宇，2013到2020年間於東吳大學讀歷史系、台大歷史學系碩士班，期間組織、參與過爭取陸生權益的行動。他說，陸生越來越需要自證自己關心台灣政治，才能在人際相處中得到平等的對待；可是，最初不是這樣的，「以前台灣被陸生形容成太平洋上的風，也會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施天宇說，他決定來台升學時，考慮的是想脫離家鄉生活，以及台灣幾所大學歷史系的聲譽。「我的高考分數能去蘭州和湖南大學，可參觀過後覺得不太適合。朋友介紹我申請台灣大學的方法後，就來了。」
據他觀察，最初的幾屆陸生學位生，很多人憧憬台灣文化，比如獨立樂團，跟現在主要因學校排名而來的情況有差別。還有的人，因為看過台大教授歐麗娟的《紅樓夢》課程影片，慕名而來；他則喜歡張懸和五月天。
剛到台灣時，施天宇就意識到陸生對於台灣來說很新穎和特殊，台灣人不認識這個群體。他協助建立東吳大學的陸聯會，也嘗試爭取陸生納入健保體系，希望把還沒有明列的權利釐清。另一邊廂，也有台灣同學帶他去夜市，去淡江看日出。
參與台灣社運和社會議題，是他主要認識台灣的方式。2014年太陽花學運爆發，他和韓國朋友一起在立法院待了三晚：「太陽花的時候沒人管我是哪裡人。聽到是陸生，就說『中國人，來參與我們民主，好啊！』」
他參選過學生會長，雖然離當選門檻差0.2%而遺憾落選，但對參選經驗留下好印象。在學生會選舉論壇，他曾被人問：「你中國人為什麼要來選？」而其他與會者不僅沒有表達附議，反而還指責這個人，覺得這樣是冒犯的言論，不能就身份攻擊別人。他說，陸生來台初期，「台生可能會有concern，但本來的態度是溫柔的，會體會到你的想法和處境，尤其在公共的場合。」
這樣的待遇，施天宇後來越來越少見。
他說，太陽花學運後，獨、統變成台灣社會討論主軸。同時，中國政府對外塑造「戰狼」形象，內部民族主義情緒變得高漲。越發拉扯的兩岸關係，使施天宇開始對發聲謹慎。
施天宇後來曾跟東吳的台灣同學說起，自己在太陽花學運時候的參與，對方都難以置信。那時候不管一個人是以什麼身份、口音，其他人鮮少在意，不同現在可能被視為「匪諜」。
他感受到，惡意從2018年開始蔓延。當年，促進台、美官員互訪的美國《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通過，引起中方強烈反對；台灣亦接連失去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和薩爾瓦多三個邦交國。
身為學校模擬聯合國的成員，他曾頻繁參與社團活動。「唉，為什麼中國人會在台灣做模聯呢？你這樣會對我們議題有影響。」自高中參加模擬聯合國以來，他第一次面對這樣的提問，社員認為陸生在場，會擾亂模聯討論氛圍，讓其他人不方便發表意見。2020年疫情間，他又因為口音被聽出是大陸人，在台北的百貨公司被罵「滾回去」。
他指出，近年兩方想看的東西越來越不一樣，台灣社會想看陸生對民主感興趣，對兩岸現況理解；陸生受到的官方教育則把台灣當成延長戰略下的一部分。正是這種教育、認知造成的差距，讓最初互相的好奇跟善意，在加速冰凍的兩岸關係下化為泡影。
離開台灣前，他跟計程車司機聊天，「他說：你們飛彈對著我們，可是我說：那你們也有戰鬥機對廈門嘛；這東西沒得講啊，就是這個事實已經造成了！」
近年來，對部份陸生而言，來台後受到的刺激，遇到的惡意對待和負面的話，又讓他們對台灣更無感，不願意去了解台灣社會。天宇形容「他們像是孤島上的人，他們self-isolation，目標變成在台灣完成學業就好」，「反正我讀完四年書，我走就好了。他們對於自己的處境，就是『啊反正我就來四年！』就這樣子而已。」
跟易翎來台的原因相似，施天宇說在台灣八年，已經認識到很多原本在中國大陸不會遇到的事物，想再去別的地方，認識更不同的文化。「這種經驗很不錯，但no more！」他不否定在台灣求學和爭取權益的經驗，但強烈反對期待陸生為兩岸促進政治理解的想法：「我們是見證大時代，在之下被影響的人。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創造塑造時代，我們連健保都改變不了。我們只是為了生存、更好的生活。誰給了什麼，拿著；誰幫了你，就跟著走。」
陸生也是年輕人
在台灣，王淩和易翎要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中國」；回到大陸後，他們要再次包裝自己，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台灣」。
拋開對陸生的期待和成見，其實他們只是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如易翎所說，大部份陸生來台是為了就讀排名較高、教學品質較好的大學；成績和畢業後的出路，是大部份人的首要目標。
曾在在台北一所大學處理陸生事務六年的崔先生表示，入學輔導時，自己會跟陸生說明在台灣不能兼職、畢業後無法留台工作，和沒有健保等限制，還有不要碰太多台灣的政治活動，或是與別人就時事爭吵。他認為，陸生在台灣的權益缺失，也要適應社會的觀感，有許多困難，專注在學習上是最好的選擇；應該透過自我表現而獲得師長、台生的尊重，爭取未來前途。
陸生的表現沒有讓他失望。過去每屆學士班有200名陸生，其中五、六十位陸生的成績，往往位列班級前三名。
不過，學習的壓力甚至影響陸生健康。崔先生說，「陸生自我要求非常高，求好心切，給我印象很深刻。」校內投保的陸生商業醫療保單，80%都註明投保人曾患「精神憂鬱」相關病症。他說，曾有一位英文系陸生，在英文演講課的期末集體演講考試中，因為毫無準備的同系室友，與刻苦練習的自己同樣獲得90分，而憤懣不滿，精神病爆發以致住院。
長期在學校課程取得A等評分的王淩同意崔先生的說法。她已經放棄跟台灣同學和社會深入交流，想快點寫完論文，取得好成績後回家。
在台灣資訊開放的條件下，她認識到與從前在大陸沒有接觸到的資訊，沒辦法忘記。然而，有曾寫敏感論文題目的陸生，回國後被密切監控。李明哲、李孟居、富察被捕的事件，使她擔憂自己與國家主旋律不同的研究題目，會不會帶來人身風險。她要思考，有了更多的社會意識後，要怎麼面對未來在大陸的生活。
易翎也對回國感到焦慮。在台灣留學的經驗，讓他覺得自己跟大陸朋友已經生活在兩種文化裡。以性別議題為例，他說自己在日常中看見一些性別刻板印象時就「忍不了」。他會在Instagram吐槽，在台灣和朋友談天時，也會直接說出來。這種成長，讓他跟大陸朋友的共同話題越來越少，「有時候可能會破壞一些關係，某些大陸朋友說我說的話題是『女拳（對女權主義的貶稱）』，不喜歡我說這些。」
自2020年4月9日起，中國教育部宣佈暫停陸生赴台，僅允許已在台就讀大學的陸生繼續升學。該部門解釋，暫停陸生赴台的原因，是台灣政府在疫情下限制了陸生的就學權益；將來會不會重啟陸生赴台，要看台灣當局能否反省。不過，即使具學籍的陸生在2021、2022年順利赴台，不再有陸生入境爭議，中國教育部仍未解除禁令。
如果未來政策不改變，該屆赴台入學的970名陸籍學士生今年畢業或退學後，將成為最後一批大學部陸籍學生，其餘還在台灣的陸籍研究生，也將在畢業後為學位陸生政策畫上休止符。
七月，主導並開啟陸生學位生政策的馬英九，帶著中國大陸名校師生參觀台大，在王凌每天走過的地方錄影。
「那些學生滿臉假笑，對著鏡頭自說自話，自顧自地說背好的稿子，兩岸一家親云云，如同木偶。也有學生興高采烈地講述自己喝了一杯路易莎，在街頭跟台灣男生打了一場球，說得如同與台灣接觸是第三類接觸，像上了火星，並試圖以此證明兩岸一家親。」
王凌看了這些報導，哭笑不得，一陣悲涼；但即使自己的經歷不被理解，還是要回歸生活，要回中國大陸找工作。
在台灣，王淩和易翎要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中國」；回到大陸後，他們要再次包裝自己，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台灣」。如果在台灣他們增長了見聞，回國後，也要收起對政府和社會的批判。接下來寫履歷表時，他們要把自己台灣母校的「國立」二字去掉，在中國大陸青年失業率高達20%的狀況下，跟千萬大學畢業生競爭所剩不多的職缺。
王凌和易翎不捨台北的街道、餐廳和結下的友誼。但伴隨他們回到中國大陸，這段青春的時光、在異地的生活，還有不曾被異地理解的身份，會慢慢淡忘。
（王淩、易翎、崔先生為化名；姚拏雲、小欣對本文亦有貢獻）
@vickychik @Ezio_Auditore 作為香港人的一分子，跟你們説聲對不起。
@onionmonster 你說的對，普京其實就是cia的臥底，受拜登的指示發動俄烏戰爭的捏😎
充滿了牆內大棋黨井底之蛙們愚蠢的美😂
和評論區Ezio_Auditore的經歷有一些類似，整個反送中運動都有出去遊行、捐款，如果不是身分受限，應該會衝前線那種。但那又怎樣呢？運動過去了四年，傷害你的還是身邊的港人朋友，總是「啊國內人是這樣的啦⋯」，標籤一旦建立就算付出再多可能還是很難換來平等相視。無所謂了，沒有一國兩制的香港也沒什麼好再留戀了，也快要永遠離開這個傷心地了。
台灣人的確沒有本錢不了解中國。中國媒體被噤聲和台灣的媒體亂象，對人民來說都不是好事。台灣的社會能有今天，幸運和努力的因素都有，面對對岸的人民，我們可以再大方一點，陸生沒有健保這件事我也覺得不對。
回复Ayahuasca：
我自己，包括我认识的很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后思想都有很大转变。但是在一个威权国家发声的压力，不是成长在民主政体里的你可以想象的。你生活在民主台湾，这是你的幸运，但请你不要居高临下教育中国人。威权政体也有人坚持向善，而民主政体也并不会让生活其中的人自动变得更加高贵。
@ Ezio_Auditore 對不起。
“在台湾，要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中国”；回到大陆后，他们要再次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台湾”。”
这句话真是说出了回国工作陆生的心声。
原罪论没有任何问题，从1949到1976，从1989至今，全都是中国人沉默造就了这个不义的政权，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人民拱手相让自己的权利去造就这只利维坦，两岸今日的结局是结构性的
应该是兰州大学和湖南大学吧？
https://reddit.com/r/real_China_irl/s/XdnY59ivOX
中國人來台前的對台灣的理解就存在認知錯誤，實際上是到了完全不同的國家，觀念也天差地別，而且台灣人也不知道要怎麼跟習於自我審查，有話不敢說的人交流，試問如何跟心口不一的人作有意義的交流？全世界都犯過這樣的錯誤，就像讓中國加入國際組織，讓中國學生到其他國家留學，可最後大家都失敗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樣子。
中國人來台前的對台灣的理解就存在認知錯誤，實際上是到了完全不同的國家，觀念也天差地別，而且台灣人也不知道要怎麼跟習於自我審查，有話不敢說的人交流，試問如何跟心口不一的人作有意義的交流？全世界都犯過這樣的錯誤，就像讓中國加入國際組織，讓中國學生到其他國家留學，可最後大家都失敗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樣子。
要谈理解已经不可能了，坚定不移待在己方阵营的人在当下应该是最自洽也最有归属感的。痛苦的是那些对各方都有一定理解却无法跳脱出原初身份认同的人。并不是内心把民主价值作顺序第一位就能跳脱出来，就算真跳脱出来，又真能被彼方接纳吗？往往等回头时发现原先的归属也回不去了。尝试过的人应该都懂，没那么容易，也许假以时日是可以的，但在当下更可能成为两岸三地的磨心。我觉得这篇文章不是要怪怨任何的普通人，普通人当然有权利也有理由不喜欢不接纳。这样的事发生在台湾，当然也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任何其他地方。
這篇文章讓我想起我在美國這邊研究生院裏的一次組會經歷。
當時的一個項目是需要用到胚胎幹細胞。在組會的末尾有一個人打趣說“千萬不要讓共和黨人看到我們在做這種研究”，然後會上大家都大笑。
一個老教授變笑邊說：“哈哈哈這樣不好這樣不好。”
等大家笑完了，老教授正色說：“剛才這是一個笑話，不可以當真：沒有人應該因為他的意識形態或者政治傾向被排擠。”
當時覺得教授只是在說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現在看來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台灣最可笑的就是想要用台灣的民主自由去「教化」陸生，甚至希冀長久以往可以藉此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愚蠢也要有個限度。
中國有自己的政治制度迭代模式，也有很多專家學者，對民主制度比台灣一堆偽專家，一堆博士都拿不到的一堆博士候選人要清楚的多，真的輪不到台灣來教。中國要不要選擇民主制度，中國適不適合民主制度，跟台灣都沒有關係。妄想靠幾千幾萬的陸生去改變中國政體，到底是多愚蠢跟無知才會有這種想法？
台灣需要的不是陸生來台，而是台生去陸。因為有生存危機是台灣，不是大陸。台灣人需要了解中國是怎麼運作的，他的政府是怎麼影響人民，人民怎麼樣反過來影響政府，中國面對的內部問題是什麼，國際上的關係如何。對統治階級而言，只有利益，這點全世界都是一樣的。無論是美國的資本，還是中國的共產黨。權力越大的國家，就會造成越大的犧牲。美國能發動越戰韓戰，波斯灣戰爭跟反恐戰爭，挑動俄烏戰爭，中國當然也能做一樣的事情。對他們而言，萬物百姓都是芻狗，要生存下去，只能去了解他們的利益運作方式，想辦法找到生存之道。
台灣人屁也不懂，一天到晚還洋洋得意的行使什麼公民權，去選一堆只在乎利益跟意識形態的人渣，妄想在大國博弈中生存，豈不是可笑？台灣人能選舉，是因為大國讓你選舉。很多發達國家都能一夕之間被打爛，打爛之前也沒人覺得他們會被打爛，不要覺得台灣有什麼特別。
陸生來台就是體驗人生，他們會選擇來台灣，本來就是對台灣友好才會來。台灣這邊政府像防賊一樣，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做，民間則上行下效，歧視陸生，歧視這群越來愈少的，願意對台灣友善的「敵國人」。這到底是怎麼想的我還真的無法理解。
台灣過去有非常多的機會，能利用政治智慧在大國博弈中生存，維持中立。但是弄到今天的處境，基本上只有和平統一跟被代理人戰爭犧牲兩條路。雖然兩條路都不怎麼樣，但香港跟烏克蘭我當然選香港啊。很多人說不要台灣變成香港，那你們就讓台灣變成烏克蘭好了。可能這就是愛台灣吧，以後不理解這種愛的人可能都要開除台籍了。
理解不等於同意或認同，也不要拿來情勒，沒有人必須喜歡或被喜歡的。
我說自己的事吧。
2019年6月10日，我開始和大多香港人一樣加入到反送中遊行隊伍的人群中來。作為一個穿梭於中港兩地的政治禁書書商，我並不清楚我是哪裡人，我來自大陸，卻深愛著香港這個城市，這片土地。我只是發現中港兩地對對方都有不小的誤解，於是我嘗試成為一個連結的橋樑，讓彼此之間放下各自的思維定勢，我認為我做到了
後來，香港開始有連儂牆，有朋友看到之後，他非常激動，毅然加入，很快，就成功了。我和他說我也想加入進去，做什麼都好，要文宣？我可以幫你們印，畢竟大陸比香港要便宜得多，而且我還可以去設計。要裝備？我也有渠道去買到，只要你想要，我都可以得到。
起初，他們對我是有疑慮的，怕我是中共派來的臥底，但經過朋友的擔保，並且我和他的關係也的確很密切，這才讓他們相信我，信任我。
再後來，我覺得僅僅靠文宣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必須站出來，只要有藍絲靠近，則絕不手軟。
再後來，我被捕。因為我的事已經交給了重案組（有組織犯罪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那邊的警察和我說已經和大陸的國安取得聯繫並向大陸通報。於是我面臨的問題是留在香港還是回大陸，是在香港坐牢還是在台灣坐牢，這件事情我思考了3天，最終決定返回大陸。
也是在那天，朋友去深圳出差，他怕我的事情牽連到他，但又不得不去，所以我和他約定兩小時通一次電話以防失聯，下午4點，他說他的事已經完成，有什麼要幫忙的沒有，我拜託他幫我探訪一下家人，幫忙拿一點錢，因為申請612的錢還沒到，我已經身無分文所以他在電話中說還有什麼事沒有，我說幫我拿點錢過來吧，真的連吃飯的錢都沒了，於是他做了，再然後，打過去的電話就再也無人接聽。
我回到連儂牆，護牆小組的成員都在，我和他們說了自己的決定，於是我們拍了一張合影，各自都知道經過今天之後就是永別。
我和朋友約定在晚上9點在地鐵站把東西給我，我晚上8點給他打過一次電話，無人接聽，我在想是不是出了意外？但沒想太多，可到了10點依然無人接聽，我就想是不是出問題了。我和護牆小組的人一起吃東西，然後將他或許已經被捕的消息告訴所有人。他們問為什麼會這樣，我說估計是因為我拜託他幫我找我家人拿一點錢，於是我遭到了一致的指責。
第二天，我拜託另一個人來香港，尋求他的幫助，我聯絡到護牆小組的人，他們說在一個地方吃東西，於是我帶著這位朋友到那家餐廳一起，但席間他們已經不給我留座了，我們兩個人只是自顧自地在隔壁桌吃一盤星洲炒米粉。那天晚上，或者說是凌晨，我接到他們的電話，罵了我整整一個小時，其中有一句是：今天你又帶了個大陸人來和我們一起吃飯，你當我們是什麼？你們大陸人又是什麼？
這句話讓我很沮喪：我花了6年的時間，想盡辦法去融入這個社會，我想盡一切辦法去希望兩邊的人能更多的溝通和了解以消除刻板印象，但最終，我雖然熱愛這個城市，但我終究只是一個異鄉人。
我說自己的事吧。
2019年6月10日，我開始和大多香港人一樣加入到反送中遊行隊伍的人群中來。作為一個穿梭於中港兩地的政治禁書書商，我並不清楚我是哪裡人，我來自大陸，卻深愛著香港這個城市，這片土地。我只是發現中港兩地對對方都有不小的誤解，於是我嘗試成為一個連結的橋樑，讓彼此之間放下各自的思維定勢，我認為我做到了
後來，香港開始有連儂牆，有朋友看到之後，他非常激動，毅然加入，很快，就成功了。我和他說我也想加入進去，做什麼都好，要文宣？我可以幫你們印，畢竟大陸比香港要便宜得多，而且我還可以去設計。要裝備？我也有渠道去買到，只要你想要，我都可以得到。
起初，他們對我是有疑慮的，怕我是中共派來的臥底，但經過朋友的擔保，並且我和他的關係也的確很密切，這才讓他們相信我，信任我。
再後來，我覺得僅僅靠文宣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必須站出來，只要有藍絲靠近，則絕不手軟。
再後來，我被捕。因為我的事已經交給了重案組（有組織犯罪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那邊的警察和我說已經和大陸的國安取得聯繫並向大陸通報。於是我面臨的問題是留在香港還是回大陸，是在香港坐牢還是在台灣坐牢，這件事情我思考了3天，最終決定返回大陸。
也是在那天，朋友去深圳出差，他怕我的事情牽連到他，但又不得不去，所以我和他約定兩小時通一次電話以防失聯，下午4點，他說他的事已經完成，有什麼要幫忙的沒有，我拜託他幫我探訪一下家人，幫忙拿一點錢，因為申請612的錢還沒到，我已經身無分文所以他在電話中說還有什麼事沒有，我說幫我拿點錢過來吧，真的連吃飯的錢都沒了，於是他做了，再然後，打過去的電話就再也無人接聽。
我回到連儂牆，護牆小組的成員都在，我和他們說了自己的決定，於是我們拍了一張合影，各自都知道經過今天之後就是永別。
我和朋友約定在晚上9點在地鐵站把東西給我，我晚上8點給他打過一次電話，無人接聽，我在想是不是出了意外？但沒想太多，可到了10點依然無人接聽，我就想是不是出問題了。我和護牆小組的人一起吃東西，然後將他或許已經被捕的消息告訴所有人。他們問為什麼會這樣，我說估計是因為我拜託他幫我找我家人拿一點錢，於是我遭到了一致的指責。
第二天，我拜託另一個人來香港，尋求他的幫助，我聯絡到護牆小組的人，他們說在一個地方吃東西，於是我帶著這位朋友到那家餐廳一起，但席間他們已經不給我留座了，我們兩個人只是自顧自地在隔壁桌吃一盤星洲炒米粉。那天晚上，或者說是凌晨，我接到他們的電話，罵了我整整一個小時，其中有一句是：今天你又帶了個大陸人來和我們一起吃飯，你當我們是什麼？你們大陸人又是什麼？
這句話讓我很沮喪：我花了6年的時間，想盡辦法去融入這個社會，我想盡一切辦法去希望兩邊的人能更多的溝通和了解以消除刻板印象，但最終，我雖然熱愛這個城市，但我終究只是一個異鄉人。
一開始對陸生政策促進交流帶來和平的期待本身就是幻想和政策美化啊，與幾年後就會返回本國、在外也無法自由表達的對象，要如何產生真正的價值交流？有眾多海外留學生也無法撼動的極權國家，留台陸生又有何等獨特神力能帶來和平？當侵略進逼時當然沒辦法再自圓其說也是遲早的事……
我在微博上有个互关的多年的好好友，为了能结婚移居到澳大利亚，他经常自嘲“到了澳大利亚更爱国”，一方面他对国内同性少数群体的对待并不认同，另外一方面在他国生活对他的误解和歧视让他也很不舒服，就会和人论战，会被贴上小粉红，滚回中国去，他就成了夹缝中的人，其实也这也解释了很多留学生明明在民主国家生活，结果却倒向了党国。
支那这个词原本就是针对中国人使用的。既然台湾人已经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人这个想象共同体。那当然不会觉得这个词汇针对自己。大多数使用场景都是意有所指，就是针对中国人这个共同体，而不包含台湾人。历史上日本人如何定义这个词汇，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只能感叹民族主义哪里都有，毕竟这是公认好用的“凝聚力”手段，民族主义的鬼魂总是和各种意识形态相处融洽……然后转化成排外手段，一直以来皆是如此。
另外“支语”这种歧视行为我真的无法理解，二战时期台湾也被日占，也是被军国主义日本视为“支那人”一部分，怎么现在还会用这种词作为嘲讽，这不是也相当于在骂自己吗……
唉，一群被時代車輪輾過的年輕人。
以前常參與甚至協辦陸生活動，到疫情發生後什麼都沒有了，甚至很難找到曾經的痕跡，真是不勝唏噓。
看到原罪论惊了，这还不如工具化呢
很遗憾，叫嚣战争的声音最安全，所以最大声。反对战争的中生/陆生，只能沉默不语，因为一开口就会被好事者举报，贴上1450、行走的五十万这样的标签。除非永久放弃武统，否则两岸的仇恨永远无法消解——即便所谓“统一战争“成功，台湾人的国仇家恨只会被更深地刻在心中。可周围被威权国家环绕的陆权中国，会放弃对海权台湾的声索吗？很难，因为地缘、地理和历史导致海峡两岸决策者的思维完全不同。这幕戏演下去，似乎只会悲剧收场。
评论里居然还有原罪说，就像最近热播的《八尺门》里面的外劳，东南亚新住民都有原罪吧，是要他们反思台语/国语说得不够好，肤色不够白，还是同化得不彻底吗，好像只要你的价值观不达标就不配当作个人来看待。
很喜欢台湾，之前也自由行去过，也收听很多台湾的播客，订阅台湾的youtuber频道，也小额捐赠过《报道者》这样的非盈利媒体，我理解台湾的处境，但是很多区别对待的事情多了以后，有点热情减退，我身边一个朋友和台湾男生谈恋爱，他们为了团聚只能选择日本作为生活目的地（同婚唯独不包含中国）。其实不光是对中国人，如此，前几天看到呱吉脸书上讨论动物园的议题，蓝绿都在攻击他，在播客或者直播时候无心使用了“支语”立马就会被纠正，然后需要解释，似乎没有人在乎具体的人的处境。
其實作者好好地把施天宇、黃重豪、王淩、易翎、崔先生這幾個受訪人的訪談稿完整放出來還比較有貢獻。這樣強加自己的視角，在2023年的當下還寫出一篇全文圍繞「陸生也是年輕人」的抒情散文，實在有點令人失望。當然，背後的意識形態也可以理解，這種為兩岸交流唱輓歌的思路，與當下抗中保台的主流思路不謀而合。全文受訪的陸生多次提到台灣當下的近乎戰爭狂熱的意識形態問題，但都被作者輕輕略過，只當作理解的不可能來默默收尾。這種敘述做法，完全符合標題「未被理解的在台陸生」，因為作者壓根也不想試圖理解，只想趕快承認「理解不了、理解不了」
畢業後不能在本地工作的留學，政府抱著某種工具人的目的來接納陸生，都是陸生無法理解和被理解的原因吧。在大背景的困境下唯一可解的是台、陸生都去往第三方旁觀視角，在那樣的語境下溝通才有意義，而不被身上背負的包袱深深裹挾。
臺灣無論官方或民間需要儘早審視自己的意識形態，如同美國前國務卿龐佩奧所說的，敵人只有九千萬的中國共產黨員中的少數，十四億中國人民即便不是盟友也應該要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共同受害者。加諸於中國人民的意識形態跟教育是中國共產黨少數高層的原罪，而不該是所有人的；上一次冷戰能贏的原因就是鎖定核心的敵人，多拉攏盟友跟中立的人不要站在敵人那邊。
另外科普回覆樓下的回覆，兩岸戰爭不會是臺灣跟廈門之間的事。臺灣的預警雷達監控範圍直達新疆的飛彈跟空軍基地；公開的中程彈道飛彈射程涵蓋北京到成都到香港。臺灣是全球除了以色列以外防禦跟攻擊飛彈密度最高的地方，中國幾乎大半的胡煥庸線以東的人口密集區，都在可被捲入衝突的臺灣火攻範圍內。
这个办，那个办监控着你。说不定哪天，就唆使一堆人网暴你“太平洋的空气都是甜”，表态之前都得自我审查一遍。
这些困境不只是在台湾吧，这是到民主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集体的困境，只不过台湾文化相近，共同的话题也多。
觉得自己不被理解的陆生也不会留在民主世界的，一味指责被区分，也不想想自己身上背的原罪，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鳴蜩說得對極
很好的文章，基本已经把想说的都说了，只有一点我觉得台湾人还是要认清，当大陆人说飞弹互相对着的时候，不要尝试从逻辑的角度反驳这种话术。享受不住在厦门不会被飞弹攻击到的安全感，并且又可以依靠武器来威慑台湾，这种进可不受损失地武统，退可安心回国生活的惬意才是在台大陆人无需融入，也不想融入台湾社会的根本优越感所在。
「他說：你們飛彈對著我們，可是我說：那你們也有戰鬥機對廈門嘛」
額……現在還真沒有😅除了金門部署的大炮，台灣現在源頭反擊的武器很有限。 而前半句不是「飛彈對著我們」而是 「飛彈射向我們身旁」😅
这些人既拿不到居留权，毕业后也不能留在台湾工作，行使言论自由以后，台湾政府更是无力保护他们。注定要当过客的人，是没法融入进去的。
「他說：你們飛彈對著我們，可是我說：那你們也有戰鬥機對廈門嘛」……問題是，這兩件事根本沒有可比性，就好像俄羅斯指責烏克蘭也有武器對著它一樣。會用這種話來反駁計程車司機、還覺得自己很委屈的想法、以及背後孕育出這種價值觀的成長背景，或許才是他們融入台灣社會真正的阻礙。
无解，在官方僵化且好斗的外交政策下任何个人的接触都不可能扭转大时代的事实。
其实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人倾向于用标签化的方式认识别人，要真正了解某个人是很花时间的。个人是很难影响整个社会对于某个群体的观感，即便有某位陆生表现不错，那也是那个人很特别，多数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除非两岸结束紧张状态，不然我觉得这种状态不会有什么变化。
“他反思台湾人不应该把陆生视为未开化的人，也不应该用介绍优越文化的态度，把陆生视为被灌输价值的对象；从家乡来到异地，陆生有各自不同的留学动机，且不一定全都在政治和文化光谱的某一端。”能认识到这点好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