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个“敌国人”：被贴上标签，却未被理解的在台陆生

陆生王凌已经在台湾的大学就读六年。两岸关系紧张的当下，她无时无刻感到自己是一个“敌国人”。

在一堂社会学的课上，她的授课老师讲到2020年中天新闻台不予换发卫星电视执照、从有线电视被下架的事件，请同学思考事件后续发展。老师很自然地说出了“匪台”二字，指称被认为立场亲中的中天电视台。“一开始，他还意识到课上有陆生，讲漏嘴一两次后就改回来。可是，最后还是忍不住，多讲几次后就不在乎了，‘匪台’、‘匪台’一直说。”

王凌疑惑，如果中天亲中就是“匪台”，中国是匪国：“那我是什么？我是匪？”

去年8月2日，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晚间，王凌正和好友在台北的餐厅吃饭。邻桌讨论到这则新闻，而她和朋友在点餐。一开口，她的卷舌腔调和儿化音，就让她备受侧目：邻桌的客人转头、直直盯著她，好像希望用眼光把她赶走，说她不应该待在这里。

同日，“佩洛西”的关键字在微博登上热搜榜高位，大量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等待“见证历史（武力统一台湾）”的一刻。在台湾留学五年后，王凌已经对这种新闻感不到兴奋，她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为了冲突或战争欢呼。

跟三千多名还在台湾的陆生一样，她很难跟朋友说起这些。对著其他陆生，她怕遇上立场不合的冲突，也怕被举报；对著台湾朋友，愿意深入交谈的寥寥可数。

我们很难想像，台湾和中国大陆曾对这批学生投以两岸交流的期待。

在台湾，陆籍人士就读大学有两种方式：透过台湾以外地区的大学申请，来台当交换学生（台湾官方称研修生）；或是在台湾的大学入学，成为学位生。

陆籍交换生政策继疫情下暂停三年后，在今年2月重启。数百名交换生来到台湾的同时，同为陆籍，在台湾就读学位课程的陆生，却在倒数离开台湾的日子。至今，中国大陆政府仍未恢复大陆毕业生来台就读大专院校，他们或是将成为两岸开放陆生以来，最后一批的陆籍学位生。

期待落空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对岸的人塑造成这个样子？”

12年前台湾通过《陆生三法修正草案》，开放陆生来台就读大学学位时，台湾大学方期待改善“两岸关系的无解和误会”。而在对岸，前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也在2009年表示，鼓励陆生赴台，推动两岸交流。

这样的气氛中，文字工作者黄重豪在翌年参与出版《陆生元年》书籍，采访陆生在台的生活点滴，并在序言写下：“希望让台湾读者知道，大陆年轻世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志。”

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却被他长期放在书架。“如果不是你找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把它拿出来。”

黄重豪感概，“这本书已经无法解释陆生情况的转变，是我们预测错误了。那时候想缓和一些刻板印象，让陆生和台湾社会交流了解，但情势已经转变太多。”《陆生元年》的另一位作者贾士麟，原本对两岸交流充满热情，但现在依然被磨平。

黄重豪说，那时候不少台湾人期待陆生成为民主种子。现在，他觉得这种对陆生的想像是工具化的，没有真正去了解陆生身为年轻人、大学生本身的需要，把政治命题直接加在他们身上。

“我讲难听一点，那时候我们会期待说，大陆人来台湾，我们就用民主去教化他，去认识民主。就像我在写这本书，我会预设，你就是要把民主种子带回去散播、背负民主大任。我觉得有点把人工具化、扁平化。”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对岸的人塑造成这个样子？”他想起，2014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时，很多人假设陆生会受到非常大的震撼。他反思台湾人不应该把陆生视为未开化的人，也不应该用介绍优越文化的态度，把陆生视为被灌输价值的对象；从家乡来到异地，陆生有各自不同的留学动机，且不一定全都在政治和文化光谱的某一端。

陆生政策实施几年间，台湾社会似乎看见陆生所表现出来的意愿，不符工具化的想像，不时仍有陆生表现出拥护中国官方立场的行径。黄重豪说，陆生不一定有交流两岸，或是积极学习民主价值的抱负，于是台湾社会去理解他们的动机就慢慢减少。

今年将从大学理工科系毕业的易翎坦言，自己来台前不关注政治。因为在大陆的升学压力大，自己和家人一直都觉得学生应该以升学为目标；而且，他原本在排名前列的高中就学，家人、朋友都希望自己能考到好的大学。

易翎本来想去的是香港，向往在繁荣的都市生活。高考结束后，他透过“海峡两岸招生服务中心”的招生活动，才知道能去台湾。只是，由于朋友指台湾比较落后，所以他曾经对台湾升学感到排斥。

不过，他的高考分数不足以录取香港顶尖大学，在大陆也没有很好的选择。考虑到台湾的国立大学，在既有选项中排名、教学品质较好，而且父亲看重台湾的人文和学习风气，他最终才接受。据易翎了解，近年因慕名排名而来台的陆生，已经占了陆生中的多数。

像这类的升学动机，却在“两岸交流”的大义下被忽视了。

易翎的政治倾向，不是坚决捍卫中共立场的一类。可是，2019年刚到台湾时，他被台湾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声援吓到。那年秋天，各高校内纷纷设置连侬墙，透过便条纸、海报标语支持香港反修例运动。民众喊的“光时”等示威口号，还有街上的反共撑港文宣，让长期只接收中共官方资讯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更甚者，9、10月间，陆客、陆籍交换生撕毁连侬墙海报的新闻登上几间报纸头版，网路上充斥著对中国人的地域攻击，从小被教育是侮辱词汇的“支那人”在学校交流版上频繁出现。自此之后，他发现和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注定让很多人不喜欢。

因为台湾陆生政策的“三限六不”原则，陆生在台湾不能受薪实习，也不能领取大部份奖学金，权益不及本地生和侨生。即便如此，他转而参加许多学校社团的活动，尝试融入台湾同学的圈子内。“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深入到另一个文化，我作为陆生，在这么特殊的两岸关系转变期间在台湾生活，对我的眼界和思考社会议题的想法，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从小的教育，他来台前认为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部份，更觉得很多台湾人可能都是这样想。在跟台湾同学、老师相处后，他才认识到既有认知的局限，也决定尊重。

不过，当他被问到对政治议题的看法，他只能回应“没有看法”、“不能说”。“来之前，台办明示或暗示陆生手机会被监控。另外，我的陆生朋友很坚定认同中共，我觉得要是说错话就会被举报，所以就会害怕。”即使对民主、自由有兴趣，陆生也难以坦白表达。不明白这重考虑的台湾民众，只会觉得陆生要不都亲共，要不都对政治冷感。

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曾经是一次转机。在台湾地方选举开票日当晚，中国大陆爆发历时约两周封控抗议潮，更有海外中国留学生声援。在台北，有人在自由广场和台大组织声援活动。原先因为害怕政治风险的易翎，因为对中国政府漠视人命的政策愤怒，而冒险在台湾加入抗议，曾和朋友一同筹办白纸艺术展。

在台大的声援活动，有学生表示：“我们或许跟中国抗争者的国族想像不同，生活经验不同，对于理想生活的期望也不同。或许我们很难成为争取同样目标的伙伴，但是我们支持的心仍然真诚。”

“我支持台湾独立，我也支持中国抗争。”

一时间，台湾社会看见陆生和中国民众的另一种模样，获得重新连结的机会。易翎希望这些声援活动，能改变人们对陆生的刻板印象，不要觉得中国人都很麻木或愚蠢。“我们是有自己的力量，是有所思考的。”

可惜的是，声援活动始终没有后续。陆生群体间，也没有人持续公开表达立场，台湾社会对陆生的关注不再持续。

几个月过后，台湾舆论再次跟两岸交流的愿景远离。今年4月，因康轩出版社的自然科学课本，使用中国惯用词“土豆”来指涉马铃薯，网民称这种用字为“支语（支那用语）”，有政治人物则提出对文化入侵的担忧。

易翎说，“整体来说，在这边99.9%的朋友都是对自己好的，可能愿意接近自己的本来就比较好吧，不喜欢自己身份的可能就不会接近了。”

台湾社会的人情味也让他觉得温暖，比如在餐馆放下钱包，短暂离开座位也不用担心。“我回到大陆都觉得自己变傻了，对小偷没那么防范了。”但对紧张社会气氛带来的压抑，他依然印象深刻，“善意跟恶意是一码归一码，不能说因为有好的，坏的就算了吧。”

回看这段中国大陆和台湾青年交流的历程，黄重豪觉得当中冲突让人遗憾，但个体很难避免政治局势的影响，矛盾无法避免。“两岸在太阳花后，频繁辨认互相的关系。陆生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来到台湾，亲证历史转折。只是辨认的过程激烈，牺牲到陆生在台湾的待遇和台湾社会了解陆生的机会。”

陆生在时局和政治话题下，自身都没有得到被理解的机会；两岸交流的期待，很自然也就落空。

想看的东西不一样

“反正我读完四年书，我走就好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处境，就是‘啊反正我就来四年！’就这样子而已。”

并非没有人尝试理解陆生。从太阳花学运前，导演傅榆以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长达七年跟拍台湾社运青年领袖陈为廷，与曾经对台湾社运感兴趣的陆生蔡博艺，纪录他们参与社运的热忱与失落。傅榆在不同场合曾表示，她在片中也投射了自己对社会运动改变社会，和参与者自身的期待。

这出纪录片在2018年得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在国际巡回演讲中，傅榆说这出纪录片希望传达的，不只太阳花运动，还包括“身为一个人，就会经历充满热血与冲劲的青春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幻灭、妥协与成长。”

在同名书中，傅榆写下，台湾社会正一同追寻“主体性”，找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也说当初想“把人民跟政府分开，把具有独立思考的台、港、中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思辨中国因素。然而，五年过后，她觉得自己没能呈现陆生的主体性。

傅榆认识蔡博艺，是因为蔡博艺2011年在人人网发表的文章〈我在台湾，我正青春〉。文章书写中国与台湾的文化及政治差异，也期许在台湾认真生活，把经验带回大陆去。之后，她更发现，蔡博艺是一个很热衷社会运动的人，曾在淡江附近连署保留“小白宫”（前清淡水关税务司官邸，现为新北市市定古迹），后来甚至到苗栗苑里观察反对兴建大型风力发电机的“反疯车”行动、立法院观察太阳花学运。

她坦言，自己此前对陆生不了解。在台湾清华大学王丹的课堂上，她尝试邀访几位陆生，但都不得要领。

“以前想找人谈政治的时候，大部分陆生是不愿意的，但她却比较积极参与、愿意谈，所以蔡博艺对我来说就很特别。”

在傅榆的印象中，陆生完全不会参与社会运动，只有少数对政治议题感兴趣。“这么少数的里面，他们基本上会对社会运动和六四晚会有兴趣，这些对他们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但他们也只敢快闪现场看一下，不太可能真的参与到里面去。”

她很想透过蔡博艺，让台湾认识中国大陆的人：他们当中也有很友善、很愿意理解台湾的。“她就是一个媒介，她也有其特殊性，”傅榆认为，很少人能够理解立场不一定相同的人，也让别人愿意理解他，但蔡博艺可以。

不过，这样的受访者选择有局限，难免让人觉得这样的陆生是“好的”，只有这样的陆生才可以交流。“之前我还给蔡博艺拍过一部短篇《我在台湾，我正青春》，讲她作为初代陆生在台湾的生活，主要是快乐的部分。有的陆生看到就会觉得选择她太特别了，展现出来是模范。”

蔡博艺虽然因为纪录片得奖受关注，但被大陆网民批评“数典忘祖”，被一些陆生反对被她代表。她近年已淡出台湾社运圈和公众视野。

傅榆反思，“我觉得这些感受都没错，她作为一个陆生不普遍，不具代表性，大部份陆生不是这样，有些陆生看到会觉得压力大。可能会觉得：想要融入台湾就得要这样吗？她的确不具代表性。我们把这个交流的期待放在她身上，对她来说会是压力或不尊重。对其他陆生也是忽视。”

目前在德国攻读博士的陆生施天宇，2013到2020年间于东吴大学读历史系、台大历史学系硕士班，期间组织、参与过争取陆生权益的行动。他说，陆生越来越需要自证自己关心台湾政治，才能在人际相处中得到平等的对待；可是，最初不是这样的，“以前台湾被陆生形容成太平洋上的风，也会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施天宇说，他决定来台升学时，考虑的是想脱离家乡生活，以及台湾几所大学历史系的声誉。“我的高考分数能去兰州和湖南大学，可参观过后觉得不太适合。朋友介绍我申请台湾大学的方法后，就来了。”

据他观察，最初的几届陆生学位生，很多人憧憬台湾文化，比如独立乐团，跟现在主要因学校排名而来的情况有差别。还有的人，因为看过台大教授欧丽娟的《红楼梦》课程影片，慕名而来；他则喜欢张悬和五月天。

刚到台湾时，施天宇就意识到陆生对于台湾来说很新颖和特殊，台湾人不认识这个群体。他协助建立东吴大学的陆联会，也尝试争取陆生纳入健保体系，希望把还没有明列的权利厘清。另一边厢，也有台湾同学带他去夜市，去淡江看日出。

参与台湾社运和社会议题，是他主要认识台湾的方式。2014年太阳花学运爆发，他和韩国朋友一起在立法院待了三晚：“太阳花的时候没人管我是哪里人。听到是陆生，就说‘中国人，来参与我们民主，好啊！’”

他参选过学生会长，虽然离当选门槛差0.2%而遗憾落选，但对参选经验留下好印象。在学生会选举论坛，他曾被人问：“你中国人为什么要来选？”而其他与会者不仅没有表达附议，反而还指责这个人，觉得这样是冒犯的言论，不能就身份攻击别人。他说，陆生来台初期，“台生可能会有concern，但本来的态度是温柔的，会体会到你的想法和处境，尤其在公共的场合。”

这样的待遇，施天宇后来越来越少见。

他说，太阳花学运后，独、统变成台湾社会讨论主轴。同时，中国政府对外塑造“战狼”形象，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变得高涨。越发拉扯的两岸关系，使施天宇开始对发声谨慎。

施天宇后来曾跟东吴的台湾同学说起，自己在太阳花学运时候的参与，对方都难以置信。那时候不管一个人是以什么身份、口音，其他人鲜少在意，不同现在可能被视为“匪谍”。

他感受到，恶意从2018年开始蔓延。当年，促进台、美官员互访的美国《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通过，引起中方强烈反对；台湾亦接连失去多明尼加、布吉纳法索和萨尔瓦多三个邦交国。

身为学校模拟联合国的成员，他曾频繁参与社团活动。“唉，为什么中国人会在台湾做模联呢？你这样会对我们议题有影响。”自高中参加模拟联合国以来，他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提问，社员认为陆生在场，会扰乱模联讨论氛围，让其他人不方便发表意见。2020年疫情间，他又因为口音被听出是大陆人，在台北的百货公司被骂“滚回去”。

他指出，近年两方想看的东西越来越不一样，台湾社会想看陆生对民主感兴趣，对两岸现况理解；陆生受到的官方教育则把台湾当成延长战略下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教育、认知造成的差距，让最初互相的好奇跟善意，在加速冰冻的两岸关系下化为泡影。

离开台湾前，他跟计程车司机聊天，“他说：你们飞弹对著我们，可是我说：那你们也有战斗机对厦门嘛；这东西没得讲啊，就是这个事实已经造成了！”

近年来，对部份陆生而言，来台后受到的刺激，遇到的恶意对待和负面的话，又让他们对台湾更无感，不愿意去了解台湾社会。天宇形容“他们像是孤岛上的人，他们self-isolation，目标变成在台湾完成学业就好”，“反正我读完四年书，我走就好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处境，就是‘啊反正我就来四年！’就这样子而已。”

跟易翎来台的原因相似，施天宇说在台湾八年，已经认识到很多原本在中国大陆不会遇到的事物，想再去别的地方，认识更不同的文化。“这种经验很不错，但no more！”他不否定在台湾求学和争取权益的经验，但强烈反对期待陆生为两岸促进政治理解的想法：“我们是见证大时代，在之下被影响的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创造塑造时代，我们连健保都改变不了。我们只是为了生存、更好的生活。谁给了什么，拿著；谁帮了你，就跟著走。”

陆生也是年轻人

在台湾，王凌和易翎要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中国”；回到大陆后，他们要再次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台湾”。

抛开对陆生的期待和成见，其实他们只是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如易翎所说，大部份陆生来台是为了就读排名较高、教学品质较好的大学；成绩和毕业后的出路，是大部份人的首要目标。

曾在在台北一所大学处理陆生事务六年的崔先生表示，入学辅导时，自己会跟陆生说明在台湾不能兼职、毕业后无法留台工作，和没有健保等限制，还有不要碰太多台湾的政治活动，或是与别人就时事争吵。他认为，陆生在台湾的权益缺失，也要适应社会的观感，有许多困难，专注在学习上是最好的选择；应该透过自我表现而获得师长、台生的尊重，争取未来前途。

陆生的表现没有让他失望。过去每届学士班有200名陆生，其中五、六十位陆生的成绩，往往位列班级前三名。

不过，学习的压力甚至影响陆生健康。崔先生说，“陆生自我要求非常高，求好心切，给我印象很深刻。”校内投保的陆生商业医疗保单，80%都注明投保人曾患“精神忧郁”相关病症。他说，曾有一位英文系陆生，在英文演讲课的期末集体演讲考试中，因为毫无准备的同系室友，与刻苦练习的自己同样获得90分，而愤懑不满，精神病爆发以致住院。

长期在学校课程取得A等评分的王凌同意崔先生的说法。她已经放弃跟台湾同学和社会深入交流，想快点写完论文，取得好成绩后回家。

在台湾资讯开放的条件下，她认识到与从前在大陆没有接触到的资讯，没办法忘记。然而，有曾写敏感论文题目的陆生，回国后被密切监控。李明哲、李孟居、富察被捕的事件，使她担忧自己与国家主旋律不同的研究题目，会不会带来人身风险。她要思考，有了更多的社会意识后，要怎么面对未来在大陆的生活。

易翎也对回国感到焦虑。在台湾留学的经验，让他觉得自己跟大陆朋友已经生活在两种文化里。以性别议题为例，他说自己在日常中看见一些性别刻板印象时就“忍不了”。他会在Instagram吐槽，在台湾和朋友谈天时，也会直接说出来。这种成长，让他跟大陆朋友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有时候可能会破坏一些关系，某些大陆朋友说我说的话题是‘女拳（对女权主义的贬称）’，不喜欢我说这些。”

自2020年4月9日起，中国教育部宣布暂停陆生赴台，仅允许已在台就读大学的陆生继续升学。该部门解释，暂停陆生赴台的原因，是台湾政府在疫情下限制了陆生的就学权益；将来会不会重启陆生赴台，要看台湾当局能否反省。不过，即使具学籍的陆生在2021、2022年顺利赴台，不再有陆生入境争议，中国教育部仍未解除禁令。

如果未来政策不改变，该届赴台入学的970名陆籍学士生今年毕业或退学后，将成为最后一批大学部陆籍学生，其余还在台湾的陆籍研究生，也将在毕业后为学位陆生政策画上休止符。

七月，主导并开启陆生学位生政策的马英九，带著中国大陆名校师生参观台大，在王凌每天走过的地方录影。

“那些学生满脸假笑，对著镜头自说自话，自顾自地说背好的稿子，两岸一家亲云云，如同木偶。也有学生兴高采烈地讲述自己喝了一杯路易莎，在街头跟台湾男生打了一场球，说得如同与台湾接触是第三类接触，像上了火星，并试图以此证明两岸一家亲。”

王凌看了这些报导，哭笑不得，一阵悲凉；但即使自己的经历不被理解，还是要回归生活，要回中国大陆找工作。

在台湾，王凌和易翎要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中国”；回到大陆后，他们要再次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台湾”。如果在台湾他们增长了见闻，回国后，也要收起对政府和社会的批判。接下来写履历表时，他们要把自己台湾母校的“国立”二字去掉，在中国大陆青年失业率高达20%的状况下，跟千万大学毕业生竞争所剩不多的职缺。

王凌和易翎不舍台北的街道、餐厅和结下的友谊。但伴随他们回到中国大陆，这段青春的时光、在异地的生活，还有不曾被异地理解的身份，会慢慢淡忘。

（王凌、易翎、崔先生为化名；姚拏云、小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