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讓麵粉伯伯無緣死」——土瓜灣街坊張羅的一場無名葬禮

7月8日正午，赤日炙人且悶熱，在葵涌公眾殮房，約十人參加一場葬禮。儀式前，佛教法師拿出一張黃色「疏文紙」稟神，他問Victor和馬芊芊亡者的名字，要寫在紙上。二人猜他叫「劉滿」，但不太肯定；其餘的資料都不知曉，法師便寫他生於「吉年吉時吉日」、籍貫是「大中華國廣東省」。

「走的日子知嘛？」法師再問。「知，3月22日走的，今年新曆。」街坊答。棺材橫卧，釘上食環署的屍體紙：有兩組編號，黑字寫上「姓名不詳，unknown male。」

這場無名的葬禮，要由一個有四萬多個成員的Facebook土瓜灣街坊群組說起。6月，警方就一宗屍體發現案發稿，指有一名男子在九龍城宋皇臺道22號一條後巷倒斃，他約60至70歲，高1.6米、瘦身材、蓄白短髮。警方又說，死者上身赤裸，藍褲褲腳束起至膝蓋，身上沒有身份證明文件。有人將新聞發布在土瓜灣群組，問道是不是「麵粉伯伯」。

40多年來，「麵粉伯伯」擔着寫上「劉滿走江湖」的木箱在香港街頭賣麵粉公仔，後來在土瓜灣一帶落腳。區內街坊跟他常常在街上碰面，但他寡言內向，不常接受別人幫助，街坊對他生前的故事一無所知。沒有身份證，沒有親人和朋友，老人的遺體無人認領。幾個素未謀面的街坊決定為他籌辦一場葬禮。

多事的街坊

白色花邊相框裱起遺照，相中老人穿淺灰的樽領衣、企領衣和深灰外套三層衣服。他皮膚黝黑、銀髮稀疏，嘴唇閉着沒有笑容、眼睛垂垂直望前方。

安放遺照的鐵桌子很窄，放滿菊花和百合、六個紅杯子有酒有茶，還有兩件水果撻跟一盒叉雞飯。土瓜灣街坊Victor說準備食物向先人上貢，是請菩薩開他的口，讓他吃飽。另一個街坊馬芊芊進了殮房，看到伯伯閉着眼、口微微張開，身體的水份蒸發掉，顯得有點乾。

棺材在木板車上被挪出來。法師敲打木魚跟鈴，讓Victor、馬芊芊和街坊們跟着他唸經。木魚的敲打聲逐下俐落，跟着呢喃聲漸變急速。法師請他們鞠躬、到香爐前供香；街坊們又圍着棺木走一圈獻花。法師按黃符上寫的字唸，「往生極樂世界」幾個字徹耳。黃符被拿到香爐，隨火燒起來，煙裊裊上升，剩下灰燼。

「希望伯伯你沒有痛苦，跟隨佛祖身邊修行，去到每一生每一世都有愛、沒病沒痛。」馬芊芊雙手合十、閉着眼碎念。

回想今年6月，一接到無名男子的死訊，馬芊芊便想起很久沒碰見伯伯，警方發放的死者特徵也與他吻合。她打電話到警署，確認是「做手作那個叔叔」，然後在群組留言，將死訊傳開。Victor也留言，提議街坊們湊份處理伯伯的後事。兩個互不相識的人，因着伯伯的死聯繫起來。

最初，警方說伯伯已被送到專為無人認領遺體而設、羅湖管制站附近的沙嶺公墓，馬芊芊問可否把遺體領回，為他辦上位（安放骨灰位），後來才發現搞錯了，遺體還在公眾殮房，由食環署看管。在香港，食環署會按醫院或公眾殮房的要求，接收及處置無人認領的遺體，並按法定文件的指示，將遺體土葬或經火化後安葬於沙嶺墳場。

馬芊芊打給食環署，詢問領取遺體的程序，「我一開始好天真地想，如果政府出句聲，可不可以真的讓我們街坊幫他辦身後事呢？」不過，食環署告訴Victor跟馬芊芊要先找到伯伯的身份證，才能認領遺體辦後事。Victor聯絡了 遺物整理師明泰，明泰跟義工們來到伯伯倒下的後巷，翻遍他的遺物，他們又在網上呼籲街坊提供線索，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同時，Victor和馬芊芊也要證明他們與伯伯的關係。Victor聽過有成功例子，有無家者到法庭上拿出相簿，證明他們跟先人認識多年。但Victor和馬芊芊跟伯伯相處不多，掏不出證明。另一做法是向法庭宣誓說他們認識伯伯，但諮詢過法律意見，他們擔心後事處理後，伯伯的親人日後出現時，會追究他們。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衛東透過傳媒知道伯伯去世，有街坊關注他的喪事，便跟Victor和馬芊芊聯絡起來。他知道街坊們想為伯伯火化立碑，便向警方提出要求，但糾纏了兩星期仍遭拒絕。當遺體的身份不能確認時，警方會調查並嘗試聯絡死者家人；同時法醫會驗屍確定死因。伯伯的遺體無人認領，最後按法庭命令在沙嶺土葬。

7年後無人領取，遺體才會被火化，跟其他無名氏的骨灰混在一起。

兜兜轉轉，伯伯還是要埋在沙嶺。食環署讓街坊們在殮房辦告別式，而明泰也答應無償為伯伯準備禮儀用品，並請法師主持法事。「始終我們都嘗試過、盡了力。」馬芊芊說。

27歲的她早當伯伯是個「樓下街坊。」她在沙田長大，直到成年才跟家人搬到土瓜灣，再自己搬出來。她說土瓜灣交通方便，有人情味，一住便有8年。在街上看見伯伯一人擺檔，她怕他做公仔辛苦，便會買一、兩枝。伯伯寡言，只會點個頭，打個手勢。「他通常都不認人，知他不收多錢，我有時會放多點錢，直接走開，怕他會找錢嘛。」馬芊芊說，「好硬頸㗎佢。」

Victor則說，他原本擔心沒人知道伯伯葬在哪個編號的墓碑，沒衣服、沒棺木埋在地下。這結局「算是我們做不完所有的事，但也做了不少。」如果伯伯的骨灰最終要和其他先人的混在一起，他們沒有辦法，也控制不了。「那就不要太介懷他的遺體究竟在哪裏。一個人，如果大家還記得他，他依然是活着的。」

根據食環署網站，如要認領葬在沙嶺的遺體，申請人需出示先人的死亡證和提供與先人關係的證明文件。若先人身分在安葬前不能確定，則須出示由警署或殮房發出的證明文件。

為了伯伯的後事，馬芊芊跟警方、食環署聯絡，再連繫社協跟其他無家者組織，算下來打了二十通電話。她想過自己是不是多管閒事，伯伯生前不喜歡被幫助，死後也未必想張揚。後來她想通了，「這是我們對他的愛，所以我想他都不會怪我們多事。」

Victor今年27歲，他家由祖輩一代起在土瓜灣扎根，有70多年了。2001年，他才6歲，張衞健主演的《齊天大聖孫悟空》熱播，他在街頭遇上伯伯，「小孩子什麼都不怕」，便叫他給自己做隻孫悟空。伯伯拿出竹籤，從木箱子掏出已染色的麵粉，逐個部件捏塑：首先做個人形，然後是啡色的猴子毛、紅黃色的金剛棒。Victor初時會拿來玩，但後來發現公仔會變乾碎掉，便插在筆筒內。他說伯伯後來少做人物，變「抽象派」，改為捏魚兒公仔，又混入青色和粉紅色。

街坊們知悉伯伯去世後，紛紛貼出伯伯的魚兒相片悼念。它們身上的扭紋五顏六色、嘴巴嘟起，白色的圓點黏上眼珠、魚尾分叉，背鰭刻有直紋，多年來都售港幣5元一枝。

除了在大學時搬出宿舍時，Victor沒有離開過土瓜灣。「伯伯的樣子永遠都是這樣」，不穿上衣、穿短褲或摺起褲腳，帶着箱子做公仔。只要見到他，Victor都向他買公仔，但這麼多年來，他們聊不到20句，為他辦後事「不是說因為熟」，而是他是自己的童年回憶。Victor最怕的，是「一個認識的人、一個籍籍無名的人，這樣被人堆在泥裏，無尊嚴地自己一個走。」

無家的骨氣

土瓜灣位於九龍城區，社區建設相對破舊。唐樓群密密麻麻、區內的茶餐廳、洗衣店、車房都是做街坊生意，Victor愛去的冰室，連冷氣也沒有。他說土瓜灣也有貴檔的私人樓，不是一個「窮區」，但能容納不同階層的人。這麼多年來，伯伯在土瓜灣走來來去，一直安然無恙，證明這區很安全，是他們的福氣。

伯伯倒下的那條後巷，離Victor家只有5分鐘路程，他在6月才從新聞上得知伯伯去世，「全個土瓜灣街坊也是後知後覺。」伯伯死訊傳開後，明泰和義工們去了後巷。那地濕漉漉、混雜排泄物，冷氣機槽的水滴答滴答，晚上沒有光。差不多3個月來，天氣潮濕和頻密下雨，使東西都長霉，惹來昆蟲。

大大小小的木箱子靠牆放着，他們認出是伯伯的工作箱，還有一個暗紅色行李箱，架在手推車上。他們撬開行李箱，找到一張被子、一張1980年代在尖沙咀購買Casio手錶的收據和空錶盒，上面寫着「劉先生」；又有「劉」姓的利是封、未開封的西裝裇衫和領呔，以及從陳湘記書局買來的《三國演義》、《易經》和《三字經》。Victor從前讀歷史系，懂得分辨書的版本，他說那些書不便宜，「一來他很捨得，二來如果他看得明白，他真的很有學識。」

遺物還有三張相片，兩張是一個年輕男子的證件相，已發黃發霉，他黑髮梳八二分界，穿西裝打領呔；另一張是麵粉伯伯在街上坐着擺攤的正面照。他沒穿上衣，攤開手放在工具箱旁，箱上插滿公仔。那是街坊為他拍的，後來他們把臉「P圖」（後製圖片）在衣服上，背景填白色成為告別式上的遺照。

「不知道為什麼，好似出現了一個斷層，他40年前的東西就擺在這裏，他後面的40年就不知怎樣過。」Victor說。

據Victor所知，警察有為伯伯核對指模，卻沒有吻合的紀錄。街坊中有傳聞說伯伯從前跟母親相依為命，母親去世後開始露宿街頭。馬芊芊想過他可能是非法移民。「說起他，就人人都認識；問起他的資料，就人人都不知道。」Victor說道。

林太在土瓜灣馬坑涌道開雜貨店差不多20年，她帶潮州話口音說道，若新聞沒有報導，她也不知道伯伯走了。以前每天下午5時，伯伯都來到她店，用幾元買枝樽裝水，然後在她店前右邊坐在小木椅上擺檔，直到傍晚6時移到她店的左邊，可能因為光線充足點。他把水倒出來搓麵粉，又用一把梳子勾出魚尾，很快便完成，有時林太跟他買公仔，他會很開心。

伯伯每天都很勤力、都在捱，雨天或是天黑，他也照舊來，「有燈就繼續坐。」但有時看見伯伯對着空氣大罵，林太猜他生意不好。

她問過伯伯有沒有家，他沒有回答。有一晚，她到一街之隔的土瓜灣遊樂場跳舞，看到伯伯在地上舖被子睡着，幾袋衣服擱在一旁，便知道他孤身一人沒有家。

一年多前起，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陳仲賢在晚上11點後，到土瓜灣體育館做外展（街訪）工作，遇過伯伯20多次。他說，那裏人不多，有四、五個無家者，伯伯鋪一張被，睡在體育館外圍緊急出口的凹位裏面，有箱子、背囊和報紙。初時他們看到伯伯身旁有些工具，不知道是什麼，後來趁伯伯睡着，發現他有竹籤和木製的器材，便知道那是麵粉伯伯。無家者通常都打散工，但伯伯以手藝維生，陳仲賢對他印象特別深刻。

他說，伯伯看起來精神但不說話，問他的名字、貴姓都不回答。收到物資時，伯伯會露出牙齒笑道「擺低啦，多謝」；若不要物資，會說「唔要」。很多時候他們來到，伯伯已經睡着，他們不打擾，放下物資便離開。

陳仲賢也會遇到不願意聊天的無家者，通常過了幾個月至半年，他們會開始敞開心扉，但像伯伯般一直閉口不言的卻很少。如果是精神狀態有問題、甚至有生命危險，他們會留意多點，不過伯伯看似健康，又可以照顧自己，便沒有強迫他聊天。

吳衛東也覺得，社工可讓無家者知道自己的存在，向他們派單張、提及申請綜援、公屋等服務，「但他是有權去決定要不要和你建立關係、或者是說不說他的個人資料。」他說如果伯伯沒有身份證，也意味着他沒有領過綜援或長者生活津貼等社會福利，從來都自力更生，值得欣賞。

一年多前，有位警察看到伯伯穿很少，便拜託林太把一袋衣服交給伯伯，他見道馬上把它掉了，對她喊罵「唔要啊，攞走啊。」有時林太請他吃燒賣、茶葉蛋，他都拒絕。她跟伯伯話不多，「你唔使旨意同佢傾計，無嘢同你講（你不用想跟他聊天，他沒什麼會跟你講）」，也不知道他的身世，覺得他奇怪又有趣。

林太重覆道：「他不跟你聊天，（東西）不拿走就罵你，不用你施捨。他好有骨氣。」

終極孤獨的人

悼念儀式完結後，身穿白色防護衣的食環署職員把棺木推出，送到黑箱車上。車穿過街道和公路，抵達羅湖管制站旁的沙嶺公墓。那裏跟大陸一河之隔，可眺望深圳的高樓大廈。職員用竹竿把棺木挑起、架在肩上，爬過用石牌堆砌的樓梯。

樹林陰翳，雀島和蟬的鳴聲交奏。矮小的石碑歪歪斜斜排着，一些被清草蓋住，上面無名無姓。泥土中挖出一個長溝，伯伯的棺木落在那裏，編號是T2023 142。

沙嶺公墓有70多年歷史，是香港政府專為無人認領遺體而設的墓地。公墓分成不同區域，包括金塔段和棺木段，以遺體處理的年份區分，亦有以天主教、基督教劃分的區域，以及按先人故鄉如「日本」、「福建」、「中山」、「冀魯」的墓地。

註冊安寧服務社工梁梓敦在2007年入行時，沙嶺公墓還是禁區，需要申領禁區紙才可進入，他從未去過。那時有很多傳聞，說沙嶺恐怖又陰森，又說為了節省空間，「棺木是打直插在地上。」直到2009年，他們成功申請禁區紙，梁梓敦第一次踏入公墓，才驚覺「香港一年有幾百個，真的完全是無人認領的先人，要去到公墓。」

他想：「一世人生存了好幾十年，為什麼最後連一個很簡單的牌，紀念他曾經存在過，都沒有呢？」

沙嶺公墓在2016年解封，梁梓敦每年帶隊到沙嶺兩至五次，初時是參觀，後來也有獻花，但墓碑太多，只好每行放上一朵菊花，不時也幫忙撿垃圾和清潔墓碑。他說先人們對社會有貢獻，做些事紀念他們是最基本的。

據食環署提供的統計，2018至2022年共有1879具無人認領遺體，當中75人沒有身份證明文件。在2023年，截至7月31日，有209具無人認領的遺體，其中9人沒有身份證。數字顯示，無人認領的遺體以51至81歲或以上的男性居多，亦有流產胎。2022年間，385具遺體當中，51歲以上男性佔295人，流產胎有24個。

有一次，梁梓敦遇見食環署的職員進行下葬，那棺木很小，「肯定是一個小朋友。」

梁梓敦入行至今16年，工作包括殯儀支援、善別輔導、臨終關懷和生死教育推廣。他說，在香港，當人失去自我管理，例如患上認知障礙症或是年紀大，而又沒有家人朋友處理他們生活上的事時，法庭會頒布監護令，讓社署派職員作為他們的監護人。他工作的組織不時收到社署的轉介，說有人去世，請他們辦後事。十多年來，梁梓敦跟他的同事接到約8000多個殯儀個案，約三分一人無親無故，多數為獨居長者。

他認為，葬在沙嶺的人多數都是長者或無家者，也有可能是難民。關於沙嶺下葬者身份的統計，食環署回覆端傳媒指沒有備存資料。

接到個案後，梁梓敦和同事便出隊，為先人配對殯儀公司，長生店的職員會到社署和醫院領取文件，以及讓社署職員決定採取的處理方式。出殯當天，梁梓敦或他的同事會到殮房認領遺體，並按先人的宗教完成儀式。若然是火化，他們會跟隨到火葬場，待遺體送至火化爐，領取骨灰後參與撒灰。

先人雖然無親無故，但社署的職員也想有人為他們辦後事，所以才聯繫組織，所以梁梓敦未遇過要送往沙嶺的個案，也沒有碰過像麵粉伯伯般沒有身份證的人。

到訪沙嶺多年，梁梓敦覺得葬在沙嶺，是「一個人生前的孤獨去到終極。」他又想，社會是不是太過冷漠，接不住孤獨的人。「如果這個人在生前，有人關心過他，跟他聊天認識他，跟他相交成為朋友，什麼都好，其實他是不會去沙嶺的。」他說，「不要到死了才去關心他們。」

吳衛東當社工30多年，每年也遇上十多位無家者去世，他辦過、去過的葬禮也有400多個。當有人去世，若不是綜援戶，社協便會向東華三院申請義務殯儀服務；有領綜緩的，社協會先付錢辦後事，再向社署實報實銷。他的原則是，只要其他露宿者想拜祭、或者吳衛東跟先人相熟，他便會協助辦後事，並盡量選擇鑽石山和葵涌等接近市區的火葬場。

至於到沙嶺的人，他只遇過一次。20年前，先人的家人找不着，最後裹着一塊布離開，吳衛東沒有跟到沙嶺，不肯定是不是火葬。

今天的土瓜灣比昨天漂亮

在麵粉伯伯的墓前，馬芊芊跟隨法師誦經、鞠躬。那刻她不覺得自己跟伯伯最親、也不是最關心他的人，頂多是在儀式上為他做得多的人之一。遺照在泥土上，面前放了三柱香。職員用鋤頭一挖，泥土連帶青草鬆脫，滑到棺木上，把棺材覆蓋。馬芊芊鬆一口氣，「起碼件事有始有終。」

她想起第一次進殮房，是18歲那年父親去世，自己一人為他辦後事，在此之後她信了佛。父親是病着走的，她一直都覺得死亡對他來說是脫離痛苦。這次看見伯伯，她不害怕也不激動，因為是出於幫人的心、說句「一路好走」。

她也思量着：「知道他沒有親人，但自己一個留在世上，可能這樣是脫離了痛苦？」

此前，馬芊芊一直關注香港的無家者，也有自發派飯和福袋。她碰過另一位露宿的老人，問他名字時他發不出聲，做口型說自己叫「甘泉」。年初有街坊說他上了救護車，馬芊芊打過去伊利沙伯醫院，醫院卻說沒有收過這病人。伯伯自此失了影蹤。現在她想起，有點懊惱那時應否要問廣華醫院。「以後見到這些情況，要立即去跟進，可能拖了幾日之後才發現：啊，他真的不見了。」

決定辦伯伯的身後事時，Victor問過90歲婆婆的意見，怕碰上白事，家中老人會不高興。婆婆卻叫他「即管去做，做件好事。」

供香給神明和家人之外的人，Victor想過會尷尬，但如果只是追求做件好事，送一位亡魂離開，不是為了什麼，他都會做。況且，伯伯半生人走遍香港，各區的街坊也認識他，他相信這個不簡單的靈魂會化成土地公公，保人平安。他送別了伯伯，便是拜了一次土地公公。

每天，他路過後巷走到土瓜灣地鐵站時，也會探頭看伯伯在不在，也幻想過他會無端出現，拍他的頭，罵他「衰仔，咒我死！」

「逝者已矣，走了就是走了。至少我想，他的精神會不會有什麼，可以留在土瓜灣區，」例如伯伯努力耕耘，自己靠自己的精神。

這個年頭，香港人都想走出去。Victor留了下來，經歷社會運動跟疫情的洗禮後，也要想如何自處，或是從低氣壓中走出來。「香港從開頭到現在，其實生活都很艱難，如果你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話，其實我們香港作為一條船，我們不會走得遠。」雖然沒有辦法令香港馬上變得很漂亮，但也叫努力過。「今天的土瓜灣比昨天漂亮、起碼有少少進步。」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馬芊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