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让面粉伯伯无缘死”——土瓜湾街坊张罗的一场无名葬礼

7月8日正午，赤日炙人且闷热，在葵涌公众殓房，约十人参加一场葬礼。仪式前，佛教法师拿出一张黄色“疏文纸”禀神，他问Victor和马芊芊亡者的名字，要写在纸上。二人猜他叫“刘满”，但不太肯定；其余的资料都不知晓，法师便写他生于“吉年吉时吉日”、籍贯是“大中华国广东省”。

“走的日子知嘛？”法师再问。“知，3月22日走的，今年新历。”街坊答。棺材横卧，钉上食环署的尸体纸：有两组编号，黑字写上“姓名不详，unknown male。”

这场无名的葬礼，要由一个有四万多个成员的Facebook土瓜湾街坊群组说起。6月，警方就一宗尸体发现案发稿，指有一名男子在九龙城宋皇台道22号一条后巷倒毙，他约60至70岁，高1.6米、瘦身材、蓄白短发。警方又说，死者上身赤裸，蓝裤裤脚束起至膝盖，身上没有身份证明文件。有人将新闻发布在土瓜湾群组，问道是不是“面粉伯伯”。

40多年来，“面粉伯伯”担着写上“刘满走江湖”的木箱在香港街头卖面粉公仔，后来在土瓜湾一带落脚。区内街坊跟他常常在街上碰面，但他寡言内向，不常接受别人帮助，街坊对他生前的故事一无所知。没有身份证，没有亲人和朋友，老人的遗体无人认领。几个素未谋面的街坊决定为他筹办一场葬礼。

多事的街坊

白色花边相框裱起遗照，相中老人穿浅灰的樽领衣、企领衣和深灰外套三层衣服。他皮肤黝黑、银发稀疏，嘴唇闭着没有笑容、眼睛垂垂直望前方。

安放遗照的铁桌子很窄，放满菊花和百合、六个红杯子有酒有茶，还有两件水果挞跟一盒叉鸡饭。土瓜湾街坊Victor说准备食物向先人上贡，是请菩萨开他的口，让他吃饱。另一个街坊马芊芊进了殓房，看到伯伯闭着眼、口微微张开，身体的水份蒸发掉，显得有点干。

棺材在木板车上被挪出来。法师敲打木鱼跟铃，让Victor、马芊芊和街坊们跟着他念经。木鱼的敲打声逐下俐落，跟着呢喃声渐变急速。法师请他们鞠躬、到香炉前供香；街坊们又围着棺木走一圈献花。法师按黄符上写的字念，“往生极乐世界”几个字彻耳。黄符被拿到香炉，随火烧起来，烟袅袅上升，剩下灰烬。

“希望伯伯你没有痛苦，跟随佛祖身边修行，去到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爱、没病没痛。”马芊芊双手合十、闭着眼碎念。

回想今年6月，一接到无名男子的死讯，马芊芊便想起很久没碰见伯伯，警方发放的死者特征也与他吻合。她打电话到警署，确认是“做手作那个叔叔”，然后在群组留言，将死讯传开。Victor也留言，提议街坊们凑份处理伯伯的后事。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因着伯伯的死联系起来。

最初，警方说伯伯已被送到专为无人认领遗体而设、罗湖管制站附近的沙岭公墓，马芊芊问可否把遗体领回，为他办上位（安放骨灰位），后来才发现搞错了，遗体还在公众殓房，由食环署看管。在香港，食环署会按医院或公众殓房的要求，接收及处置无人认领的遗体，并按法定文件的指示，将遗体土葬或经火化后安葬于沙岭坟场。

马芊芊打给食环署，询问领取遗体的程序，“我一开始好天真地想，如果政府出句声，可不可以真的让我们街坊帮他办身后事呢？”不过，食环署告诉Victor跟马芊芊要先找到伯伯的身份证，才能认领遗体办后事。Victor联络了 遗物整理师明泰，明泰跟义工们来到伯伯倒下的后巷，翻遍他的遗物，他们又在网上呼吁街坊提供线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同时，Victor和马芊芊也要证明他们与伯伯的关系。Victor听过有成功例子，有无家者到法庭上拿出相簿，证明他们跟先人认识多年。但Victor和马芊芊跟伯伯相处不多，掏不出证明。另一做法是向法庭宣誓说他们认识伯伯，但咨询过法律意见，他们担心后事处理后，伯伯的亲人日后出现时，会追究他们。

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透过传媒知道伯伯去世，有街坊关注他的丧事，便跟Victor和马芊芊联络起来。他知道街坊们想为伯伯火化立碑，便向警方提出要求，但纠缠了两星期仍遭拒绝。当遗体的身份不能确认时，警方会调查并尝试联络死者家人；同时法医会验尸确定死因。伯伯的遗体无人认领，最后按法庭命令在沙岭土葬。

7年后无人领取，遗体才会被火化，跟其他无名氏的骨灰混在一起。

兜兜转转，伯伯还是要埋在沙岭。食环署让街坊们在殓房办告别式，而明泰也答应无偿为伯伯准备礼仪用品，并请法师主持法事。“始终我们都尝试过、尽了力。”马芊芊说。

27岁的她早当伯伯是个“楼下街坊。”她在沙田长大，直到成年才跟家人搬到土瓜湾，再自己搬出来。她说土瓜湾交通方便，有人情味，一住便有8年。在街上看见伯伯一人摆档，她怕他做公仔辛苦，便会买一、两枝。伯伯寡言，只会点个头，打个手势。“他通常都不认人，知他不收多钱，我有时会放多点钱，直接走开，怕他会找钱嘛。”马芊芊说，“好硬颈㗎佢。”

Victor则说，他原本担心没人知道伯伯葬在哪个编号的墓碑，没衣服、没棺木埋在地下。这结局“算是我们做不完所有的事，但也做了不少。”如果伯伯的骨灰最终要和其他先人的混在一起，他们没有办法，也控制不了。“那就不要太介怀他的遗体究竟在哪里。一个人，如果大家还记得他，他依然是活着的。”

根据食环署网站，如要认领葬在沙岭的遗体，申请人需出示先人的死亡证和提供与先人关系的证明文件。若先人身分在安葬前不能确定，则须出示由警署或殓房发出的证明文件。

为了伯伯的后事，马芊芊跟警方、食环署联络，再连系社协跟其他无家者组织，算下来打了二十通电话。她想过自己是不是多管闲事，伯伯生前不喜欢被帮助，死后也未必想张扬。后来她想通了，“这是我们对他的爱，所以我想他都不会怪我们多事。”

Victor今年27岁，他家由祖辈一代起在土瓜湾扎根，有70多年了。2001年，他才6岁，张卫健主演的《齐天大圣孙悟空》热播，他在街头遇上伯伯，“小孩子什么都不怕”，便叫他给自己做只孙悟空。伯伯拿出竹签，从木箱子掏出已染色的面粉，逐个部件捏塑：首先做个人形，然后是啡色的猴子毛、红黄色的金刚棒。Victor初时会拿来玩，但后来发现公仔会变干碎掉，便插在笔筒内。他说伯伯后来少做人物，变“抽象派”，改为捏鱼儿公仔，又混入青色和粉红色。

街坊们知悉伯伯去世后，纷纷贴出伯伯的鱼儿相片悼念。它们身上的扭纹五颜六色、嘴巴嘟起，白色的圆点黏上眼珠、鱼尾分叉，背鳍刻有直纹，多年来都售港币5元一枝。

除了在大学时搬出宿舍时，Victor没有离开过土瓜湾。“伯伯的样子永远都是这样”，不穿上衣、穿短裤或折起裤脚，带着箱子做公仔。只要见到他，Victor都向他买公仔，但这么多年来，他们聊不到20句，为他办后事“不是说因为熟”，而是他是自己的童年回忆。Victor最怕的，是“一个认识的人、一个籍籍无名的人，这样被人堆在泥里，无尊严地自己一个走。”

无家的骨气

土瓜湾位于九龍城区，社区建设相对破旧。唐楼群密密麻麻、区内的茶餐厅、洗衣店、车房都是做街坊生意，Victor爱去的冰室，连冷气也没有。他说土瓜湾也有贵档的私人楼，不是一个“穷区”，但能容纳不同阶层的人。这么多年来，伯伯在土瓜湾走来来去，一直安然无恙，证明这区很安全，是他们的福气。

伯伯倒下的那条后巷，离Victor家只有5分钟路程，他在6月才从新闻上得知伯伯去世，“全个土瓜湾街坊也是后知后觉。”伯伯死讯传开后，明泰和义工们去了后巷。那地湿漉漉、混杂排泄物，冷气机槽的水滴答滴答，晚上没有光。差不多3个月来，天气潮湿和频密下雨，使东西都长霉，惹来昆虫。

大大小小的木箱子靠墙放着，他们认出是伯伯的工作箱，还有一个暗红色行李箱，架在手推车上。他们撬开行李箱，找到一张被子、一张1980年代在尖沙咀购买Casio手表的收据和空表盒，上面写着“刘先生”；又有“刘”姓的利是封、未开封的西装裇衫和领呔，以及从陈湘记书局买来的《三国演义》、《易经》和《三字经》。Victor从前读历史系，懂得分辨书的版本，他说那些书不便宜，“一来他很舍得，二来如果他看得明白，他真的很有学识。”

遗物还有三张相片，两张是一个年轻男子的证件相，已发黄发霉，他黑发梳八二分界，穿西装打领呔；另一张是面粉伯伯在街上坐着摆摊的正面照。他没穿上衣，摊开手放在工具箱旁，箱上插满公仔。那是街坊为他拍的，后来他们把脸“P图”（后制图片）在衣服上，背景填白色成为告别式上的遗照。

“不知道为什么，好似出现了一个断层，他40年前的东西就摆在这里，他后面的40年就不知怎样过。”Victor说。

据Victor所知，警察有为伯伯核对指模，却没有吻合的纪录。街坊中有传闻说伯伯从前跟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去世后开始露宿街头。马芊芊想过他可能是非法移民。“说起他，就人人都认识；问起他的资料，就人人都不知道。”Victor说道。

林太在土瓜湾马坑涌道开杂货店差不多20年，她带潮州话口音说道，若新闻没有报导，她也不知道伯伯走了。以前每天下午5时，伯伯都来到她店，用几元买枝樽装水，然后在她店前右边坐在小木椅上摆档，直到傍晚6时移到她店的左边，可能因为光线充足点。他把水倒出来搓面粉，又用一把梳子勾出鱼尾，很快便完成，有时林太跟他买公仔，他会很开心。

伯伯每天都很勤力、都在挨，雨天或是天黑，他也照旧来，“有灯就继续坐。”但有时看见伯伯对着空气大骂，林太猜他生意不好。

她问过伯伯有没有家，他没有回答。有一晚，她到一街之隔的土瓜湾游乐场跳舞，看到伯伯在地上舖被子睡着，几袋衣服搁在一旁，便知道他孤身一人没有家。

一年多前起，社区组织协会干事陈仲贤在晚上11点后，到土瓜湾体育馆做外展（街访）工作，遇过伯伯20多次。他说，那里人不多，有四、五个无家者，伯伯铺一张被，睡在体育馆外围紧急出口的凹位里面，有箱子、背囊和报纸。初时他们看到伯伯身旁有些工具，不知道是什么，后来趁伯伯睡着，发现他有竹签和木制的器材，便知道那是面粉伯伯。无家者通常都打散工，但伯伯以手艺维生，陈仲贤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伯伯看起来精神但不说话，问他的名字、贵姓都不回答。收到物资时，伯伯会露出牙齿笑道“摆低啦，多谢”；若不要物资，会说“唔要”。很多时候他们来到，伯伯已经睡着，他们不打扰，放下物资便离开。

陈仲贤也会遇到不愿意聊天的无家者，通常过了几个月至半年，他们会开始敞开心扉，但像伯伯般一直闭口不言的却很少。如果是精神状态有问题、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们会留意多点，不过伯伯看似健康，又可以照顾自己，便没有强迫他聊天。

吴卫东也觉得，社工可让无家者知道自己的存在，向他们派单张、提及申请综援、公屋等服务，“但他是有权去决定要不要和你建立关系、或者是说不说他的个人资料。”他说如果伯伯没有身份证，也意味着他没有领过综援或长者生活津贴等社会福利，从来都自力更生，值得欣赏。

一年多前，有位警察看到伯伯穿很少，便拜托林太把一袋衣服交给伯伯，他见道马上把它掉了，对她喊骂“唔要啊，攞走啊。”有时林太请他吃烧卖、茶叶蛋，他都拒绝。她跟伯伯话不多，“你唔使旨意同佢倾计，无嘢同你讲（你不用想跟他聊天，他没什么会跟你讲）”，也不知道他的身世，觉得他奇怪又有趣。

林太重复道：“他不跟你聊天，（东西）不拿走就骂你，不用你施舍。他好有骨气。”

终极孤独的人

悼念仪式完结后，身穿白色防护衣的食环署职员把棺木推出，送到黑箱车上。车穿过街道和公路，抵达罗湖管制站旁的沙岭公墓。那里跟大陆一河之隔，可眺望深圳的高楼大厦。职员用竹竿把棺木挑起、架在肩上，爬过用石牌堆砌的楼梯。

树林阴翳，雀岛和蝉的鸣声交奏。矮小的石碑歪歪斜斜排着，一些被清草盖住，上面无名无姓。泥土中挖出一个长沟，伯伯的棺木落在那里，编号是T2023 142。

沙岭公墓有70多年历史，是香港政府专为无人认领遗体而设的墓地。公墓分成不同区域，包括金塔段和棺木段，以遗体处理的年份区分，亦有以天主教、基督教划分的区域，以及按先人故乡如“日本”、“福建”、“中山”、“冀鲁”的墓地。

注册安宁服务社工梁梓敦在2007年入行时，沙岭公墓还是禁区，需要申领禁区纸才可进入，他从未去过。那时有很多传闻，说沙岭恐怖又阴森，又说为了节省空间，“棺木是打直插在地上。”直到2009年，他们成功申请禁区纸，梁梓敦第一次踏入公墓，才惊觉“香港一年有几百个，真的完全是无人认领的先人，要去到公墓。”

他想：“一世人生存了好几十年，为什么最后连一个很简单的牌，纪念他曾经存在过，都没有呢？”

沙岭公墓在2016年解封，梁梓敦每年带队到沙岭两至五次，初时是参观，后来也有献花，但墓碑太多，只好每行放上一朵菊花，不时也帮忙捡垃圾和清洁墓碑。他说先人们对社会有贡献，做些事纪念他们是最基本的。

据食环署提供的统计，2018至2022年共有1879具无人认领遗体，当中75人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在2023年，截至7月31日，有209具无人认领的遗体，其中9人没有身份证。数字显示，无人认领的遗体以51至81岁或以上的男性居多，亦有流产胎。2022年间，385具遗体当中，51岁以上男性占295人，流产胎有24个。

有一次，梁梓敦遇见食环署的职员进行下葬，那棺木很小，“肯定是一个小朋友。”

梁梓敦入行至今16年，工作包括殡仪支援、善别辅导、临终关怀和生死教育推广。他说，在香港，当人失去自我管理，例如患上认知障碍症或是年纪大，而又没有家人朋友处理他们生活上的事时，法庭会颁布监护令，让社署派职员作为他们的监护人。他工作的组织不时收到社署的转介，说有人去世，请他们办后事。十多年来，梁梓敦跟他的同事接到约8000多个殡仪个案，约三分一人无亲无故，多数为独居长者。

他认为，葬在沙岭的人多数都是长者或无家者，也有可能是难民。关于沙岭下葬者身份的统计，食环署回复端传媒指没有备存资料。

接到个案后，梁梓敦和同事便出队，为先人配对殡仪公司，长生店的职员会到社署和医院领取文件，以及让社署职员决定采取的处理方式。出殡当天，梁梓敦或他的同事会到殓房认领遗体，并按先人的宗教完成仪式。若然是火化，他们会跟随到火葬场，待遗体送至火化炉，领取骨灰后参与撒灰。

先人虽然无亲无故，但社署的职员也想有人为他们办后事，所以才联系组织，所以梁梓敦未遇过要送往沙岭的个案，也没有碰过像面粉伯伯般没有身份证的人。

到访沙岭多年，梁梓敦觉得葬在沙岭，是“一个人生前的孤独去到终极。”他又想，社会是不是太过冷漠，接不住孤独的人。“如果这个人在生前，有人关心过他，跟他聊天认识他，跟他相交成为朋友，什么都好，其实他是不会去沙岭的。”他说，“不要到死了才去关心他们。”

吴卫东当社工30多年，每年也遇上十多位无家者去世，他办过、去过的葬礼也有400多个。当有人去世，若不是综援户，社协便会向东华三院申请义务殡仪服务；有领综缓的，社协会先付钱办后事，再向社署实报实销。他的原则是，只要其他露宿者想拜祭、或者吴卫东跟先人相熟，他便会协助办后事，并尽量选择钻石山和葵涌等接近市区的火葬场。

至于到沙岭的人，他只遇过一次。20年前，先人的家人找不着，最后裹着一块布离开，吴卫东没有跟到沙岭，不肯定是不是火葬。

今天的土瓜湾比昨天漂亮

在面粉伯伯的墓前，马芊芊跟随法师诵经、鞠躬。那刻她不觉得自己跟伯伯最亲、也不是最关心他的人，顶多是在仪式上为他做得多的人之一。遗照在泥土上，面前放了三柱香。职员用锄头一挖，泥土连带青草松脱，滑到棺木上，把棺材覆盖。马芊芊松一口气，“起码件事有始有终。”

她想起第一次进殓房，是18岁那年父亲去世，自己一人为他办后事，在此之后她信了佛。父亲是病着走的，她一直都觉得死亡对他来说是脱离痛苦。这次看见伯伯，她不害怕也不激动，因为是出于帮人的心、说句“一路好走”。

她也思量着：“知道他没有亲人，但自己一个留在世上，可能这样是脱离了痛苦？”

此前，马芊芊一直关注香港的无家者，也有自发派饭和福袋。她碰过另一位露宿的老人，问他名字时他发不出声，做口型说自己叫“甘泉”。年初有街坊说他上了救护车，马芊芊打过去伊利沙伯医院，医院却说没有收过这病人。伯伯自此失了影踪。现在她想起，有点懊恼那时应否要问广华医院。“以后见到这些情况，要立即去跟进，可能拖了几日之后才发现：啊，他真的不见了。”

决定办伯伯的身后事时，Victor问过90岁婆婆的意见，怕碰上白事，家中老人会不高兴。婆婆却叫他“即管去做，做件好事。”

供香给神明和家人之外的人，Victor想过会尴尬，但如果只是追求做件好事，送一位亡魂离开，不是为了什么，他都会做。况且，伯伯半生人走遍香港，各区的街坊也认识他，他相信这个不简单的灵魂会化成土地公公，保人平安。他送别了伯伯，便是拜了一次土地公公。

每天，他路过后巷走到土瓜湾地铁站时，也会探头看伯伯在不在，也幻想过他会无端出现，拍他的头，骂他“衰仔，咒我死！”

“逝者已矣，走了就是走了。至少我想，他的精神会不会有什么，可以留在土瓜湾区，”例如伯伯努力耕耘，自己靠自己的精神。

这个年头，香港人都想走出去。Victor留了下来，经历社会运动跟疫情的洗礼后，也要想如何自处，或是从低气压中走出来。“香港从开头到现在，其实生活都很艰难，如果你各家自扫门前雪的话，其实我们香港作为一条船，我们不会走得远。”虽然没有办法令香港马上变得很漂亮，但也叫努力过。“今天的土瓜湾比昨天漂亮、起码有少少进步。”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马芊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