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天，戰爭衝突、族群撕裂、剝削壓制和流離失所在如今資本全球化、父權制度和威權國家的共同裁製的世界中被不斷製造出來。「歷史終結」後全球一體化的願景僅持續了三十年，我們重又見證二十世紀冷戰的復歸；比起舊日的陣營，今天不再有主義之爭，政治光譜的參照系被擊潰，政黨政治的代表性也逐漸失效，隨之而來的是僅受地緣政治邏輯驅動的「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和「比爛主義」（WhatAboutism）。
「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是端傳媒的一個系列報導，受到提倡另類全球化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這句口號的啟發——「A different world is possible」。在今天的政治廢墟之中，我們會紀錄那些試圖想象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嘗試。這個系列將持續關注從全球化矩陣上不同的邊緣位置中誕生，自下而上對抗新自由主義、威權國家與父權制的社會運動、替代性實踐，以及其中的抵抗技術與願景。
北京皮村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在今年春夏之交在不可抗力下關閉，它是全國唯一一家由民間打工者自己創辦的工藝博物館，於2008年5月1日正式開放，這15年來記錄了改革開放以來兩代農民工的歷史。它所在的皮村「工友之家」，也一度成為「新工人文化」的誕生地，在最繁榮的時期，那裡有著多種多樣矚目的「賦權」實踐和「社區營造」活動，高校老師與學者向工人授課的「工人文學小組」、為流動兒童開設的「同心實驗學校」、合作社性質的「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春晚、新工人樂團⋯⋯然而，在多重政治壓力下，強調「新工人文化」而「勞工權利」的實踐方向，也為其帶來了很多困境。本期「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我們邀請了曾經的皮村打工博物館的志願者，講述他在那裡的歷練與糾葛。
接下來我想講講我在皮村認識的幾位朋友。他們當中有的是需要一邊照顧家庭一邊在外打工的女性打工者，有的是遭遇欠薪需要獲得協助的工友，還有的是和我年紀相仿、從小隨父母在城邊村長大的年輕工人。我希望通過分享這些朋友的故事，可以幫助讀者更加直觀地了解到當時城邊村打工者的生存境遇。
我的老鄉：食堂女工J
直到今天，我還時常和身邊的朋友說起，貧困的工作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職裏」，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當然，這些女性所從事的工作工時長、工資低，仍然與工作領域的性別不平等有關。但是，單一地強調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對於貧困的女性來說並不適用。因為她們原本就沒有留在家中的資格。
首先要講的這位是來自機構食堂的姐姐J。儘管皮村擁有號稱匯聚了五湖四海平價美食的餐飲一條街，但機構仍然為員工和志願者提供了三餐。而三餐就是由J來負責的。從採購、加工、烹飪到清潔，十幾二十人的伙食全由J一人承擔，也不是一個輕鬆活兒。而由於預算有限，我們吃到的大多數時候也是土豆、茄子、豆角、西紅柿一類的常見北方蔬菜，葷是很少的。若是哪天食堂桌上有一鍋豬肉燉粉條，或是土豆雞塊，那便是開了葷了。至於口味，常是鹹辣口。不過由於機構裏大多還是北方人，也吃不得太辣，因而J不會按照老家的做法放大把辣子。我那時由於週中偶爾埋頭工作，到了週末則起太晚，容易錯過飯點，因而常有趕不上好菜的時候。J出於好心，會提醒我哪天開葷，早點去吃。現在想起來，我那會兒也確實忒刻苦了。不過也正因為常常遲到，我有機會和J在食堂扯閒天。有時大家都吃幹抹淨了，悶熱的食堂裏就剩我和J還在聊家鄉，聊家人，聊未來的打算。
J是一個爽朗幹練的女性，三十歲出頭，有一雙大大的眼睛，一頭染成棕黃的長發常是扎着馬尾辮，說話有挺重的南方口音，又保持着抑揚頓挫的節奏感，可以說很有特點。平日裏逢人常是喜笑顏開，但同我這個老鄉說話時卻偶爾透露出一點內心的焦灼和不安。她是跟着農村的老公一起到北京來打工的，老公和姐夫都在皮村北邊的廠子裏幹活。老公好像是木工，姐夫則是電工。家裏有兩個孩子，一個姐姐，一個弟弟。每到暑假便過來陪着爸媽。上學時候則要回老家去。姐姐很活潑開朗，應該是隨J的性子。弟弟反而文靜。每當聊起老家，孩子們都會挺激動。聽姐姐的描述，老家在大湖的邊上，視野開闊，一年種兩季水稻，每到雨季的時候，水汽氤氳。村子裏還有許多樹，是一個很美的地方。但是每每問起孩子是願意呆在老家還是北京，他們還是答要待在北京。畢竟是父母待着的地方。而他們一年也只有寒暑假的時間可以和父母待在一起，其它時候則是奶奶照看着。至於為什麼選擇來北京，我自然也問過J。J說，並不是說老家附近的城市就沒有工作。但在老家工廠上班的時候，一個月只能拿一千多。而丈夫也只能拿三四千。但是在北京，收入是老家的兩倍以上。對於他們這樣出身農村的家庭來說，是找不到更好的賺錢機會的。「現在什麼都要花錢，兩個孩子將來還不知道怎麼樣呢。」J常常這麼說。隨着第二年皮村房租的上漲，J明顯變得焦慮起來。那時，皮村由於周邊村子的拆遷，更多打工者涌入，房東似乎集體漲了房租。一個十五平米的單間也要從八九百塊漲到一千五。這讓J感嘆真正能存下來的錢越來越少了。
J的擔憂應該也是許多皮村打工者女性的擔憂。那時，由於和在博物館院子裏玩耍的孩子交情深，我熟識了一些家長。其中一位姐姐，興許是日夜操勞，三十來歲的年紀，頭髮已顯得有些稀疏，黑眼圈總是很濃重。他的小兒子常跟着我上街去發傳單，因而我能和她多說上幾句話。只是，她的閒工夫並不多。相比於J，她的丈夫並不能拿每月八九千的工資。為了補貼開支，她不得不同時打兩份工。白天在一家藥廠做包裝，夜裏則到另一家服裝小作坊去車線。小兒子一個人上學放學，晚餐經常是自己煮的方便面。即便是節假日，他也很難得到父母的陪伴。這樣同時打幾份工的女性在皮村也並不少。直到今天，我還時常和身邊的朋友說起，貧困的工作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未必都是典型的「困在母職裏」，得不到家庭以外的工作崗位，而可能是工作太多。當然，這些女性所從事的工作工時長、工資低，仍然與工作領域的性別不平等有關。但是，單一地強調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對於貧困的女性來說並不適用。因為她們原本就沒有留在家中的資格。受到階級出身、教育背景的影響，許多貧困女性也很難有機會去參與所謂的「就業培訓」，轉行做更有職業前景的工作。為了改善這些女性的境遇，不是應該嘗試改變這些工作本身的惡劣條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