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文化中在過去幾年中不斷保守化，從端午節可見一斑。
剛剛過去的端午節中，龍舟競渡照舊成為熱門話題，不過與往年不同，今年最熱門的新標籤是「貴族運動」。《全中國最低調的貴族，都在划龍舟》、《全國最豪的運動，選手人均身家上億》等等幾篇推文爆火，寫的都是廣東扒龍舟。他們如此描繪：上船標準要看身價，幾棟樓的房東只能在岸邊發水，贏了房東主動減租、輸了租客不敢嬉笑，而這些不可一世的土豪們也還是得服從「輸了跪祠堂」的宗族規矩，把臉面和家族榮譽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敢為了勝負作弊。與此同樣構成呼應的是溫州地區全面禁止龍舟，拘留組織民間龍舟的個人，輿論反應大多以捍衛民間文化習俗提出質疑，政府則以涉及低俗、迷信、無序反駁。二者都已經把龍舟視作一種象徵性的民俗活動，而歷史上龍舟賽所造成的械鬥死傷、強行攤派幾乎已經被遺忘，具體的龍舟消失，留下的是解讀權的爭奪。
呈現到如今在遠離節慶現場本身之外的輿論場中的，是對財富及生於財富的權力的崇拜，是對依託於父系宗族的社會形態的吹捧，是鍾情於「復興」傳統社會秩序的停滯。有人可能覺得說得太過，但民間節慶習俗往往是地方社會秩序的一種總體呈現，而在輿論場中迴盪的是人們對社會秩序的認知和情緒。
這些認知很可能不是龍舟習俗的真實情況，而是符號化的標籤，人們會給那些看起來更能反映房東們又有錢又忠於習俗的評論點讚，會在那些扒丁說自己家裏有十幾棟樓的短視頻停留更久，會在彙總了這些信息把扒龍舟吹捧為「貴族運動」的推文中劃到更接近文末推薦位的位置，這些不是因為他們所見所讀更忠於真實，而是那個meme化的一個詞、一句話、一幅圖、一段反應回應了他們的情緒。事件背後的來龍去脈、因果溯源，在觀看、閱讀、點讚的那一瞬間根本不重要，但這不代表這些東西真的不重要。那些回應了情緒的符號會催生新的情緒，也可能會讓人遺忘舊的真相。
龍舟「貴族」的前世今生
首先值得說明的是，端午賽龍舟在廣東的歷史並沒有大衆以為的那麼長。儘管龍舟本身在華南各地都算早有記載，但直到明清後才在端午節與宗族制度發生聯繫。
首先值得說明的是，端午賽龍舟在廣東的歷史並沒有大衆以為的那麼長。大多數村落最早的扒龍舟文獻記錄可追溯到清朝，珠江口較為發達的村鎮能更早一些到明朝。儘管龍舟本身在華南各地都算早有記載，但直到明清後才在端午節與宗族制度發生聯繫，產生諸如「採青」、「招景」等等複雜的儀式流程，成為水域村落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從這一角度來說，廣東的龍舟賽和其他很多常見於華南鄉村地區的儀式活動一樣，同時起到鞏固聯盟和互相競爭的作用。
一方面龍舟前後的儀式過程與禁忌會體現這種日常秩序，例如對祖先的崇敬和對女性的排斥，另一方面提供一個重新組合的機會。這種日常秩序以一言蔽之，可稱為「宗族社會」。這種秩序的根源在過去，但是現在依然能夠發揮作用。明清兩代均有海禁，華南沿海地區又多沙洲與沼澤而難以開墾，再加上海盜與匪患不絕，資源貧瘠而需求日增，本地社群想要維持穩定和生存，就必須具有強大組織力。宗族在滿足這個要求之餘，還符合中央精英的儒學意識形態，能夠正式化、正統化地方勢力的政治地位，是遠在北方的帝國朝廷對邊疆形成有效統治的有力中介，於是原本屬於官僚精英的宗族制度很快在南方平民化，成為很多地方社會的主流形態。
這種社會通過儀式祭祀、撰寫族譜和修建宗祠，使成員確認基於同一父系祖先的血緣聯盟，從而實現對共同財產的支配與管理。或是由族人捐贈，或是在婚姻和繼承分產時由宗族提留土地，宗族的族田公產會不斷擴大以支撐更多族人。隨着男丁的增加和財富分配或積累的不均，族內不斷裂變生成更多的分支，再加上把女性作為代表生育力的超級禮物形成聯姻，在一個或多個村落內會出現擴展的血緣聯盟。
在這種社會組織內部，在每一家、每一個兄弟、乃至每一個父系祖先之間分屬不同級別，同時存在競爭與聯合的關係，也即所謂「兄弟鬩牆，外禦其侮」。其基本邏輯決定了操辦重大儀式時都是以男性為主角，祖先和族譜不給女性留下空間。在龍舟競渡中，宗族組織保證了划船男丁的供給與組織，要求族人以家庭為單位共同攤派龍舟花費，又忌諱女性在場。
在珠江口，沿河沿海的水患與海盜提高了當地村落共同治水的需求，於是聯盟更進一步擴大範圍，將族內親屬關係延伸到超血緣範疇的其他村落中去，形成了更大的地域聯盟，也用象徵性競爭代替原來你死我活的暴力爭鬥。比如，流域內的各村給自己的龍船賦予「契仔」（乾兒子）、「契兄」（幹兄）的關係，有一系列拜訪龍船「親戚」的儀式，然後在一定地域範圍內組織賽龍舟，搶得頭籌者獲得獨一份的神靈保佑和社會聲望加成。龍舟作為一種節日活動，既與平時社會生活中謹小慎微、以禮相待的剋制相對，也是為平和寧靜的日常秩序下隱忍不發的矛盾提供釋放的一種調節機制，互為一體兩面。這種象徵性競爭在珠三角非常多見，長洲搶包山、潮汕搶老爺等等都是採取類似形式。因此我們能夠理解，龍舟活動的核心並不是參與者自己，而是所在集體的勝利。「驗資上船」只是外界的傳說，實際上本地人更看重的是身體而非資產，畢竟最終龍舟的勝負是個體力量與集體配合而非資本財富所決定的。
這種組織在帝政覆滅後，因其獨立性而在地方上仍能維持自治秩序，於是也成為了對社會控制要求更高的現代政權的潛在對手。民國時期中央政權羸弱，在基層上仍由舊精英把持的組織代理，表面上財稅權力收到了官僚體系中，實際上地方精英還是通過宗族的傳統權力進行統治，看似官僚規模擴大了，實際上官僚的權力並沒有強化，是為「國家的內卷化」。隨着官僚制度權力擴大而要求捐稅不斷增加，代理人贏利的需求日益增加，盤剝底層的力度也愈深，政權在基層逐漸失去合法性認可，為最終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土壤。
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言：「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過程當中尋求鄉村社會的組織徹底變革，極大削弱了傳統組織力量。原先作為宗族共同財產的宗祠和族田被充公，祭祀儀式被取消，以父系血緣為基礎的聯盟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公有制為主的計劃經濟、以階級區分的身份制度和黨政組織為中心的基層權力制度。但宗族制度所賦予的非正式權威在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中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以道德、習俗的形式延續存在。
在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化潮流中，宗族作為一種共同財產管理制度為本地人奠定了現成的「公司化」組織基礎。社會主義時期改造的公社變得更像傳統鄉村，宗族敘事擁有了資本主義的新動力。
而在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化潮流中，宗族作為一種共同財產管理制度為本地人奠定了現成的「公司化」組織基礎，作為一種共同文化遺產又吸引了海外華僑重新回鄉投資。在香港、東南亞、台灣等等沒有經歷過革命的華僑親戚們大力資助下，宗族文化出口轉內銷，華南地區大量重修宗祠、重寫族譜，社會主義時期改造的公社變得更像傳統鄉村，宗族敘事擁有了資本主義的新動力。在珠三角八九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過程中，大量流動人口涌入使土地再次變成稀缺資源，城鄉二元制又允許農村一定程度上支配自己的土地，改革中的灰色地帶留下了空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土地雖然不再用於農業生產，但卻能用於資本原始積累，對土地持續投入的目的從增加肥力變為增加租金。
在九十年代，村民已經能夠通過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大量低成本建築來收取超額地租，事實上被城市建設包圍成為城中村。當地政府採取了簡單粗暴的城市化改革政策，就地將村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村民委員會改成居民委員會以承接基層政治管理，而經濟管理功能則由各村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承接。這一背景下，宗族不再僅僅是一種文化認同，而是為黨政組織無法承擔的資本主義經濟管理功能提供了解決方案，原先的族產成為公司集體財產，農業時代的祖產救濟變為投資分紅，原本交地租的佃農現在變成了交房租的租客，村民則成為了新的地主。
村民基本擺脫了勞動生產後逐漸變為純粹的食利階層，而21世紀之後政府土地財政帶來的房地產熱潮推動了城中村舊改，開發商和村民一同暴富，也推動土地走向更徹底的資本化。最早被叫龍舟貴族的獵德村村民正是如此發家，鄰近市中心的地段優勢讓他們在拆遷中獲得鉅額賠償，還能享受回遷房，繼續維持收租來源。但宗族內部並不平均，原先土地就多的會因為建築面積更大獲得更多賠償，原先沒有多少土地的人獲得賠償更少，富農與貧農的差距依然存在。更不用提在那些拆遷中被迫搬離的租客，將不得不搬到更遠的地方，交更高的租金。也如封建時代一樣，很多族內原先的豪門成為宗族公司的管理者後會利用「集體財產」攫取私利，而大多數成員一般對這些操作無從知曉，一旦曝光就會引發嚴重的衝突，冼村、烏坎等地都是如此。政府卻能夠在這些混亂時置身事外，將罪責推給「資本」。
從這個層次上，以「族人」身份作為划龍舟的基本條件，給邊緣成員為集體爭光的機會，掩蓋了村內原本的貧富問題。獲勝後可能的減租或者慶祝，一定程度上像以往緩和佃農與地主的關係一樣緩和了租客與村民的關係。但是一系列儀式對祖先與神靈的祭祀儀式依然保留了原本的邊緣化對象，不佔有土地的租客、沒有身份的女性，他們確認並不斷再生產體現過去血緣和地域聯盟的社會秩序，並稱之為「民族傳統」的一部分。
端午：愛國的、民族的、標準的
比起其他中國傳統節日，現代的端午節有着更特殊的民族意義，也因此更容易與民族主義產生聯繫。
比起其他中國傳統節日，現代的端午節有着更特殊的民族意義，也因此更容易與民族主義產生聯繫。一方面有近代以來節日標準化中將屈原作為愛國主義元素不斷放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韓國江陵端午祭申遺帶來的認同和文化焦慮。
從民俗和歷史角度，端午節和龍舟競渡都比較清楚地來源於上古在夏至前後祛病辟邪的習俗，在歷史上不同時期曾附麗於不同的歷史名人上，有屈原、介子推、伍子胥等名臣之說，也有孝女曹娥之說，弱化了地方性和超自然性，將地方節日與儒家的忠孝道德體系相聯繫。這種民間和地方信仰的國家化與標準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屢見不鮮。中國古代的中央朝廷無法僅僅靠強化官僚組織的服從性維繫對廣大疆域的統治，官僚精英會建構一套標準化的宗教和道德秩序體系，一方面不斷地從民間擷取和納入新的元素，另一方面未經標準化的民間信仰被視為原始、未開化的「淫祀」，變得上不了檯面。地方上的勢力則圍繞有中央背書的敘事體系來組織社會、舉行儀式，向中央表示忠誠，以獲取認可並在當地強化權威，很多地方性的習俗與崇拜便上升為舉國歡慶的一部分。屈原在儒家解讀中，逐漸確立了忠臣形象，宋明理學更對他有「千古獨絕之忠」之稱，成為忠君思想的代表之一。
而到了抗日戰爭期間，聞一多的《端午考》及《端節的歷史教育》為現代端午節奠定了紀念屈原的基調。聞一多儘管清楚地認識到端午節起源「遠在屈原以前」，各地的紀念人物不同，甚至連習俗也不一，但是他認為端午已經「從幼稚的、草昧的圖騰文化掙扎出來了」，如今端午需被賦予新的意義：「是誰首先撒的謊，說端午節起於紀念屈原，我佩服他那無上的智慧！端午，以求生始，以爭取生得光榮的死終，這謊中有無限的真！」這一時期知識分子對屈原的闡釋從忠臣轉為愛國詩人，其忠誠的對象從宗族為基礎的封建帝制中的君主，轉向為囊括人民的現代民族國家，自投汨羅被解讀為捨生取義的絕對忠誠。也因此，紀念屈原的端午節被視作一種愛國主義情緒的表達，堪稱最政治化的傳統節日。
此外，韓國江陵端午祭2004年申遺也給端午的民族化和標準化加了速。儘管江陵端午祭除了名字雷同，在儀式上實際與中國端午節有很大區別，中國民間仍然出現了極大的焦慮，諸如「孔子也被韓國人偷走了」之類的傳說流傳甚廣，在網絡上韓國被叫成「偷國」也是從此發源。在此推動下，端午節2006年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被列為國家法定節假日，躋身「四大傳統節日」。
但是端午節雖然具有國家性的政治意義，卻沒有在儀式上的統一性，各地區習俗大相徑庭。直到2009年端午節申遺時，選取了湖北秭歸的「屈原故里端午習俗」、黃石的「西塞神舟會」、湖南汨羅的「畔端午習俗」和江蘇蘇州的「蘇州端午習俗」四個地區組合為「中國端午節」，承認端午節驅瘟除惡主題的同時，強調了對名人的紀念性，特別是突出了屈原故里和汨羅江，而沒有明確伍子胥。此後國家性的標準端午節基本固定在屈原、糉子、龍舟三大標籤上，掛艾草、喝雄黃酒、捆五色繩等等習俗則被弱化為地方的特殊習俗。這裏可以看出，現在網絡上最流行的珠三角並不是國家承認的端午習俗核心地區。而因為歷史上多發械鬥和強行攤派而禁止民間端午龍舟賽的長江下游地區，反而近年成為衆矢之的，認為這種禁令破壞傳統民俗。
被賦予民族大任的端午節還成為了發明傳統的經典案例，一些人聲稱因為紀念屈原必須要嚴肅，所以端午不能快樂而是要祝「安康」。
被賦予民族大任的端午節還成為了發明傳統的經典案例，一些人聲稱因為紀念屈原必須要嚴肅，所以端午不能快樂而是要祝「安康」。歸根結底，這種新傳統是為了用來凸顯自己更熟悉傳統習俗，是一種對民族性的強調，而不是基於對真實習俗的尊重。會有這種「我比你更懂」的競爭話語出現，說明了端午已經成為了民族性展演的舞台，更說明民族主義個人身份認同的地位上升，在日常交往中出現了表演「民族性」的需求。與此類似邏輯的還有漢服運動、各地興建仿古旅遊區、古蹟景區聯名文創等等與「復興中華傳統文化」相匹配的一系列消費潮流「新國潮」，得到政府或多或少的鼓勵，特別是那些能夠拉動消費的表達認同的活動。也因此，身為龍舟界頂流的廣東佛山疊滘龍船漂移賽，能夠爭得有「國潮」屬性的品牌贊助。
但是如前所述，龍舟並不是一種為了體現民族性誕生的活動。當龍舟來到象徵世界的中心，龍舟背後一系列的意義同樣也會沾光。生產力不發達的年代，龍舟的製作、保養、儀式表演和競賽的成本都只能由宗族這樣的組織實現。早在帝制和民國時期，政府以容易引發械鬥、強行攤派或鼓吹迷信（「淫祀」）為由而禁止了不少龍舟賽和類似的象徵性暴力儀式，是因為他們反映出背後的組織擁有強大動員能力，有與政權對抗的危險。倡導儒學的清代平陽縣（現在溫州境內）縣令湯肇熙稱龍舟為「惡俗」而予以禁止。據他記述，「每年四月朔日，神廟擊鼓，名曰『開殿門』，藉以糾人錢米；不與，則移廟中香火於其家，一唱百應，肆意要挾。及至端午，聚舟數十，名曰『鬥龍舟』；奪標喝采，名曰『賞花紅』；實則彼此均有護船，各儲軍器，平日或有嫌怨，藉圖泄忿，始而爭勝，繼而口角，終而鬥狠，刀斫棍擊，落水紛紛。」封建官僚都非常清晰地看到了龍舟背後的宗族如何巧立名目要挾同族、借儀式爭奪發泄日常積怨，現在人們則更看重「傳統文化」的標籤而不願意深究。
當然，端午安康不用花錢就能夠顯得自己很民族，卻因此而缺乏記憶點，還是不如在仿古景區租一套改良漢服與文創冰淇淋合影更容易在社交平台上獲得點讚。
新時代的新端午
龍舟以「貴族運動」的姿態回應了經濟下行的新時代中人們對穩定資本收入的特定階層看法。
我們需要回答一個問題——廣東村民怎麼就成為了端午節的「貴族」頂流？這是因為他們恰好站在一個新時代文化和經濟的交叉點。這個新時代既指代推出一系列保守文化政策的習近平時代，也指短視頻崛起後的注意力經濟時代。
龍舟以「貴族運動」的姿態回應了經濟下行的新時代中人們對穩定資本收入的特定階層看法。那些漲租或者減租的傳說實際上反應的是人們對「房東」的一種想象，他們掌握了你生活的命脈，還有空閒去操辦儀式，既有羨慕，其實也有怨懟。所以人們還想象，即便是這樣手握鉅富的房東們也有要服從的傳統，有金錢買不來的勝負。
在端午節被民族化和標準化為愛國主義象徵後，慶祝端午成為一種必要動作，而慶祝的方式也需要儘可能地向標準敘事看齊。三大標籤中，屈原是集體精神寄託，吃糉子是個體行為，賽龍舟是當仁不讓的集體活動，是視覺效果最好的。不過龍舟真正出圈，可以回溯到疫情前的廣東佛山疊滘龍船賽，當時以水上漂移的視覺奇觀突然在短視頻界走紅，廣東式扒龍舟於是一躍成為龍舟賽的代表。以至於連原先沒有龍舟習俗土壤的地方也感受到舉行龍舟賽的需求，例如山西太原開辦的汾河龍舟賽，今年以「不翻船就算贏」與廣東形成鮮明對比而成功走紅。此外，疫情三年積累的對「熱鬧」的需求，在傳統文化的慶典中而不是抗議中得到滿足，也是政府樂於看到的。
某種程度上，是宗族迎合講「家風建設」、「復興傳統」的新時代，也是宗族在利用新時代的文化偏好強化自身地位，強調自己的「中國特色」，使自己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獲得正統地位。
在短視頻時代，觀衆注意力只有幾秒鐘，相較其他形式更追求獵奇的視覺奇觀，龍舟的表演性在傳播中被大大放大，那些在視覺上更加陌生化的地方儀式也更適合被當成「傳統文化」傳播，本地更受重視的競技性則被削弱。人們會轉發在龍舟上用力到面目猙獰的扒丁、手舞足蹈的鼓手，甚至是一不小心就會翻船的太原龍舟，而奪標第一名都不會有那麼高的熱度。龍舟在傳播中是一個符號，代表了民族-端午-龍舟的意義序列，地方政府組織龍舟，資本贊助龍舟，都是需要借用龍舟所擁有的傳播性表演對民族性的認同，他們並不是非常在乎到底獎勵哪個村。在短視頻上有十幾棟樓的扒丁口中，觀衆聽不到過往拆遷的糾葛，也看不到女性在重男輕女的社會中的精神掙扎，更不會懷疑宗族公司有沒有貪污土地出讓收入。
如今，村落與宗族之間也沒有那麼多尖銳矛盾，儀式活動的門檻也沒有那麼難達到，這些活動卻依舊由資本化的宗族把持，甚至還有政府和贊助商協助。某種程度上，是宗族迎合講「家風建設」、「復興傳統」的新時代，也是宗族在利用新時代的文化偏好強化自身地位，強調自己的「中國特色」，使自己在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獲得正統地位。在傳播中，人們一邊傳頌房東們多麼富有，一邊讚美他們「放低」姿態去參與體力活動，輸了要「跪祠堂」，彷彿龍舟代表的民族傳統超越了他們的階級身份，現在的宗族是體現民族文化的組織，而不是一種財產制度。這裏特別講一下獵德村的「富婆」鳳舟，一定程度上是體現了進步主義，但我還是要問，是不是以地域或血緣為基礎的身份作為資格條件？為什麼需要分離出「鳳舟」，而不是混合的龍舟？鳳舟的存在對性別壓迫的制度是強化還是在瓦解？
宗族、國家、新媒體，在端午這個時點、在龍舟這個劇場背後達成共謀，上演一齣「貴族運動」的表演，慶祝這個保守主義的狂飆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