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人 吳家希 發自香港）
2023年3月，香港大圍鐵路站的藍色磚牆上，出現了一張燈箱廣告。廣告裏，港鐵外判清潔工人程展緯穿着綠底紅點外套，cosplay 垃圾蟲和清潔龍，以輕鬆的口吻呼籲乘客體諒清潔人員辛勞：「請不要把未飲完的飲品丟進垃圾桶」。廣告的右下角，一杯從垃圾桶中拎起的珍珠奶茶佔據了大片版面。
這是程展緯在港鐵站擔任外判清潔工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裏，所需經歷的日常——他常常在垃圾桶裏發現剩食，而處理這些剩食為他原先便十分繁重的工作增添了不少負擔。港鐵外判清潔工每日工時八個小時，工作內容枯燥而且重複，包括更換垃圾袋，擦拭閘機、電梯扶手、廣告燈箱，清理地上打翻的珍珠奶茶和嘔吐物，打掃廁所裏的排泄物等等。「勞工運動的其中一個面向是日常教育，廣告是想讓人想想，你扔垃圾，背後其實有人幫你收拾，」程展緯說。
程展緯其實擁有許多身份。港鐵外判清潔工之外，他是一名藝術家，在大學兼課，也是一位勞動權益推動者。他中學成績差，但因藝術科突出的表現考入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學會觀察社會與人物，並用這些經驗創作。過去10幾年間，他在各個基層勞動職場做「臥底」，以藝術行動和幽默方式爭取勞工權益。他曾為長期站立的博物館保安、UA戲院員工、Donki收銀員等人爭取椅子，改變了OK便利店要求員工戴帽子的規定，在Facebook發起「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運動」群組，又推動食物環境衞生署在垃圾桶頂部加上錫紙兜，以便工友清理煙頭，成功打破了不少職場框架。
2021年11月，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前夕，程展緯抱着嘗試的心情，走入另一個勞動現場，申請成為港鐵外判清潔工。他一開始在屯馬沿線工作，一星期工作四天，後來改為駐點大圍站，每周工作一天。當時他所思考的是，大環境的限制下，作為「個體」可以做些什麼勞工運動？
「現在我們已經沒有了以前那種制度、架構，所以想嘗試用一些制度以外的方法，去找在這個範疇上的可能性，」他說。「我想經過大時代之後，很多人都會提的一點是，每一個人要去找一個專注的位置。港鐵的清潔，暫時對我來說是我專注的地方。」
從最低的地方着手改變
程展緯指的大時代，是指香港當下的政治環境，通過工會設定議程、組織人群，並為前線勞動者發聲的傳統勞工運動模式已經失去大部分空間。
曾經是香港最大單一行業工會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在2021年8月熄燈，民主派中最大型的工會組織職工盟亦因安全壓力，在同年10月通過解散。同時，工會前線成員捲入大大小小的政治案件。職工盟前主席吳敏兒因參與民主派立法會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目前正在審訊中。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名理事因發布羊村系列兒童繪本，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成，判囚19個月。
過去，勞工團體透過遊行傳遞訴求，但這個傳統目前受到不少阻礙。今年3月，香港婦女勞工協會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辦爭取婦女權益的遊行，原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為「限聚令」撤銷後首個獲批的遊行。但計劃參與遊行的社民連成員被國安警察約見，女工會亦突然宣布「很遺憾決定取消」遊行。警方當時回應指，發現到有「暴力團伙」稱響應遊行。
4月15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到港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強調「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
五一勞動節是香港勞工團體的發聲日子，遊行有着二三十年的歷史。今年前職工盟主席黃迺元及前幹事杜振豪原以個人名義申請當天舉辦遊行，但在4月26日，杜表示黃一度失蹤後情緒崩潰，並告知他已取消遊行。此前，同預計在五一前夕舉辦遊行的親政府團體「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也撤回了申請。
團體與組織被打散，希望以個體力量嘗試的程展緯做足了功課才找上港鐵。
2021年，香港政府10年來首次凍漲法定最低工資，維持2019年的水平時薪37.5港元。程展緯十分關注基層員工的待遇，開始找尋仍以最低工資招聘的職位。根據最低工資委員會的統計資料，香港在2021年5至6月有14300名勞動人口只獲取最低工資，清潔工人約佔當中的17%，是待遇最差的勞工界別之一。當時，港鐵便以最低時薪、37.5港元外判聘請近500名清潔工。
程展緯說，港鐵清潔工除領取最低時薪，一天的休息和吃飯時間也只有30分鐘，還沒有港鐵搭乘優惠。就算上班滿30天，一名外判清潔工一個月的收入，也不及刊登港鐵廣告兩個星期需要支付的一萬元廣告費。
這個待遇背後有許多結構性問題。2000年代，香港政府引入外判制度，私人公司逐漸承包商場、公共屋苑、港鐵、公營機構等的基層工作。外判招標方式由價低者得，制度一直為人詬病。其中，工作需要大量勞動的清潔和保安外判人員面對的情況尤其嚴峻。
經歷勞工團體多年爭取，政府近年曾改革外判標書制度，例如提供約滿酬金、惡劣天氣開工津貼，提高「前線員工薪酬」在外判計分制的比重等，鼓勵外判公司改善員工待遇。根據清潔工人職工會的調查，改革後，房屋署外判清潔工平均時薪升至44.5港元。然而，由香港政府作為最大股東的港鐵不在政府的外判制內，兩家外判清潔公司永順清潔服務公司和 ISS Facilities Services Limited 的工友目前仍在領取最低工資。
「在我的研究中，什麼人工資最低呢，全部都是政府有份的，除了港鐵之外，還有一些公營房屋。所以我不是隨便撞進去的，而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地鐵不是應該很值得去做嗎？你改了這個地方，就等於改了很多的地方，」程展緯說，「如果你沒有想清楚這些，單純講提高最低工資會更加困難，你沒有身位，也沒有資源。」
至少讓他們看見你
疫情期間，身材高大的程展緯推着載滿清潔工具的推車在人群間穿梭，直起身體消毒，再彎腰擰抹布、掃地、撿垃圾。來去匆匆的乘客每天路過，但他和同事們的面孔總隱身在口罩、防護面罩、防水手套與已經洗至領口褪色的深藍色制服之下。
程展緯成為港鐵外判清潔工時，香港仍處在疫情高峰，他切身感受到前線工友薪水低、工時長、保護及福利不足的困境——近距離接觸人群與廢棄物，但一天公司只提供他們一個口罩，工作時也沒有防護衣。他加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和清潔工人職工會，2021年12月與兩個工會召開記者會，要求港鐵改革最低工資與標書制度，保障工友權益。後來最低工資問題未解決，但換來港鐵啟動「車站清潔獎勵計劃」，清潔工每月按所屬車站的清潔程度評分及排名，可獲800至1200港元額外獎勵。
「地鐵拿兩千萬來做這個獎勵計劃。雖然我們不同意有評分制，但好清楚是我們爭取了才會有，」他說。
2022年初，Omicron變種病毒爆發，香港政府宣布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向部分清潔工及保安員派發一萬港元津貼，但港鐵的清潔工又被排除在外。程展緯收集了200個清潔工簽名，穿上寫着「為什麼抗疫支援基金地鐵外判清潔工無份？」「最低工資、最高風險、最少資源」標語的黑色垃圾袋在大圍車站內默站。爭取幾個月後，他終於收到津貼範圍擴大至港鐵清潔工的消息。
然而，因為程展緯的「打工仔」身份，在體制內爭取權益的過程也不是那麼順利。舉辦記者會後，他被外判清潔公司停職兩星期，但他引用《僱傭條例》，向勞工處報案。他說，雖然最終沒有成功開啟調查，但清潔公司擔心勞工處作出檢控，不敢輕易解僱他。
後來他穿黑色垃圾袋抗議，收到了外判公司發出的警告信，要他為在非辦公時段穿着制服提供「合理解釋」。程展緯又再次向勞工處報案。
「你做了半年掛名的清潔工，就會理解到無力感怎麼來。政府不應我們機（不回應），幫他們做一堆事，也沒有病假拿。」程展緯每天思考倡議的方法。他開着錄音機，要工友們每個人講兩句，有些人講到爆粗口。時常抗議，到最後連公司也決定冷處理他這名問題員工。「去到中間連PR（公關）都不理我了，所以我要找一個拉鋸的位置，就決定賣廣告囉，至少讓他們見到你。」
2022年，程展緯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以「在地鐵賣一個與清潔工相關的廣告」這個想法籌得過萬元，開始着手廣告設計。「我想他們（港鐵）也不知道要拿我怎麼辦，批是一件事，不批又是另一件事。」他的設計來回廣告公司和港鐵長達一個月，才終於獲批。「你不可以呈現任何與港鐵有關的東西，垃圾桶、標誌都要拿走，要簡單、美觀，不能講政治，中間有一次批准了又突然說不行，因為我穿制服，所以最後才用垃圾蟲波點遮住，不是因為我喜歡波點。」
燈箱廣告在他們日常工作的場域出現後，有些同事和程展緯說，「啱呀（對呀），阿緯，你這樣說很對，珍珠奶茶真的很討厭」。但程展緯看見了背後更深層次的意義，那就是作為清潔工，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場所為自己發聲。
廣告刊登那天，他在社交平台上寫道：「我看着集資的廣告在大圍站展現，我用了一天的時間消化這看似奇怪的風景，我問自己我看到什麼？經過不少的角力，廣告在地鐵的深思的考慮下，終於出現了，地鐵清楚公開傳遞了一個訊息，就是清潔工人可在自己場所為自己發聲。讓人看見垃圾背後工作的人處境，這是既溫柔及合理的訴求。」
走進職場，特殊的時區
程展緯將職場形容為一個特殊的時區，將人們推進一個無法為自己權益發聲的狀態。
從他2007年發起「請給保安員椅子運動」，要求香港藝術館為長期站立的保安員提供椅子之後，他和保安員們建立了深厚的關係，也考取了保安牌照，開始更深入地研究勞動權益。但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街頭的民主動能退潮，大家開始討論在社區建立連結、深化民主，讓他真正開始思考怎麼將行動與日常的現實連結。當時有些人決定參選區議會，但程展緯想，在香港社會裏大家普遍經歷、且每天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投入的場域其實是職場。
「走入職場這個時區，人好像突然之間就轉變了，好快習慣或者放棄關於民主的想像。這個時間就是賣給老闆喇，」他說。「怎樣在職場的時區裏創造不同的可能性？除了一些事件突然爆出來之外，到底我們怎麼樣在職場裏去做日常的勞工運動呢？」
他剛開始由職安健切入。「職安健最基本當然是身體健康、安全，但它背後其實講一個人的尊嚴。因為大家都是人，所以條命好重要，是不是？」他發現，香港其實少有真正的職前培訓。他報名參加了僱員再培訓局（ERB）提供的事業前景培訓課程，才由工會幹事的分享中聽見勞工在職場上的權利。「進入職場前你要用什麼態度呢？你是純粹迎合『你其實是工具』的這個需要呢，還是其他？」他說，人需要超越對工作固有的態度和看法，打破角色所帶來的侷限。
然而程展緯清楚地知道，為自己發聲並爭取權益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也不是所有人都擁有站出來的資本。開始在地鐵的清潔工作後，曾有工運的前輩來找程展緯，告訴他不要對勞工運動抱持太大期望。這個前輩曾經嘗試組織港鐵清潔工罷工，但那天沒有一個人出現。
程展緯解釋，傳統形式的工運大部分都會遇到這樣的客觀限制——清潔工不會自己主動發聲，工運需要組織，但若他們真正站出來，組織者也保護不了他們免受後續可能出現的打壓。「你怎樣鼓勵他們，然後拍拍屁股就走？」他問。
他的清潔工同事，許多是單親家長、新移民，或身體因長年勞動而有勞損，很多時候並沒有其他的工作選擇，即使他們不滿意現時的工作狀態也不敢多說什麼。「他們覺得不要搞那麼多事可能會比較好。之前的抗疫基金全香港人有，他們卻沒有，他們已經習慣了自己沒有權利，」他說。
面對同事有苦說不出的困境，程展緯決定帶頭發聲。見到同事幫忙職員買午餐，他質疑這項工作並不包含在合約裏，才改變了這個不成文規定；疫情爆發時，他不斷向管理層申訴，後來成功為同事爭取保護衣與口罩；他向車站站長投訴垃圾桶設計，又鼓勵同事像他一樣多多找站長聊天；需要聚集工友意見表達訴求時，程展緯告訴他們不用露臉，展示拳頭拍照就行，讓同事安心。
剛開始，程展緯的同事不太知道他在打什麼主意，「覺得條友（這個人）是要搞事還是幹嘛」，後來知道他有心想幫忙，便會為他打氣或者向他吐苦水。現在，他們有一個WhatsApp群組，幾十名港鐵清潔工會互相交流。他也不只連結起了清潔工。程展緯的身份曝光之後，港鐵站務、車站站長、外判清潔公司的管理層甚至是地鐵保安，都開始與他交流自己的工作困難。
「我覺得這就是進入所帶來的效果，」他說，「如果你不是工友，你自己寫一封信去抗議，可能申訴專員都不會理你，還有那種交流。因為大家都是工友，你可以直接去看到真實的情況，掌握到裏面做事的流程。」
身份流動帶來的新能量
這一年半，程展緯覺得他是一名真正的清潔工了。這與他過去所做過的短期「臥底」行動有許多不同。「以前的體驗就是做一次，做一星期，寫一篇東西，可能有一個迴響，」他說。「但如果就這樣走了，那這樣就結束了，你只是一些態度上的表態，我不想這樣。」
他想到很多年前，可能很多人都說他只是玩玩，「但現在大家都會相信你真的很認真。我剛開始都怕鄰居看到我穿制服，感覺要解釋很多，但現在都沒有了，我覺得這個角色就是我生活的一部份。」
程展緯近年學會的是，每個人都需要超越自己的侷限。「你要改變生活形式，去塑造一個更加……更加……更加……我不想講強大，但更加完善的自己。」他重新塑造了自己對運動的想像。清潔工的身份，讓他方便為自己、他的同伴和他的行頭發聲，也讓他更感受到身份流動所帶來的運動能量。
他解釋，在其他人的眼中，他既是一個清潔工，又不完全只是一個清潔工，同時也不扮演傳統的工會角色，在連結勞工、理解問題、產生倡議效能上，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性。「我變成了一個很奇怪的身份。這種關係是一種新的關係，可能令他們要用更多時間去消化怎樣對付這種關係。有時我贏了，有時他們贏了，但也頗著數，成本又低，」他笑說。「你會覺得這個位很有意思和價值。用一種勞工的方法，但又有些不同，你又不是工會，又好像有發言權。我覺得這件事可以last落去（持續）。」
目前，香港的勞工運動仍充滿未知。今年五一勞動節，香港的法定最低工資將調升至每小時40元，但港鐵的外判標書仍未改革。這天，程展緯也迎來他的51歲生日。過去每年五一，他都會參與勞動節遊行，遊行在香港的街道上消失之後，去年他穿黑色塑膠袋在大圍車站默站，為前線清潔工爭取防疫津貼。今年的他則一直想着，該怎麼繼續為標書改革和被提早解僱的工友發聲。
程展緯邊做邊探索，一路下來發現就算是在體制內的個人，也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他在清理垃圾時總會拾起許多塑膠樽，於是他自己在垃圾桶旁設置回收角落，將膠樽洗淨，聯繫回收機構前來收集，有些同事見到他這樣做也開始落手幫忙。程展緯又發現，垃圾桶裏總有很多吃到一半的食物，同時他也總是見到翻垃圾桶找食物的乘客。一雙清潔工眼睛所看到的，讓作為藝術家的他每天都在思考，港鐵是不是可以多做些什麼。
他又開始發想，「我現在會參考環保運動和公共空間運動。環保運動跟傳統的勞工運動不同，它提到每個人每天可以做什麼，每人都可以參與，所以面向公眾的力量很強。怎樣處理垃圾是我們行業長久以來的一種角力，清潔工在垃圾桶見到什麼，垃圾桶設計是怎樣，都會有討論空間。」
「公共空間運動透過使用去產生意義，你要透過落場，去找到自己的角色，然後試着拉鬆它，將清潔這個問題和其他東西連接，產生一些新的可能性，」他說。
最近，程展緯花更多時間使用社交媒體。他Instagram上的一萬五千多名followers，每天與他一起見證港鐵清潔工的工作日常——在垃圾桶中拾起一疊香港警務處信封，咳嗽藥水水樽，未用過便丟棄的零感保險套。他也一邊清潔一邊唱歌，唱《甜蜜蜜》、《喜樂頌》，並把影片上傳到Instagram。當公司質問他唱歌的原因，他找出政府出品的教育影片，裏面的清潔工都在開心地唱歌。「清潔工唱歌不行嗎？」他問。
「傳統的工運要關注全港，我自己是個體，就可以咬住一個地方，」程展緯說。「我覺得藝術家做工運，會見到有些人沒見到的東西，你見到的那個狀態，就是我們要處理的。」
他舉例，在他的女兒還小的時候，學校的社工在訓練時問他，如果女兒哭了，你會怎麼反應。程展緯當時回答，我會問女兒，你為什麼哭呢？社工說，你錯了。「他的答案更無聊，是我知道你不開心。但我覺得講這句話很震撼的地方，是每個人的成長階段都有被知道的需要。」
程展緯說，這正是他覺得藝術與行動令人感動的地方。受到理解是人的基本需求，透過運動，有些不被注意的人被發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