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下旬，天氣轉涼，胡安焉已在北京度過了兩個完整的夏季。
關於那兩年的記憶，胡安焉覺得自己與其說是一個人，倒更像一個時薪30元人民幣的送貨機器，麻木地穿梭在附近幾個小區，最忙的時候平均一天要送200多個快件，達不到額定產出值就惱羞成怒、氣急敗壞。
這一天，胡安焉如往常般將載滿貨物的快遞車停在居民樓下，上門送快件。等出來時發現，放在車頂的一箱當當網快件不見了。
他立刻去找小區裏的其他快遞員、保安和環衛工人打聽，但沒人看到事情的發生。等回到站點，排除了一切其他可能，確定快件真的被偷了之後，他像被一列火車迎頭撞翻在地，精神上再也爬不起來。
此前二十年間，胡安焉還當過加油工、美術編輯、保安、女裝店主、小攤攤販、自行車銷售員......最長的堅持了一兩年，最短的則是一兩個月。
丟失的快件，是一間幼兒園訂的書，總值一千多元人民幣。最後與對方協商，胡安焉照著書單，將三十多斤的書逐個買齊了。那是他快遞工作中最慘痛的經歷，也是最後一次，因為就在幾個月後，快遞公司業務調整，他被毫無預兆地遣散了，倉促地結束了第19份工作。
此前二十年間，胡安焉還當過加油工、美術編輯、保安、女裝店主、小攤攤販、自行車銷售員......最長的堅持了一兩年，最短的則是一兩個月。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活，幹必需的活，賺必需的錢，生活平靜繁忙，但是他知道這平靜和這繁忙之間深深忍抑著什麼。胡安焉多數時候羞於為自己爭取權益，不願遵循虛偽的社會規則，也不想捲入複雜的人際關係，當負面情緒積攢到一定程度，他便選擇「逃跑」。
疫情封控，打工暫停，胡安焉從北京移居成都，賦閒在家，有足夠的時間去審視過往有限選擇所指向的侷促現實，打工和自由的對立，像鐵柵欄一樣困住他，左衝右突而不得出。他看到人們總在狹窄的獨木橋上互相傾軋，他在被傾軋中變得急躁、衝動，那衝動就像一根鋼纜崩斷後瘋狂的反彈，不顧一切地反噬身後的壓力，發洩對世界的不滿。
他將過往經歷寫下來，以胡安焉為筆名。在文言文裏，「胡」是「為什麼」的意思，「安」和「焉」均有反問含義，疊在一起，便是對「何以安心」的詰問。他在寫作中找到了答案，也超越了那種對立，他越來越感覺到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決定意義。
文章在網上意外獲得了公眾關注，也獲得編輯青睞。去年春天，胡安焉的首部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出版，新作《我比世界晚熟》和《生活在低處》也在今年接踵而至。
很多人被書名吸引來，細讀後發現，這並不是一扇窺探底層的窗口，更不是一個快遞小哥寫作成名的勵志故事。胡安焉用平實、質樸的語言，毫不遮掩地袒露心跡，他的倦怠、逃避，他被磨損。
胡安焉多數時候羞於為自己爭取權益，不願遵循虛偽的社會規則，也不想捲入複雜的人際關係，當負面情緒積攢到一定程度，他便選擇「逃跑」。
今年8月，胡安焉從成都極端酷暑中推門走進來，套了件寬大的深色短袖，寸頭，國字臉，眼睛小而亮。他依然沒有習慣面對記者，面對外界好奇的目光，顯得十分拘謹，一來便為將採訪地點由他的家改至這間有些吵鬧的咖啡廳而道歉，這是經歷過度媒體曝光後與妻子商量出的折衷辦法。
為照顧病重的母親，胡安焉幾乎從兩本新書的宣傳期隱身。母親離開後，他與妻子去了幾趟旅行，去了青城山、老君山，也沿著成都绕城绿道騎行，春天的風，浩蕩，有力，他穿行其間，感受到自己正無限接近理想中的生活。
胡安焉曾有一個備忘錄，記錄了曾傷害過自己的人事，如今他全部刪除了，因為他認識到，懷著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
不斷的逃跑
胡安焉最後幾份工作是在快遞公司，其中就包括後來讓他初次走進公眾視野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
從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胡安焉在德邦的貨運中轉站上了十個月夜班，負責倒包、打包等等，每天晚上七點上班，早上七點下班，每個月休息四天。
每晚被睡意折磨得走投無路時，他都會在心裏賭咒：下班後一定要不顧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覺。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後，睡意已經過去了，人又精神了起來。
「貨運中轉中心就像一個大埠頭，我們在一米高的水泥工作臺上幹活，這臺子我們叫它分揀場。分揀場有八到十個足球場那麼大，上面蓋著巨型的鐵皮頂棚，四周是編了號的一個個裝卸貨口，一排排貨車屁股朝工作臺停靠著，打開車廂門裝卸貨物。」那些忙碌不休的夜晚，在胡安焉的記憶裏被具象化了：充斥著延綿不絕的隆隆響聲，低沉而渾厚，好像從遠處傳來的雷鳴，那是上百輛叉車碾軋地面時發出的聲音；累得汗流浹背，每晚能喝掉三升的水；幹了幾個月，體重掉了十幾斤。
睡眠是這份工作最磨人的部分，「每次到了淩晨四五點，我都困得不行，只要讓我躺下，五秒內就可以睡著；即使不躺下，我也已經搖搖欲墜，經常眼前一黑就要失去知覺，可是隨即又驚醒過來，重新撐起身體，那副模樣就像一具行屍走肉——目光是迷離的，意識是模糊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前一秒做了什麼。」每晚被睡意折磨得走投無路時，他都會在心裏賭咒：下班後一定要不顧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覺。可是等到早上下班後，睡意已經過去了，人又精神了起來。
後來由於私人原因，胡安焉辭職北上，入職順豐，改做快遞員。送快遞不用上夜班，收入也更高，但卻要和客戶打交道，以及應付主管提出的各類「優化服務」要求。比如派件時要主動向客戶提出幫忙把垃圾帶走，又比如每次送出快件後，要請客戶幫忙打個五星好評。
站點的牆上貼著一張統計表，每天都會更新各快遞員得到的好評數，排名靠後的會在開會時被揪出來，罰做俯臥撐。
胡安焉內心十分抵觸這種制度，認為它本末倒置，太傷害人的尊嚴，但同時他又沒有掙脫箝制的勇氣，終日陷於焦灼不已的泥沼之中，既驚懼排名靠後遭受懲罰，面對客戶又難以開口，只能在每天下班後，給那些對他特別客氣、熱情的年輕客戶發短信求好評。
結果可想而知，跟其他很多份工作一樣，這份快遞員的工作同樣沒能長久。他作出了與以往相似的選擇，以下意識地逃跑取代協商，躲避一切可能發生的衝突和複雜的人際關係。
他終日陷於焦灼不已的泥沼之中，既驚懼排名靠後遭受懲罰，面對客戶又難以開口，只能在每天下班後，給那些對他特別客氣、熱情的年輕客戶發短信求好評。
這種進退維谷的處境，讓他想起中專剛畢業那年到酒店做服務生，當時他們要輪流上「兩頭班」，即早上上四個小時，晚上再上四個小時。大家都不喜歡這種兩頭班，因為這意味著要花費雙倍的交通時間和費用。有一天，一個上「兩頭班」同事因家裏有事跟胡安焉換「普通班」，他出於好意不想斤斤計較，便說不必再換回來了，「兩頭班」和「普通班」對他來說沒什麼區別。這不是真心話，這麼說只是不想令同事心裏不安。但幾天後，同事又來找他換班，直截了當地說：「反正你覺得『兩頭班』 和『普通班』沒什麼區別，那我們再換一次吧，我不想上『兩頭班』」。胡安焉怔住，不懂該如何拒絕，很快事情傳開，更多同事來找他換班。
將胡安焉前後三本自傳性作品連起來讀，會發現那其實袒露了一個始終對社會規則無所適從的人，一個自卑、敏感的人，始終找不到排解之法，只能不斷地以更換環境的方式歸零重來。他一以貫之的困惑與迷茫，實則關乎生存與自由，規訓與逃離。他在人人疲於奔命追求更加穩妥可控的生活時，忽然跳出來問：一個人，能否靠著逃避度過一生？
短暫的停頓間，對面的胡安焉抬起頭，目光裏殘留著迷惘，但對於自我的剖析卻有著相反的犀利透徹：「實際上我從沒在自己身上發現過什麼過人的才華，無論方方面面我都只是中等之資。我的智力中等，體魄也中等，從小到大無論學什麼，我都不是學得最快的，但也不是學得最慢的。而且，我沒有那種堅持己見、克服自身落後和不足、去證明別人對我的看法是錯的的動力，也不是一個好勝心強的人，甚至經常自暴自棄，對我來說，放棄總比堅持容易，所有困難都能克服我。」
在北京送快遞的最後那段日子，胡安焉經常在下午一兩點就送完了所有快件，坐到附近一個地下美食廣場的員工就餐區打發時間，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鋪裏的售貨員，看不同的送餐員跑過來跑過去，或坐在那裏聊天、打盹兒、刷視頻。他嘗試揣測他們的生活——和他一樣，暫時地北漂，用所有時間來掙錢，以支撐這種暫時的漂泊，其間艱辛可想而知。那麼是什麼在他們生活的另一面吸引他們，令他們甘願為此付出？
「我沒有那種堅持己見、克服自身落後和不足、去證明別人對我的看法是錯的的動力，也不是一個好勝心強的人，甚至經常自暴自棄，對我來說，放棄總比堅持容易，所有困難都能克服我。」
這麼多年，在不斷的逃跑中，胡安焉也一直在回答這個問題。
分水嶺
在很多人看來，《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出版為胡安焉的人生帶來了轉折。但他自己知道，那道分水嶺出現得更早——2009年他從勾心鬥角的生意場落敗。這也是促成他走向寫作的最初契機。
當時他湊了4萬元人民幣作為啟動資金，與合夥人在廣西南寧老城區中心的一家商場裏經營著兩個女裝門店，每層有將近170個鋪位，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店和店之間有依存關係，比如換零錢，或者上廁所時幫忙照看一下；但同時，又要互相提防，互相算計。
「小商場不像品牌代理，有一定的規則，你不能侵權。大家賣的都是散貨，那種競爭是混亂、醜陋的。誰家款式好賣，只要能找到貨源，別家也會跟風賣。」在那種環境下，店主們對自家的爆款都藏著掖著，虛與委蛇地掩蓋，連客人問價的時候，都是用計算器按出來而不能直接說，生怕被別人聽去。
同時間，中傷、抹黑和流言在本就逼仄、壓抑的小商場內不斷蔓延。「很多時候，他們賣的是仿貨，但是他們自稱是正版，然後說我賣的是假的，我唯一的回擊手段就是靠便宜跑量，加快周轉速度。他們會造謠，你看他那麼便宜，是從殯儀館進的死人的衣服。」
胡安焉剛至而立之年，還沒有建立起「自我」的世界，非常在意外界的評價。他每天兩點一線來往於住處和商場之間，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日子過得單調、閉塞。一進商場，便不辨晝夜。
那時的胡安焉剛至而立之年，還沒有建立起「自我」的世界，非常在意外界的評價。他每天兩點一線來往於住處和商場之間，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日子過得單調、閉塞。一進商場，便不辨晝夜，時間成為只停留在手錶指針上的模糊概念。時間久了，整個人被乾耗得疲憊不堪。胡安焉說那種累不是搬貨的累，而是感覺脫離了生活、脫離了社會，活在一種抽象的痛苦裏。
「瘋女人」的出現，像是一個隱喻，也最終推動了胡安焉決心作出改變。
「這個女人有精神問題，這點不僅是我知道，周圍所有店主都知道。他們私底下都叫她『瘋婆』，假如她走進了誰的店，其他人就一臉壞笑地看熱鬧。」那是她第一次走進胡安焉的店，她看起來很緊張，甚至有些害怕，腳步遲遲疑疑，但又竭力保持鎮靜，像一只夜晚出來覓食的齧齒類動物，任何風吹草動都會促使她立刻逃跑，逃回到自己安全但暗無天日的洞穴裏。
那個女人穿了一條短裙，想試穿牛仔短褲，胡安焉點頭同意了。不料她沒進試衣間，而是撩起短裙，直接把短褲往腿上套。或許因為對試穿的第一條短褲不滿意，她又拿起第二條短褲繼續往上套。「在我反應過來之前，她已經往腿上套第三條短褲了。當時我已經無法思考，我難過得像窒息一樣。但出於本能，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阻止她那徒勞的嘗試。她立即抬頭看向我，她的表情不是生氣，也不是疑惑，而是一副混雜了驚恐和乞求的哭相。」胡安焉從沒在成年人的臉上看到過這種表情。他馬上鬆開手，不知道為什麼，他的眼睛也濕了，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仿佛從那眼神裏看到了自己。
多年以後，胡安焉逐漸理解了那一刻的百感交集。他的難過，不僅僅是同情，也許還因為在別人眼裏他們是一樣的：幼稚、不可理喻、有點神經質。他們都是邊緣的，被排斥、被圍觀，也在異樣的凝視裏感到驚慌、恐懼、委屈。「只不過我還有力氣遮掩，她卻只能就這麼袒露出來。」
沒過多久，胡安焉與合夥人拆夥，離開了商場。而期待他能夠憑藉這盤生意改善經濟的女友，也選擇聽從父母的安排出國讀書，與他分道揚鑣。
那一年春節，他獨自坐在麥當勞裏百感交集地用完晚餐，步行走向返鄉的火車站，雨霧似有若無，他把傘落在了麥當勞，卻沒有察覺。他感到萬念俱灰。
他在忽明忽暗的光線裏搖搖晃晃地凝視往事的牽絆，凝視自己的疲乏扭曲。寫作於那時垮掉的他而言，像最後一根稻草，他帶著逃避心理將現實、幽暗的一切敲碎，重建起純粹的精神世界。
回到出生地廣州的幾天後，胡安焉作出了一個瘋狂的、根本不像他的決定——在幾乎沒做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帶了本新華書店買的國道地圖冊，就騎上父親的一輛二十四寸破單車，從廣州出發了，歷時25天、騎行約兩千七百公里抵達了北京。
不難想像，這趟騎行充滿磨礪與傷痛。他扛過了烈日下中暑、膝蓋不可逆的損傷，以及在盤山公路突遇事故，連人帶車摔進了一米多深的排水溝裏。
沒想過中途結束旅行回頭嗎？沒有。他不假思索地搖頭，「受傷就是我想要的，這樣才爽。」
他憎恨在南寧經商的日子，憎恨那種生活狀態，也憎恨自己投入的一切，所以他要選擇以自我傷害的方式去報復這種憎恨，去宣洩這種憎恨。
他走在一個個完全陌生、全無瓜葛的城市，打量那些陌生的街道，想像居住在裏面的人每天過的日子，以及生活在他們眼中是一種什麼樣子。他站在一間餐廳外，隔著玻璃看了他們一會兒，感覺就像在觀賞水族箱，內心感到非常寧靜。
從北京回廣州的火車，胡安焉只買到了站票，擠在車廂連接部。火車穿梭於一個又一個隧道，他在忽明忽暗的光線裏搖搖晃晃地凝視往事的牽絆，凝視自己的疲乏扭曲。寫作於那時垮掉的他而言，像最後一根稻草，他帶著逃避心理將現實、幽暗的一切敲碎，重建起純粹的精神世界。
「對於今天的我來說，寫作就像是一種自我精神的建設，或者說最終指向虛無的領悟。它解決不了生活中的實際困難，但可以幫助我超越生活、超越自身——因為寫作，我同時投入在生活之中，又抽離於生活之外。」
下一刻，火車又短暫地鑽出了隧道，他透過有些污漬的窗，看見天空的雲霞正在向西流逝，拖出長長的、激動的流蘇。那是他第一次感覺到「何以安心」的答案呼之欲出。
偉大的失意
2020年4月，《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在豆瓣爆火，完全出乎胡安焉意料。他在那篇文章獲得的關注和評論，是他過往近十年在文學論壇創作小說所無法想像的。
少數人批評這本書缺少文學性，但在普照看來，正是這種看似不修邊幅的平鋪直敘，凸顯出了社會真實、殘酷的一面。它像一面鏡，或許每一個打工人都能從中照映出一部分自我。
那段時間，手機只要打開，就一直有消息提醒，響個不停，評論不斷刷屏。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評論，一條條地看，「一開始很懵，但還是高興的。滑動頁面的時候，手都會微微發抖，這種亢奮的狀態持續了一週多。」
聞風而至的出版社很多，他們敏銳地嗅到了市場近年對於「素人寫作」的青睞，並建議胡安焉將個人打工經歷擴寫，集結成書，這當中就包括後來負責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遞》的浦睿文化責編普照。「在現在這樣一個網購時代，在快遞跟我們的日常生活聯繫如此緊密的時代，市面上還沒有一本寫快遞員親身經歷的書，甚至連寫這個行業的紀實作品都沒有。」少數人批評這本書缺少文學性，但在普照看來，正是這種看似不修邊幅的平鋪直敘，凸顯出了社會真實、殘酷的一面。它像一面鏡，或許每一個打工人都能從中照映出一部分自我。
不過，胡安焉沒有過多地沉溺於作品意外獲得市場成功的喜悅裏，他甚至不認為自己擁有寫作的天賦，「不僅文學基礎差，寫作也不是十分有悟性。」他將三本書的熱賣歸因爲經歷本身，人們抱著對快遞員或其他職業的某種獵奇心而來。但胡安焉並無意代表某一群體發聲，「我只是深入自己、面對自己、誠實地表達自己，這個過程可能觸動別人，但這是一種被動的觸動。」
而他真正想寫的是具有藝術性的純文學，也在不斷嘗試這樣的創作。他不諱言最初促使他寫作的念頭裏摻雜了些逃避的心態，但這並不影響他真正熱愛寫作，因為寫作於他而言非常個人、純粹，是他生活的另外部分，屬於自由的那部分。儘管他寫的並不算多，對於純文學的嘗試也頗多坎坷。
胡安焉對美國作家卡佛說過的一句話記憶深刻：作家要有為普通的事物，比如為落日或一隻舊鞋子感到驚訝的稟賦。這正是他的瓶頸所在，「我是一個很簡練的人，沒什麼豐富的、細膩的感受，當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我很難把這些內容不斷地細化。」他耳邊總有一個聲音在說，你寫的這些都是廢話吧，這些內容沒有人感興趣吧。胡安焉知道，那是潛意識裏的自卑作祟，他沒有足夠的勇氣有力地去表達自己的生命感受。
一種幼稚的患得患失，一度滯礙了他的寫作。同樣的心態，其實也貫穿了他的成長過程，至今也没能完全擺脫。
胡安焉雖然出生在廣州，但父母都不是本地人，在廣州沒有任何親戚，屬於移民家庭。胡安焉的母親在「文革」期間曾因家人受過影響，因而內心有很深的孤獨和不安，非常依賴意識形態上的安全感，後來在上山下鄉時認識了在海南當兵的胡安焉父親，兩人組建家庭。胡安焉父親一輩子在體制內工作，對市場經濟完全陌生，不會打牌、打球，跟同事沒有私交，每天最大的消遣是逛城中村、看《動物世界》，「他到去世都沒學會說廣東話，整天像個孤魂野鬼，孤孤零零的。」
在個人職業發展方面，父母對胡安焉只有一個要求——社會需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反正社會不會讓一個勤勞的人餓死。他們對社會環境變化的惶恐，導致他們愈發施加對子女的道德約束。
在個人職業發展方面，父母對胡安焉只有一個要求——社會需要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反正社會不會讓一個勤勞的人餓死。「我看到其他同學的父母會為他們的人生規劃作指引，為他們規避可能的風險，但我的父母不會這樣做，他們也不懂這些。他們從不會鼓勵我出人頭地，或者發財，他們只要我做一個安分守己、遵紀守法的人。」他們對社會環境變化的惶恐，導致他們愈發施加對子女的道德約束，「我媽不斷地對我說，要自律，要克制自己的慾望。」
近乎理想主義的塑造一直在胡安焉身上發揮作用，在年少最迷惘的那些年，胡安焉曾將自己性格負面的部分，比如缺乏安全感、服從性強、不會反思，而且在個人利益上容易放棄且不敢抗爭，以至對人生規劃的毫無概念等，遷怒於父母教育理念的「脫離現實」。
逐漸地，他覺得這樣的遷怒並不公道。父母只是在自己的時代被灌輸了很多理念，於是他們也按照那些理念來塑造他，「他們當時的經歷造成了他們的侷限，他們也是時代的受害者。」
胡安焉記得當年在上海，有次和文學論壇的兩個朋友聚會。在餐廳裏，他們各朗讀了一篇自己喜歡的作品。那天他讀了維吉尼亞·吳爾芙收錄在《普通讀者》裏的一篇短文——《皮爾金頓夫人回憶錄》的讀後感。
皮爾金頓夫人是18世紀英國的一位沒落貴族，她受過教育，但沒能繼承遺產，被丈夫拋棄後，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靠寫作為生。她是伯爵的曾孫女，卻和底層的僕役生活在一起，最後因拖欠房租被送進監獄。但吳爾芙卻這麼寫道：無論是在她遊蕩的日子裏，這種遊蕩是一種家常便飯，還是在她失意的歲月裏，那些失意都很偉大。
反過來想，或許正是因為父母被困在時代的侷限裏，對子女前途採取「無為」態度，才讓他擁有了一個寬鬆的自由空間，沒有被什麼既定的目標所綑綁、所鞭策。他固然經歷了諸多曲折，吃了些苦頭，但那些曲折也最終牽引著他走向今日的胡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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