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獎現場手記：如何度過一個屬於香港電影的穿越之夜

好像已經有一個世紀沒有去好兆年行，週六下午拿完記者證走出大廈，我竟然走錯了路。

那些年的每個四月，我幾乎可以閉著眼睛走完全程，背著大包小包走出地鐵站，事實上也確實沿著馬路不斷用手機回覆工作訊息或者電郵，就毫無差錯的去到金像獎辦公室，領傳媒記者pass，然後再去向下一個工作地點。

但今年不是，在辦公室看到很多新面孔，有年輕但還未熟悉姓名的金像獎同事給我看手機app上正在live的星光大道籌備過程，和PR說說笑笑幾句，我拎著紙袋下樓，又看採訪筆錄又回覆訊息，一抬頭走到了一排從未見過的小餐館門口，完全反了方向。

可能一時間我還未能習慣，整個行業群策群力，舉辦金像獎的日子又回來了。

我折返上回彌敦道，朝海傍的文化中心走。一路上的街景像是已經做好的填空題，熟悉的行人潮又填回來了。

視覺風格完全不同的星光大道紅地氈當然搶眼，提前紮營的鏡粉也是金像獎的新氣象。他們舖好了大小劃一的塑料布，整齊地擺好一些徹夜排隊的用品，我猜想其實和是否金像獎也無必然聯繫，他們只是為偶像吶喊助威，換作別的活動也一樣。但整個畫面看上去，大家有春遊的氣氛。在頒獎當天下午現場看到在整隊的「爵屎」也是，他們有統一藍灰色著裝，不少人背著大小近似的背囊，戴著帽子，像是班級在春遊出發之前集合。走多幾步去到碼頭附近，真的也有旅行團導遊舉著小旗，為團友們點名。在典禮當天永遠封路的觀景平台上，四面八方的遊客自顧自地拍照，尖沙咀的傍晚天空變成淺紫色，文化中心的昏黃又是如此熟悉的景觀。是誰打了個響指嗎？

領取入場券時，PR逐張找我名字，我瞄到很多大牌的海外媒體又再回來，其中不乏大陸幾家非常權威的機構。我好奇這些海外同行們帶著怎樣的角度來播報這一次典禮，考慮應否入座之後搭訕，談談這次報導過程的感受。前一小時的間隙時，卻聽到身邊前後排兩位講普通話的同行交頭接耳。前排靠過來低聲問後排：「你聽得懂嗎？」後排搖了搖頭。但從兩位的淡定神情來看，這一定不是誰的錯，兩位以記者pass入席，不諳粵語似乎很理所當然，幸運的是主辦方在這談話裡也沒有背上大逆不道的罪。而我也真的就有了時空錯亂的感覺，這到底是不是2023年的earth-616？

整個晚上，我不停地收集各種訊息，嘗試以此佐證，到底是變革的年代來臨了，還是又一次deja vu？

開場的林家謙和Serrini合唱電影金曲，選歌確實與曾經的「老三樣」有所區別，原唱者還是那幾位，但曲目不再是〈胭脂扣〉 、〈半斤八兩〉、〈最愛是誰〉、〈當年情〉那些被唱到實在太過耳熟能詳的金曲，主唱人也是兼具主流號召力及個性的人氣歌手，這個畫面中的不和諧音是，伴舞們的編排似乎並不想「年輕化」，而這些舞蹈員我有看過他們在紅館為人氣歌手編排的商業演出，他們本應該懂得怎樣編排出本地年輕人喜歡的舞步，但在這個嶄新的金像獎舞台上，像是有另外一隻手操控扯線，他們努力地跳完了這一part命題作文。回想起來，這幾首串燒歌曲，選曲特別，可是呈現的方法，也可以說停留在上世紀。雖說表演的目的，或者要表現出香港電影的另一種回憶方式，重點如果還是想停留在「回憶」，剩下的可能性並不多。

另一場命題作文，是頒獎嘉賓如何說編劇寫好的詞。在這一點上，我也不由得老氣橫秋地緬懷起金像獎（並不是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來。說到底，高壓怎會不影響創作呢？代際太久之前的歷史先不說，00代和10代那些幽默到血肉橫飛的頒獎詞，依然歷歷在目。好幾次黃秋生頒獎或者致詞的高光時刻，我都有幸在現場目睹，笑得前仰後合。

幾年前一位前輩對我說，你別指望再可以看到黃秋生跟以前一樣演繹編劇台本，他很難再有擔任嘉賓的機會，能夠出席已經很好。可是沒有黃秋生頒獎的金像獎，無論再如何復常，再如何開拓新路，彷彿有一塊永遠缺失了。

頒獎典禮上有兩三處少有的「人味」，一是林家謙和Serrini頒發最佳視覺效果，Serrini見縫插針講了一句「我們就是開場表演的那兩個人」，有些侷促或者無措，不管是玩笑還是真心，都流露出一種真摯，但很快兩個人就像背誦一樣，將整個頒獎詞朗誦完畢。是的，連裝扮都沒有的背誦。偶爾的真摯，就好像是「如果你被綁架了就眨眨眼」，不知道是掙脫出水面的一口呼吸，還是一種暗示；一是吳鎮宇的頒獎詞，那是一個天人合一的「劇本」，發揮了他的演員特質，又令人覺得自然地言之有物，不是捏造出來，或者洪金寶最後在頒發最佳電影時的感嘆，雖然是在為金像獎說盡好話，也看出發自肺腑。

這一切影像確實應該被記錄下來，它要供後來的人和過去金像獎的歷史比對，看看曾經嘉賓在頒獎台上的揮灑自如，而不是今晚那種大多數拘禁和銖錙必較的台本。一時間，你可以從兩種角度來理解這件事，一如我們這五年來面對的所有事。它可能是一種故意的拙劣，令所有人有所察覺；它也可能是一種不自知的短處，是少做少錯的黃金定律。於是我整晚在座位上，無比懷念黃秋生——這樣講真是奇怪，因為我的位置可以看到他戴帽子坐在前排，和劉青雲時不時有說有笑——我懷念他那些肆意揮灑的講話，每一段都像是望著觀眾的眼睛在講，那些隱約紀錄2010年代的精彩笑料，有時候我在半夜工作，但凡要翻查金像獎資料，我都想辦法重溫他當年的那些片段，唯有如此才算正式完成了資料重整——我旁邊的同行們進進出出，有的人拿著各式設備在寫稿，那兩位不懂廣東話的同業則不停用手機拍攝登場的明星。

也有一些片段，讓我覺得一切沒變。頒發最佳音響效果時，播放提名片段VO讀《明日戰記》幾位泰國候選人名字，堂座已經傳出一些哄笑聲。結果揭曉後，頒獎嘉賓王敏德也很笨拙地嘗試正確唸出這些字時，又是另一片哄笑。與之形成強烈對比，好幾位前輩級電影人呼籲大家走出香港，與國際電影比拼。沒有人提及這樣的哄笑是這樣落後和愚昧。

台上的所有人都在緬懷過去，寄語未來。此起彼伏的語言在強調新的一代起來了，他們必將成長，必然會給大家帶來更多可能，而前輩們的精彩經驗或者艱難打拼的前史又不可否認及難以抹去。它像是在講「一切很好」，「希望在明天」。

是啊，香港電影有「輝煌的過去」，香港電影也有「光明的未來」。那香港電影的「現在」是什麼？好像只有黃衍仁是活在現在的人。只有他在講當下，他的每一句話都在講他面對當下這個處境的心態。我們應不應該如此逃避呢？假如一切欣欣向榮的話，為什麼業內評審沒有即刻嘉許那些年輕的佳作和作者，還在忙於償還20年前遺留的人情債？今晚沒能上台的年輕從業者是否也要再等十次提名，才可以吐氣揚眉？從另一個角度講，我的時空錯置感也來自於此，今晚的賽果完全不像在反應我認知中2022年的港產片工業，翻看手機，很多人和我想得一樣。或者，「很多人」和我一樣，都其實只是少數人吧。

頒獎典禮的最後，平行宇宙終於出現了裂痕。最佳電影頒給《給十九歲的我》這部極具爭議的紀錄片。我在樓座，左手邊的記者區幾乎鴉雀無聲，右邊似乎來不及反應。倒是堂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後來離開會場後，網上流傳的「噓聲中領獎」情境完全不同——或許是記者寫了後台的情形，後台通常是本地傳媒人心所向的體現，我見過很多好人緣的得獎者，在後台接受家人（感情很好的那種）般的禮遇。但他們會對「十九歲」發出噓聲嗎？也似乎是一個我難以想像的場景。

雖然電影曾經有風波，不過從學校和監製及一些工作人員的言論看來，事件也許過去了。晚間英華女校校長關翰章發表學校公告，強調絕無強迫學生參與拍攝。頒獎之前，看一些業者開設的YouTube頻道，他們似乎認定張婉婷導演絕對是遭受了網絡欺凌。在導演會年度大獎肯定了「十九歲」之後，今晚的賽果早已沒有懸念，饒是如此，很多人依然不敢相信它真的發生了。

看著時間線上不斷彈出的憤怒，我又收到不少大陸社交平台上的觀眾反饋，時空像是又轉換了。網友們似乎在證據確鑿地談論「十九歲」如何是一次政治事件，聯合導演郭偉倫的話是否已有所指（他是否立場有問題？），也有重新審視黃秋生污點的檢閱行為。這些看完也無從說起。

散場之後，我的第一反應是好像應該努力想想辦法，嘗試去探探即將慶功的幾個劇組，看看他們怎樣抒發今晚的情緒。走在文化中心室外的長廊，我看見工作人員將日間紅地氈的裝置和器具逐漸拆收起來，長年在此過夜的露宿者們用簡易小推車推著必需品又開始重新安頓自己。身著華服的與會者散去，我看到有的人換上便服，從別人眼裡的明星又變回一個日常中的人。

想了又想，我穿過仍有fans聚集的北京道，打算去24小時麥當勞先急速填飽肚子。無奈和飢餓，至少總得先解決其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