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现场手记：如何度过一个属于香港电影的穿越之夜

好像已经有一个世纪没有去好兆年行，周六下午拿完记者证走出大厦，我竟然走错了路。

那些年的每个四月，我几乎可以闭著眼睛走完全程，背著大包小包走出地铁站，事实上也确实沿著马路不断用手机回复工作讯息或者电邮，就毫无差错的去到金像奖办公室，领传媒记者pass，然后再去向下一个工作地点。

但今年不是，在办公室看到很多新面孔，有年轻但还未熟悉姓名的金像奖同事给我看手机app上正在live的星光大道筹备过程，和PR说说笑笑几句，我拎著纸袋下楼，又看采访笔录又回复讯息，一抬头走到了一排从未见过的小餐馆门口，完全反了方向。

可能一时间我还未能习惯，整个行业群策群力，举办金像奖的日子又回来了。

我折返上回弥敦道，朝海傍的文化中心走。一路上的街景像是已经做好的填空题，熟悉的行人潮又填回来了。

视觉风格完全不同的星光大道红地毡当然抢眼，提前扎营的镜粉也是金像奖的新气象。他们舖好了大小划一的塑料布，整齐地摆好一些彻夜排队的用品，我猜想其实和是否金像奖也无必然联系，他们只是为偶像呐喊助威，换作别的活动也一样。但整个画面看上去，大家有春游的气氛。在颁奖当天下午现场看到在整队的“爵屎”也是，他们有统一蓝灰色著装，不少人背著大小近似的背囊，戴着帽子，像是班级在春游出发之前集合。走多几步去到码头附近，真的也有旅行团导游举著小旗，为团友们点名。在典礼当天永远封路的观景平台上，四面八方的游客自顾自地拍照，尖沙咀的傍晚天空变成浅紫色，文化中心的昏黄又是如此熟悉的景观。是谁打了个响指吗？

领取入场券时，PR逐张找我名字，我瞄到很多大牌的海外媒体又再回来，其中不乏大陆几家非常权威的机构。我好奇这些海外同行们带著怎样的角度来播报这一次典礼，考虑应否入座之后搭讪，谈谈这次报导过程的感受。前一小时的间隙时，却听到身边前后排两位讲普通话的同行交头接耳。前排靠过来低声问后排：“你听得懂吗？”后排摇了摇头。但从两位的淡定神情来看，这一定不是谁的错，两位以记者pass入席，不谙粤语似乎很理所当然，幸运的是主办方在这谈话里也没有背上大逆不道的罪。而我也真的就有了时空错乱的感觉，这到底是不是2023年的earth-616？

整个晚上，我不停地收集各种讯息，尝试以此佐证，到底是变革的年代来临了，还是又一次deja vu？

开场的林家谦和Serrini合唱电影金曲，选歌确实与曾经的“老三样”有所区别，原唱者还是那几位，但曲目不再是〈胭脂扣〉 、〈半斤八两〉、〈最爱是谁〉、〈当年情〉那些被唱到实在太过耳熟能详的金曲，主唱人也是兼具主流号召力及个性的人气歌手，这个画面中的不和谐音是，伴舞们的编排似乎并不想“年轻化”，而这些舞蹈员我有看过他们在红馆为人气歌手编排的商业演出，他们本应该懂得怎样编排出本地年轻人喜欢的舞步，但在这个崭新的金像奖舞台上，像是有另外一只手操控扯线，他们努力地跳完了这一part命题作文。回想起来，这几首串烧歌曲，选曲特别，可是呈现的方法，也可以说停留在上世纪。虽说表演的目的，或者要表现出香港电影的另一种回忆方式，重点如果还是想停留在“回忆”，剩下的可能性并不多。

另一场命题作文，是颁奖嘉宾如何说编剧写好的词。在这一点上，我也不由得老气横秋地缅怀起金像奖（并不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来。说到底，高压怎会不影响创作呢？代际太久之前的历史先不说，00代和10代那些幽默到血肉横飞的颁奖词，依然历历在目。好几次黄秋生颁奖或者致词的高光时刻，我都有幸在现场目睹，笑得前仰后合。

几年前一位前辈对我说，你别指望再可以看到黄秋生跟以前一样演绎编剧台本，他很难再有担任嘉宾的机会，能够出席已经很好。可是没有黄秋生颁奖的金像奖，无论再如何复常，再如何开拓新路，仿佛有一块永远缺失了。

颁奖典礼上有两三处少有的“人味”，一是林家谦和Serrini颁发最佳视觉效果，Serrini见缝插针讲了一句“我们就是开场表演的那两个人”，有些局促或者无措，不管是玩笑还是真心，都流露出一种真挚，但很快两个人就像背诵一样，将整个颁奖词朗诵完毕。是的，连装扮都没有的背诵。偶尔的真挚，就好像是“如果你被绑架了就眨眨眼”，不知道是挣脱出水面的一口呼吸，还是一种暗示；一是吴镇宇的颁奖词，那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剧本”，发挥了他的演员特质，又令人觉得自然地言之有物，不是捏造出来，或者洪金宝最后在颁发最佳电影时的感叹，虽然是在为金像奖说尽好话，也看出发自肺腑。

这一切影像确实应该被记录下来，它要供后来的人和过去金像奖的历史比对，看看曾经嘉宾在颁奖台上的挥洒自如，而不是今晚那种大多数拘禁和铢锱必较的台本。一时间，你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这件事，一如我们这五年来面对的所有事。它可能是一种故意的拙劣，令所有人有所察觉；它也可能是一种不自知的短处，是少做少错的黄金定律。于是我整晚在座位上，无比怀念黄秋生——这样讲真是奇怪，因为我的位置可以看到他戴帽子坐在前排，和刘青云时不时有说有笑——我怀念他那些肆意挥洒的讲话，每一段都像是望著观众的眼睛在讲，那些隐约纪录2010年代的精彩笑料，有时候我在半夜工作，但凡要翻查金像奖资料，我都想办法重温他当年的那些片段，唯有如此才算正式完成了资料重整——我旁边的同行们进进出出，有的人拿著各式设备在写稿，那两位不懂广东话的同业则不停用手机拍摄登场的明星。

也有一些片段，让我觉得一切没变。颁发最佳音响效果时，播放提名片段VO读《明日战记》几位泰国候选人名字，堂座已经传出一些哄笑声。结果揭晓后，颁奖嘉宾王敏德也很笨拙地尝试正确念出这些字时，又是另一片哄笑。与之形成强烈对比，好几位前辈级电影人呼吁大家走出香港，与国际电影比拼。没有人提及这样的哄笑是这样落后和愚昧。

台上的所有人都在缅怀过去，寄语未来。此起彼伏的语言在强调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将成长，必然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可能，而前辈们的精彩经验或者艰难打拼的前史又不可否认及难以抹去。它像是在讲“一切很好”，“希望在明天”。

是啊，香港电影有“辉煌的过去”，香港电影也有“光明的未来”。那香港电影的“现在”是什么？好像只有黄衍仁是活在现在的人。只有他在讲当下，他的每一句话都在讲他面对当下这个处境的心态。我们应不应该如此逃避呢？假如一切欣欣向荣的话，为什么业内评审没有即刻嘉许那些年轻的佳作和作者，还在忙于偿还20年前遗留的人情债？今晚没能上台的年轻从业者是否也要再等十次提名，才可以吐气扬眉？从另一个角度讲，我的时空错置感也来自于此，今晚的赛果完全不像在反应我认知中2022年的港产片工业，翻看手机，很多人和我想得一样。或者，“很多人”和我一样，都其实只是少数人吧。

颁奖典礼的最后，平行宇宙终于出现了裂痕。最佳电影颁给《给十九岁的我》这部极具争议的纪录片。我在楼座，左手边的记者区几乎鸦雀无声，右边似乎来不及反应。倒是堂座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后来离开会场后，网上流传的“嘘声中领奖”情境完全不同——或许是记者写了后台的情形，后台通常是本地传媒人心所向的体现，我见过很多好人缘的得奖者，在后台接受家人（感情很好的那种）般的礼遇。但他们会对“十九岁”发出嘘声吗？也似乎是一个我难以想像的场景。

虽然电影曾经有风波，不过从学校和监制及一些工作人员的言论看来，事件也许过去了。晚间英华女校校长关翰章发表学校公告，强调绝无强迫学生参与拍摄。颁奖之前，看一些业者开设的YouTube频道，他们似乎认定张婉婷导演绝对是遭受了网络欺凌。在导演会年度大奖肯定了“十九岁”之后，今晚的赛果早已没有悬念，饶是如此，很多人依然不敢相信它真的发生了。

看著时间线上不断弹出的愤怒，我又收到不少大陆社交平台上的观众反馈，时空像是又转换了。网友们似乎在证据确凿地谈论“十九岁”如何是一次政治事件，联合导演郭伟伦的话是否已有所指（他是否立场有问题？），也有重新审视黄秋生污点的检阅行为。这些看完也无从说起。

散场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像应该努力想想办法，尝试去探探即将庆功的几个剧组，看看他们怎样抒发今晚的情绪。走在文化中心室外的长廊，我看见工作人员将日间红地毡的装置和器具逐渐拆收起来，长年在此过夜的露宿者们用简易小推车推著必需品又开始重新安顿自己。身著华服的与会者散去，我看到有的人换上便服，从别人眼里的明星又变回一个日常中的人。

想了又想，我穿过仍有fans聚集的北京道，打算去24小时麦当劳先急速填饱肚子。无奈和饥饿，至少总得先解决其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