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足立正生專訪：自稱恐怖分子的行動者，自嘲為日本公務員的電影人

新宿星期六下午，疫情與防疫政策放鬆後的日子，除了街頭上到處是前來消費購物的年輕人，或者會看到另一片風景：舉起反對三里塚抗爭與成田機場擴建的宣傳單、有人站在木箱上展開了對日本政治現況發表言論、偶爾會有一架政黨宣傳車經過，與遊走附近的牛郎宣傳車並排，聲音雖然很大，但多數都沒有人理會，我們一行三人卻從昭和時代即已開業的咖啡店門前，等待足立正生——被稱為恐怖分子的老導演。

足立正生是誰？為何被稱為「恐怖分子」？對大多數人來說，他的名字很陌生，有的人聽說過他，未必有機會看過他的電影，他的電影往往被稱為讓人卻步的實驗、難以理解敘事手法，同時極具政治性。2022年安倍晉三被刺事件，足立正生急速拍成《REVOLUTION+1》（暫譯《革命＋1》 ）上映，好像重新回到了進行時，不禁令人好奇他如何思考這一事件，也讓人好奇這位前赤軍成員，被沒收護照之後，在日本的生活是怎樣。

這一刻，已經滿頭白髮的足立正生與他同行的西垣内小姐就在眼前。他知道我們從香港來，握過手後，他突然舉起了一個交叉手勢問我知不知甚麼意思。一時間反應不來，但怎會不記得呢，三年前夏天，這是大街上人人都學會向政權表達不滿的手勢，我向他示範了在運動現場傳遞訊息用的手勢，足立笑著再舉起剛學起的手勢，問起我們各自情況，在日語與破碎的英語單詞和中文之間，開始了起訪問。

A. 山上徹也和安倍年代

2022年7月，山上徹也獨自一人以自製槍械槍殺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震驚世界。事件發生後，當地媒體形容山上徹也的行為是恐怖主義。身為「前恐怖分子」的足立，並不同意這番「愚蠢的言論」，他想借由重現山上人生，挑釁一般人的見解。

「比起暗殺事件本身，我更好奇那個開槍的人，也就是山上徹也。」足立正生在事件發生後一直關注有關山上的報道，還打電話詢問了媒體朋友，不過大家都反過來問（山上槍殺安倍）是不是跟他有關，是因為他曾經參與過日本赤軍？

編劇家井上淳一最先預感到足立正生會對件事有興趣，電話接通之後，開口不是問「要不要拍」，而是直接問應該怎麼拍才好 。足立從媒體報道和相熟的記者裡大致掌握了山上的情況後，決定以山上在執行槍殺前的想法和感受為方向。槍殺事件發生一周後，又傳來安倍舉行國葬的消息，足立等人決定要將影片趕及國葬當日上映，最後花了8天時間拍攝，不足20萬港幣的製作費和十人的製作組，先完成了只有50分鐘的版本。

2022年，正是足立正生回到日本後的第22年。新作《革命＋1》 特地選在安倍國葬當日上映，以示對舉行國葬的強烈反對。就在放映之前，右派人士認為電影侮辱安倍和合理化恐怖主義行為，電話騷擾部份上映戲院，令當時有部份戲院不得不取消放映計劃。

反對者認為電影是支持恐怖活動行為，對電影以山上作為主角極為反感，但部份異議者連電影都沒有看過下的結論。電影的支持者則認為雖然電影很粗糙，但能在短時間裡回應事件，產生出不一樣的爆發力。

其後足立完成了 74分鐘的完整版，並已於日本的「迷你戲院」（即獨立戲院或藝術戲院）公映。不過在公映初期，卻遲遲無法打入東京和大阪等藝術觀眾的集中地，有一說法是戲院擔心這燙手山芋會影響戲院日常運作。不論50分鐘版還是完整版的《革命＋1》，都不是要還原山上真面目，足立明言電影並非認同恐怖襲擊，但他並不認為山上的刺殺可以稱得上恐怖主義行為。外界似乎無視了他的觀點。完整版面市後，曾在國葬日上映活動發言的社會學家宮台真司受襲，足立正生亦在記者會上告知海外記者，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

「如果說我尊重山上，你可能會認為我尊重恐怖主義，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曾經有和山上同樣的想法，但沒有人計劃或實際行動。山上把它付諸行動。殺人當然不好，肯定還有別的辦法。」

電影中主角化名為川上徹也，有一句對白反映了個人的動機：韓鶴子（統一教會會長）因為疫情沒法來日本，所以選擇向岸信介的孫子復仇，川上的怒火來自於活在新興宗教成長下的傷害，他自殺的爸爸和大哥、還有入教甚深的母親令他一步步建立對安倍的仇恨，從而得出「因為安倍資助統一教會，需要殺死他」這種邏輯。在國葬當日上映的版本是回應大眾媒體上對山上的評論——一定是恐怖分子所為、民主的敵人、言論的敵人、所有人的敵人——等等先行標簽的理解，戲中亦清楚表明足立對此事的立場，電影接近尾聲時，妹妹在鏡頭前憶述哥哥的行為，更表達了對山上行動的反省，足立借由妹妹這角色，希望往後實行政治行動的人，不要被暴力或行動者過往的成就所束縛，需要找到屬於自己改革的路。

「一個前恐怖分子拍攝了一部以『恐怖分子』為主角的電影，『接納』他、讓他更清晰地出現在民眾的視野中，這是我在製作過程中考慮的第二個理由。就和我們反對國葬一樣，作為一個挑釁者，我想展現影像表達是如何去承擔對於電影本身的攻擊，又是如何反之回敬那些愚蠢的言論。」

足立正生從電話裡找到一張照片，是國葬日當天早上參與反國葬示威的年輕人，他們穿上山上槍殺安倍時的裝束，舉起了反國葬的紙板。

作為二戰後在任最長的首相，安倍晉三八年執政，他提出的經濟學定下未來日本定位和發展，受到國外讚賞，但日本國內，安倍一直存有爭議。在反對其右傾政策的人心裡，安倍是一位被錯誤抬高的人物：捲入大阪森友學園事件的醜聞，無視公眾和反對黨抗議。人們對他未能改變幾個世紀以來政圈群帶關係的承諾感到失望。

疫情初期的處理不當促成安倍下台。日本民眾對安倍被殺感到不值，但是否值得國葬即是另一回事，國葬耗費巨大、是否舉行，以怎樣的規格舉行都存有爭議。日本共同社7月民調顯示，對日本政府決定將於9月27日以公款為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行國喪一事，反對者過半數。然而，國葬還是如期舉行。

足立認為安倍在任期間出台了很多非常糟糕的政策，令日本的政治和社會風氣因此也更加惡劣與腐化。「可是，就是這樣的人，國民卻還要給他風光大葬，簡直是不可理喻。」

足立不只反對國葬，更反對一直以來集權式的日本政治生態，「60多年前有一位首相叫岸信介，也就是安倍首相的祖父。當時，還是學生的我，與周遭的人們都參與了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社會運動，雖然在之後發動了全國性的抗爭，但他還是迫使國會强行通過了條約。用我們當時的話說，就等於是把日本賣给了美國。岸氏一族歷來是保守的親美派，是一個開啟日本政治頹勢的家族，為什麼要给他們族人舉行國葬呢。」

「造成如此虛假的政治局面，我認為安倍也難辭其咎。」足立將他對現時的日本政治的怒火放入了電影。

B. 對高達豎起中指

《革命＋1》 讓人想起足立幾十年前拍《略稱‧連續射殺魔》的經歷：1969年，只有19歲的永山則夫在橫須賀潛入駐日美軍基地宿舍，偷走了一把左輪手槍並殺害了4人。當時候足立對槍手的背景比他殺人這件事更好奇，在這部實驗電影中，沒有任何內容解釋犯人的動機，鏡頭只是走遍日本南北，甚至跟隨永山的逃亡路線，拍他曾坐船逃到的香港貨運碼頭。電影畫面只對準日常風景，沒有戲劇性的殺人場面，每一個鏡頭都用來展示永山則夫成長及犯案時可能或沒可能看到的風景，想像兇手的生平，足跡和案發現場。

「我們可以去想象這個人發生了什麼事、有什麼樣的想法，他曾生活的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很難說這部影片是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或故事片，我覺得它的定義是模糊的。另外，影片所涉及到的事件背景或社會狀況是每個人都知曉的，這意味著當大家在觀看影片時，觀眾之間可以產生一種聯繫。」 永山不是戲中主角，主角換成了永山所看到的「風景」，亦即是他所處的環境，一個表面繁華實則壓逼的風景，亦可當鏡頭是永山的視角，這部缺乏煽動性的電影，通過平淡的記錄，變成了一部激進形式的政治電影，關於革命和犯案的雙向批評。

「《革命+1》和《略稱‧連續射殺魔》具有相似的出發點。」雖然比較起上來，前者更具戲劇性，對於主角的人物行為和心理有明確的描述。

談到和已離世的高達最後一次郵件通訊也在討論《略稱‧連續射殺魔》，他突然舉起了中指，「信中高達提到曾三次想看《略稱‧連續射殺魔》都沒有完整看完，今次終於看完了。認為影片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影像表達都為之震撼，他認為這是一部很重要的電影，希望人們能夠去重視，還請我回信。於是我回了句『Fuck you』。」

「為什麼要回他『Fuck you』，他可是稱讚你呢。」我們問。

「之所以會這麼回覆，是因為電郵的內容裡藏著一些『線索』。他提到之前看的時候一直以為是一部鐵路電影。我想那是因為影片開頭的場景，也就是少年生活的地方是有許多鐵軌的。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在前三次觀影時太無聊了，中途睡著了沒能看完。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朋友，估計是被那個人推薦了之後再次去看，才來誇張這部電影，還扯謊說是沒有完整的影片才沒看完，我才回覆了他『Fuck you』。」（注：足立正生曾負責剪接的《絞死刑》預告片 ）

C. 憤怒的開始

60年代中，足立通過在大學時期自己創辦的實驗電影團體「VAN映画科学研究所」，執導了第一部作品，很快得到若松孝二的垂青加入製作組，也曾經為大島渚擔當編劇。那個年代是他們電影事業最輝煌的時期，電影是貼近世界、回應時事的媒介，觀眾也對他們的電影有渴求。

足立與若松以有限的預算製作，加上難以理解劇情的情色片而聲名鵲起，他們產量驚人，可以一年內拍出7部電影。兩個人都被「粉紅」電影反叛又平易近人的形式所吸引，電影公司只要求戲中有裸露和軟性性愛場面，對於電影劇情和文本內核並不多理會。以兩人合作的《犯された白衣》為例，若松和足立借鑑美國連環殺人犯的案件，虛構了一位男性在密室綁架、並殺害五名女性的過程，電影一開始穿插大量有關主角生活的硬照，從中猜測他的一些成長經歷和與女性的關係，最後以一場看不見的殺人場面完結，大量不明所以的影像，沾滿血的赤裸女性、藍色大海還有一張初生嬰兒臉，最後加上學運片段、示威者和警方對持的硬照，穿插係電影之中。

若松和足立將電影媒介視爲參與社會運動的武器，兩人電影中具反體制的立場和不拘一格的個性在那個年代吸引了不少年青觀眾，足立認爲現代人的常識與想象需要被挑釁。「在過去超現實主義的藝術家常常會使用類似的表達，像是（薩爾瓦多·達利）偏執狂的批判法、『不適』/『羞辱』 ，」足立曾提及人們不該只是被達利的畫作《記憶的堅持》中軟化的時鐘的怪異所迷惑，更應該看到一種羞辱，它是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對所謂的共識/權威所表達的一种輕蔑行為。

這一種電影如今是否依然能夠打動年輕人？打聽國葬日放映的情形，在場的朋友說放映現場觀眾大部分都是40歲以上的中年人，不少人屬影迷，還有支持足立政治理念的人，餘下的年輕人則大多都是非常熱愛日本獨立電影的各國留日學生。他們不約而同因為足立的名聲和題材到場支持，本國的青年似乎缺席了。

D. 年青人到老赤軍

足立在年青時代就對政治感興趣，各種左派激進運動交織在他的青春成長期，日本學運走向激進化之後，他的故事就更加起伏跌宕。

「我是在1969年左右開始對以巴衝突抱有興趣。當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組織了多次劫機，以偏激的方式反復試圖聲明他們的政治立場。」60年代尾，反越戰遊行示威在日本也正如火如荼的時候，新宿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示威人群經過，然而，對比反越戰的活動，美國戰敗的趨勢顯而易見，而以巴衝突卻在日本卻極少有人關注。加上聯合赤軍的內鬥暴露了派系矛盾，亦使社會革命本來可以帶來的希望和意義失去了意義。

足立正生當時候做好出發去巴勒斯坦的準備，「巴勒斯坦的解放鬥爭真的是可能的嗎？在越南戰爭的問題上，我們可以說敵人是侵略主謀的美國，然而在以巴衝突的問題上，由於以色列是一個移民國家，我意識到必須同當初建立這個國家的所有人去戰鬥，否則難以取得勝利和談論解放。」

51年前，他與若松孝二以《性賊》參加康城影展後，轉飛到巴勒斯坦，拍攝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游擊隊的反抗，成片為宣傳意味強烈的《赤軍-PFLP‧世界戰爭宣言》，希望能激起日本人缺乏的國際主義精神，為巴勒斯坦抗爭促成世界革命出一份力。電影在同年9月日本公映，足立和若松當時租了一架巴士，帶着影片及放映機在全國放映。

時年24歲的岡本公三被影片感染而投身赤軍。一年後，岡本參與了5月30日特拉維夫盧德機場恐襲，他與同伴裝扮成參與音樂節的音樂人，舉起手槍向機場內的警察、乘客無差別射殺，兩名一同參與施襲的日本人身亡，岡本本來想拉手榴彈與在場警察同歸於盡，被狙擊手一槍打中，手榴彈沒有引爆，及後被以色列政府捕獲。

恐襲同日，流亡海外的「聯合赤軍」成員將海外分部「阿拉伯赤軍」更名為「日本赤軍」：與「淺間山莊事件」的日本本土赤軍割蓆、向因內鬥而敗亡的同志們訣別、聲稱在解放巴勒斯坦運動上尋找全新的革命之路，改正錯誤。

足立正生有感參加游擊隊的必要性，於1974年聯合重房信子等人，成為了日本赤軍一員， 在中東地區展開 四分一世紀參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日子。

巴勒斯坦這個未形成的國家，對當時候有左翼意識、革命理想的年輕人們，提供了烏托邦式想像，巴勒斯坦代表了第三世界、受害者，一個全新國家與體制的概念，他們要以武裝對抗帝國入侵，暴力抗爭變得合理。

這⼀時期的主要恐怖主義⾏動都是劫持⼈質、劫持⾶機都是與這些團體合作進⾏的。巴勒斯坦武裝組織激發了新國際左派的想像⼒，厭倦了冷戰的停滯和對⽇益獨裁的蘇聯感到失望，新⼀代左派接受了持不同政⾒的⾺克思主義，並在第三世界主義中找到了當時新鮮的⾰命運動。 反殖⺠⾾爭在他們的反帝國情緒、意圖重新繪製全球權力版圖。足立當年帶著攝影機來到巴勒斯坦，他說他自己並沒有真正拿著槍械打仗，而是透過藝術和針灸幫助當地人。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並沒有做對什麼、或是沒有做充分。即使我們與游擊隊一起做了很多事，在國際上有了一些影響，在感覺上似乎是與巴勒斯坦連接在一起的，但令人遺憾的是，我認為我們卻從來沒能夠完成必要的事。我是日本人，並不是巴勒斯坦人，能做到的就是開展和推動類似聲援巴勒斯坦的解放鬥爭，但無法去加強實際的團結。而這些在70年代開展的一系列行動又對日本的民眾來說是過於偏激的，所以很遺憾沒能帶動日本與巴勒斯坦的聯結吧。另外，我現在正在思考有關是否應該推動全面的民主解放運動，不過已經沒法像年輕時那樣佔領大使館、劫飛機了。」

「歐美國家一直在戰爭問題上存在著雙重標準。比如，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宣戰立刻引起西方的軒然大波，但在以巴衝突上，他們卻選擇諸多迴避。從我開始了解巴勒斯坦的問題以來已經過去60多年，本土的年輕人們向士兵投擲石頭以反抗佔領，各地的衝突、矛盾與不認同仍在發生，但不論這片土地有沒有改變，我認為劫機也好佔領大使館也罷，都需要去實踐過才知道。」足立說。

E. 83歲的恐怖分子

足立正生的人生有三分一時間留在中東。1997年，足立與4位日本赤軍成員因偽造護照和非法入境，被黎巴嫩政府起訴，監禁了三年，除了岡本公三得到當地政府政治庇護外，其他人都引渡回日本。回國後，日本政府沒收了足立的護照，他從此無法再離開日本，《革命＋1》在2月份柏林影評人週（柏林電影節舉行期間的一個外圍影展）作國際首映，他也無緣親身到場參與。

至今仍然有日本赤軍在逃亡，走過東京的地鐵站、警察局，牆上的通緝名單「国際手配中の日本赤軍」被國際通緝中依然有足立戰友的照片，一張是他們年輕時的照片，另一張是警視態模擬他們70歲後模樣所畫成的人像。

「作為一名左派，您曾經有失望的時候嗎？或是常常對自己的行動抱有懷疑嗎？」我問。

「我自己也常常反思，不應該對年輕人講『應該這麼做』或『應該這麼想』，我想只能通過電影去傳達我的想法了。山上徹也的事件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從表達方式開始，代替說教和建議，希望大家能夠同我一起思考。」足立說曾經讀到一個南美士兵自述70多歲參與游擊戰的事跡，令他反問已經83歲的自己，是否還有資格稱為恐怖分子？如果恐怖分子是指為了達成目的而故意攻擊非戰鬥人員，或將他們安危置不理，有意製造恐慌，他早已經再沒有體能去參與。

「恐怖分子原本定義是那些對掌權者構成威脅的人，製造恐怖才是恐怖分子的目的。但現今，國家的權力也能夠發動以戰爭為名的恐怖，即將一切攻擊自己的所有都稱之為恐怖襲擊、發動反恐戰爭，也就是當初小布殊的說辭。」


2022年是前赤軍成員在公眾曝光率最多的一年，5月份，前日本赤軍首領經過22年監禁的重信房子刑滿出獄，其後她在公開場合發表了一翻話：「以新的精神面貌重新開始。真正的民主到底在哪？無論是政治還是自民黨，我們都必須改變。我也想成為其中的一員。」

重信帶着患病的身體、以一個前革命份子身份嘗試重新參與政治。曾經被足立改篇其親身經歷的岡本公三，出席了在黎巴嫩「特拉維夫盧德機場恐襲」50週年，紀念兩名參與恐襲的前赤軍成員活動，岡本公三在當地被視為解巴的英雄，但他的身體狀況差得來需要攙扶才可以出席公眾活動。

至於足立正生，可能他是少數較幸運的一位，依然活躍公眾前。回到日本後，他先後拍了三部電影，參與了幾部與他有關的紀錄片項目，他的著作即將有翻譯成英文版本，西方電影學者對他的過去和電影感興趣，他始終對參與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依然心有餘悸，想著有一天可以重回舊地，為當地做到更多。他參與解巴時候任何拍下的影片，有說超過200小時的菲林，在一場內戰期間通通燒毁，他曾想完成的《赤軍PFLP：世界解放宣言》下集永遠無法實現。

到整理訪問稿件時，我一直想著足立談到解巴時的神情，有失落，有為自己曾與此事的自豪感，為何當時候有像他這樣的一群年輕日本會願意跑到並不熟識的國度參與別人的抗爭，是什麼驅使他們相信，可以透過自己的參與，影響和改變到世界。

他如今為了《革命＋1》 奔波 ，接受訪問，走到日本各地的戲院作映後交流，以及因為拍攝而背著的一身債務。 「沒有資金很難拍片，也因為沒有工作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但好在領到了社會福利制度下的生活保障金。」

就像其他前日本赤軍成員，回到日本後無法正常工作，需要申請生活保障金過日子，他因此笑稱自己是一位公務員，「想著自己明明是反社會分子，卻依賴國家生活，難不成自己是國家公務員了嗎？」

「導演這個職業聽起來好像很有錢，但都是其他國家的說法。日本的電影導演大概有一千多人，其中專職做導演的不到一百人，其他人都從事別的職業，或是在校以教書為生。原本我每個月能領到11萬到13萬日元作為生活保障，覺得能夠邊教書，寫一些文章，還以為生活挺富裕的。直到有一天被社會福利所的職員告知，需要把至今領的錢都還回去，大概100多萬日元。」

足立還在學校工作，教書和寫文章賺取的收入，也必須得先還債。之前拍的電影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進帳，「這次拍片我讓他們拍完之後再給。」

他仍然自我審視，仍然學著改變自己，調整面對這個世界的狀態。

鳴謝：西垣内江春、名古屋大學准教授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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