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足立正生专访：自称恐怖分子的行动者，自嘲为日本公务员的电影人

新宿星期六下午，疫情与防疫政策放松后的日子，除了街头上到处是前来消费购物的年轻人，或者会看到另一片风景：举起反对三里冢抗争与成田机场扩建的宣传单、有人站在木箱上展开了对日本政治现况发表言论、偶尔会有一架政党宣传车经过，与游走附近的牛郎宣传车并排，声音虽然很大，但多数都没有人理会，我们一行三人却从昭和时代即已开业的咖啡店门前，等待足立正生——被称为恐怖分子的老导演。

足立正生是谁？为何被称为“恐怖分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名字很陌生，有的人听说过他，未必有机会看过他的电影，他的电影往往被称为让人却步的实验、难以理解叙事手法，同时极具政治性。2022年安倍晋三被刺事件，足立正生急速拍成《REVOLUTION+1》（暂译《革命＋1》 ）上映，好像重新回到了进行时，不禁令人好奇他如何思考这一事件，也让人好奇这位前赤军成员，被没收护照之后，在日本的生活是怎样。

这一刻，已经满头白发的足立正生与他同行的西垣内小姐就在眼前。他知道我们从香港来，握过手后，他突然举起了一个交叉手势问我知不知什么意思。一时间反应不来，但怎会不记得呢，三年前夏天，这是大街上人人都学会向政权表达不满的手势，我向他示范了在运动现场传递讯息用的手势，足立笑着再举起刚学起的手势，问起我们各自情况，在日语与破碎的英语单词和中文之间，开始了起访问。

A. 山上彻也和安倍年代

2022年7月，山上彻也独自一人以自制枪械枪杀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震惊世界。事件发生后，当地媒体形容山上彻也的行为是恐怖主义。身为“前恐怖分子”的足立，并不同意这番“愚蠢的言论”，他想借由重现山上人生，挑衅一般人的见解。

“比起暗杀事件本身，我更好奇那个开枪的人，也就是山上彻也。”足立正生在事件发生后一直关注有关山上的报道，还打电话询问了媒体朋友，不过大家都反过来问（山上枪杀安倍）是不是跟他有关，是因为他曾经参与过日本赤军？

编剧家井上淳一最先预感到足立正生会对件事有兴趣，电话接通之后，开口不是问“要不要拍”，而是直接问应该怎么拍才好 。足立从媒体报道和相熟的记者里大致掌握了山上的情况后，决定以山上在执行枪杀前的想法和感受为方向。枪杀事件发生一周后，又传来安倍举行国葬的消息，足立等人决定要将影片赶及国葬当日上映，最后花了8天时间拍摄，不足20万港币的制作费和十人的制作组，先完成了只有50分钟的版本。

2022年，正是足立正生回到日本后的第22年。新作《革命＋1》 特地选在安倍国葬当日上映，以示对举行国葬的强烈反对。就在放映之前，右派人士认为电影侮辱安倍和合理化恐怖主义行为，电话骚扰部份上映戏院，令当时有部份戏院不得不取消放映计划。

反对者认为电影是支持恐怖活动行为，对电影以山上作为主角极为反感，但部份异议者连电影都没有看过下的结论。电影的支持者则认为虽然电影很粗糙，但能在短时间里回应事件，产生出不一样的爆发力。

其后足立完成了 74分钟的完整版，并已于日本的“迷你戏院”（即独立戏院或艺术戏院）公映。不过在公映初期，却迟迟无法打入东京和大坂等艺术观众的集中地，有一说法是戏院担心这烫手山芋会影响戏院日常运作。不论50分钟版还是完整版的《革命＋1》，都不是要还原山上真面目，足立明言电影并非认同恐怖袭击，但他并不认为山上的刺杀可以称得上恐怖主义行为。外界似乎无视了他的观点。完整版面市后，曾在国葬日上映活动发言的社会学家宫台真司受袭，足立正生亦在记者会上告知海外记者，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如果说我尊重山上，你可能会认为我尊重恐怖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曾经有和山上同样的想法，但没有人计划或实际行动。山上把它付诸行动。杀人当然不好，肯定还有别的办法。”

电影中主角化名为川上彻也，有一句对白反映了个人的动机：韩鹤子（统一教会会长）因为疫情没法来日本，所以选择向岸信介的孙子复仇，川上的怒火来自于活在新兴宗教成长下的伤害，他自杀的爸爸和大哥、还有入教甚深的母亲令他一步步建立对安倍的仇恨，从而得出“因为安倍资助统一教会，需要杀死他”这种逻辑。在国葬当日上映的版本是回应大众媒体上对山上的评论——一定是恐怖分子所为、民主的敌人、言论的敌人、所有人的敌人——等等先行标签的理解，戏中亦清楚表明足立对此事的立场，电影接近尾声时，妹妹在镜头前忆述哥哥的行为，更表达了对山上行动的反省，足立借由妹妹这角色，希望往后实行政治行动的人，不要被暴力或行动者过往的成就所束缚，需要找到属于自己改革的路。

“一个前恐怖分子拍摄了一部以‘恐怖分子’为主角的电影，‘接纳’他、让他更清晰地出现在民众的视野中，这是我在制作过程中考虑的第二个理由。就和我们反对国葬一样，作为一个挑衅者，我想展现影像表达是如何去承担对于电影本身的攻击，又是如何反之回敬那些愚蠢的言论。”

足立正生从电话里找到一张照片，是国葬日当天早上参与反国葬示威的年轻人，他们穿上山上枪杀安倍时的装束，举起了反国葬的纸板。

作为二战后在任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八年执政，他提出的经济学定下未来日本定位和发展，受到国外赞赏，但日本国内，安倍一直存有争议。在反对其右倾政策的人心里，安倍是一位被错误抬高的人物：卷入大坂森友学园事件的丑闻，无视公众和反对党抗议。人们对他未能改变几个世纪以来政圈群带关系的承诺感到失望。

疫情初期的处理不当促成安倍下台。日本民众对安倍被杀感到不值，但是否值得国葬即是另一回事，国葬耗费巨大、是否举行，以怎样的规格举行都存有争议。日本共同社7月民调显示，对日本政府决定将于9月27日以公款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丧一事，反对者过半数。然而，国葬还是如期举行。

足立认为安倍在任期间出台了很多非常糟糕的政策，令日本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因此也更加恶劣与腐化。“可是，就是这样的人，国民却还要给他风光大葬，简直是不可理喻。”

足立不只反对国葬，更反对一直以来集权式的日本政治生态，“60多年前有一位首相叫岸信介，也就是安倍首相的祖父。当时，还是学生的我，与周遭的人们都参与了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社会运动，虽然在之后发动了全国性的抗争，但他还是迫使国会强行通过了条约。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等于是把日本卖给了美国。岸氏一族历来是保守的亲美派，是一个开启日本政治颓势的家族，为什么要给他们族人举行国葬呢。”

“造成如此虚假的政治局面，我认为安倍也难辞其咎。”足立将他对现时的日本政治的怒火放入了电影。

B. 对高达竖起中指

《革命＋1》 让人想起足立几十年前拍《略称‧连续射杀魔》的经历：1969年，只有19岁的永山则夫在横须贺潜入驻日美军基地宿舍，偷走了一把左轮手枪并杀害了4人。当时候足立对枪手的背景比他杀人这件事更好奇，在这部实验电影中，没有任何内容解释犯人的动机，镜头只是走遍日本南北，甚至跟随永山的逃亡路线，拍他曾坐船逃到的香港货运码头。电影画面只对准日常风景，没有戏剧性的杀人场面，每一个镜头都用来展示永山则夫成长及犯案时可能或没可能看到的风景，想像凶手的生平，足迹和案发现场。

“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曾生活的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很难说这部影片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或故事片，我觉得它的定义是模糊的。另外，影片所涉及到的事件背景或社会状况是每个人都知晓的，这意味着当大家在观看影片时，观众之间可以产生一种联系。” 永山不是戏中主角，主角换成了永山所看到的“风景”，亦即是他所处的环境，一个表面繁华实则压逼的风景，亦可当镜头是永山的视角，这部缺乏煽动性的电影，通过平淡的记录，变成了一部激进形式的政治电影，关于革命和犯案的双向批评。

“《革命+1》和《略称‧连续射杀魔》具有相似的出发点。”虽然比较起上来，前者更具戏剧性，对于主角的人物行为和心理有明确的描述。

谈到和已离世的高达最后一次邮件通讯也在讨论《略称‧连续射杀魔》，他突然举起了中指，“信中高达提到曾三次想看《略称‧连续射杀魔》都没有完整看完，今次终于看完了。认为影片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影像表达都为之震撼，他认为这是一部很重要的电影，希望人们能够去重视，还请我回信。于是我回了句‘Fuck you’。”

“为什么要回他‘Fuck you’，他可是称赞你呢。”我们问。

“之所以会这么回覆，是因为电邮的内容里藏着一些‘线索’。他提到之前看的时候一直以为是一部铁路电影。我想那是因为影片开头的场景，也就是少年生活的地方是有许多铁轨的。所以我想他一定是在前三次观影时太无聊了，中途睡着了没能看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估计是被那个人推荐了之后再次去看，才来夸张这部电影，还扯谎说是没有完整的影片才没看完，我才回覆了他‘Fuck you’。”（注：足立正生曾负责剪接的[《绞死刑》预告片][1] ）

C. 愤怒的开始

60年代中，足立通过在大学时期自己创办的实验电影团体“VAN映画科学研究所”，执导了第一部作品，很快得到若松孝二的垂青加入制作组，也曾经为大岛渚担当编剧。那个年代是他们电影事业最辉煌的时期，电影是贴近世界、回应时事的媒介，观众也对他们的电影有渴求。

足立与若松以有限的预算制作，加上难以理解剧情的情色片而声名鹊起，他们产量惊人，可以一年内拍出7部电影。两个人都被“粉红”电影反叛又平易近人的形式所吸引，电影公司只要求戏中有裸露和软性性爱场面，对于电影剧情和文本内核并不多理会。以两人合作的《犯された白衣》为例，若松和足立借鉴美国连环杀人犯的案件，虚构了一位男性在密室绑架、并杀害五名女性的过程，电影一开始穿插大量有关主角生活的硬照，从中猜测他的一些成长经历和与女性的关系，最后以一场看不见的杀人场面完结，大量不明所以的影像，沾满血的赤裸女性、蓝色大海还有一张初生婴儿脸，最后加上学运片段、示威者和警方对持的硬照，穿插系电影之中。

若松和足立将电影媒介视为参与社会运动的武器，两人电影中具反体制的立场和不拘一格的个性在那个年代吸引了不少年青观众，足立认为现代人的常识与想象需要被挑衅。“在过去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常常会使用类似的表达，像是（萨尔瓦多·达利）偏执狂的批判法、‘不适’/‘羞辱’ ，”足立曾提及人们不该只是被达利的画作《记忆的坚持》中软化的时钟的怪异所迷惑，更应该看到一种羞辱，它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对所谓的共识/权威所表达的一种轻蔑行为。

这一种电影如今是否依然能够打动年轻人？打听国葬日放映的情形，在场的朋友说放映现场观众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不少人属影迷，还有支持足立政治理念的人，余下的年轻人则大多都是非常热爱日本独立电影的各国留日学生。他们不约而同因为足立的名声和题材到场支持，本国的青年似乎缺席了。

D. 年青人到老赤军

足立在年青时代就对政治感兴趣，各种左派激进运动交织在他的青春成长期，日本学运走向激进化之后，他的故事就更加起伏跌宕。

“我是在1969年左右开始对以巴冲突抱有兴趣。当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组织了多次劫机，以偏激的方式反复试图声明他们的政治立场。”60年代尾，反越战游行示威在日本也正如火如荼的时候，新宿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示威人群经过，然而，对比反越战的活动，美国战败的趋势显而易见，而以巴冲突却在日本却极少有人关注。加上联合赤军的内斗暴露了派系矛盾，亦使社会革命本来可以带来的希望和意义失去了意义。

足立正生当时候做好出发去巴勒斯坦的准备，“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真的是可能的吗？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敌人是侵略主谋的美国，然而在以巴冲突的问题上，由于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我意识到必须同当初建立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去战斗，否则难以取得胜利和谈论解放。”

51年前，他与若松孝二以《性贼》参加康城影展后，转飞到巴勒斯坦，拍摄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游击队的反抗，成片为宣传意味强烈的《赤军-PFLP‧世界战争宣言》，希望能激起日本人缺乏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巴勒斯坦抗争促成世界革命出一份力。电影在同年9月日本公映，足立和若松当时租了一架巴士，带着影片及放映机在全国放映。

时年24岁的冈本公三被影片感染而投身赤军。一年后，冈本参与了5月30日特拉维夫卢德机场恐袭，他与同伴装扮成参与音乐节的音乐人，举起手枪向机场内的警察、乘客无差别射杀，两名一同参与施袭的日本人身亡，冈本本来想拉手榴弹与在场警察同归于尽，被狙击手一枪打中，手榴弹没有引爆，及后被以色列政府捕获。

恐袭同日，流亡海外的“联合赤军”成员将海外分部“阿拉伯赤军”更名为“日本赤军”：与“浅间山庄事件”的日本本土赤军割席、向因内斗而败亡的同志们诀别、声称在解放巴勒斯坦运动上寻找全新的革命之路，改正错误。

足立正生有感参加游击队的必要性，于1974年联合重房信子等人，成为了日本赤军一员， 在中东地区展开 四分一世纪参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日子。

巴勒斯坦这个未形成的国家，对当时候有左翼意识、革命理想的年轻人们，提供了乌托邦式想像，巴勒斯坦代表了第三世界、受害者，一个全新国家与体制的概念，他们要以武装对抗帝国入侵，暴力抗争变得合理。

这⼀时期的主要恐怖主义⾏动都是劫持⼈质、劫持⾶机都是与这些团体合作进⾏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激发了新国际左派的想像⼒，厌倦了冷战的停滞和对⽇益独裁的苏联感到失望，新⼀代左派接受了持不同政⾒的⾺克思主义，并在第三世界主义中找到了当时新鲜的⾰命运动。 反殖⺠⾾争在他们的反帝国情绪、意图重新绘制全球权力版图。足立当年带着摄影机来到巴勒斯坦，他说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拿着枪械打仗，而是透过艺术和针灸帮助当地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并没有做对什么、或是没有做充分。即使我们与游击队一起做了很多事，在国际上有了一些影响，在感觉上似乎是与巴勒斯坦连接在一起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我认为我们却从来没能够完成必要的事。我是日本人，并不是巴勒斯坦人，能做到的就是开展和推动类似声援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但无法去加强实际的团结。而这些在70年代开展的一系列行动又对日本的民众来说是过于偏激的，所以很遗憾没能带动日本与巴勒斯坦的联结吧。另外，我现在正在思考有关是否应该推动全面的民主解放运动，不过已经没法像年轻时那样占领大使馆、劫飞机了。”

“欧美国家一直在战争问题上存在着双重标准。比如，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宣战立刻引起西方的轩然大波，但在以巴冲突上，他们却选择诸多回避。从我开始了解巴勒斯坦的问题以来已经过去60多年，本土的年轻人们向士兵投掷石头以反抗占领，各地的冲突、矛盾与不认同仍在发生，但不论这片土地有没有改变，我认为劫机也好占领大使馆也罢，都需要去实践过才知道。”足立说。

E. 83岁的恐怖分子

足立正生的人生有三分一时间留在中东。1997年，足立与4位日本赤军成员因伪造护照和非法入境，被黎巴嫩政府起诉，监禁了三年，除了冈本公三得到当地政府政治庇护外，其他人都引渡回日本。回国后，日本政府没收了足立的护照，他从此无法再离开日本，《革命＋1》在2月份柏林影评人周（柏林电影节举行期间的一个外围影展）作国际首映，他也无缘亲身到场参与。

至今仍然有日本赤军在逃亡，走过东京的地铁站、警察局，墙上的通缉名单“国际手配中の日本赤军”被国际通缉中依然有足立战友的照片，一张是他们年轻时的照片，另一张是警视态模拟他们70岁后模样所画成的人像。

“作为一名左派，您曾经有失望的时候吗？或是常常对自己的行动抱有怀疑吗？”我问。

“我自己也常常反思，不应该对年轻人讲‘应该这么做’或‘应该这么想’，我想只能通过电影去传达我的想法了。山上彻也的事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从表达方式开始，代替说教和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同我一起思考。”足立说曾经读到一个南美士兵自述70多岁参与游击战的事迹，令他反问已经83岁的自己，是否还有资格称为恐怖分子？如果恐怖分子是指为了达成目的而故意攻击非战斗人员，或将他们安危置不理，有意制造恐慌，他早已经再没有体能去参与。

“恐怖分子原本定义是那些对掌权者构成威胁的人，制造恐怖才是恐怖分子的目的。但现今，国家的权力也能够发动以战争为名的恐怖，即将一切攻击自己的所有都称之为恐怖袭击、发动反恐战争，也就是当初小布殊的说辞。”

2022年是前赤军成员在公众曝光率最多的一年，5月份，前日本赤军首领经过22年监禁的重信房子刑满出狱，其后她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一翻话：“以新的精神面貌重新开始。真正的民主到底在哪？无论是政治还是自民党，我们都必须改变。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重信带着患病的身体、以一个前革命分子身份尝试重新参与政治。曾经被足立改篇其亲身经历的冈本公三，出席了在黎巴嫩“特拉维夫卢德机场恐袭”50周年，纪念两名参与恐袭的前赤军成员活动，冈本公三在当地被视为解巴的英雄，但他的身体状况差得来需要搀扶才可以出席公众活动。

至于足立正生，可能他是少数较幸运的一位，依然活跃公众前。回到日本后，他先后拍了三部电影，参与了几部与他有关的纪录片项目，他的著作即将有翻译成英文版本，西方电影学者对他的过去和电影感兴趣，他始终对参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依然心有余悸，想著有一天可以重回旧地，为当地做到更多。他参与解巴时候任何拍下的影片，有说超过200小时的菲林，在一场内战期间通通烧毁，他曾想完成的《赤军PFLP：世界解放宣言》下集永远无法实现。

到整理访问稿件时，我一直想着足立谈到解巴时的神情，有失落，有为自己曾与此事的自豪感，为何当时候有像他这样的一群年轻日本会愿意跑到并不熟识的国度参与别人的抗争，是什么驱使他们相信，可以透过自己的参与，影响和改变到世界。

他如今为了《革命＋1》 奔波 ，接受访问，走到日本各地的戏院作映后交流，以及因为拍摄而背着的一身债务。 “没有资金很难拍片，也因为没有工作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但好在领到了社会福利制度下的生活保障金。”

就像其他前日本赤军成员，回到日本后无法正常工作，需要申请生活保障金过日子，他因此笑称自己是一位公务员，“想着自己明明是反社会分子，却依赖国家生活，难不成自己是国家公务员了吗？”

“导演这个职业听起来好像很有钱，但都是其他国家的说法。日本的电影导演大概有一千多人，其中专职做导演的不到一百人，其他人都从事别的职业，或是在校以教书为生。原本我每个月能领到11万到13万日元作为生活保障，觉得能够边教书，写一些文章，还以为生活挺富裕的。直到有一天被社会福利所的职员告知，需要把至今领的钱都还回去，大概100多万日元。”

足立还在学校工作，教书和写文章赚取的收入，也必须得先还债。之前拍的电影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进帐，“这次拍片我让他们拍完之后再给。”

他仍然自我审视，仍然学着改变自己，调整面对这个世界的状态。

鸣谢：西垣内江春、名古屋大学准教授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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