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戲中黃子華飾演的頹廢律師如何洗心革面、重拾鬥志，《毒舌大狀》以一個「天有眼」的真理必勝童話贏得了觀眾掌聲，更被形容為讓人在戲院裡找回香港所失落的公義。但也不是每一個香港人都買《毒舌大狀》的帳，隨著電影票房高漲，好評如潮，它亦被批評是精神鴉片。誠然，它確實抓緊了好題材，但處理得非常節制，知所進退，始終保持安全的創作距離，甚至是一個遠離現實香港的距離。

電影試圖重溯回歸初年，良心律師與弱勢小眾共同義抗權貴菁英的「舊香港」社會格局，如同黃子華義憤填膺的控訴，那個格局中的香港，是如電影最重要金句所言：「法律面前，窮人含撚」（網絡用語，形容法律貌似人人平等，實則窮人吃虧。含撚：為男性口交）。當然放在今日，這可以有無限延伸想像，但要知道在今日政治語境裡，法律面前，「含撚」的人未必都是窮人，譬如黎智英就不窮，而同樣面臨重囚審判的人，還有資深大律師、大學教授、前政黨領袖。

被奉為電影精句的八個大字，事實上也正是電影的謹慎去政治化，偷偷迴避了香港即使曾經的權貴菁英（或「有錢人」）都也面對重囚審訊的真正現實；是以電影所說的「找回公義」，跟今日政治審訊不斷的香港可謂是兩個平行世界。

過去一兩年「法庭劇」於香港大行其道，從電影到舞台劇，無論嚴肅或喜鬧類型，都不乏批判司法制度、法律遊戲，或是圍繞程序公義的作品。《毒舌大狀》多少觀照了後社運年代已成常態的政治審訊，難以估算的秋後算帳。

當然，並不是要完全緊扣時代脈搏，直接回應政治現實的才是好作品，即使周冠威這樣非常關心社運的電影導演，都會有他的創作低潮，交出令人有所不滿的作品；而《毒舌大狀》導演吳煒倫未必敢於同樣踩界，挑戰審查制度，但《毒舌大狀》無疑拍得比這幾年許多慣打「擦邊球」、藏起政治隱喻的取巧作品更有深度，也是一部平衡穩陣的作品。當然，它被譏為另一種形式的維穩電影，向觀眾灌輸「在電影裡找到公義」的亢奮，這也無可厚非。

最大波浪：女魔頭兼維穩導演張婉婷？

短短幾日，張婉婷亦從一名交出真摯青春作品的導演，變成販賣少女青春，專吃人血饅頭的女魔頭 —— 也因為她已加盟「說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團隊，於是再多一個維穩導演的罵名。

至於《給十九歲的我》那些像滾雪球一樣愈發不可收拾的爭議，單是導演張婉婷與片中幾名女生的專訪及自白文章，都已超過電影本身盛載的內容，也呈現了更多比紀錄片裡所見更真實的衝突和角力 —— 特別是各種關於剝削、欺瞞，從學校到學生、從導演到被拍攝者的權力壓迫。

由張婉婷、郭偉倫聯合導演的《給十九歲的我》，從最初大獲好評，到開畫首周即腰斬，落得聲名掃地，約可分成幾個階段。電影去年已做過不少特別放映和優先場，甚至於台北金馬做過海外首映。這部籌備近十年，源於紀錄英華女校重建，以及幾個女學生成長故事的作品，最終不僅僅是百年名校的光影見證，也同時紀錄了香港從「傘運」到「反修例」這段動盪而嚴峻的十年光景。

今年初《給十九歲的我》就被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 2022 年度最佳電影，也應是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大熱門。電影一直沒排期正式公映，此舉背後已早惹來不少揣測，包括片中出現過2019年反修例社運的紀實場面，說不敏感是騙你的，當然亦有揭露一些名校師生間的明爭暗鬥，或有損校譽。但由於外界評價正面，電影最終敲定今年二月初公映，以為皆大歡喜，而就在公映前夕，本身也是英華女校舊生的張婉婷，還跟片中幾名受訪女生及校長，於新校舍出席誓師大會及連場宣傳謝票活動。當時便有評論形容看過紀錄片後「有少少唔舒服」，說法亦引起許多觀眾認同。

最初於網上熱議的「少少唔舒服」，最主要是關於張婉婷的旁白部份太過強勢，似長輩身份斷章取義，解讀受訪女生的青春期「反叛」行為。在這一點爭議上，不能說是張婉婷的敗筆，作為紀錄片導演，就算她不用旁白，都有許多途徑放大自己的主觀想法，在多名受訪女生的十年成長片段中，最終篩選哪一部分放上大銀幕，這都已經是一種獨裁或騎劫了。

張婉婷跟她們之間不只存在（她所認為的）代溝，還有作為資深導演的傲慢。其實難以相信像她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導演，會真的完全不懂何謂採訪倫理，何謂紀錄片的道德原則，她甚至是在BBC做過紀錄片助導工作，不需要被提醒哪一些做法不恰當。

然而，情況急轉直下，轉眼再不是「少少唔舒服」的程度 —— 期間政府更公佈張婉婷將會加入財政司長陳茂波領導的專責小組「說好香港故事」，變相為政府喉舌，但此事與接下來的爭議相比實在毫不重要了 —— 電影公映數日，《明報周刊》突發刊出一篇近萬字的陳情，撰文者正是片中幾名受訪女生之中從未出席電影宣傳活動的阿聆。據文章所述，阿聆一直對校方表達自己並不願意，也不同意《給十九歲的我》公開放映，也坦言有被「霸王硬上弓」的感覺，校方當年邀請她們等人參與拍攝，原意只供校內私人放映，從未提及日後將會對外公開。她更提到自己飽受精神困擾，害怕將自己的成長片段搬上銀幕。《明報周刊》同日再刊出另一位受訪女生阿佘的專訪，後者也明確提到過往十年的拍攝裡，與導演相處的種種爭拗和不滿，包括常被偷拍，感到不舒服，但面對校方和長輩的要求，無可奈何只能妥協接受，繼續成為跟拍對象。

到此階段，已不是導演會否太主觀、太過一廂情願誤會了受訪女生的意願，而是她們親口證實張婉婷有違拍攝紀錄片的基本倫理，讓她們於不知情之下被拍攝，於不同意之下被公映。當然，違反道德倫理的紀錄片同樣可以是一部出色的紀錄片，也確實有過許多這樣的作品。但《給十九歲的我》從紀錄校舍翻新重建過程、到最終迫使舊生公開表達不滿，本末倒置之餘，也暴露了張婉婷跟她們之間不只存在（她所認為的）代溝，還有著她作為資深導演的傲慢。其實難以相信像她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導演，會真的完全不懂何謂採訪倫理，何謂紀錄片的道德原則，她甚至是在 BBC 做過紀錄片助導工作，不需要被提醒哪一些做法不恰當。或者，她是更傾向以長輩、榮譽校友身段，認為自己的資歷與投入這次拍攝的心力，足以凌駕、綁架道德倫理。

翻看張婉婷近期一些訪問內容就更明白，她至今還是津津樂道大談學生年代如何冒認紐約市長簽名、偷電拍攝，言下之意，是她喜歡冒險踩界、不怕死，要這樣才會拍到好作品。《給十九歲的我》拍得動人精彩，當然都是因為她夠敏銳，不放過任何機會，會不惜一切去捕捉紀錄片素材 —— 包括在 2016 年的日本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偽裝香港傳媒採訪著名運動員李慧詩，然後將訪問片段放進紀錄片。（註：2月8日凌晨，《給》監製黃慧通過高先電影聲明，當時於日本採訪李慧詩片段通過時任單車隊領隊陳仲雨協調，學校也有向比賽主辦大會申請正式採訪手續。惟因陳已於2018年逝世，端傳媒無法進一步確認消息。）

置身政治噤聲的去勢狀態，電影作品有時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畢竟它是這裡僅存的仍有一定創作自由、也有表達批評自由的特殊場域。

張婉婷大概從未想像過自己花費十年籌備的作品，最終會讓自己面對沉重的人格指控，在早前幾天的訪問裡，她還那麼興奮雀躍地分享自己和攝製隊如何瞞天過海，為紀錄片取得李慧詩的十幾秒訪問片段。但結果很諷刺，隨著兩名受訪女生對張婉婷表達不滿，李慧詩隨後亦公開批評電影採訪手法有欺詐成分，形容自己在不知情下被利用，只礙於香港沒有肖像權而無法阻止電影上映。

幾經發酵並背負極多不道德指控的《給十九歲的我》，最終只公映四日，便決定暫時取消放映。最後一晚的午夜場幾近爆滿（不少觀眾口裡說不，身體都很誠實）。導演張婉婷則按原定安排現身映後分享，但據指離場時被當眾辱罵「絕子絕孫」。短短幾日，張婉婷亦從一名交出真摯青春作品的導演，變成販賣少女青春，專吃人血饅頭的女魔頭 —— 也因為她已加盟「說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團隊，於是再多一個維穩導演的罵名。

再難以簡簡單單看一部本地電影

當社會現實裡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們便急於找一個替代場域，用一個更高的標準去填補所有匱乏。於是，所有隱惡揚善的文本創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負著過度期待，而幾天之內，張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盤謀殺，其實亦太苛刻。

倒不是要歸納這幾件從電影延伸而來的爭議，相提並論，但張婉婷變成「出賣」受訪者的女魔頭，還有淪為精神鴉片的《毒舌大狀》，被癡心錯付的周冠威，它們都以不同程度，反映了城中人於觀影心態上的一些改變。

或許，香港真的「復常」回到歌舞昇平的年代，但扭曲了的情緒，未必能輕易恢復。譬如今時今日，再難以簡簡單單看一部本地電影，部分觀眾再不滿足於看一部好電影，置身政治噤聲的去勢狀態，電影作品有時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畢竟它是這裡僅存的仍有一定創作自由、也有表達批評自由的特殊場域。各種道德門檻的要求亦突然變得很高——甚至接近整個城市裡眾多範疇的最高標準，劇情片的選材和作品所傳遞的意念是否恰當，紀錄片的倫理操守是否正確。一個有良心的導演不應該交出水準以下的爛片，也一定是要人品優良的導演，才配得上一部真摯動人的紀錄片。導演人格好壞，演員有多黃、有多藍，電影投資者有什麼背景，有沒有政治隱喻、弦外之音，跟現實的政治語境距離有多遠，創作意識和動機，作品質素以外，還有很多等同情緒勒索的考慮因素。

當社會現實裡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們便急於找一個替代場域，用一個更高的標準去填補所有匱乏。於是，所有隱惡揚善的文本創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負著過度期待，而幾天之內，張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盤謀殺，其實亦太苛刻。

撇除針對張婉婷的道德指控，《給十九歲的我》不僅保存了過去十年許多珍貴的紀實片段，再進一步說，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現實的電影作品，也是實施「國安法」後第一部將社運抗爭場面收錄而且能夠公開放映的紀錄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張婉婷反而做到，它無疑充滿時代價值，但剛好也是生不逢時，因為今日的香港觀眾彌漫著嚴謹的道德情緒，以前或許不當一回事，如今卻再也無法容讓張婉婷的傲慢、取巧，以及對拍攝者的苛索剝削。或許，張婉婷也將這部紀錄片的時代性看得太重，是一部她的《十年》，卻從未脫下她的招牌墨鏡，忽略了她眼前的、在電影裡被放得最大的幾名女生的感受。

撫心自問，我也確實曾被《給十九歲的我》所感動，一度錯信了美好的師生校園關係。結果，每一個曾經入場觀看電影的人，都參與了這場欺瞞與剝削。然而，難過的不只是事後得悉幾名受訪者被導演「出賣」，或是觀眾不知不覺成為了共犯，而是讀及女生們憶述拍攝紀錄片期間的無奈和憤怒，被掌權一方蹂躪的痛苦，而明明活在這幾年的香港，我們對這些不公義的事情都有過非常深切的體會。

《給十九歲的我》不僅保存了過去十年許多珍貴的紀實片段，再進一步說，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現實的電影作品，也是實施「國安法」後第一部將社運抗爭場面收錄而且能夠公開放映的紀錄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張婉婷反而做到。

撤回《給十九歲的我》的決定，思前想後還是令人扼腕，縱然張婉婷犯錯，違反拍攝道德，但電影明顯有著拍攝者當刻所不知曉、也無從預見的珍貴價值，它無意中將一些今日早已被粉刷掉的不公義，永遠保存在底片裡。但偏偏，它最終也成為這十年裡愈見不公義的世道的一部分，而且同樣永遠伴隨這部電影，留在受訪者和觀眾心裡。

這可能是一部兩敗、甚至三敗俱傷——導演、受訪者、觀眾——的失敗紀錄片，但也可能是一場更真實的見證。在紀錄片所窺看的十年裡，那幾個女生一直被定義了她們如何「反叛」和「成長」。但她們真正的成長，不在電影裡，是在電影完成直到上映的過程裡。今日她們已經長大，懂得發聲捍衛自己的人生，隨即推翻了成年人、導演和攝製隊一廂情願的想法。紀錄片裡，她們是被校方、導演選中的扯線娃娃，但現實中，她們正是主宰這部電影的主角。是她們一直被低估了的真正「反叛」，最終成功翻案，撤回了這部電影。

但更衷心期望她們會抱著這份「反叛」的覺悟，原諒這並不只是一部傷害過她們，侵犯了她們青春的紀錄片，它同時閃過一些片段，為一些時間點留下相當重要的註腳。也但願輿論視線和心力能夠從此離棄她們，因為《給十九歲的我》已經暫告一段落，喜歡不喜歡這部電影都好，它只是一部兩小時的紀錄片，被紀錄下來的事情，以及那些錯失，再殘酷都無法完全「浸死」張婉婷與幾名受訪女生的未來。但要記得，就在《給十九歲的我》取消放映的同一日，逐漸被坊間淡忘的 47 人案，推延近兩年後正式開審。

這可能是一部兩敗、甚至三敗俱傷——導演、受訪者、觀眾——的失敗紀錄片，但也可能是一場更真實的見證。在紀錄片所窺看的十年裡，那幾個女生一直被定義了她們如何「反叛」和「成長」。但她們真正的成長，不在電影裡，是在電影完成直到上映的過程裡。

黃子華在《毒舌大狀》裡一直說著鏗鏘的對白，良心不死，便可以打動陪審團，共同捍衛公義，但我們所熟悉的道德倫理，都不適用於剛剛「上映」的這一宗「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首案，因為它完全合法地取消了陪審團。當我們在電影裡追求公義的時候，當我們批評電影作品有違公義的時候，明明有著更大的不公義就在前面，但我們只能買張戲票，對號入座，用狂熱掩飾對政治現實的冷淡，迴避對一切無力扭轉的事情已失去知覺。

最高判處無期徒刑或監禁十年以上的 47 人案，「映期」預計長達三個月。但無論喜歡不喜歡，於可見的日子裡都不會有爭議、翻案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