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婷与港产片轩然大波：当香港人（只能）在电影里追求公义

置身政治噤声的去势状态，电影作品有时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毕竟它是这里仅存的仍有一定创作自由、也有表达批评自由的特殊场域。

张婉婷大概从未想像过自己花费十年筹备的作品，最终会让自己面对沉重的人格指控，在早前几天的访问里，她还那么兴奋雀跃地分享自己和摄制队如何瞒天过海，为纪录片取得李慧诗的十几秒访问片段。但结果很讽刺，随著两名受访女生对张婉婷表达不满，李慧诗随后亦公开批评电影采访手法有欺诈成分，形容自己在不知情下被利用，只碍于香港没有肖像权而无法阻止电影上映。

几经发酵并背负极多不道德指控的《给十九岁的我》，最终只公映四日，便决定暂时取消放映。最后一晚的午夜场几近爆满（不少观众口里说不，身体都很诚实）。导演张婉婷则按原定安排现身映后分享，但据指离场时被当众辱骂“绝子绝孙”。短短几日，张婉婷亦从一名交出真挚青春作品的导演，变成贩卖少女青春，专吃人血馒头的女魔头 —— 也因为她已加盟“说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团队，于是再多一个维稳导演的骂名。

再难以简简单单看一部本地电影

当社会现实里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们便急于找一个替代场域，用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填补所有匮乏。于是，所有隐恶扬善的文本创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负著过度期待，而几天之内，张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盘谋杀，其实亦太苛刻。

倒不是要归纳这几件从电影延伸而来的争议，相提并论，但张婉婷变成“出卖”受访者的女魔头，还有沦为精神鸦片的《毒舌大状》，被痴心错付的周冠威，它们都以不同程度，反映了城中人于观影心态上的一些改变。

或许，香港真的“复常”回到歌舞升平的年代，但扭曲了的情绪，未必能轻易恢复。譬如今时今日，再难以简简单单看一部本地电影，部分观众再不满足于看一部好电影，置身政治噤声的去势状态，电影作品有时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毕竟它是这里仅存的仍有一定创作自由、也有表达批评自由的特殊场域。各种道德门槛的要求亦突然变得很高——甚至接近整个城市里众多范畴的最高标准，剧情片的选材和作品所传递的意念是否恰当，纪录片的伦理操守是否正确。一个有良心的导演不应该交出水准以下的烂片，也一定是要人品优良的导演，才配得上一部真挚动人的纪录片。导演人格好坏，演员有多黄、有多蓝，电影投资者有什么背景，有没有政治隐喻、弦外之音，跟现实的政治语境距离有多远，创作意识和动机，作品质素以外，还有很多等同情绪勒索的考虑因素。

当社会现实里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们便急于找一个替代场域，用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填补所有匮乏。于是，所有隐恶扬善的文本创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负著过度期待，而几天之内，张婉婷的人格就被全盘谋杀，其实亦太苛刻。

撇除针对张婉婷的道德指控，《给十九岁的我》不仅保存了过去十年许多珍贵的纪实片段，再进一步说，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现实的电影作品，也是实施“国安法”后第一部将社运抗争场面收录而且能够公开放映的纪录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张婉婷反而做到，它无疑充满时代价值，但刚好也是生不逢时，因为今日的香港观众弥漫著严谨的道德情绪，以前或许不当一回事，如今却再也无法容让张婉婷的傲慢、取巧，以及对拍摄者的苛索剥削。或许，张婉婷也将这部纪录片的时代性看得太重，是一部她的《十年》，却从未脱下她的招牌墨镜，忽略了她眼前的、在电影里被放得最大的几名女生的感受。

抚心自问，我也确实曾被《给十九岁的我》所感动，一度错信了美好的师生校园关系。结果，每一个曾经入场观看电影的人，都参与了这场欺瞒与剥削。然而，难过的不只是事后得悉几名受访者被导演“出卖”，或是观众不知不觉成为了共犯，而是读及女生们忆述拍摄纪录片期间的无奈和愤怒，被掌权一方蹂躏的痛苦，而明明活在这几年的香港，我们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都有过非常深切的体会。

《给十九岁的我》不仅保存了过去十年许多珍贵的纪实片段，再进一步说，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现实的电影作品，也是实施“国安法”后第一部将社运抗争场面收录而且能够公开放映的纪录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张婉婷反而做到。

撤回《给十九岁的我》的决定，思前想后还是令人扼腕，纵然张婉婷犯错，违反拍摄道德，但电影明显有著拍摄者当刻所不知晓、也无从预见的珍贵价值，它无意中将一些今日早已被粉刷掉的不公义，永远保存在底片里。但偏偏，它最终也成为这十年里愈见不公义的世道的一部分，而且同样永远伴随这部电影，留在受访者和观众心里。

这可能是一部两败、甚至三败俱伤——导演、受访者、观众——的失败纪录片，但也可能是一场更真实的见证。在纪录片所窥看的十年里，那几个女生一直被定义了她们如何“反叛”和“成长”。但她们真正的成长，不在电影里，是在电影完成直到上映的过程里。今日她们已经长大，懂得发声捍卫自己的人生，随即推翻了成年人、导演和摄制队一厢情愿的想法。纪录片里，她们是被校方、导演选中的扯线娃娃，但现实中，她们正是主宰这部电影的主角。是她们一直被低估了的真正“反叛”，最终成功翻案，撤回了这部电影。

但更衷心期望她们会抱著这份“反叛”的觉悟，原谅这并不只是一部伤害过她们，侵犯了她们青春的纪录片，它同时闪过一些片段，为一些时间点留下相当重要的注脚。也但愿舆论视线和心力能够从此离弃她们，因为《给十九岁的我》已经暂告一段落，喜欢不喜欢这部电影都好，它只是一部两小时的纪录片，被纪录下来的事情，以及那些错失，再残酷都无法完全“浸死”张婉婷与几名受访女生的未来。但要记得，就在《给十九岁的我》取消放映的同一日，逐渐被坊间淡忘的 47 人案，推延近两年后正式开审。

这可能是一部两败、甚至三败俱伤——导演、受访者、观众——的失败纪录片，但也可能是一场更真实的见证。在纪录片所窥看的十年里，那几个女生一直被定义了她们如何“反叛”和“成长”。但她们真正的成长，不在电影里，是在电影完成直到上映的过程里。

黄子华在《毒舌大状》里一直说著铿锵的对白，良心不死，便可以打动陪审团，共同捍卫公义，但我们所熟悉的道德伦理，都不适用于刚刚“上映”的这一宗“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首案，因为它完全合法地取消了陪审团。当我们在电影里追求公义的时候，当我们批评电影作品有违公义的时候，明明有著更大的不公义就在前面，但我们只能买张戏票，对号入座，用狂热掩饰对政治现实的冷淡，回避对一切无力扭转的事情已失去知觉。

最高判处无期徒刑或监禁十年以上的 47 人案，“映期”预计长达三个月。但无论喜欢不喜欢，于可见的日子里都不会有争议、翻案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