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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香港電影耶穌?我今次反對「犧牲」的說法

新電影裏有一句對白,「我這輩子都深思熟慮,你讓我衝動一次吧。」「這句對白是我啊。你讓我做一次吧,那個才是我。」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本文涉及部分電影情節。

電影公司公布《1人婚禮》在賀歲檔期放映後,周冠威抓緊休息的時間,到電影院看了《法貝爾曼》(The Fabelmans)。電影由史匹堡執導,講述主角成為電影製作人的成長故事,也是導演的半自傳作品。他看後心神放鬆,「我在裏面看到單純對人的熱愛。」

2022年5月底,新電影煞科,周冠威和演員阿冰、陳健朗與及監製鍾宏杰把冰凍的香檳灑滿地上。「我要宣布一個消息,」周冠威稍頓,話音夾帶哽咽,「3小時後,就會公布《時代革命》在全球放到網上放映,所有香港人都能看到……」

「我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但這套電影,我們終於一起完成了。」他整理情緒後,笑着安撫眾人:「飲香檳!」團隊成員轉瞬拿出剃鬚膏,扔向周冠威的臉上。這一晚,片場抹去嚴肅,只有狂歡的追逐和笑聲。

今年43歲的周冠威,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推出講述精神病患者故事的《幻愛》,並投入製作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時》公布在法國康城影展上映後,有朋友不認同他在電影署名、跟他疏遠,同時《1人婚禮》的投資者撤資、演員退出。好一段時間,他在承受《時代革命》帶來的代價。

但現在,周冠威要反對「犧牲」的說法——既然苦難未至,他想自由地拍攝他相信的事。這次,新電影講述一個人能否誠實面對自己的成長故事︰看清自己的醜陋或膽小之後,我們還能擁抱自己嗎?混亂的時代裏,我們可以誠實順從自己的心意行動嗎?

《1人婚禮》煞科晚上,導演周冠威在現場慶功並與太太擁抱。
《1人婚禮》煞科晚上,導演周冠威在現場慶功並與太太擁抱。攝:林振東/端傳媒

喜劇與悲劇

2019年底至今,周冠威徘徊在喜劇和悲劇之間的交界。《1人婚禮》開拍第一天,他坐在婚紗店裏的導演帆布椅,戴住耳機,看着主角身穿白皚皚的婚紗。

他的魂魄飄泊,心不在焉,覺得自己在夢中。「竟然經歷完《時代革命》,我還有電影拍。哇,我在現場。」他喃喃自語,「Rolling的一刻,是我在繼續啊。我Running,我Rolling,我正繼續走這一條路。」

幾年前,他在台灣拍攝第一套長片《一個複雜故事》時,看到新聞報導一個女生和自己結婚,宣揚愛自己、接納自己。幾年後,他撰寫《1人婚禮》的劇本,電影講述主角阿冰和男朋友Dickson經營YouTube頻道,為了點擊率編織謊言,最終引發混亂,苦心經營的形象逐一破滅。

構思劇本的時候,反修例運動已過高峰,但依然熾熱。那時候,周冠威仍在街上追蹤訪問前線示威者、救護員,在躁動的街頭拍攝紀錄片《時代革命》。

一邊拍悲劇、一邊寫喜劇,周冠威每天經歷拉扯和割裂。合作的編劇也疑惑:吓,我很不開心,你叫我寫喜劇?編劇後來跟他說︰「唉,就試試吧。可能也好,有機會把心思放在喜劇的時空,一個脫離現實的世界。」

以創作建構自己的飛地,周冠威發現社會也需要這麼的一處空間,「劇本說的是真誠面對自己。社會說謊,社會充滿創傷,那麼我講真誠、講幽默感,可能也是社會需要的一件事。」

充滿矛盾的狀態,最後化為一種創作的平衡,「現實很多很殘酷、很創傷的事,但同時很有光輝、很有希望、很有幽默感,有引人發噱的事情。人生如此交織,才是健康的面對,我慶幸自己用喜劇的思維去平衡那種悲情。」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時代革命》在康城上映後,《1人婚禮》的原訂投資者大半離場,只有杜汶澤留下來;有一半主要角色的演員辭演,製作也因疫情一度暫停。另一方面,原先請他當導師的電影課程換人,講座、合作邀請也陸續取消。周冠威不只沒有收入,還沒事可做。

不過兩個月後,周冠威仍然好端端的。「我問自己,咦?我還沒被捕啊?」他發出爽朗的笑聲,覺得自己的話有點荒謬,又很痛苦。「但當這些準備沒有成真時,我是不是要繼續在原地等?恐懼未到、苦難未到的時候,我應該是自由的。」

身為基督徒,他向神祈禱,問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我感受到上天好像不是要我坐監,起碼這一刻他要我拍戲。」

說來玄幻,其實除卻信仰的啟示,也有現世的支援。他在製作停擺時集資,很多親友捎來回覆說願意投資。後來,又有即將因運動而入獄的新相識投資他的電影,也有在案件判決前幫忙演出的臨時演員。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最終,《1人婚禮》的聯合出品人名單,滾動着30多個投資者的名字,角色也全找到演員了。他說,「上天叫我不要忘記喜劇的一面。」

資金足夠,演員埋位(就位),這樣還不夠。因為被捕的風險,他做過很多準備。2022年,已經轉賣版權給外國朋友的《時代革命》繼續發行、領金馬獎。另一邊,他為了讓新電影順利拍攝,在場地租用、製作上盡量低調,並等煞科才公布《時》在網絡平台Vimeo公映的消息。無可避免地,他再次把自己推上關注點——左派報紙點名批評他,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指會派員監察電影,建議市民如不肯定是否違法,不應觀看。

危機感縈繞不散,初初他很難專注集中。每個訪問他都當作最後一次,轉頭,他又浸沉在片場拍攝的快樂中,忘記自己有被捕風險,「在拍攝現場,突然又會醒一醒,不停處於來來回回的狀況。」

周冠威甚至找了一位朋友,當電影的後備導演。「萬一我坐監,他補上。」

這名後備導演最終沒有派上用場。新戲順利上畫,《時代革命》也在網上公映了。6月1日,周冠威特別晚睡,等到播放按鈕出現的一刻,他在家裏大叫好幾聲,「像做夢,每一關、每一關,我想做的事做到了。」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電影與愛

人們常讚嘆周冠威為電影犧牲,但他覺得這個想法很簡單,一點也不特別。

《1人婚禮》主角阿冰個性開朗,唯獨碰見媽媽時就會生悶氣,表現落寞。媽媽是個年輕明星,有過幾段婚姻,一直不願意公開自己有女兒。歷經轉折後兩人坦誠以對,她承認自己不懂得做別人的媽媽。

「阿冰渴求很多人的愛,她很缺乏愛。自卑令她自大、自信,因為渴求無法被滿足,她用比較誇張、甚至離經叛道的方式吸引人。」周冠威說,「我從小到大都這樣,我很渴求爸爸的愛。」

在長沙灣青山道長大,周冠威童年比較拮据,10幾個人住一個唐樓單位,每晚睡地上、睡沙發。父母賣菜維生,做運輸公司,為改善家庭經濟忙得不可開交,周冠威因此習慣獨處。他喜歡讀書,但不喜歡考試。初中時他的成績不錯,但當進入公開試課程,卻從第一名一路掉落。

會考成績只有兩分的周冠威,去爸爸的運輸公司搬貨、跟車。家人後來陷入破產,舉家搬入公屋,也許因為生活已經焦頭爛額,周冠威渴求家人的關愛,但一直無法得到回應。

再後來,他得知父親有外遇,更是討厭他,「爸爸向我講大話,也向我媽媽講大話。」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考試和父親成為周冠威少年時期的破裂點。他覺得世界虛偽、荒謬,「學校沒有教我什麼是愛。」他躲在圖書館,每天看3套電影,「我小時候很孤獨,我只有電影,覺得全世界都沒有人理我,覺得世界跟我理解的很不同。」

電影救過他兩次。第一次,他15歲,有自殺的念頭,「我覺得自己沒有存在意義,好迷惘,想通過電影去求問。」他信任電影,覺得電影可以解答許多人生的疑問。當時他看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想從電影裏對人類和宇宙的探索中,獲知存在的意義和目的。

但兩小時多的電影並沒有給予具體答案,「第一刻很失望,我期望有答案,因為我很想死啊。」在似懂非懂的感覺中,他最後理解到電影的責任並非提供答案,而是透過導演窮盡精力追問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讓他意識到「生命的意義就是去尋找存在意義。」

另一齣把他從迷惘中撈出來的電影,是伊力卡山(Elia Kazan)的《蕩母痴兒》(East of Eden)。占士甸飾演生性叛逆的少年,無法像哥哥一樣得到父親的愛和認同,做出無可挽回的決定,劇終仍回到病父的床塌旁守候。周冠威當年看過電影後,決定跟家人一同見社工。

一次,媽媽把他和爸爸留在房中要他們對話。他一直渴望與爸爸深入談話,但是,「兩個人,就是這麼近,不知道怎樣講,dead air了很久很久。」

「你明啦。我不懂得講。」爸爸說了這句,便離開房間。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周冠威很傷心,卻同時看到父親脆弱的一面,鬆開了心結。「我那一刻明白,他是一個不懂得做爸爸的爸爸,他難以啟齒,他真的沒有這個能力。我唯有接受他的沒能力。」他說,「我要做的我已經爭取了,我要肯定自己有勇氣踏前這一步。」

那個房間、那句說話是他生命的重要節點,「我當年捉住我爸爸,逼我爸爸要他愛我。但這是做不到的,我只能放手。」

在電影與生命交接的幾個時刻,周冠威彈彈指,「我想做電影啊。電影給我這麼大的共鳴,誇張點說甚至是拯救我的生命,我想回饋我的生命給電影。」

「我問自己可不可以為電影犧牲,好,我願意。」為報讀演藝學院,他花了整整3年,還曾在月餅廠打工賺錢。第3次考會考,他的中英文科終於合格,可以報讀高考。 工廠問他,有一個工種最辛苦但賺得最多,要不要做?周冠威二話不說就去做。「我有次放工在街上暈倒,太辛苦了,」當時他的想法簡單,「就是賺錢(讀書)!」

每天凌晨7時到晚上7時,他在昏暗的工廠穿上工人服,面對60個又高又大的熱煲,帶着兩個大手套煮蓮子,捧起滾燙的大煲倒往另一個大盤。他試過燙傷,也扭傷過腰,「儲了些學費、生活費,還替家人還卡數。」暑假尾聲,上司見他做得不錯,請他做長工。「一間大學都沒收我,我3年都入不到演藝。死啦,我要去哪裏?」

當他攪動蓮子,思索未來的時候,他收到演藝學院的來電。

周冠威離開濕漉漉的煮食區,推開後樓梯的防煙門,偷偷回覆未接來電。演藝打電話來,通知他多出一個候補學額。「在記憶中,那後樓梯有自然光,發放着很龐大的光芒。」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誠實與謊言

興許是成長背景使然,戲裏戲外,周冠威常常講「誠實」、「承諾」。阿冰的角色是一名YouTuber,也是一個小丑藝人。角色的設計,源於周冠威覺得公眾喜歡YouTuber,是因為他們與人親近,散發一種「真誠」的感覺;小丑表現在他眼中,則是需要發掘內心才會做得好的工作。

但YouTuber又有自我修飾的一面,「我覺得很得意,可以說那是一個表演......阿冰(這個角色)是一個很差的小丑,她未挖掘到內心世界的真相,」當她面對真實的自己,「天崩地裂啊。」

早在《幻愛》的故事中,周冠威展現出對虛實之間模糊界線的興趣。這次,他要談的是對自己誠實。「愛自己,具體一點就是你要去面對自己的真相。每個人都有兩邊,有醜陋也有可愛的地方。」

他重視誠實,討厭謊言,「所以我也很討厭政府講大話,官講大話。」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曾經,周冠威對政治的記憶只與愛情相關。1997年,他剛剛成年,在金獅影視超特店工作,每天搬帶租帶(錄影帶),「我當時傻吓傻吓(傻呼呼),只識看電影。」7月1日晚,他約影碟店的女同事到街上逛逛,錯過煙花匯演的他們,在馬路上第一次拖手。「7月1日的記憶不是政治而是愛情,哈哈。」

更早的時期,他在家裏看着1989年的民運現場報導,抗議的場面植入心中,「原來我不只是爸爸媽媽的兒子,不只是老師的學生,還有一個身份叫公民。」但往後,他對政治逐漸冷感,「覺得我仍然年輕,沒力量去改變任何事。」直至2003年,他才第一次走到街上遊行。

他對政治的爆發源於2009年,「2003年爭取不到07、08年雙普選,2009年爭取2012年又爭取不到。一而再、再而三,像周星馳的對白,我要爆了。」2015年上映的電影《十年》中,其中一個單元《自焚者》,以偽紀錄片形式講述一宗香港英國領事館前的自焚事件,就是在09年開始創作。

他無法忍受承諾被不斷打破,「為什麼社會仍然在說謊?為什麼社會仍然不公義?電影無人講,我想有電影去講,就去講。」

周冠威當下疾筆寫好劇本,但因沒人投資而擱在一邊——直至《十年》團隊邀請他參與製作。其時香港歷經雨傘運動,後來進入後雨傘時期,亦開始出現更激烈的抗議行動,包括2015年的蠔涌爆炸品案,及2016年的旺角騷亂等。

周冠威眼中的社會充斥謊言,而太太帶他看見一個相對真誠的香港。她的性格主動、豪爽,與內向的他完全相反。「她教我做社關(社會關懷),四處跟人聊天……」,他語帶無奈地笑着說。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太太常常跟露宿者、清潔工聊天,給他們粽子或月餅,「有一次很離譜,在油麻地公園見到幾個南亞裔小朋友,見他們又熱又悶,我太太問他們要不要去我們家涼冷氣、看電影?哇,我完全沒想到可以這樣做。」幾年後,他們在街上重遇,少年仍然記得他們夫妻倆。

因為想追求同為演藝學院學生的太太,周冠威才上教會、讀聖經。年輕的他對宗教充滿質疑,覺得軟弱的人才需要信仰,抱住一種挑釁的心態走入教會。但他發現很多電影大師並不排斥宗教,才慢慢放下敵意,內心變得愈來愈柔軟,最後決志相信。

他有時聽到質疑,覺得他常說殉道、犧牲,對家人來說不是很自私嗎?在他眼中,太太是虔誠堅定的信徒,10年前和他一同承諾向主獻上生命和家庭,「她說我拼命追隨耶穌,她就會拼命支持我。」因為總能得到對方的支持,他的每個決定也會諮詢她。

每逢想到相關政治或社會題材的創作計劃,他就會抓住太太興奮地分享,太太也總是面露凝重的神色問他︰有沒有想過我的心臟承不承受到?最後她仍會說,「你講吧。」

「我不想跟家人分離,但祂要我去,我就要守。」他說。

年少時渴求的坦誠溝通,在他組織的家庭有了實踐的機會。他盡可能向7歲的兒子解釋父親面對的境況,有時告訴他現世的一切只是暫時的寄居。對他來說,人生要追求耶穌、嘗試改變世界。「我們不是當仔女是主,天上的父才是主。」他嘗試轉用「落地」的說話解釋,「我要教導兒女的是,人生不是追求幸福快樂,而是公義與愛。」

兒子問過他,坐牢可以用電話嗎?他錯愕地答,不可以,只可以看書。兒子說,「阿爸你應該看聖經。」還有一次,父子倆靈修,他叫兒子寫下內心的恐懼。想不到兒子一隻字也沒寫,「死都唔驚,有咩好驚?(死也不怕,有什麼好怕?)」

他哭笑不得,「這些說話我常常講,他抄我!」

周冠威執導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曾奪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周冠威執導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曾奪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攝:林振東/端傳媒

恐懼與勇氣

因為基督信仰,周冠威的確常常思考愛、公義和犧牲。另一齣反修例運動劇情電影《少年》的導演任俠形容,周冠威是「香港電影耶穌」。

「耶穌對上帝說,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在訪問裏引用的經文,不只是記者和受訪者之間的對話,而是帶有認真宣告的意義。在他看來,談犧牲,「不能不講耶穌。」

但這次,周冠威摸摸下巴說,「我常常在訪問中說的犧牲,其實未有憑據。」他想要反對「犧牲」這個字詞,「大家以為我失去很多,或者我將會失去很多,但我得到很多喎。我留在香港,我得到自由,我離開是因為恐懼——哪一個是自由?」這是他眼中完全真正的心靈自由,「我只能活在香港,直接面對這份風險、恐懼,才能抵擋和克服。這不是犧牲,而是我贏得這份自由。」

周冠威要釐清的是,這份堅韌,「並不是突然之間爆出來的。香港觀眾可能近年才了解我多點,我現在43歲,從小經歷了很久、很久的脆弱和恐懼,慢慢去突破——再試試吧,再繼續去。」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後期剪接《時代革命》的時候,周冠威常埋首哭泣。他很愛哭,感動時哭、興奮時也哭,借此宣泄情緒,「我靠着這些眼淚去度過。」同時,片中的受訪者提醒他要抵擋恐懼,「哭泣時也要不停去思考。」

克服恐懼只是一步,《十年》放映的時候,周冠威曾笑說《自焚者》是他電影事業的自焚行為——此後他確實須借錢才捱過兩年的日子。《時代革命》收到資金前,他看着太太漸漲的肚皮,再度質疑自己走錯路。但《十年》後有《幻愛》,《時代革命》後有《1人婚禮》。「每次彈盡糧絕的時候,突然間又會有人助我一把。」

周冠威的下一個劇本寫學童自殺,談教育制度和年輕人,暫名為《求救訊號》。2022年11月,他帶着劇本去台灣參與金馬創投會議,也試試能否出入境。「去完台灣,感覺最後一關也過了。」他想想又說:「當然命運是很難預料的。」《求救訊號》目前仍未找到投資者,觀乎《1人婚禮》經歷撤資再集資的情況,周冠威留意到集資的新現象——要不找外地資金,要不則由流散海外、移民的香港人投資香港電影。

而像紀錄片《憂鬱之島》和《催淚之城》的眾籌模式,未必適合製作成本較高的劇情片。《憂》最終籌得165萬港元、《催》則成功籌得444萬港元,但《1人婚禮》的成本接近1000萬港元。目前眾籌金額最高的《催淚之城》,性質屬紀錄片,並碰上了社運最高漲的氣氛。拍新電影時,周冠威也考慮過眾籌,但覺得情況尷尬,「我為何要支持你拍愛情片?周冠威很巴閉嗎?你拍的電影沒有公共性,對不對?」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

《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在電影的拍攝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他提到政府加強規管眾籌的新聞,「它也想堵截這個方法。」而且,2021年有不少描述反修例運動的紀錄片、劇情短片被政府機構要求刪減內容,或被拒絕發出准映證。

還是見步行步,周冠威說。

日後拍攝政治或社會題材,會多作考慮嗎?他思索片刻,「落實時,我要對團隊和投資者負責,要有很多的深思熟慮。但個人而言,我沒有喎……我當然想再拍,隨時Ready。這是我的欲望,我覺得要做的事,不做是對自己的壓抑,甚至不誠實。」

新電影裏有一句對白,「我這輩子都深思熟慮,你讓我衝動一次吧。」周冠威覺得這就是自己的創作欲望。衝動看似是負面字眼,翻過來可以是內心的、善意的欲望,「你會吶喊——我要做。你覺得有責任、有能力、有使命要做,你不要撲熄它。」他說,「這句對白是我啊。你讓我做一次吧,那個才是我。」

他不只一次強調,創作者本身要有自覺,要先做好作品,否則觀眾沒信心、票房不佳,投資者就減少資金,令製作條件變差,造成惡性循環。他希望自己的電影守好本份,讓香港和外國觀眾覺得是嚴謹的、有新意的。像這半年的香港電影重新給予香港觀眾信心,「那就有改變的可能性。」

新年伊始,周冠威還有一個「痴人說夢」的心願。他寄望《1人婚禮》可以展現一種「正常」,「可以正常演我的電影,正常投資我的電影,這套電影完全不政治敏感,為什麼不能維持正常呢?是不是每次都要自我審查呢?」

不論是創作抑或生命本身,「過了一關,人好像更有勇氣了。我會再貪心點行前一步。」他說,「世界很多不正常,所以如果你要說新出路,還原正常就可以了。」

導演周冠威。

導演周冠威。攝:林振東/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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