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1人婚禮》導演周冠威：香港電影耶穌？我今次反對「犧牲」的說法

電影公司公布《1人婚禮》在賀歲檔期放映後，周冠威抓緊休息的時間，到電影院看了《法貝爾曼》（The Fabelmans）。電影由史匹堡執導，講述主角成為電影製作人的成長故事，也是導演的半自傳作品。他看後心神放鬆，「我在裏面看到單純對人的熱愛。」

2022年5月底，新電影煞科，周冠威和演員阿冰、陳健朗與及監製鍾宏杰把冰凍的香檳灑滿地上。「我要宣布一個消息，」周冠威稍頓，話音夾帶哽咽，「3小時後，就會公布《時代革命》在全球放到網上放映，所有香港人都能看到……」

「我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但這套電影，我們終於一起完成了。」他整理情緒後，笑着安撫眾人：「飲香檳！」團隊成員轉瞬拿出剃鬚膏，扔向周冠威的臉上。這一晚，片場抹去嚴肅，只有狂歡的追逐和笑聲。

今年43歲的周冠威，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推出講述精神病患者故事的《幻愛》，並投入製作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時》公布在法國康城影展上映後，有朋友不認同他在電影署名、跟他疏遠，同時《1人婚禮》的投資者撤資、演員退出。好一段時間，他在承受《時代革命》帶來的代價。

但現在，周冠威要反對「犧牲」的說法——既然苦難未至，他想自由地拍攝他相信的事。這次，新電影講述一個人能否誠實面對自己的成長故事︰看清自己的醜陋或膽小之後，我們還能擁抱自己嗎？混亂的時代裏，我們可以誠實順從自己的心意行動嗎？

喜劇與悲劇

2019年底至今，周冠威徘徊在喜劇和悲劇之間的交界。《1人婚禮》開拍第一天，他坐在婚紗店裏的導演帆布椅，戴住耳機，看着主角身穿白皚皚的婚紗。

他的魂魄飄泊，心不在焉，覺得自己在夢中。「竟然經歷完《時代革命》，我還有電影拍。哇，我在現場。」他喃喃自語，「Rolling的一刻，是我在繼續啊。我Running，我Rolling，我正繼續走這一條路。」

幾年前，他在台灣拍攝第一套長片《一個複雜故事》時，看到新聞報導一個女生和自己結婚，宣揚愛自己、接納自己。幾年後，他撰寫《1人婚禮》的劇本，電影講述主角阿冰和男朋友Dickson經營YouTube頻道，為了點擊率編織謊言，最終引發混亂，苦心經營的形象逐一破滅。

構思劇本的時候，反修例運動已過高峰，但依然熾熱。那時候，周冠威仍在街上追蹤訪問前線示威者、救護員，在躁動的街頭拍攝紀錄片《時代革命》。

一邊拍悲劇、一邊寫喜劇，周冠威每天經歷拉扯和割裂。合作的編劇也疑惑：吓，我很不開心，你叫我寫喜劇？編劇後來跟他說︰「唉，就試試吧。可能也好，有機會把心思放在喜劇的時空，一個脫離現實的世界。」

以創作建構自己的飛地，周冠威發現社會也需要這麼的一處空間，「劇本說的是真誠面對自己。社會說謊，社會充滿創傷，那麼我講真誠、講幽默感，可能也是社會需要的一件事。」

充滿矛盾的狀態，最後化為一種創作的平衡，「現實很多很殘酷、很創傷的事，但同時很有光輝、很有希望、很有幽默感，有引人發噱的事情。人生如此交織，才是健康的面對，我慶幸自己用喜劇的思維去平衡那種悲情。」

《時代革命》在康城上映後，《1人婚禮》的原訂投資者大半離場，只有杜汶澤留下來；有一半主要角色的演員辭演，製作也因疫情一度暫停。另一方面，原先請他當導師的電影課程換人，講座、合作邀請也陸續取消。周冠威不只沒有收入，還沒事可做。

不過兩個月後，周冠威仍然好端端的。「我問自己，咦？我還沒被捕啊？」他發出爽朗的笑聲，覺得自己的話有點荒謬，又很痛苦。「但當這些準備沒有成真時，我是不是要繼續在原地等？恐懼未到、苦難未到的時候，我應該是自由的。」

身為基督徒，他向神祈禱，問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我感受到上天好像不是要我坐監，起碼這一刻他要我拍戲。」

說來玄幻，其實除卻信仰的啟示，也有現世的支援。他在製作停擺時集資，很多親友捎來回覆說願意投資。後來，又有即將因運動而入獄的新相識投資他的電影，也有在案件判決前幫忙演出的臨時演員。

最終，《1人婚禮》的聯合出品人名單，滾動着30多個投資者的名字，角色也全找到演員了。他說，「上天叫我不要忘記喜劇的一面。」

資金足夠，演員埋位（就位），這樣還不夠。因為被捕的風險，他做過很多準備。2022年，已經轉賣版權給外國朋友的《時代革命》繼續發行、領金馬獎。另一邊，他為了讓新電影順利拍攝，在場地租用、製作上盡量低調，並等煞科才公布《時》在網絡平台Vimeo公映的消息。無可避免地，他再次把自己推上關注點——左派報紙點名批評他，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指會派員監察電影，建議市民如不肯定是否違法，不應觀看。

危機感縈繞不散，初初他很難專注集中。每個訪問他都當作最後一次，轉頭，他又浸沉在片場拍攝的快樂中，忘記自己有被捕風險，「在拍攝現場，突然又會醒一醒，不停處於來來回回的狀況。」

周冠威甚至找了一位朋友，當電影的後備導演。「萬一我坐監，他補上。」

這名後備導演最終沒有派上用場。新戲順利上畫，《時代革命》也在網上公映了。6月1日，周冠威特別晚睡，等到播放按鈕出現的一刻，他在家裏大叫好幾聲，「像做夢，每一關、每一關，我想做的事做到了。」

電影與愛

人們常讚嘆周冠威為電影犧牲，但他覺得這個想法很簡單，一點也不特別。

《1人婚禮》主角阿冰個性開朗，唯獨碰見媽媽時就會生悶氣，表現落寞。媽媽是個年輕明星，有過幾段婚姻，一直不願意公開自己有女兒。歷經轉折後兩人坦誠以對，她承認自己不懂得做別人的媽媽。

「阿冰渴求很多人的愛，她很缺乏愛。自卑令她自大、自信，因為渴求無法被滿足，她用比較誇張、甚至離經叛道的方式吸引人。」周冠威說，「我從小到大都這樣，我很渴求爸爸的愛。」

在長沙灣青山道長大，周冠威童年比較拮据，10幾個人住一個唐樓單位，每晚睡地上、睡沙發。父母賣菜維生，做運輸公司，為改善家庭經濟忙得不可開交，周冠威因此習慣獨處。他喜歡讀書，但不喜歡考試。初中時他的成績不錯，但當進入公開試課程，卻從第一名一路掉落。

會考成績只有兩分的周冠威，去爸爸的運輸公司搬貨、跟車。家人後來陷入破產，舉家搬入公屋，也許因為生活已經焦頭爛額，周冠威渴求家人的關愛，但一直無法得到回應。

再後來，他得知父親有外遇，更是討厭他，「爸爸向我講大話，也向我媽媽講大話。」

考試和父親成為周冠威少年時期的破裂點。他覺得世界虛偽、荒謬，「學校沒有教我什麼是愛。」他躲在圖書館，每天看3套電影，「我小時候很孤獨，我只有電影，覺得全世界都沒有人理我，覺得世界跟我理解的很不同。」

電影救過他兩次。第一次，他15歲，有自殺的念頭，「我覺得自己沒有存在意義，好迷惘，想通過電影去求問。」他信任電影，覺得電影可以解答許多人生的疑問。當時他看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想從電影裏對人類和宇宙的探索中，獲知存在的意義和目的。

但兩小時多的電影並沒有給予具體答案，「第一刻很失望，我期望有答案，因為我很想死啊。」在似懂非懂的感覺中，他最後理解到電影的責任並非提供答案，而是透過導演窮盡精力追問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讓他意識到「生命的意義就是去尋找存在意義。」

另一齣把他從迷惘中撈出來的電影，是伊力卡山（Elia Kazan）的《蕩母痴兒》（East of Eden）。占士甸飾演生性叛逆的少年，無法像哥哥一樣得到父親的愛和認同，做出無可挽回的決定，劇終仍回到病父的床塌旁守候。周冠威當年看過電影後，決定跟家人一同見社工。

一次，媽媽把他和爸爸留在房中要他們對話。他一直渴望與爸爸深入談話，但是，「兩個人，就是這麼近，不知道怎樣講，dead air了很久很久。」

「你明啦。我不懂得講。」爸爸說了這句，便離開房間。

周冠威很傷心，卻同時看到父親脆弱的一面，鬆開了心結。「我那一刻明白，他是一個不懂得做爸爸的爸爸，他難以啟齒，他真的沒有這個能力。我唯有接受他的沒能力。」他說，「我要做的我已經爭取了，我要肯定自己有勇氣踏前這一步。」

那個房間、那句說話是他生命的重要節點，「我當年捉住我爸爸，逼我爸爸要他愛我。但這是做不到的，我只能放手。」

在電影與生命交接的幾個時刻，周冠威彈彈指，「我想做電影啊。電影給我這麼大的共鳴，誇張點說甚至是拯救我的生命，我想回饋我的生命給電影。」

「我問自己可不可以為電影犧牲，好，我願意。」為報讀演藝學院，他花了整整3年，還曾在月餅廠打工賺錢。第3次考會考，他的中英文科終於合格，可以報讀高考。
工廠問他，有一個工種最辛苦但賺得最多，要不要做？周冠威二話不說就去做。「我有次放工在街上暈倒，太辛苦了，」當時他的想法簡單，「就是賺錢（讀書）！」

每天凌晨7時到晚上7時，他在昏暗的工廠穿上工人服，面對60個又高又大的熱煲，帶着兩個大手套煮蓮子，捧起滾燙的大煲倒往另一個大盤。他試過燙傷，也扭傷過腰，「儲了些學費、生活費，還替家人還卡數。」暑假尾聲，上司見他做得不錯，請他做長工。「一間大學都沒收我，我3年都入不到演藝。死啦，我要去哪裏？」

當他攪動蓮子，思索未來的時候，他收到演藝學院的來電。

周冠威離開濕漉漉的煮食區，推開後樓梯的防煙門，偷偷回覆未接來電。演藝打電話來，通知他多出一個候補學額。「在記憶中，那後樓梯有自然光，發放着很龐大的光芒。」

誠實與謊言

興許是成長背景使然，戲裏戲外，周冠威常常講「誠實」、「承諾」。阿冰的角色是一名YouTuber，也是一個小丑藝人。角色的設計，源於周冠威覺得公眾喜歡YouTuber，是因為他們與人親近，散發一種「真誠」的感覺；小丑表現在他眼中，則是需要發掘內心才會做得好的工作。

但YouTuber又有自我修飾的一面，「我覺得很得意，可以說那是一個表演......阿冰（這個角色）是一個很差的小丑，她未挖掘到內心世界的真相，」當她面對真實的自己，「天崩地裂啊。」

早在《幻愛》的故事中，周冠威展現出對虛實之間模糊界線的興趣。這次，他要談的是對自己誠實。「愛自己，具體一點就是你要去面對自己的真相。每個人都有兩邊，有醜陋也有可愛的地方。」

他重視誠實，討厭謊言，「所以我也很討厭政府講大話，官講大話。」

曾經，周冠威對政治的記憶只與愛情相關。1997年，他剛剛成年，在金獅影視超特店工作，每天搬帶租帶（錄影帶），「我當時傻吓傻吓（傻呼呼），只識看電影。」7月1日晚，他約影碟店的女同事到街上逛逛，錯過煙花匯演的他們，在馬路上第一次拖手。「7月1日的記憶不是政治而是愛情，哈哈。」

更早的時期，他在家裏看着1989年的民運現場報導，抗議的場面植入心中，「原來我不只是爸爸媽媽的兒子，不只是老師的學生，還有一個身份叫公民。」但往後，他對政治逐漸冷感，「覺得我仍然年輕，沒力量去改變任何事。」直至2003年，他才第一次走到街上遊行。

他對政治的爆發源於2009年，「2003年爭取不到07、08年雙普選，2009年爭取2012年又爭取不到。一而再、再而三，像周星馳的對白，我要爆了。」2015年上映的電影《十年》中，其中一個單元《自焚者》，以偽紀錄片形式講述一宗香港英國領事館前的自焚事件，就是在09年開始創作。

他無法忍受承諾被不斷打破，「為什麼社會仍然在說謊？為什麼社會仍然不公義？電影無人講，我想有電影去講，就去講。」

周冠威當下疾筆寫好劇本，但因沒人投資而擱在一邊——直至《十年》團隊邀請他參與製作。其時香港歷經雨傘運動，後來進入後雨傘時期，亦開始出現更激烈的抗議行動，包括2015年的蠔涌爆炸品案，及2016年的旺角騷亂等。

周冠威眼中的社會充斥謊言，而太太帶他看見一個相對真誠的香港。她的性格主動、豪爽，與內向的他完全相反。「她教我做社關（社會關懷），四處跟人聊天……」，他語帶無奈地笑着說。

太太常常跟露宿者、清潔工聊天，給他們粽子或月餅，「有一次很離譜，在油麻地公園見到幾個南亞裔小朋友，見他們又熱又悶，我太太問他們要不要去我們家涼冷氣、看電影？哇，我完全沒想到可以這樣做。」幾年後，他們在街上重遇，少年仍然記得他們夫妻倆。

因為想追求同為演藝學院學生的太太，周冠威才上教會、讀聖經。年輕的他對宗教充滿質疑，覺得軟弱的人才需要信仰，抱住一種挑釁的心態走入教會。但他發現很多電影大師並不排斥宗教，才慢慢放下敵意，內心變得愈來愈柔軟，最後決志相信。

他有時聽到質疑，覺得他常說殉道、犧牲，對家人來說不是很自私嗎？在他眼中，太太是虔誠堅定的信徒，10年前和他一同承諾向主獻上生命和家庭，「她說我拼命追隨耶穌，她就會拼命支持我。」因為總能得到對方的支持，他的每個決定也會諮詢她。

每逢想到相關政治或社會題材的創作計劃，他就會抓住太太興奮地分享，太太也總是面露凝重的神色問他︰有沒有想過我的心臟承不承受到？最後她仍會說，「你講吧。」

「我不想跟家人分離，但祂要我去，我就要守。」他說。

年少時渴求的坦誠溝通，在他組織的家庭有了實踐的機會。他盡可能向7歲的兒子解釋父親面對的境況，有時告訴他現世的一切只是暫時的寄居。對他來說，人生要追求耶穌、嘗試改變世界。「我們不是當仔女是主，天上的父才是主。」他嘗試轉用「落地」的說話解釋，「我要教導兒女的是，人生不是追求幸福快樂，而是公義與愛。」

兒子問過他，坐牢可以用電話嗎？他錯愕地答，不可以，只可以看書。兒子說，「阿爸你應該看聖經。」還有一次，父子倆靈修，他叫兒子寫下內心的恐懼。想不到兒子一隻字也沒寫，「死都唔驚，有咩好驚？（死也不怕，有什麼好怕？）」

他哭笑不得，「這些說話我常常講，他抄我！」

恐懼與勇氣

因為基督信仰，周冠威的確常常思考愛、公義和犧牲。另一齣反修例運動劇情電影《少年》的導演任俠形容，周冠威是「香港電影耶穌」。

「耶穌對上帝說，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在訪問裏引用的經文，不只是記者和受訪者之間的對話，而是帶有認真宣告的意義。在他看來，談犧牲，「不能不講耶穌。」

但這次，周冠威摸摸下巴說，「我常常在訪問中說的犧牲，其實未有憑據。」他想要反對「犧牲」這個字詞，「大家以為我失去很多，或者我將會失去很多，但我得到很多喎。我留在香港，我得到自由，我離開是因為恐懼——哪一個是自由？」這是他眼中完全真正的心靈自由，「我只能活在香港，直接面對這份風險、恐懼，才能抵擋和克服。這不是犧牲，而是我贏得這份自由。」

周冠威要釐清的是，這份堅韌，「並不是突然之間爆出來的。香港觀眾可能近年才了解我多點，我現在43歲，從小經歷了很久、很久的脆弱和恐懼，慢慢去突破——再試試吧，再繼續去。」

後期剪接《時代革命》的時候，周冠威常埋首哭泣。他很愛哭，感動時哭、興奮時也哭，借此宣泄情緒，「我靠着這些眼淚去度過。」同時，片中的受訪者提醒他要抵擋恐懼，「哭泣時也要不停去思考。」

克服恐懼只是一步，《十年》放映的時候，周冠威曾笑說《自焚者》是他電影事業的自焚行為——此後他確實須借錢才捱過兩年的日子。《時代革命》收到資金前，他看着太太漸漲的肚皮，再度質疑自己走錯路。但《十年》後有《幻愛》，《時代革命》後有《1人婚禮》。「每次彈盡糧絕的時候，突然間又會有人助我一把。」

周冠威的下一個劇本寫學童自殺，談教育制度和年輕人，暫名為《求救訊號》。2022年11月，他帶着劇本去台灣參與金馬創投會議，也試試能否出入境。「去完台灣，感覺最後一關也過了。」他想想又說：「當然命運是很難預料的。」《求救訊號》目前仍未找到投資者，觀乎《1人婚禮》經歷撤資再集資的情況，周冠威留意到集資的新現象——要不找外地資金，要不則由流散海外、移民的香港人投資香港電影。

而像紀錄片《憂鬱之島》和《催淚之城》的眾籌模式，未必適合製作成本較高的劇情片。《憂》最終籌得165萬港元、《催》則成功籌得444萬港元，但《1人婚禮》的成本接近1000萬港元。目前眾籌金額最高的《催淚之城》，性質屬紀錄片，並碰上了社運最高漲的氣氛。拍新電影時，周冠威也考慮過眾籌，但覺得情況尷尬，「我為何要支持你拍愛情片？周冠威很巴閉嗎？你拍的電影沒有公共性，對不對？」

他提到政府加強規管眾籌的新聞，「它也想堵截這個方法。」而且，2021年有不少描述反修例運動的紀錄片、劇情短片被政府機構要求刪減內容，或被拒絕發出准映證。

還是見步行步，周冠威說。

日後拍攝政治或社會題材，會多作考慮嗎？他思索片刻，「落實時，我要對團隊和投資者負責，要有很多的深思熟慮。但個人而言，我沒有喎……我當然想再拍，隨時Ready。這是我的欲望，我覺得要做的事，不做是對自己的壓抑，甚至不誠實。」

新電影裏有一句對白，「我這輩子都深思熟慮，你讓我衝動一次吧。」周冠威覺得這就是自己的創作欲望。衝動看似是負面字眼，翻過來可以是內心的、善意的欲望，「你會吶喊——我要做。你覺得有責任、有能力、有使命要做，你不要撲熄它。」他說，「這句對白是我啊。你讓我做一次吧，那個才是我。」

他不只一次強調，創作者本身要有自覺，要先做好作品，否則觀眾沒信心、票房不佳，投資者就減少資金，令製作條件變差，造成惡性循環。他希望自己的電影守好本份，讓香港和外國觀眾覺得是嚴謹的、有新意的。像這半年的香港電影重新給予香港觀眾信心，「那就有改變的可能性。」

新年伊始，周冠威還有一個「痴人說夢」的心願。他寄望《1人婚禮》可以展現一種「正常」，「可以正常演我的電影，正常投資我的電影，這套電影完全不政治敏感，為什麼不能維持正常呢？是不是每次都要自我審查呢？」

不論是創作抑或生命本身，「過了一關，人好像更有勇氣了。我會再貪心點行前一步。」他說，「世界很多不正常，所以如果你要說新出路，還原正常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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