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1人婚礼》导演周冠威：香港电影耶稣？我今次反对“牺牲”的说法

电影公司公布《1人婚礼》在贺岁档期放映后，周冠威抓紧休息的时间，到电影院看了《法贝尔曼》（The Fabelmans）。电影由史匹堡执导，讲述主角成为电影制作人的成长故事，也是导演的半自传作品。他看后心神放松，“我在里面看到单纯对人的热爱。”

2022年5月底，新电影煞科，周冠威和演员阿冰、陈健朗与及监制钟宏杰把冰冻的香槟洒满地上。“我要宣布一个消息，”周冠威稍顿，话音夹带哽咽，“3小时后，就会公布《时代革命》在全球放到网上放映，所有香港人都能看到……”

“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这套电影，我们终于一起完成了。”他整理情绪后，笑着安抚众人：“饮香槟！”团队成员转瞬拿出剃须膏，扔向周冠威的脸上。这一晚，片场抹去严肃，只有狂欢的追逐和笑声。

今年43岁的周冠威，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推出讲述精神病患者故事的《幻爱》，并投入制作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时》公布在法国康城影展上映后，有朋友不认同他在电影署名、跟他疏远，同时《1人婚礼》的投资者撤资、演员退出。好一段时间，他在承受《时代革命》带来的代价。

但现在，周冠威要反对“牺牲”的说法——既然苦难未至，他想自由地拍摄他相信的事。这次，新电影讲述一个人能否诚实面对自己的成长故事︰看清自己的丑陋或胆小之后，我们还能拥抱自己吗？混乱的时代里，我们可以诚实顺从自己的心意行动吗？

喜剧与悲剧

2019年底至今，周冠威徘徊在喜剧和悲剧之间的交界。《1人婚礼》开拍第一天，他坐在婚纱店里的导演帆布椅，戴住耳机，看着主角身穿白皑皑的婚纱。

他的魂魄飘泊，心不在焉，觉得自己在梦中。“竟然经历完《时代革命》，我还有电影拍。哇，我在现场。”他喃喃自语，“Rolling的一刻，是我在继续啊。我Running，我Rolling，我正继续走这一条路。”

几年前，他在台湾拍摄第一套长片《一个复杂故事》时，看到新闻报导一个女生和自己结婚，宣扬爱自己、接纳自己。几年后，他撰写《1人婚礼》的剧本，电影讲述主角阿冰和男朋友Dickson经营YouTube频道，为了点击率编织谎言，最终引发混乱，苦心经营的形象逐一破灭。

构思剧本的时候，反修例运动已过高峰，但依然炽热。那时候，周冠威仍在街上追踪访问前线示威者、救护员，在躁动的街头拍摄纪录片《时代革命》。

一边拍悲剧、一边写喜剧，周冠威每天经历拉扯和割裂。合作的编剧也疑惑：吓，我很不开心，你叫我写喜剧？编剧后来跟他说︰“唉，就试试吧。可能也好，有机会把心思放在喜剧的时空，一个脱离现实的世界。”

以创作建构自己的飞地，周冠威发现社会也需要这么的一处空间，“剧本说的是真诚面对自己。社会说谎，社会充满创伤，那么我讲真诚、讲幽默感，可能也是社会需要的一件事。”

充满矛盾的状态，最后化为一种创作的平衡，“现实很多很残酷、很创伤的事，但同时很有光辉、很有希望、很有幽默感，有引人发噱的事情。人生如此交织，才是健康的面对，我庆幸自己用喜剧的思维去平衡那种悲情。”

《时代革命》在康城上映后，《1人婚礼》的原订投资者大半离场，只有杜汶泽留下来；有一半主要角色的演员辞演，制作也因疫情一度暂停。另一方面，原先请他当导师的电影课程换人，讲座、合作邀请也陆续取消。周冠威不只没有收入，还没事可做。

不过两个月后，周冠威仍然好端端的。“我问自己，咦？我还没被捕啊？”他发出爽朗的笑声，觉得自己的话有点荒谬，又很痛苦。“但当这些准备没有成真时，我是不是要继续在原地等？恐惧未到、苦难未到的时候，我应该是自由的。”

身为基督徒，他向神祈祷，问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感受到上天好像不是要我坐监，起码这一刻他要我拍戏。”

说来玄幻，其实除却信仰的启示，也有现世的支援。他在制作停摆时集资，很多亲友捎来回复说愿意投资。后来，又有即将因运动而入狱的新相识投资他的电影，也有在案件判决前帮忙演出的临时演员。

最终，《1人婚礼》的联合出品人名单，滚动着30多个投资者的名字，角色也全找到演员了。他说，“上天叫我不要忘记喜剧的一面。”

资金足够，演员埋位（就位），这样还不够。因为被捕的风险，他做过很多准备。2022年，已经转卖版权给外国朋友的《时代革命》继续发行、领金马奖。另一边，他为了让新电影顺利拍摄，在场地租用、制作上尽量低调，并等煞科才公布《时》在网络平台Vimeo公映的消息。无可避免地，他再次把自己推上关注点——左派报纸点名批评他，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指会派员监察电影，建议市民如不肯定是否违法，不应观看。

危机感萦绕不散，初初他很难专注集中。每个访问他都当作最后一次，转头，他又浸沉在片场拍摄的快乐中，忘记自己有被捕风险，“在拍摄现场，突然又会醒一醒，不停处于来来回回的状况。”

周冠威甚至找了一位朋友，当电影的后备导演。“万一我坐监，他补上。”

这名后备导演最终没有派上用场。新戏顺利上画，《时代革命》也在网上公映了。6月1日，周冠威特别晚睡，等到播放按钮出现的一刻，他在家里大叫好几声，“像做梦，每一关、每一关，我想做的事做到了。”

电影与爱

人们常赞叹周冠威为电影牺牲，但他觉得这个想法很简单，一点也不特别。

《1人婚礼》主角阿冰个性开朗，唯独碰见妈妈时就会生闷气，表现落寞。妈妈是个年轻明星，有过几段婚姻，一直不愿意公开自己有女儿。历经转折后两人坦诚以对，她承认自己不懂得做别人的妈妈。

“阿冰渴求很多人的爱，她很缺乏爱。自卑令她自大、自信，因为渴求无法被满足，她用比较夸张、甚至离经叛道的方式吸引人。”周冠威说，“我从小到大都这样，我很渴求爸爸的爱。”

在长沙湾青山道长大，周冠威童年比较拮据，10几个人住一个唐楼单位，每晚睡地上、睡沙发。父母卖菜维生，做运输公司，为改善家庭经济忙得不可开交，周冠威因此习惯独处。他喜欢读书，但不喜欢考试。初中时他的成绩不错，但当进入公开试课程，却从第一名一路掉落。

会考成绩只有两分的周冠威，去爸爸的运输公司搬货、跟车。家人后来陷入破产，举家搬入公屋，也许因为生活已经焦头烂额，周冠威渴求家人的关爱，但一直无法得到回应。

再后来，他得知父亲有外遇，更是讨厌他，“爸爸向我讲大话，也向我妈妈讲大话。”

考试和父亲成为周冠威少年时期的破裂点。他觉得世界虚伪、荒谬，“学校没有教我什么是爱。”他躲在图书馆，每天看3套电影，“我小时候很孤独，我只有电影，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理我，觉得世界跟我理解的很不同。”

电影救过他两次。第一次，他15岁，有自杀的念头，“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意义，好迷惘，想通过电影去求问。”他信任电影，觉得电影可以解答许多人生的疑问。当时他看寇比力克（Stanley Kubrick）的《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想从电影里对人类和宇宙的探索中，获知存在的意义和目的。

但两小时多的电影并没有给予具体答案，“第一刻很失望，我期望有答案，因为我很想死啊。”在似懂非懂的感觉中，他最后理解到电影的责任并非提供答案，而是透过导演穷尽精力追问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让他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就是去寻找存在意义。”

另一出把他从迷惘中捞出来的电影，是伊力卡山（Elia Kazan）的《荡母痴儿》（East of Eden）。占士甸饰演生性叛逆的少年，无法像哥哥一样得到父亲的爱和认同，做出无可挽回的决定，剧终仍回到病父的床塌旁守候。周冠威当年看过电影后，决定跟家人一同见社工。

一次，妈妈把他和爸爸留在房中要他们对话。他一直渴望与爸爸深入谈话，但是，“两个人，就是这么近，不知道怎样讲，dead air了很久很久。”

“你明啦。我不懂得讲。”爸爸说了这句，便离开房间。

周冠威很伤心，却同时看到父亲脆弱的一面，松开了心结。“我那一刻明白，他是一个不懂得做爸爸的爸爸，他难以启齿，他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我唯有接受他的没能力。”他说，“我要做的我已经争取了，我要肯定自己有勇气踏前这一步。”

那个房间、那句说话是他生命的重要节点，“我当年捉住我爸爸，逼我爸爸要他爱我。但这是做不到的，我只能放手。”

在电影与生命交接的几个时刻，周冠威弹弹指，“我想做电影啊。电影给我这么大的共鸣，夸张点说甚至是拯救我的生命，我想回馈我的生命给电影。”

“我问自己可不可以为电影牺牲，好，我愿意。”为报读演艺学院，他花了整整3年，还曾在月饼厂打工赚钱。第3次考会考，他的中英文科终于合格，可以报读高考。
工厂问他，有一个工种最辛苦但赚得最多，要不要做？周冠威二话不说就去做。“我有次放工在街上晕倒，太辛苦了，”当时他的想法简单，“就是赚钱（读书）！”

每天凌晨7时到晚上7时，他在昏暗的工厂穿上工人服，面对60个又高又大的热煲，带着两个大手套煮莲子，捧起滚烫的大煲倒往另一个大盘。他试过烫伤，也扭伤过腰，“储了些学费、生活费，还替家人还卡数。”暑假尾声，上司见他做得不错，请他做长工。“一间大学都没收我，我3年都入不到演艺。死啦，我要去哪里？”

当他搅动莲子，思索未来的时候，他收到演艺学院的来电。

周冠威离开湿漉漉的煮食区，推开后楼梯的防烟门，偷偷回复未接来电。演艺打电话来，通知他多出一个候补学额。“在记忆中，那后楼梯有自然光，发放着很庞大的光芒。”

诚实与谎言

兴许是成长背景使然，戏里戏外，周冠威常常讲“诚实”、“承诺”。阿冰的角色是一名YouTuber，也是一个小丑艺人。角色的设计，源于周冠威觉得公众喜欢YouTuber，是因为他们与人亲近，散发一种“真诚”的感觉；小丑表现在他眼中，则是需要发掘内心才会做得好的工作。

但YouTuber又有自我修饰的一面，“我觉得很得意，可以说那是一个表演......阿冰（这个角色）是一个很差的小丑，她未挖掘到内心世界的真相，”当她面对真实的自己，“天崩地裂啊。”

早在《幻爱》的故事中，周冠威展现出对虚实之间模糊界线的兴趣。这次，他要谈的是对自己诚实。“爱自己，具体一点就是你要去面对自己的真相。每个人都有两边，有丑陋也有可爱的地方。”

他重视诚实，讨厌谎言，“所以我也很讨厌政府讲大话，官讲大话。”

曾经，周冠威对政治的记忆只与爱情相关。1997年，他刚刚成年，在金狮影视超特店工作，每天搬带租带（录影带），“我当时傻吓傻吓（傻呼呼），只识看电影。”7月1日晚，他约影碟店的女同事到街上逛逛，错过烟花汇演的他们，在马路上第一次拖手。“7月1日的记忆不是政治而是爱情，哈哈。”

更早的时期，他在家里看着1989年的民运现场报导，抗议的场面植入心中，“原来我不只是爸爸妈妈的儿子，不只是老师的学生，还有一个身份叫公民。”但往后，他对政治逐渐冷感，“觉得我仍然年轻，没力量去改变任何事。”直至2003年，他才第一次走到街上游行。

他对政治的爆发源于2009年，“2003年争取不到07、08年双普选，2009年争取2012年又争取不到。一而再、再而三，像周星驰的对白，我要爆了。”2015年上映的电影《十年》中，其中一个单元《自焚者》，以伪纪录片形式讲述一宗香港英国领事馆前的自焚事件，就是在09年开始创作。

他无法忍受承诺被不断打破，“为什么社会仍然在说谎？为什么社会仍然不公义？电影无人讲，我想有电影去讲，就去讲。”

周冠威当下疾笔写好剧本，但因没人投资而搁在一边——直至《十年》团队邀请他参与制作。其时香港历经雨伞运动，后来进入后雨伞时期，亦开始出现更激烈的抗议行动，包括2015年的蚝涌爆炸品案，及2016年的旺角骚乱等。

周冠威眼中的社会充斥谎言，而太太带他看见一个相对真诚的香港。她的性格主动、豪爽，与内向的他完全相反。“她教我做社关（社会关怀），四处跟人聊天……”，他语带无奈地笑着说。

太太常常跟露宿者、清洁工聊天，给他们粽子或月饼，“有一次很离谱，在油麻地公园见到几个南亚裔小朋友，见他们又热又闷，我太太问他们要不要去我们家凉冷气、看电影？哇，我完全没想到可以这样做。”几年后，他们在街上重遇，少年仍然记得他们夫妻俩。

因为想追求同为演艺学院学生的太太，周冠威才上教会、读圣经。年轻的他对宗教充满质疑，觉得软弱的人才需要信仰，抱住一种挑衅的心态走入教会。但他发现很多电影大师并不排斥宗教，才慢慢放下敌意，内心变得愈来愈柔软，最后决志相信。

他有时听到质疑，觉得他常说殉道、牺牲，对家人来说不是很自私吗？在他眼中，太太是虔诚坚定的信徒，10年前和他一同承诺向主献上生命和家庭，“她说我拼命追随耶稣，她就会拼命支持我。”因为总能得到对方的支持，他的每个决定也会咨询她。

每逢想到相关政治或社会题材的创作计划，他就会抓住太太兴奋地分享，太太也总是面露凝重的神色问他︰有没有想过我的心脏承不承受到？最后她仍会说，“你讲吧。”

“我不想跟家人分离，但祂要我去，我就要守。”他说。

年少时渴求的坦诚沟通，在他组织的家庭有了实践的机会。他尽可能向7岁的儿子解释父亲面对的境况，有时告诉他现世的一切只是暂时的寄居。对他来说，人生要追求耶稣、尝试改变世界。“我们不是当仔女是主，天上的父才是主。”他尝试转用“落地”的说话解释，“我要教导儿女的是，人生不是追求幸福快乐，而是公义与爱。”

儿子问过他，坐牢可以用电话吗？他错愕地答，不可以，只可以看书。儿子说，“阿爸你应该看圣经。”还有一次，父子俩灵修，他叫儿子写下内心的恐惧。想不到儿子一只字也没写，“死都唔惊，有咩好惊？（死也不怕，有什么好怕？）”

他哭笑不得，“这些说话我常常讲，他抄我！”

恐惧与勇气

因为基督信仰，周冠威的确常常思考爱、公义和牺牲。另一出反修例运动剧情电影《少年》的导演任侠形容，周冠威是“香港电影耶稣”。

“耶稣对上帝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在访问里引用的经文，不只是记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对话，而是带有认真宣告的意义。在他看来，谈牺牲，“不能不讲耶稣。”

但这次，周冠威摸摸下巴说，“我常常在访问中说的牺牲，其实未有凭据。”他想要反对“牺牲”这个字词，“大家以为我失去很多，或者我将会失去很多，但我得到很多㖞。我留在香港，我得到自由，我离开是因为恐惧——哪一个是自由？”这是他眼中完全真正的心灵自由，“我只能活在香港，直接面对这份风险、恐惧，才能抵挡和克服。这不是牺牲，而是我赢得这份自由。”

周冠威要厘清的是，这份坚韧，“并不是突然之间爆出来的。香港观众可能近年才了解我多点，我现在43岁，从小经历了很久、很久的脆弱和恐惧，慢慢去突破——再试试吧，再继续去。”

后期剪接《时代革命》的时候，周冠威常埋首哭泣。他很爱哭，感动时哭、兴奋时也哭，借此宣泄情绪，“我靠着这些眼泪去度过。”同时，片中的受访者提醒他要抵挡恐惧，“哭泣时也要不停去思考。”

克服恐惧只是一步，《十年》放映的时候，周冠威曾笑说《自焚者》是他电影事业的自焚行为——此后他确实须借钱才挨过两年的日子。《时代革命》收到资金前，他看着太太渐涨的肚皮，再度质疑自己走错路。但《十年》后有《幻爱》，《时代革命》后有《1人婚礼》。“每次弹尽粮绝的时候，突然间又会有人助我一把。”

周冠威的下一个剧本写学童自杀，谈教育制度和年轻人，暂名为《求救讯号》。2022年11月，他带着剧本去台湾参与金马创投会议，也试试能否出入境。“去完台湾，感觉最后一关也过了。”他想想又说：“当然命运是很难预料的。”《求救讯号》目前仍未找到投资者，观乎《1人婚礼》经历撤资再集资的情况，周冠威留意到集资的新现象——要不找外地资金，要不则由流散海外、移民的香港人投资香港电影。

而像纪录片《忧郁之岛》和《催泪之城》的众筹模式，未必适合制作成本较高的剧情片。《忧》最终筹得165万港元、《催》则成功筹得444万港元，但《1人婚礼》的成本接近1000万港元。目前众筹金额最高的《催泪之城》，性质属纪录片，并碰上了社运最高涨的气氛。拍新电影时，周冠威也考虑过众筹，但觉得情况尴尬，“我为何要支持你拍爱情片？周冠威很巴闭吗？你拍的电影没有公共性，对不对？”

他提到政府加强规管众筹的新闻，“它也想堵截这个方法。”而且，2021年有不少描述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剧情短片被政府机构要求删减内容，或被拒绝发出准映证。

还是见步行步，周冠威说。

日后拍摄政治或社会题材，会多作考虑吗？他思索片刻，“落实时，我要对团队和投资者负责，要有很多的深思熟虑。但个人而言，我没有㖞……我当然想再拍，随时Ready。这是我的欲望，我觉得要做的事，不做是对自己的压抑，甚至不诚实。”

新电影里有一句对白，“我这辈子都深思熟虑，你让我冲动一次吧。”周冠威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创作欲望。冲动看似是负面字眼，翻过来可以是内心的、善意的欲望，“你会呐喊——我要做。你觉得有责任、有能力、有使命要做，你不要扑熄它。”他说，“这句对白是我啊。你让我做一次吧，那个才是我。”

他不只一次强调，创作者本身要有自觉，要先做好作品，否则观众没信心、票房不佳，投资者就减少资金，令制作条件变差，造成恶性循环。他希望自己的电影守好本份，让香港和外国观众觉得是严谨的、有新意的。像这半年的香港电影重新给予香港观众信心，“那就有改变的可能性。”

新年伊始，周冠威还有一个“痴人说梦”的心愿。他寄望《1人婚礼》可以展现一种“正常”，“可以正常演我的电影，正常投资我的电影，这套电影完全不政治敏感，为什么不能维持正常呢？是不是每次都要自我审查呢？”

不论是创作抑或生命本身，“过了一关，人好像更有勇气了。我会再贪心点行前一步。”他说，“世界很多不正常，所以如果你要说新出路，还原正常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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