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他與她，漫長移居中的詩與「不屬於」

車子駛過熱鬧的新店市區後，沿公路進入山間，一路植被豐盛，偶見新店溪的蜿蜒水流。入秋後的台北陰晴不定，只是過了一座橋，新店溪的另一頭就下起綿密的雨。下車後，循著門牌號拾級而上，忽然有個短髮女生探出身來：「哈囉！」她揮揮手，隨即貼心叮囑道：「慢慢走，小心泥苔！」。

拾級而上，在大約兩三層樓高的地方轉入玄關，有著長長臉孔的白色俄國獵狼犬Anya充滿好奇，搖尾上前嗅嗅。這裡就是詩人、翻譯家喬直（George O’Connell）和史春波位於台灣的家。自2000年初在中國北方相識以來，他們既是生活上的伴侶、也是詩歌翻譯工作的親密搭檔，曾合譯出版了《渡：香港當代詩人十家》（Pangolin House，2017）、《徙：台灣當代詩人十三家》（書林出版，2022），也創建了雙語詩歌網刊「[Pangolin House][1]」。

詩與生活，兩人一直輾轉於不同城市：從齊齊哈爾到北京、香港，如今落腳台灣，定居在新店的隱密山林中。算起來這遷徙生活有近二十年，兩人一路向南，經歷了數次社會環境的劇變。

## 偶然遇見心安處 ##

「我們把家安置在台北以南的山上，窗外就是翠綠的新店溪。這裡很安靜，四周被自然環繞，很接近我們從前在香港南丫島的環境。」在訪問前的通信中，喬直這樣描述新店的住所。而適逢雨天拜訪，更能察覺到此處的幽靜。兩人住的老式公寓緣山而建，與一般城市樓房有所不同，設於戶外的樓梯，草木觸手可及；回頭遠眺，「樓下」是披雨的寬闊溪流，更像是短短的一截登山步道。儘管已經入秋，新店的山依然蔥綠茂盛，並不覺荒涼。

2018年，喬治與春波從香港搬來台灣，至今已在此生活了四年。其實來台定居的兩年前，他們才第一次以旅客身份到訪台灣，並且第一眼就喜歡上這個地方：「這裡的人太好了。」喬直感嘆，「他們不僅因為看見我是『白猴子』美國人才對我好，對她（春波）也是一樣好。」

當地人的熱情，這也使在外遷徙多年的春波有種「終於定下來」的感覺：「大概得益於台灣人相對主動和開放待人處事方式，雖然新來乍到，我搬來後反而有種如魚得水之感，多年的『社恐癥』彷彿忽然被治癒，而且生出一種『原來生活是這個樣子』的感觸。」剛搬來不久時，有天他們帶著Anya在門口散步，途中遇到了一位餵流浪狗的鄰居，「那天下毛毛雨，她很關切地問，狗狗不會被淋溼嗎？我家裡有狗狗雨衣可以送給你們，雖然可能小了點⋯⋯我當時就被來自於這位陌生人的熱情衝擊到了。」溫馨小事，春波卻記憶猶新。

遠離都市，兩人日常起居都格外簡單，也構建起屬於自己的生活節奏。除教學之外偶爾外出採買，他們必須走上好一段路、算準時間搭公車下山。於是，家就成了他們進行翻譯工作的主要場域。春波的書桌在客廳一角，對面是喬直的書房，中間以一扇拉門相隔，方便兩人在工作時討論問題。「誰叫我們都是完美主義者。我們的中譯英、英譯中工作大部分時間就在書桌間展開。」喬直介紹了兩人在台的工作進程，「譬如最近剛剛翻譯的美國詩人Arthur Sze和大陸詩人韓東的詩集。春波目前忙於美國詩人Jane Hirshfield詩集的翻譯，接下來我們將專注於台灣最好的詩人之一陳育虹的作品英譯集⋯⋯」不少中外詩文，已在這兩張書桌之間悄悄流轉多時。

2019年，喬直在台大外文系開設台灣現代詩英譯工作坊，兩人開始譯介當代台灣詩人作品，並出版了《徙：台灣當代詩人十三家》。書封上的畫作有如海浪又像是山巒，意境與新店山澗氤氳十分接近，原來是出自烏來原住民藝術家宜德思·盧信（Idas Losin）之筆。春波喜歡這幅名為〈層層疊疊〉的作品，發覺其意念與詩集想展現的臺灣詩多重風貌頗為契合。而喬直與春波居住的地方，就在烏來與新店市區之間，日常所見的山岳河谷躍然紙上，也逐漸透入兩人的翻譯與生活之中。

儘管兩人起居、工作常常都在一起，但搬來新店後，春波的生活空間卻有了很大改變——在這裡，她擁有了人生中第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她想避開我的時候，就躲進這裡。」喬直帶點自嘲地打趣道。房間位於二樓天台，需要轉出大門、沿著屋外的樓梯才能上去，與樓下日常空間相對隔絕；面積不大，卻讓春波佈置得舒適溫馨。而回想成長過程中，她從沒有過屬於自己的房間：「我的一張沙發床擺在『正廳』的一角，白天父母隨意出入，客人來了也在這裡招待，只有到了晚上關了燈，那才成為屬於你的不被打擾的地盤——一個小女孩不會被隨時扼殺的想象力全部來自於黑暗的餵哺，伴著黑白顛倒的精神奕奕，有時甚至是恐懼，在成長中鑄成。」

即便是離開老家、上大學後，春波也多是在宿舍與合租中度過；直至2003年認識喬直，先後在北京、香港有了住處，但居住空間始終是屬於兩個人的。「兩個人的生活痕跡無時無刻不提醒你這種『自由』的暫時性，它像罐頭一樣有一個期限，而那種即便單獨一人在此也縈繞週身的安全感（或者說對於伴侶的依賴感）便是來自於你對這種期限的認識。」多年來隱然存在的不適，現在終於得到安放，對於春波而言，「新店山上二樓的小屋，即便是整個家的一部分，但那裡面的一切痕跡都屬於我自己。」

吳爾芙那句「女人若要寫作，一定要有錢與自己的房間」，至今仍影響著許多人。春波也提起一位美國女詩人，生了小孩之後不得不躲在衣櫃裡創作，以躲避女兒不停叫喊「媽媽」。隔絕外在的一隅「真空」，在春波看來十分可貴。而這個屬於她的空間，喬直總是很默契地從不涉足，就連為我們介紹時他也只駐足門外，這也為春波提供了難得的專注：「我在這裡幾乎只是讀書，偶爾發呆，與對面的青山相看兩不厭。」

## 從南丫到新店，生活在邊緣 ##

其實早在2010年移居到香港南丫島時，喬直與春波宛如隱士般的生活風格就已在建立了。

南丫島出入交通主要倚賴渡輪直達中環，既遠離市區，也有獨屬離島的社區感。「我們很享受在南丫島的生活，那裡相對安靜，空氣清新，又有茂盛的植被和鳥類。」回憶起島上日子，喬直最直觀感受，就是多元性：「走在南丫島榕樹灣大街上，你能聽到多國語言。我們的鄰居也像是雜居的團體——樓下一排屋子住著香港本地人，我們這一排住過香港人，美國人，英國人，捷克人，澳大利亞人。樓上的鄰居來自英國、香港、愛爾蘭。其他還有印度人，法國人等等⋯⋯」

南丫島自然有多元喧盛的一面，假日總有居民與遊客流連於主街區的酒吧、餐廳之間。然而春波與喬直的居所，卻是位於島上僻靜處，一棟近海的漆成藍色的小屋。對於在乾爽、遼闊的北方城市長大的春波，相對狹小又野生的環境陌生又新鮮：「住在南丫島的第一夜，感覺自己彷彿史蒂文斯詩中那只『田納西的罈子』，躺在低低的水泥天花板底下，被四周的荒野包圍。」比之北方，在南丫島生活的邊緣和孤寂感更為強烈。

自2003年前往齊齊哈爾訪學，生於芝加哥的喬直第一次體驗東北式熱情與歡鬧，至今仍懷念小餐館裡便宜又好吃的北方美食；2005年，他受邀到北大講學，春波也一同前往，兩人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春波記得，當時北京聚集了來自各地的詩人、好友，「總有參加不完的詩歌活動，私人聚會，基本沒什麼功利性，讓初入社會的我真實感受到詩人和藝術家是多麼可愛的一群人，可以第一次見面就酒後吐真言地向你敞開心扉，一下子就成了忘年之交。」

可是隨著奧運到來、城市「整頓」，這樣的景象也早已不再；而在香港、尤其是在遠離市區的小島上，詩人們的日常又是另一種模樣。在北方長大的春波，敏銳地感受到了這種差異：「我們逐漸摸清，香港的世外高人們是藏龍臥虎的，分散並各自獨立⋯⋯大概因為香港的生存模式迫使大部分人不得不趨向自己的生計問題。這或許是我們作為『外族』的一種合理想像，但我相信每個社會的運行機制背後，都與語言和文化積澱有割不斷的關係。」

儘管在南丫島上生活，與人交往不似以前在北方那樣親密熱絡，喬直與春波在此開啟了另一種生活型態，也遇見了新生活中的夥伴們——包括台灣種的鴿子Fickle，以及有著俄國血統的獵狼犬Anya，「之前在南丫島我們有時也開玩笑，說我們一家四口，中美台俄，到底是怎麼如此和睦相處的呢？」春波回憶起南丫島上Anya與Fickle的有趣互動，但因政策之故，Fickle未能跟隨一家遷移來台，只好交託給香港朋友收養。兩年前因被野鷹攻擊，Fickle離開了世界，如今提起，春波仍然難掩傷心：「她本來就是來自台灣的鴿子，卻因為人類的種種規定，沒有辦法遷回家鄉，是很無奈也很荒謬的事情。這大概也是現代社會難以避免的『徙』的陣痛之一。」

## 詩不會消亡⋯⋯ ##

二十年間搬家數次，經歷了好幾座城市變遷，「徙」字似乎已能夠代表喬直與春波的移動狀態。而在此期間，他們未曾中斷過詩歌翻譯的工作，從來是「走到哪兒譯到哪兒」；接連兩本翻譯詩集分別以「渡」與「徙」為名，也彷彿刻著兩人來時的足跡。然而春波卻告訴我們，這兩本書無論是命名、還是封面，都充滿了偶然性。

「《渡》的英文書名是Crossing the Harbour，如果全部翻譯出來，就很無聊。當時我們住在南丫島，常常要坐渡輪，於是就決定叫『渡』；之後的『徙』也是這樣，字型上看起來層層疊疊，很像人在行走。」「渡」與「徙」這兩個字，不僅可以用以形容兩人的移居經歷，更是他們在翻譯工作中的貼切狀態。在今天看來，詩歌翻譯已然是非常小眾的範疇，為何喬直與春波仍願擔任中英詩歌「擺渡者」的角色？

談到詩歌，喬直立刻打起一百分的精神：「詩歌是一門精英的藝術。現在愈來愈多人受到電子螢幕的干擾，不再閱讀，正如有多少人聽過貝多芬以外的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他們的耳朵被流行音樂腐蝕得太厲害了。詩歌也是這樣。我不認為詩歌會消亡，受眾的確會愈來愈少，但這並不意味詩歌不重要。」

對於喬直而言，翻譯一首詩，不僅僅是語言、語意上的轉換；如果某首詩被翻譯到一種新的語言中去，但用那種語言讀起來沒了詩意，那這個翻譯就失敗了。「確定一首中文詩在英譯文中的語氣和詞彙並讓它生出翅膀，可以說是一門單獨的藝術，前提是，它必須作為詩而存在。談起這一點，我經常引用德國詩人、翻譯家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一句著名的話：『如果它不是一首詩，自然也不能稱為一首譯詩。』」

因此，在翻譯工作中，以中文為母語的春波就承擔起「渡」的角色，將中文詩的音律與詩意保留下來，「每首詩我都附上一行羅馬拼音、一行逐字翻譯，還有我最後的完整譯本。」而在翻譯的過程中，兩人當然會就某些觀念與譯筆上產生矛盾，又該如何化解？在春波看來：「我們的『爭論』主要來自於我認為英文沒有完全傳達中文，而喬直認為我的意思可能導致英文變成『殭屍』的地方。最後的『化險為夷』當然基於我對喬直作為一個詩人的直覺，以及他對英文的駕馭能力的信任。」

在「擺渡者」的身份之外，喬直與春波同樣都是詩人，也總是以詩意的眼光來撰寫生活經驗。在不同的地景環境中居住生活，例如喬直就曾在南丫島與香港島之間的渡輪上，寫下「渡西博寮海峽」的所見到的晶瑩片羽：

我們乘坐的船舷外，黑耳鳶
時而掠過，輕輕蘸踏碎浪。
多么敏捷，那收緊翅膀的
傾斜與驟降，光禿的腳爪
倏地從水面閃開。

—— 〈渡西博寮海峽〉（George O’Connell，史春波 譯）

「在渡輪上，常常會看見一種麻鷹。有時候他們會衝向水面，叼走一尾小魚。」喬直說到，這些外部景觀經過了詩人的感受與選擇，進而映照入內心、成為詩歌。「你身處的景觀總是會提供許多素材，但更重要的是你如何選擇這些素材、選擇你書寫的角度。如何寫、寫什麼，取決你閱讀，你需要知道花草樹木、禽鳥蟲獸的名字。生命很短暫，要學習的太多了。」

春波雖自言較少寫詩，也曾在移居生活中的各式場景底下，落下詩歌註腳：「在南丫島生活期間還是寫到了颱風，寫到島上的動植物和陽臺外的海，那種亞熱帶溫暖溼潤的氣候與我成長的泠洌的東北大相徑庭，它那樣溫柔而固執地鑽進你的身體，為你提供不同顏色的觸感和環境，當然會變成你的身體也包括表達方式的一部分。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訪問中途，雨水綿延不絕，忽然「啪㗳」一聲沉響，春波與喬直連連驚呼「唉呀」——是小鳥撞上了簷篷，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我們冒雨走出門去，喬直指著頂樓玻璃窗上的老鷹貼紙：「那就是我們為了防止小鳥撞上來才貼的。」沿著樓梯上到天台，春波緩步跨出窗戶、走到簷篷上，輕輕地將失了魂的小鳥捧在手心裡，將牠交給喬直後，再翻過窗沿進入屋內。

小鳥被放在了長檯上，我們圍著牠，仍能看到其身體微弱起伏、脆弱地呼吸著。「這是五色鳥。」春波嘆息到，「之前也常常這樣撞上來，最近好了一陣子，今天或許是下雨吧⋯⋯」喬直與春波在樓頂站了好一會兒，看遠處橋上的臨時佈置，等候宮廟接送神明的隊伍，又參觀了那些喬直親手製作的傢俬。忽然「撲朔」幾聲，回過頭去，原來是撞暈了的五色鳥已歇息完畢，飛走了，只留下一灘新鮮的糞便。喬直與春波如釋重負，開心地歡呼起來。

## 流動中，語言是歸屬 ##

不論是作為詩人還是譯者，兩人都對語言保持著敏銳。在遷徙的二十年裡，喬直與春波除了在中英文詩歌中擔任擺渡者，也經歷了從北到南、從簡體與繁體中文的語言環境切換，語言的差異與各式特質，又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兩人？

喬直出生在英文世界，雖然第一次學習中文已是在齊齊哈爾任教時，但在這之前，他早已深受中文詩歌與古典文化的影響：「我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讀本科的時候選修過一學期非常精彩的日本文學課，那時我開始對日本古典詩歌感興趣，而日本古詩又是從中國古詩而來。大學圖書館的書架上陳列著各種中文、日文古詩的英譯本，我常常在那邊瀏覽。」古典漢語的介入，讓喬直沈浸在另一片全新的詩學和美學天地之中，而他也帶著這些文化養分來到中文世界，「2003年初到中國時，雖然沒有期待見到唐代那樣的綾羅綢緞舞榭歌台，但與之相應的一些美學元素，在我的想像中是可能依然存活在當下的。」

對於自小在中文環境長大的春波而言，遊歷於南腔北調之間，則更明確地感受到了中港台三地在詩歌語言上的差異，例如香港綿密、大陸豪邁、而台灣則更顯得文質彬彬。「這當然是泛泛的概括印象。」春波補充到。不同地域、人文環境所長成的語言，自然有著完全不一樣的質感；而浸泡在一種全新的語言環境中，或是對不同地域文學的閱讀，也會反之重塑起自己的語言習慣：「我也偶爾發現，當我在大量閱讀帶有某種特點的詩歌語言的時候，我的翻譯也會染上那種習性，也就是說，它加入了我的『母語』大熔爐，變成了我身體中的一個細胞。」

類似的情形也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春波自言在來到台灣後，有時也不自覺地講起了「台灣國語」，或是在詞彙的使用上有了轉變，「思維方式導致的句子構成方式的變化， 說起來很神奇。」但當她每日與在東北的母親通電話時，語言頻道自然轉換，仍能夠「噼里啪啦說著東北話」，「喬直在一旁聽到，驚歎東北話與台灣國語彷彿兩種語言，樂感和音調的些微調試竟可以造就聽覺上的重大差異。」這些改變與差異，在春波看來是十分自然的：「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母語，在一個系統內，有點像很多本地人在國語和台語之間的切換與融合那樣。」

語言也是一種身體記憶，隨著不斷變化的溝通目的而產生改變，慢慢交融、內化於自身，同時也演化出獨屬於自己的型態。從北到南的移動路徑中，喬直與春波在每座城市駐足的時間都不算短，又常常沈浸在帶有不同語氣、口音、情感的文字之間，每一點變化也都其來有自。因此，對於語言習慣的改變，春波顯得非常泰然：「氣候的溼度和熱度，城市的節奏、氣味，身邊人的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它們多多少少會鑽入你身體的縫隙，改造你，重建你。語言也是如此，它浸濡你的週遭，使你下意識地想要去迎合，去加入其中，這可能是人類進化的自我保護機制之一吧！」

隨著移民愈來愈普遍，出生地與母語也常被作為判定一個人「來自哪裡」的標準；這其中，有人堅持留守母語陣地、也有人一輩子都在竭力掙脫她所帶來的身份標籤。而春波卻從另一個面向，發現了各式「母語」本身也在緩慢的變化之中。她將母語形容為「大熔爐」，正是在遷徙、翻譯、書寫的過程中，感受到古典與現代、本土與外來語的交匯、乃至網路時代新詞的誕生⋯⋯種種因素都在促使「母語」的原本樣貌發生改變。「所以我總覺得自己還處於一個語言的學習狀態，通過在不同地域接觸到的新鮮表達，也通過對外語詩歌的翻譯。母語彷彿是無窮盡的。而詩歌語言應該是母語中的先遣兵，它的任務是在邊界上試探。」

## 家在何處，向光而生 ##

在春波與喬直的家中，有一整塊面向新店溪的落地玻璃，掛著烏克蘭旗。這面旗為了想念和支持一位青年烏克蘭學者朋友而掛，她曾在香港與喬直、春波相識，如今卻身處烏國戰地，仍在等候著離開。說起這位朋友，以及遠方仍未止息的戰爭，喬直和春波也顯現出愁容——究竟什麼時候才能與朋友重逢呢？一切仍然未知。

雖然境遇不盡相同，但對於近來不少移居者而言，卻多少有相似的心境在內：「我們住在香港的那段時間，香港算是一個半民主的社會，而今卻已天翻地覆，雖然很多人不願意明確表達，但我想他們的內心感受應該相似。」對於曾經居住的地方面對社會劇變，喬直充滿感慨。而在春波看來，2008以前的北京，2019以前的香港，都讓人有一種「回不去了」的感覺：「我想這箇中滋味，不必細說，很多人也能體會。在台四年，我的願望便是，希望她持續開放，包容，勇敢，不要被套上無形的枷鎖，無論這個枷鎖是他者強加的還是自己戴上的。我知道這是一片傷痕累累之地，我們能在這個節點上感受她的成長，是很幸運的。」

「樹木總是向著有光的地方生長。」喬直肯定道。

喬直說，「我們喜歡台灣以及台灣人的熱情，我們把這裡看作自己的家。」而春波在提到鄉愁講到一個精神意義上的「北方」：「我從小在東北長大，血液裡流淌的『雪意』構成了我所謂的鄉愁。可是很矛盾的是，當我在南方生活了幾年之後，我發現自己的身體正在從北方人逐漸轉變為南方人，一種對『溼潤』的需求彷彿變成了我疊加的鄉愁，但它與雪難道不是一回事嗎？」

移居是在漫長的生活中作出選擇，卻並非一勞永逸。春波和許多異鄉人一樣，時常面對「你是哪裡人」一類的「靈魂拷問」。「從小到大，無論在我成長的經驗還是後來流徙的經驗，我總是覺得自己『不屬於』，這種不確定感常年陪伴我，直到做詩歌翻譯多年之後，我才漸漸從文字裡體會到，原來我的母語才是我真正的『家』，它一直在我身上。」

當母語不再是囿於一片實存的土地、一種同質化的想像，她還是什麼？「那是一種在流浪途中尋覓到的家園，是自己提供給自己的生存土壤。」

[1]: https://pangolinhou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