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他与她，漫长移居中的诗与“不属于”

车子驶过热闹的新店市区后，沿公路进入山间，一路植被丰盛，偶见新店溪的蜿蜒水流。入秋后的台北阴晴不定，只是过了一座桥，新店溪的另一头就下起绵密的雨。下车后，循著门牌号拾级而上，忽然有个短发女生探出身来：“哈啰！”她挥挥手，随即贴心叮嘱道：“慢慢走，小心泥苔！”。

拾级而上，在大约两三层楼高的地方转入玄关，有著长长脸孔的白色俄国猎狼犬Anya充满好奇，摇尾上前嗅嗅。这里就是诗人、翻译家乔直（George O’Connell）和史春波位于台湾的家。自2000年初在中国北方相识以来，他们既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诗歌翻译工作的亲密搭档，曾合译出版了《渡：香港当代诗人十家》（Pangolin House，2017）、《徙：台湾当代诗人十三家》（书林出版，2022），也创建了双语诗歌网刊“Pangolin House”。

诗与生活，两人一直辗转于不同城市：从齐齐哈尔到北京、香港，如今落脚台湾，定居在新店的隐密山林中。算起来这迁徙生活有近二十年，两人一路向南，经历了数次社会环境的剧变。

偶然遇见心安处

“我们把家安置在台北以南的山上，窗外就是翠绿的新店溪。这里很安静，四周被自然环绕，很接近我们从前在香港南丫岛的环境。”在访问前的通信中，乔直这样描述新店的住所。而适逢雨天拜访，更能察觉到此处的幽静。两人住的老式公寓缘山而建，与一般城市楼房有所不同，设于户外的楼梯，草木触手可及；回头远眺，“楼下”是披雨的宽阔溪流，更像是短短的一截登山步道。尽管已经入秋，新店的山依然葱绿茂盛，并不觉荒凉。

2018年，乔治与春波从香港搬来台湾，至今已在此生活了四年。其实来台定居的两年前，他们才第一次以旅客身份到访台湾，并且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太好了。”乔直感叹，“他们不仅因为看见我是‘白猴子’美国人才对我好，对她（春波）也是一样好。”

当地人的热情，这也使在外迁徙多年的春波有种“终于定下来”的感觉：“大概得益于台湾人相对主动和开放待人处事方式，虽然新来乍到，我搬来后反而有种如鱼得水之感，多年的‘社恐症’仿佛忽然被治愈，而且生出一种‘原来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感触。”刚搬来不久时，有天他们带著Anya在门口散步，途中遇到了一位喂流浪狗的邻居，“那天下毛毛雨，她很关切地问，狗狗不会被淋湿吗？我家里有狗狗雨衣可以送给你们，虽然可能小了点⋯⋯我当时就被来自于这位陌生人的热情冲击到了。”温馨小事，春波却记忆犹新。

远离都市，两人日常起居都格外简单，也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除教学之外偶尔外出采买，他们必须走上好一段路、算准时间搭公车下山。于是，家就成了他们进行翻译工作的主要场域。春波的书桌在客厅一角，对面是乔直的书房，中间以一扇拉门相隔，方便两人在工作时讨论问题。“谁叫我们都是完美主义者。我们的中译英、英译中工作大部分时间就在书桌间展开。”乔直介绍了两人在台的工作进程，“譬如最近刚刚翻译的美国诗人Arthur Sze和大陆诗人韩东的诗集。春波目前忙于美国诗人Jane Hirshfield诗集的翻译，接下来我们将专注于台湾最好的诗人之一陈育虹的作品英译集⋯⋯”不少中外诗文，已在这两张书桌之间悄悄流转多时。

2019年，乔直在台大外文系开设台湾现代诗英译工作坊，两人开始译介当代台湾诗人作品，并出版了《徙：台湾当代诗人十三家》。书封上的画作有如海浪又像是山峦，意境与新店山涧氤氲十分接近，原来是出自乌来原住民艺术家宜德思·卢信（Idas Losin）之笔。春波喜欢这幅名为〈层层叠叠〉的作品，发觉其意念与诗集想展现的台湾诗多重风貌颇为契合。而乔直与春波居住的地方，就在乌来与新店市区之间，日常所见的山岳河谷跃然纸上，也逐渐透入两人的翻译与生活之中。

尽管两人起居、工作常常都在一起，但搬来新店后，春波的生活空间却有了很大改变——在这里，她拥有了人生中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想避开我的时候，就躲进这里。”乔直带点自嘲地打趣道。房间位于二楼天台，需要转出大门、沿著屋外的楼梯才能上去，与楼下日常空间相对隔绝；面积不大，却让春波布置得舒适温馨。而回想成长过程中，她从没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我的一张沙发床摆在‘正厅’的一角，白天父母随意出入，客人来了也在这里招待，只有到了晚上关了灯，那才成为属于你的不被打扰的地盘——一个小女孩不会被随时扼杀的想象力全部来自于黑暗的喂哺，伴著黑白颠倒的精神奕奕，有时甚至是恐惧，在成长中铸成。”

即便是离开老家、上大学后，春波也多是在宿舍与合租中度过；直至2003年认识乔直，先后在北京、香港有了住处，但居住空间始终是属于两个人的。“两个人的生活痕迹无时无刻不提醒你这种‘自由’的暂时性，它像罐头一样有一个期限，而那种即便单独一人在此也萦绕周身的安全感（或者说对于伴侣的依赖感）便是来自于你对这种期限的认识。”多年来隐然存在的不适，现在终于得到安放，对于春波而言，“新店山上二楼的小屋，即便是整个家的一部分，但那里面的一切痕迹都属于我自己。”

吴尔芙那句“女人若要写作，一定要有钱与自己的房间”，至今仍影响著许多人。春波也提起一位美国女诗人，生了小孩之后不得不躲在衣柜里创作，以躲避女儿不停叫喊“妈妈”。隔绝外在的一隅“真空”，在春波看来十分可贵。而这个属于她的空间，乔直总是很默契地从不涉足，就连为我们介绍时他也只驻足门外，这也为春波提供了难得的专注：“我在这里几乎只是读书，偶尔发呆，与对面的青山相看两不厌。”

从南丫到新店，生活在边缘

其实早在2010年移居到香港南丫岛时，乔直与春波宛如隐士般的生活风格就已在建立了。

南丫岛出入交通主要倚赖渡轮直达中环，既远离市区，也有独属离岛的社区感。“我们很享受在南丫岛的生活，那里相对安静，空气清新，又有茂盛的植被和鸟类。”回忆起岛上日子，乔直最直观感受，就是多元性：“走在南丫岛榕树湾大街上，你能听到多国语言。我们的邻居也像是杂居的团体——楼下一排屋子住著香港本地人，我们这一排住过香港人，美国人，英国人，捷克人，澳大利亚人。楼上的邻居来自英国、香港、爱尔兰。其他还有印度人，法国人等等⋯⋯”

南丫岛自然有多元喧盛的一面，假日总有居民与游客流连于主街区的酒吧、餐厅之间。然而春波与乔直的居所，却是位于岛上僻静处，一栋近海的漆成蓝色的小屋。对于在干爽、辽阔的北方城市长大的春波，相对狭小又野生的环境陌生又新鲜：“住在南丫岛的第一夜，感觉自己仿佛史蒂文斯诗中那只‘田纳西的坛子’，躺在低低的水泥天花板底下，被四周的荒野包围。”比之北方，在南丫岛生活的边缘和孤寂感更为强烈。

自2003年前往齐齐哈尔访学，生于芝加哥的乔直第一次体验东北式热情与欢闹，至今仍怀念小餐馆里便宜又好吃的北方美食；2005年，他受邀到北大讲学，春波也一同前往，两人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春波记得，当时北京聚集了来自各地的诗人、好友，“总有参加不完的诗歌活动，私人聚会，基本没什么功利性，让初入社会的我真实感受到诗人和艺术家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人，可以第一次见面就酒后吐真言地向你敞开心扉，一下子就成了忘年之交。”

可是随著奥运到来、城市“整顿”，这样的景象也早已不再；而在香港、尤其是在远离市区的小岛上，诗人们的日常又是另一种模样。在北方长大的春波，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差异：“我们逐渐摸清，香港的世外高人们是藏龙卧虎的，分散并各自独立⋯⋯大概因为香港的生存模式迫使大部分人不得不趋向自己的生计问题。这或许是我们作为‘外族’的一种合理想像，但我相信每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背后，都与语言和文化积淀有割不断的关系。”

尽管在南丫岛上生活，与人交往不似以前在北方那样亲密热络，乔直与春波在此开启了另一种生活型态，也遇见了新生活中的伙伴们——包括台湾种的鸽子Fickle，以及有著俄国血统的猎狼犬Anya，“之前在南丫岛我们有时也开玩笑，说我们一家四口，中美台俄，到底是怎么如此和睦相处的呢？”春波回忆起南丫岛上Anya与Fickle的有趣互动，但因政策之故，Fickle未能跟随一家迁移来台，只好交托给香港朋友收养。两年前因被野鹰攻击，Fickle离开了世界，如今提起，春波仍然难掩伤心：“她本来就是来自台湾的鸽子，却因为人类的种种规定，没有办法迁回家乡，是很无奈也很荒谬的事情。这大概也是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徙’的阵痛之一。”

诗不会消亡⋯⋯

二十年间搬家数次，经历了好几座城市变迁，“徙”字似乎已能够代表乔直与春波的移动状态。而在此期间，他们未曾中断过诗歌翻译的工作，从来是“走到哪儿译到哪儿”；接连两本翻译诗集分别以“渡”与“徙”为名，也仿佛刻著两人来时的足迹。然而春波却告诉我们，这两本书无论是命名、还是封面，都充满了偶然性。

“《渡》的英文书名是Crossing the Harbour，如果全部翻译出来，就很无聊。当时我们住在南丫岛，常常要坐渡轮，于是就决定叫‘渡’；之后的‘徙’也是这样，字型上看起来层层叠叠，很像人在行走。”“渡”与“徙”这两个字，不仅可以用以形容两人的移居经历，更是他们在翻译工作中的贴切状态。在今天看来，诗歌翻译已然是非常小众的范畴，为何乔直与春波仍愿担任中英诗歌“摆渡者”的角色？

谈到诗歌，乔直立刻打起一百分的精神：“诗歌是一门精英的艺术。现在愈来愈多人受到电子萤幕的干扰，不再阅读，正如有多少人听过贝多芬以外的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他们的耳朵被流行音乐腐蚀得太厉害了。诗歌也是这样。我不认为诗歌会消亡，受众的确会愈来愈少，但这并不意味诗歌不重要。”

对于乔直而言，翻译一首诗，不仅仅是语言、语意上的转换；如果某首诗被翻译到一种新的语言中去，但用那种语言读起来没了诗意，那这个翻译就失败了。“确定一首中文诗在英译文中的语气和词汇并让它生出翅膀，可以说是一门单独的艺术，前提是，它必须作为诗而存在。谈起这一点，我经常引用德国诗人、翻译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一句著名的话：‘如果它不是一首诗，自然也不能称为一首译诗。’”

因此，在翻译工作中，以中文为母语的春波就承担起“渡”的角色，将中文诗的音律与诗意保留下来，“每首诗我都附上一行罗马拼音、一行逐字翻译，还有我最后的完整译本。”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两人当然会就某些观念与译笔上产生矛盾，又该如何化解？在春波看来：“我们的‘争论’主要来自于我认为英文没有完全传达中文，而乔直认为我的意思可能导致英文变成‘僵尸’的地方。最后的‘化险为夷’当然基于我对乔直作为一个诗人的直觉，以及他对英文的驾驭能力的信任。”

在“摆渡者”的身份之外，乔直与春波同样都是诗人，也总是以诗意的眼光来撰写生活经验。在不同的地景环境中居住生活，例如乔直就曾在南丫岛与香港岛之间的渡轮上，写下“渡西博寮海峡”的所见到的晶莹片羽：

我们乘坐的船舷外，黑耳鸢
时而掠过，轻轻蘸踏碎浪。
多么敏捷，那收紧翅膀的
倾斜与骤降，光秃的脚爪
倏地从水面闪开。

—— 〈渡西博寮海峡〉（George O’Connell，史春波 译）

“在渡轮上，常常会看见一种麻鹰。有时候他们会冲向水面，叼走一尾小鱼。”乔直说到，这些外部景观经过了诗人的感受与选择，进而映照入内心、成为诗歌。“你身处的景观总是会提供许多素材，但更重要的是你如何选择这些素材、选择你书写的角度。如何写、写什么，取决你阅读，你需要知道花草树木、禽鸟虫兽的名字。生命很短暂，要学习的太多了。”

春波虽自言较少写诗，也曾在移居生活中的各式场景底下，落下诗歌注脚：“在南丫岛生活期间还是写到了台风，写到岛上的动植物和阳台外的海，那种亚热带温暖湿润的气候与我成长的泠洌的东北大相径庭，它那样温柔而固执地钻进你的身体，为你提供不同颜色的触感和环境，当然会变成你的身体也包括表达方式的一部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访问中途，雨水绵延不绝，忽然“啪㗳”一声沉响，春波与乔直连连惊呼“唉呀”——是小鸟撞上了簷篷，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们冒雨走出门去，乔直指著顶楼玻璃窗上的老鹰贴纸：“那就是我们为了防止小鸟撞上来才贴的。”沿著楼梯上到天台，春波缓步跨出窗户、走到簷篷上，轻轻地将失了魂的小鸟捧在手心里，将牠交给乔直后，再翻过窗沿进入屋内。

小鸟被放在了长台上，我们围著牠，仍能看到其身体微弱起伏、脆弱地呼吸著。“这是五色鸟。”春波叹息到，“之前也常常这样撞上来，最近好了一阵子，今天或许是下雨吧⋯⋯”乔直与春波在楼顶站了好一会儿，看远处桥上的临时布置，等候宫庙接送神明的队伍，又参观了那些乔直亲手制作的家私。忽然“扑朔”几声，回过头去，原来是撞晕了的五色鸟已歇息完毕，飞走了，只留下一滩新鲜的粪便。乔直与春波如释重负，开心地欢呼起来。

流动中，语言是归属

不论是作为诗人还是译者，两人都对语言保持著敏锐。在迁徙的二十年里，乔直与春波除了在中英文诗歌中担任摆渡者，也经历了从北到南、从简体与繁体中文的语言环境切换，语言的差异与各式特质，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著两人？

乔直出生在英文世界，虽然第一次学习中文已是在齐齐哈尔任教时，但在这之前，他早已深受中文诗歌与古典文化的影响：“我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读本科的时候选修过一学期非常精彩的日本文学课，那时我开始对日本古典诗歌感兴趣，而日本古诗又是从中国古诗而来。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陈列著各种中文、日文古诗的英译本，我常常在那边浏览。”古典汉语的介入，让乔直沈浸在另一片全新的诗学和美学天地之中，而他也带著这些文化养分来到中文世界，“2003年初到中国时，虽然没有期待见到唐代那样的绫罗绸缎舞榭歌台，但与之相应的一些美学元素，在我的想像中是可能依然存活在当下的。”

对于自小在中文环境长大的春波而言，游历于南腔北调之间，则更明确地感受到了中港台三地在诗歌语言上的差异，例如香港绵密、大陆豪迈、而台湾则更显得文质彬彬。“这当然是泛泛的概括印象。”春波补充到。不同地域、人文环境所长成的语言，自然有著完全不一样的质感；而浸泡在一种全新的语言环境中，或是对不同地域文学的阅读，也会反之重塑起自己的语言习惯：“我也偶尔发现，当我在大量阅读带有某种特点的诗歌语言的时候，我的翻译也会染上那种习性，也就是说，它加入了我的‘母语’大熔炉，变成了我身体中的一个细胞。”

类似的情形也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春波自言在来到台湾后，有时也不自觉地讲起了“台湾国语”，或是在词汇的使用上有了转变，“思维方式导致的句子构成方式的变化， 说起来很神奇。”但当她每日与在东北的母亲通电话时，语言频道自然转换，仍能够“噼里啪啦说著东北话”，“乔直在一旁听到，惊叹东北话与台湾国语仿佛两种语言，乐感和音调的些微调试竟可以造就听觉上的重大差异。”这些改变与差异，在春波看来是十分自然的：“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母语，在一个系统内，有点像很多本地人在国语和台语之间的切换与融合那样。”

语言也是一种身体记忆，随著不断变化的沟通目的而产生改变，慢慢交融、内化于自身，同时也演化出独属于自己的型态。从北到南的移动路径中，乔直与春波在每座城市驻足的时间都不算短，又常常沈浸在带有不同语气、口音、情感的文字之间，每一点变化也都其来有自。因此，对于语言习惯的改变，春波显得非常泰然：“气候的湿度和热度，城市的节奏、气味，身边人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它们多多少少会钻入你身体的缝隙，改造你，重建你。语言也是如此，它浸濡你的周遭，使你下意识地想要去迎合，去加入其中，这可能是人类进化的自我保护机制之一吧！”

随著移民愈来愈普遍，出生地与母语也常被作为判定一个人“来自哪里”的标准；这其中，有人坚持留守母语阵地、也有人一辈子都在竭力挣脱她所带来的身份标签。而春波却从另一个面向，发现了各式“母语”本身也在缓慢的变化之中。她将母语形容为“大熔炉”，正是在迁徙、翻译、书写的过程中，感受到古典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语的交汇、乃至网路时代新词的诞生⋯⋯种种因素都在促使“母语”的原本样貌发生改变。“所以我总觉得自己还处于一个语言的学习状态，通过在不同地域接触到的新鲜表达，也通过对外语诗歌的翻译。母语仿佛是无穷尽的。而诗歌语言应该是母语中的先遣兵，它的任务是在边界上试探。”

家在何处，向光而生

在春波与乔直的家中，有一整块面向新店溪的落地玻璃，挂著乌克兰旗。这面旗為了想念和支持一位青年乌克兰学者朋友而挂，她曾在香港与乔直、春波相识，如今却身处乌国战地，仍在等候著离开。说起这位朋友，以及远方仍未止息的战争，乔直和春波也显现出愁容——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与朋友重逢呢？一切仍然未知。

虽然境遇不尽相同，但对于近来不少移居者而言，却多少有相似的心境在内：“我们住在香港的那段时间，香港算是一个半民主的社会，而今却已天翻地覆，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明确表达，但我想他们的内心感受应该相似。”对于曾经居住的地方面对社会剧变，乔直充满感慨。而在春波看来，2008以前的北京，2019以前的香港，都让人有一种“回不去了”的感觉：“我想这个中滋味，不必细说，很多人也能体会。在台四年，我的愿望便是，希望她持续开放，包容，勇敢，不要被套上无形的枷锁，无论这个枷锁是他者强加的还是自己戴上的。我知道这是一片伤痕累累之地，我们能在这个节点上感受她的成长，是很幸运的。”

“树木总是向著有光的地方生长。”乔直肯定道。

乔直说，“我们喜欢台湾以及台湾人的热情，我们把这里看作自己的家。”而春波在提到乡愁讲到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北方”：“我从小在东北长大，血液里流淌的‘雪意’构成了我所谓的乡愁。可是很矛盾的是，当我在南方生活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从北方人逐渐转变为南方人，一种对‘湿润’的需求仿佛变成了我叠加的乡愁，但它与雪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移居是在漫长的生活中作出选择，却并非一劳永逸。春波和许多异乡人一样，时常面对“你是哪里人”一类的“灵魂拷问”。“从小到大，无论在我成长的经验还是后来流徙的经验，我总是觉得自己‘不属于’，这种不确定感常年陪伴我，直到做诗歌翻译多年之后，我才渐渐从文字里体会到，原来我的母语才是我真正的‘家’，它一直在我身上。”

当母语不再是囿于一片实存的土地、一种同质化的想像，她还是什么？“那是一种在流浪途中寻觅到的家园，是自己提供给自己的生存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