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雲，香港影評人）
在香港，未能上映的影片《憂鬱之島》，近日經評論人顏純鈎的一則點評，而引起影片「洗白」六七暴動的爭議。這讓我想起去年在柏林看這電影的初剪，我第一句對導演說的話，就是問他當中的六七部份，怕不怕之後被人罵。六七在香港很敏感，2018年上映的《中英街一號》，以青春片類型觸及2014年雨傘運動、土地正義議題，以及六七暴動一名投身暴動而死的青年，當時就引起過爭論，包括洗白六七暴動嫌疑、並置暴動與抗爭是否正確，還有質疑影片投資方背景等。有趣的是，2017年亦有羅恩惠《消失的檔案》上映，引發出另一場風波——雖然該片呈現重要的解密文件，令當時暴動的來龍去脈更詳細，但香港國際電影節以藝術水平不足為由拒絕引進。
該年為六七暴動50周年，除了有一批老左要求中央和港府為他們平反外，官方對這個日子繼續冷處理。反而在對立方，但凡有創作牽涉到暴動，必然引起軒然大波。《憂鬱之島》也不例外，吊詭的是接收批評的受眾，不一定本身就有看過這電影。我自己有幸看過初剪及成品，但回到香港，和其他香港人一樣，已幾無可能再看到這部禁片。
如果只看《憂鬱之島》本身運用的方法，其開創性可說是回應了「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此大哉問。
事實上我認為《憂鬱之島》運用的方法，在之前的香港電影都未曾見過，它也不是一部要人重溫數段香港歷史的教科書；電影在問的是，當中的人物的情感、經歷、鬱結怎樣來，個人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