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忧郁之岛》争议：香港的故事，何时可以不再这么难说？

（陈子云，香港影评人）

在香港，未能上映的影片《忧郁之岛》，近日经评论人颜纯钩的一则点评，而引起影片“洗白”六七暴动的争议。这让我想起去年在柏林看这电影的初剪，我第一句对导演说的话，就是问他当中的六七部份，怕不怕之后被人骂。六七在香港很敏感，2018年上映的《中英街一号》，以青春片类型触及2014年雨伞运动、土地正义议题，以及六七暴动一名投身暴动而死的青年，当时就引起过争论，包括洗白六七暴动嫌疑、并置暴动与抗争是否正确，还有质疑影片投资方背景等。有趣的是，2017年亦有罗恩惠《消失的档案》上映，引发出另一场风波——虽然该片呈现重要的解密文件，令当时暴动的来龙去脉更详细，但香港国际电影节以艺术水平不足为由拒绝引进。

该年为六七暴动50周年，除了有一批老左要求中央和港府为他们平反外，官方对这个日子继续冷处理。反而在对立方，但凡有创作牵涉到暴动，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忧郁之岛》也不例外，吊诡的是接收批评的受众，不一定本身就有看过这电影。我自己有幸看过初剪及成品，但回到香港，和其他香港人一样，已几无可能再看到这部禁片。

如果只看《忧郁之岛》本身运用的方法，其开创性可说是回应了“香港的故事，为甚么这么难说”此大哉问。

事实上我认为《忧郁之岛》运用的方法，在之前的香港电影都未曾见过，它也不是一部要人重温数段香港历史的教科书；电影在问的是，当中的人物的情感、经历、郁结怎样来，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

如果只看《忧郁之岛》本身运用的方法——以重演数代人的经验、记忆、伤痕，视点由近年香港人的反送中集体创伤，提升到观察考究“香港是甚么”——其开创性可说是回应了“香港的故事，为甚么这么难说”此大哉问。然而看到观众接收的反应，引起的六七暴动“洗白”争议，我发现“香港的故事，为甚么这么难说”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行动。

三生四世的香港，如土壤层叠

那些想像却总是无关于真实的香港，而我城容让五湖四海汇流至此，“杂在别人的话中／为甚么有些话无法言说？”

陈梓桓开始拍摄《忧郁之岛》的时候，2019反修例运动仍未发生，他访问拍摄了很多人，但大部份人在电影结尾处露面，是一群各自在反送中后面临讼诉的青年男女，从知名社运人到上班族都有。而主要的拍摄人物以年代划分：在七十年代偷渡来港的老人陈克治，六七暴动少年犯、现为爱国商人的杨宇杰，以及八九六四时学联代表之一的林耀强；年青一代则由一对少男少女岑军谚和田小凝重演陈克治夫妇，学运人士方仲贤重演林耀强，反送中期间被捕的少年谭钧朗重演杨宇杰。

要注意的是，陈梓桓并非单纯要求年青人们扮演得形似神似，也不曾压抑那些“演员”的主体性。更多时候，他们既是重演者，也是受访者，他们当中或者有人有演戏经历，但他们是以自身投入重演上一代人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成长背景、生活同样重要。

三生四世香港人，在重演中让彼此的记忆与伤痕渗透，勾勒出一种思考香港的新路——犹如地质年代般，指认出我们每代香港人所生活的时间并非孤立。

陈梓桓处理重演的方法，如不时停机、邀请重演者说出自己想法（而非全然的引导性问答）、开放意见之余，也要求上一辈人投入到重演部份之中。如有场“戏”尝试再现陈克治青年时在广东乡村如何听人宣讲毛泽东思想，陈伯小声说了句：“当时都不是这样子的”，也被放进片中。也就是说，陈梓桓并非理解“重演”为一种完美的致幻手法，要观众最后相信重演出来的影像某程度就是一种真实，相反他将之理解为一种针对老中青数代受访者之间的治疗（Therapy），治疗的目的是，让他们更能够相互理解，不以自己活过的时代为孤立，而是在重演的过程中对话、理解、回应。

《忧郁之岛》是一场以新的进路探索、理解、再发现“香港”的建构的过程。为甚么要这样做？还是得回到也斯的疑问。收录于《游离的诗》的〈形像香港〉，描绘不同人对香港的想像。在法国研究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人眼中的香港，北京记者书写“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狗和色情杂志”，以为自己是张爱玲的台湾作家，要书写想像中的香港。那些想像却总是无关于真实的香港，而我城容让五湖四海汇流至此，“杂在别人的话中／为甚么有些话无法言说？”

由中共操控反殖的六七暴动、不堪中国大陆政治运动与民生凋弊而爆发的逃港潮、牵连一代港人身份认同与创伤的八九民运、加上反送中抗争后港区《国安法》出台，标志香港回归后的自由气息与半自治地位一并消失。三生四世香港人，在重演中让彼此的记忆与伤痕渗透，勾勒出一种思考香港的新路——犹如地质年代（geological epoch）般，指认出我们每代香港人所生活的时间并非孤立，而是如土壤沉积一层重叠一层，又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有许多听觉上的押韵、视觉上的叠像（superimposition）。陈梓桓探问香港历史的意图，不纯粹是关心香港的过去，反而他想了解，去问这个地方的昨天、今天、明天，有没有可能打开新的维度去理解它？

观影空白与舆论的碎裂

当《忧郁之岛》在海外港人讨论圈引爆出洗白六七暴动的争议，更多本地观众第一时间反应是：都没机会看，怎么身边好像那么多人能够参与讨论？

《忧郁之岛》戏里戏外都是郁结，一部以崭新方法切入香港人身份与历史建构的纪录片，却无法在香港公映，距离陈梓桓上一部仍能公映的作品《乱世备忘》不过短短6、7年时间。现今香港的影像却分裂成两个，一半是自觉或确实无法通过电检而飘泊海外影展的独立作品，仅有少数能因为回响大而争取到海外院线上映，《忧郁之岛》便属于回响大，但主要仍以影展巡回放映的那种；另一半是可以在香港公映的商业主流电影，当中或许仍有言志空间，但必须要面对审查及市场考虑。虽然移民甚盛，但随著疫情日渐复常，今年香港本地电影票房却屡创新高，刷新华语片票房纪录，而主流电影同样开始推动海外放映，并没有放弃现时在欧美等地日渐成熟的港侨市场。

这两种香港影像既割裂，某程度又可以共存、对话，毕竟海外港人可以看得到这两种影像，然而留港的观众只能够看到一半，虽然未来如果香港继续放宽出入境条件，也有机会在外国看得到被禁的电影。种种障碍反证出，现时本地观众要了解《忧郁之岛》阀限重重，香港的诠释空间也将被割裂，而海外放映的“禁片”，除了走影展路线，还有没有其他延续到讨论的可能？海外影展的一个问题是，受众大多数都不是香港人，因此当《忧郁之岛》在海外港人讨论圈引爆出洗白六七暴动的争议，更多本地观众第一时间反应是：都没机会看，怎么身边好像那么多人能够参与讨论？

确实，在我们几代人的认知，到集体历史建构上，六七暴动是上世纪港英管治方针的分水岭，后来被港人津津乐道，甚至连如我九十后也全盘接收的“麦理浩年代”，港英政府推动一连串政策改革香港，使香港繁荣安定，成为远东一个模范城市。同时暴动的后遗令港人根植恐共情结，左派在回归前一直无法打入主流民意，加上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开始改革开放，连中共也有意忽视六七暴动。

“洗白六七暴动”争议一事，除了反映过去香港人默认的一种历史建构，更反映出从反送中的众志成城到今日的四分五裂。

然而，六七暴动余绪，除了简化成“中共操控左派暴动，港英政府善治收买人心，缔造繁荣”外，还有没有无法处理的“残渣”？除受中共直接操控的左派以外，其他左派又承受了甚么？因恐共而反共的香港人，会否因此而自觉必须哑忍种种资本主义下的不公义，甚至为求发达甘之如饴？

出现在《忧郁之岛》的杨宇杰，就是那一块残渣。颜纯钩质疑，为何如此厚待他，但与陈克治及林耀强一并置，不就很明显吗？陈梓桓没有要找寻甚么在香港历史上举足轻重那样高大上的人物，他想找寻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及见证者。陈克治参与了大逃港，见证了今天逃犯条例修订，林耀强参与了北京学运，见证了血腥镇压，今天则见证六四与香港人／中国人身份认同此消彼长。杨宇杰参与了六七暴动，见证了自己一方面被中共官方叙事排斥于外，另一方面不见容于香港人由麦理浩年代延续至今的恐共、反共叙事。

马来西亚华人导演廖克发多番研究、拍摄马共历史，当我访问他时，他很明确地说，马共有自己官方的叙事，马华也有自己的叙事，马来西亚官方更有反共的叙事，然而那批夹在数个大叙事之间的马共老兵，他们的真实生命是怎样的？故此《不即不离》一开始就没有要访问马共前领导层的打算。

于是，“洗白六七暴动”争议一事，除了反映过去香港人默认的一种历史建构，更反映出从反送中的众志成城到今日的四分五裂。虽无互相攻讦，但是到国安法出台，移民潮再现，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去留负责，旁人除了谅解外无从置喙。这样就不难理解，《忧郁之岛》对香港大部份观众能产生的阅读影响是有限的，像罗冠聪、周永康等人的好评，或者如颜纯钩提出的质疑、甚至指控导演欠缺涵养，孰更有理，看过电影的观众虽自有评断，但更多未有机会看的读者，只能仅仅从对评者的信任度，或以海外反送中电影的粗略印象——即香港无法上映的电影，必然是围绕反送中抗争，为香港人出口乌气，纪录和传承抗争的意义——去作出回应。

于是在颜文下方出现很多读者表示拒绝观看《忧郁之岛》的留言，吊诡的是，问题不是当中他们有多少人看过，而是能否看到。

香港是怎样的存在，该由人而不是论调去说

他在那段对话仍勉力收藏自己的真心，最后还是不知为何道出一句，终究我们无法自主。如果说这句话是那份“忧郁”的可能缘由，那么片末让钟耀华重演“占中九子案”的最后陈情，就是呈现消解这份“忧郁”的可能。那将会是一条漫长的路，视乎每个人的自我觉悟的决心有多大。

因此，这一条孤悬海外的反送中电影线索，或提出洗白论的评论，无法圈定《忧郁之岛》创作上的洞见。如开首所说，本来电影拍摄时（2016年）反送中仍未发生，陈梓桓提出的疑问更是：一直隐约笼罩每代人心头的忧郁，到底是何缘由？逃港的老人，在大鹏湾与众人悼念偷渡难友，直言当初有如“避秦”而来港，维港或中港之间的沿岸，于他是一片怎样记忆庭园？八九年的大学生，从北京的血腥镇压逃回弥留的殖民地，一段伤痛又寂寞的下半生，在一九年的学生会会长看来，是预示吗？还是可以逃得出这个宿命轮回？

六七的少年犯一直言辞暧昧，面对镜头老练世故，难得拍下长毛（香港左翼政治人物，现在在狱中）道破他的虚伪，更难得的是，透过谭钧朗与杨宇杰换上囚衣，在监房对话，犹如镜像映照出杨宇杰的本相。他在那段对话仍勉力收藏自己的真心，最后还是不知为何道出一句，终究我们无法自主。如果说他那一句话，除了是被陈梓桓逼到墙角吐露出的清醒呓语，也是那份“忧郁”的可能缘由，那么片末让钟耀华重演“占中九子案”的最后陈情，就是呈现消解这份“忧郁”的可能，那将会是一条漫长的路，视乎每个人的自我觉悟的决心有多大。

“我没有甚么需要陈情。现在控告的，并不是第七被告，或者第一、二、三、四、五、六、八、九被告。控告的，是所有参与过雨伞运动的人，是所有珍重香港的人。亦此，法官阁下你需要知道的，并不是第七被告的背景及参与的原由，而是每一个参与运动，愿意花上时间、心力、过去与未来，把自己的生命投放在香港的市民，他们依然坚持在香港不放弃的原因——哪怕是荧荧曳光。

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就不是透过一份书面陈词，几封信件，几段慷慨激昂的说话可以得知。我们得毁掉被条文、被权力、被体制所形塑的自己，走进一个充满未知、在历史与当下纠缠不清、在个人努力与万千偶然混杂复合的世界，关心我们的世界，而非仅仅在乎自己的位置。
雨伞运动，或者许多运动本身就是一回这么的事。我们要知道政治经济里的权力勾结合谋，找出著力点，锲而不舍地敲打。在这过程里无圣人可随，我们会迷惘，曾经一路建筑的自我会坍塌，会趋近灭亡，但始终会重生。

唯有如此相信。

不论你是法官、律师、老师、牧师、议员、学生、助理、支持者反对者、各行各业，我们首先是一个人。如果这是一个人，这就是给所有仍然面对自己的人的说话。亦此，没有甚么需要陈情，我们有责任走出法庭或议事庭或媒体或一切中介去亲自体悟世情。这全都不是这个法庭可以告知。”

这远非是为了要洗白甚么，歌颂甚么，这部电影要问的问题，是问每一个人，我们因何而为人？又因何而为香港人？香港，在我们心中，是怎样的存在？

条文、权力、体制各有叙事，六七暴动挑动到部份长辈的神经，以致他们担忧、质疑，反应激烈甚至令我纳闷：既然暴动是战后香港发展的分水岭，为何每每将呈现、创作提高到“年青导演被操控”兼且误导观众？说到误导，由是否存在一种“伟大、光明、正确”的香港史的诠释？尤有甚者，故意忽略电影整全主题，也不正言阐迹，只一味把焦点转移到受访者背景身上，著人提防糖衣毒药云云。

又或者是否要等到中共倒台，才有可能推动转型正义，然后才可以创作？——然而《忧郁之岛》并非转型正义的作品。要是问是能不能拍、还是拍得好或不好的问题，就牵扯出一种被论迹固化掉的数代人的心灵：暴动是惨痛的，是彰显中共邪恶的重要历史，往后英国治下香港承平，那时没有人回望重探暴动史，具现为日常生活中对左派长期而决绝的否定。即使到今天，“左派”在香港就等同中共意志在香港的伸延，“左翼”也长期被置换成“左胶”，意思是同意你们并非为中共背书，但也是书呆子一群，或作为运动失败时的代罪羊。

既是重要分水岭，却接受不到任何形式的探讨，那么六七暴动是否要被排除于香港史以外？我认为，就像港式奶茶的缘起是为了让苦力快速补充体力，提神再去工作一样，奶茶如今成为香港文化的重要象征，我们身处其中，但一直忘记自己每天都工作得筋疲力尽。因而当拒绝深思，习惯代言，碰到无法以论述圈定的“残渣”——例如六七，例如左派与左翼——就会引起“过敏”。

“安定繁荣”是一种病。暴动的阴影一直笼罩香港社会50多年，它的失败奠定现代香港的成功，即便今天港人四散世界各地，有一部电影试图绕过凝固的定见或论述，设计出观察香港的逃逸路线，但“六七暴动”这个意涵所带来的恐惧，又与近年香港被中共摧毁这一惨痛记忆挂勾。

这也许是个比《忧郁之岛》更忧郁的故事。

“我们得毁掉被条文、被权力、被体制所形塑的自己，走进一个充满未知、在历史与当下纠缠不清、在个人努力与万千偶然混杂复合的世界，关心我们的世界，而非仅仅在乎自己的位置。”这句话与《忧郁之岛》结尾的抗争者的脸，共同构成一种新的视听维度，这远非是为了要洗白甚么，歌颂甚么，这部电影要问的问题，是问每一个人，我们因何而为人？又因何而为香港人？香港，在我们心中，是怎样的存在？

或者当我们能够想清楚这条问题，身体力行，香港的故事，会不再这么的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