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憂鬱之島》爭議：香港的故事，何時可以不再這麼難說？

（陳子雲，香港影評人）

在香港，未能上映的影片《憂鬱之島》，近日經評論人顏純鈎的一則點評，而引起影片「洗白」六七暴動的爭議。這讓我想起去年在柏林看這電影的初剪，我第一句對導演說的話，就是問他當中的六七部份，怕不怕之後被人罵。六七在香港很敏感，2018年上映的《中英街一號》，以青春片類型觸及2014年雨傘運動、土地正義議題，以及六七暴動一名投身暴動而死的青年，當時就引起過爭論，包括洗白六七暴動嫌疑、並置暴動與抗爭是否正確，還有質疑影片投資方背景等。有趣的是，2017年亦有羅恩惠《消失的檔案》上映，引發出另一場風波——雖然該片呈現重要的解密文件，令當時暴動的來龍去脈更詳細，但香港國際電影節以藝術水平不足為由拒絕引進。

該年為六七暴動50周年，除了有一批老左要求中央和港府為他們平反外，官方對這個日子繼續冷處理。反而在對立方，但凡有創作牽涉到暴動，必然引起軒然大波。《憂鬱之島》也不例外，吊詭的是接收批評的受眾，不一定本身就有看過這電影。我自己有幸看過初剪及成品，但回到香港，和其他香港人一樣，已幾無可能再看到這部禁片。

如果只看《憂鬱之島》本身運用的方法，其開創性可說是回應了「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此大哉問。

事實上我認為《憂鬱之島》運用的方法，在之前的香港電影都未曾見過，它也不是一部要人重溫數段香港歷史的教科書；電影在問的是，當中的人物的情感、經歷、鬱結怎樣來，個人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

如果只看《憂鬱之島》本身運用的方法——以重演數代人的經驗、記憶、傷痕，視點由近年香港人的反送中集體創傷，提升到觀察考究「香港是甚麼」——其開創性可說是回應了「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此大哉問。然而看到觀眾接收的反應，引起的六七暴動「洗白」爭議，我發現「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這個問題，還是值得我們繼續思考、行動。

三生四世的香港，如土壤層疊

那些想像卻總是無關於真實的香港，而我城容讓五湖四海匯流至此，「雜在別人的話中／為甚麼有些話無法言說？」

陳梓桓開始拍攝《憂鬱之島》的時候，2019反修例運動仍未發生，他訪問拍攝了很多人，但大部份人在電影結尾處露面，是一群各自在反送中後面臨訟訴的青年男女，從知名社運人到上班族都有。而主要的拍攝人物以年代劃分：在七十年代偷渡來港的老人陳克治，六七暴動少年犯、現為愛國商人的楊宇杰，以及八九六四時學聯代表之一的林耀強；年青一代則由一對少男少女岑軍諺和田小凝重演陳克治夫婦，學運人士方仲賢重演林耀強，反送中期間被捕的少年譚鈞朗重演楊宇杰。

要注意的是，陳梓桓並非單純要求年青人們扮演得形似神似，也不曾壓抑那些「演員」的主體性。更多時候，他們既是重演者，也是受訪者，他們當中或者有人有演戲經歷，但他們是以自身投入重演上一代人的經歷。他們的故事、成長背景、生活同樣重要。

三生四世香港人，在重演中讓彼此的記憶與傷痕滲透，勾勒出一種思考香港的新路——猶如地質年代般，指認出我們每代香港人所生活的時間並非孤立。

陳梓桓處理重演的方法，如不時停機、邀請重演者說出自己想法（而非全然的引導性問答）、開放意見之餘，也要求上一輩人投入到重演部份之中。如有場「戲」嘗試再現陳克治青年時在廣東鄉村如何聽人宣講毛澤東思想，陳伯小聲說了句：「當時都不是這樣子的」，也被放進片中。也就是說，陳梓桓並非理解「重演」為一種完美的致幻手法，要觀眾最後相信重演出來的影像某程度就是一種真實，相反他將之理解為一種針對老中青數代受訪者之間的治療（Therapy），治療的目的是，讓他們更能夠相互理解，不以自己活過的時代為孤立，而是在重演的過程中對話、理解、回應。

《憂鬱之島》是一場以新的進路探索、理解、再發現「香港」的建構的過程。為甚麼要這樣做？還是得回到也斯的疑問。收錄於《游離的詩》的〈形像香港〉，描繪不同人對香港的想像。在法國研究安那其（無政府主義）的人眼中的香港，北京記者書寫「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狗和色情雜誌」，以為自己是張愛玲的台灣作家，要書寫想像中的香港。那些想像卻總是無關於真實的香港，而我城容讓五湖四海匯流至此，「雜在別人的話中／為甚麼有些話無法言說？」

由中共操控反殖的六七暴動、不堪中國大陸政治運動與民生凋弊而爆發的逃港潮、牽連一代港人身份認同與創傷的八九民運、加上反送中抗爭後港區《國安法》出台，標誌香港回歸後的自由氣息與半自治地位一併消失。三生四世香港人，在重演中讓彼此的記憶與傷痕滲透，勾勒出一種思考香港的新路——猶如地質年代（geological epoch）般，指認出我們每代香港人所生活的時間並非孤立，而是如土壤沉積一層重疊一層，又並非涇渭分明，而是有許多聽覺上的押韻、視覺上的疊像（superimposition）。陳梓桓探問香港歷史的意圖，不純粹是關心香港的過去，反而他想了解，去問這個地方的昨天、今天、明天，有沒有可能打開新的維度去理解它？

觀影空白與輿論的碎裂

當《憂鬱之島》在海外港人討論圈引爆出洗白六七暴動的爭議，更多本地觀眾第一時間反應是：都沒機會看，怎麼身邊好像那麼多人能夠參與討論？

《憂鬱之島》戲裏戲外都是鬱結，一部以嶄新方法切入香港人身份與歷史建構的紀錄片，卻無法在香港公映，距離陳梓桓上一部仍能公映的作品《亂世備忘》不過短短6、7年時間。現今香港的影像卻分裂成兩個，一半是自覺或確實無法通過電檢而飄泊海外影展的獨立作品，僅有少數能因為迴響大而爭取到海外院線上映，《憂鬱之島》便屬於迴響大，但主要仍以影展巡迴放映的那種；另一半是可以在香港公映的商業主流電影，當中或許仍有言志空間，但必須要面對審查及市場考慮。雖然移民甚盛，但隨著疫情日漸復常，今年香港本地電影票房卻屢創新高，刷新華語片票房紀錄，而主流電影同樣開始推動海外放映，並沒有放棄現時在歐美等地日漸成熟的港僑市場。

這兩種香港影像既割裂，某程度又可以共存、對話，畢竟海外港人可以看得到這兩種影像，然而留港的觀眾只能夠看到一半，雖然未來如果香港繼續放寬出入境條件，也有機會在外國看得到被禁的電影。種種障礙反證出，現時本地觀眾要了解《憂鬱之島》閥限重重，香港的詮釋空間也將被割裂，而海外放映的「禁片」，除了走影展路線，還有沒有其他延續到討論的可能？海外影展的一個問題是，受眾大多數都不是香港人，因此當《憂鬱之島》在海外港人討論圈引爆出洗白六七暴動的爭議，更多本地觀眾第一時間反應是：都沒機會看，怎麼身邊好像那麼多人能夠參與討論？

確實，在我們幾代人的認知，到集體歷史建構上，六七暴動是上世紀港英管治方針的分水嶺，後來被港人津津樂道，甚至連如我九十後也全盤接收的「麥理浩年代」，港英政府推動一連串政策改革香港，使香港繁榮安定，成為遠東一個模範城市。同時暴動的後遺令港人根植恐共情結，左派在回歸前一直無法打入主流民意，加上中國在文革結束後開始改革開放，連中共也有意忽視六七暴動。

「洗白六七暴動」爭議一事，除了反映過去香港人默認的一種歷史建構，更反映出從反送中的眾志成城到今日的四分五裂。

然而，六七暴動餘緒，除了簡化成「中共操控左派暴動，港英政府善治收買人心，締造繁榮」外，還有沒有無法處理的「殘渣」？除受中共直接操控的左派以外，其他左派又承受了甚麼？因恐共而反共的香港人，會否因此而自覺必須啞忍種種資本主義下的不公義，甚至為求發達甘之如飴？

出現在《憂鬱之島》的楊宇杰，就是那一塊殘渣。顏純鈎質疑，為何如此厚待他，但與陳克治及林耀強一並置，不就很明顯嗎？陳梓桓沒有要找尋甚麼在香港歷史上舉足輕重那樣高大上的人物，他想找尋一段歷史的參與者及見證者。陳克治參與了大逃港，見證了今天逃犯條例修訂，林耀強參與了北京學運，見證了血腥鎮壓，今天則見證六四與香港人／中國人身份認同此消彼長。楊宇杰參與了六七暴動，見證了自己一方面被中共官方敘事排斥於外，另一方面不見容於香港人由麥理浩年代延續至今的恐共、反共敘事。

馬來西亞華人導演廖克發多番研究、拍攝馬共歷史，當我訪問他時，他很明確地說，馬共有自己官方的敘事，馬華也有自己的敘事，馬來西亞官方更有反共的敘事，然而那批夾在數個大敘事之間的馬共老兵，他們的真實生命是怎樣的？故此《不即不離》一開始就沒有要訪問馬共前領導層的打算。

於是，「洗白六七暴動」爭議一事，除了反映過去香港人默認的一種歷史建構，更反映出從反送中的眾志成城到今日的四分五裂。雖無互相攻訐，但是到國安法出台，移民潮再現，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去留負責，旁人除了諒解外無從置喙。這樣就不難理解，《憂鬱之島》對香港大部份觀眾能產生的閱讀影響是有限的，像羅冠聰、周永康等人的好評，或者如顏純鈎提出的質疑、甚至指控導演欠缺涵養，孰更有理，看過電影的觀眾雖自有評斷，但更多未有機會看的讀者，只能僅僅從對評者的信任度，或以海外反送中電影的粗略印象——即香港無法上映的電影，必然是圍繞反送中抗爭，為香港人出口烏氣，紀錄和傳承抗爭的意義——去作出回應。

於是在顏文下方出現很多讀者表示拒絕觀看《憂鬱之島》的留言，吊詭的是，問題不是當中他們有多少人看過，而是能否看到。

香港是怎樣的存在，該由人而不是論調去說

他在那段對話仍勉力收藏自己的真心，最後還是不知為何道出一句，終究我們無法自主。如果說這句話是那份「憂鬱」的可能緣由，那麼片末讓鍾耀華重演「佔中九子案」的最後陳情，就是呈現消解這份「憂鬱」的可能。那將會是一條漫長的路，視乎每個人的自我覺悟的決心有多大。

因此，這一條孤懸海外的反送中電影線索，或提出洗白論的評論，無法圈定《憂鬱之島》創作上的洞見。如開首所說，本來電影拍攝時（2016年）反送中仍未發生，陳梓桓提出的疑問更是：一直隱約籠罩每代人心頭的憂鬱，到底是何緣由？逃港的老人，在大鵬灣與眾人悼念偷渡難友，直言當初有如「避秦」而來港，維港或中港之間的沿岸，於他是一片怎樣記憶庭園？八九年的大學生，從北京的血腥鎮壓逃回彌留的殖民地，一段傷痛又寂寞的下半生，在一九年的學生會會長看來，是預示嗎？還是可以逃得出這個宿命輪迴？

六七的少年犯一直言辭曖昧，面對鏡頭老練世故，難得拍下長毛（香港左翼政治人物，現在在獄中）道破他的虛偽，更難得的是，透過譚鈞朗與楊宇杰換上囚衣，在監房對話，猶如鏡像映照出楊宇杰的本相。他在那段對話仍勉力收藏自己的真心，最後還是不知為何道出一句，終究我們無法自主。如果說他那一句話，除了是被陳梓桓逼到牆角吐露出的清醒囈語，也是那份「憂鬱」的可能緣由，那麼片末讓鍾耀華重演「佔中九子案」的最後陳情，就是呈現消解這份「憂鬱」的可能，那將會是一條漫長的路，視乎每個人的自我覺悟的決心有多大。

「我沒有甚麼需要陳情。現在控告的，並不是第七被告，或者第一、二、三、四、五、六、八、九被告。控告的，是所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人，是所有珍重香港的人。亦此，法官閣下你需要知道的，並不是第七被告的背景及參與的原由，而是每一個參與運動，願意花上時間、心力、過去與未來，把自己的生命投放在香港的市民，他們依然堅持在香港不放棄的原因——哪怕是熒熒曳光。

如果你要知道這些，就不是透過一份書面陳詞，幾封信件，幾段慷慨激昂的說話可以得知。我們得毀掉被條文、被權力、被體制所形塑的自己，走進一個充滿未知、在歷史與當下糾纏不清、在個人努力與萬千偶然混雜複合的世界，關心我們的世界，而非僅僅在乎自己的位置。
雨傘運動，或者許多運動本身就是一回這麼的事。我們要知道政治經濟裏的權力勾結合謀，找出著力點，鍥而不捨地敲打。在這過程裏無聖人可隨，我們會迷惘，曾經一路建築的自我會坍塌，會趨近滅亡，但始終會重生。

唯有如此相信。

不論你是法官、律師、老師、牧師、議員、學生、助理、支持者反對者、各行各業，我們首先是一個人。如果這是一個人，這就是給所有仍然面對自己的人的說話。亦此，沒有甚麼需要陳情，我們有責任走出法庭或議事庭或媒體或一切中介去親自體悟世情。這全都不是這個法庭可以告知。」

這遠非是為了要洗白甚麼，歌頌甚麼，這部電影要問的問題，是問每一個人，我們因何而為人？又因何而為香港人？香港，在我們心中，是怎樣的存在？

條文、權力、體制各有敘事，六七暴動挑動到部份長輩的神經，以致他們擔憂、質疑，反應激烈甚至令我納悶：既然暴動是戰後香港發展的分水嶺，為何每每將呈現、創作提高到「年青導演被操控」兼且誤導觀眾？說到誤導，由是否存在一種「偉大、光明、正確」的香港史的詮釋？尤有甚者，故意忽略電影整全主題，也不正言闡迹，只一味把焦點轉移到受訪者背景身上，著人提防糖衣毒藥云云。

又或者是否要等到中共倒台，才有可能推動轉型正義，然後才可以創作？——然而《憂鬱之島》並非轉型正義的作品。要是問是能不能拍、還是拍得好或不好的問題，就牽扯出一種被論迹固化掉的數代人的心靈：暴動是慘痛的，是彰顯中共邪惡的重要歷史，往後英國治下香港承平，那時沒有人回望重探暴動史，具現為日常生活中對左派長期而決絕的否定。即使到今天，「左派」在香港就等同中共意志在香港的伸延，「左翼」也長期被置換成「左膠」，意思是同意你們並非為中共背書，但也是書呆子一群，或作為運動失敗時的代罪羊。

既是重要分水嶺，卻接受不到任何形式的探討，那麼六七暴動是否要被排除於香港史以外？我認為，就像港式奶茶的緣起是為了讓苦力快速補充體力，提神再去工作一樣，奶茶如今成為香港文化的重要象徵，我們身處其中，但一直忘記自己每天都工作得筋疲力盡。因而當拒絕深思，習慣代言，碰到無法以論述圈定的「殘渣」——例如六七，例如左派與左翼——就會引起「過敏」。

「安定繁榮」是一種病。暴動的陰影一直籠罩香港社會50多年，它的失敗奠定現代香港的成功，即便今天港人四散世界各地，有一部電影試圖繞過凝固的定見或論述，設計出觀察香港的逃逸路線，但「六七暴動」這個意涵所帶來的恐懼，又與近年香港被中共摧毁這一慘痛記憶掛勾。

這也許是個比《憂鬱之島》更憂鬱的故事。

「我們得毀掉被條文、被權力、被體制所形塑的自己，走進一個充滿未知、在歷史與當下糾纏不清、在個人努力與萬千偶然混雜複合的世界，關心我們的世界，而非僅僅在乎自己的位置。」這句話與《憂鬱之島》結尾的抗爭者的臉，共同構成一種新的視聽維度，這遠非是為了要洗白甚麼，歌頌甚麼，這部電影要問的問題，是問每一個人，我們因何而為人？又因何而為香港人？香港，在我們心中，是怎樣的存在？

或者當我們能夠想清楚這條問題，身體力行，香港的故事，會不再這麼的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