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初，香港一宗照顧者殺死患癌妻的案件判刑，引發公眾討論安樂死立法，惟特首李家超回應立法意向時強調，現時應聚焦強化治療能力及支援，並未承諾就立法與否進行公眾諮詢。上月底，端傳媒刊出另一名殺死長期病患母親的照顧者專訪報導，希望藉此探討照顧者支援，以及老人、長期病患者如何死得有尊嚴。安樂死這個議題在香港已探討多年，惟立法之路仍未見開端，而社會安全網又未能好好接住病患者生命以及照顧者眼淚。本文則述說這些年來，仍未被政府正視的吶喊。
「我們以為他想能生存多久便多久，能吃到多少頓飯就吃多少頓。但想像不到原來這種辛苦程度，是會想立即了結自己的生命。」回憶爸爸自殺的那一晚，阿如不斷低聲油泣，雙手抖震，淚水把半個口罩滲濕透。
2020年8月，阿如爸爸確診末期肺癌，因為肺部長期積水，呼吸會「好像遇溺一般」。缺氧的感覺一開始只維持幾分鐘，但會隨病情惡化慢慢延長，「一天比一天更難呼吸，」阿如具體地形容，「最終令到你呼吸不到」，走向死亡。
可以預視的窒息感，給爸爸帶來無限恐懼與絕望。於是，在一次出院後的晚上，他想以自殺結束一切痛苦。那天，全家人吃過晚飯，阿如早早入睡。直到凌晨2點，媽媽聲撕力竭的尖叫聲讓她在熟睡中驚醒。一打開房門，爸爸坐在窗的邊緣，一直說「很辛苦，我只是在等死，跳下去比活着好過。」 媽媽痛哭緊抱爸爸，說：「你跳了下去，我會跟着你跳。」
爸爸冷靜過來，「我不跳了，我根本不夠力跳出去。」肺癌及化療的副作用早使他腳腫、身體虛弱無力。天開始亮了，爸爸問阿如：「香港有沒有安樂死？」
陷入尋找支援的迷宮
確診末期肺癌以後，阿如爸爸先到私立醫院接受化療，每針費用為10萬，每3星期要打一針。面對近50萬的醫療費用，阿如已經把樓宇抵押。直到2個月後，才排上期見公立醫院的腫瘤科醫生。
治療方案算是定下來，卻無助減少爸爸的痛症。肺癌使爸爸的胸腔積液，每星期都要到醫院排積水。化療的副作用令他吞咽困難，只能進食流質食物。無法進食又導致長期便祕，腹部脹痛，加上腳腫，他無法行走，連上廁所都不行。阿如搖搖頭說，爸爸每晚根本難以入眠，渾身疲憊乏力。
他們曾向公立醫院的醫生求助。「是這樣的，你現在病情如此，是會有這些不舒服，解決不到的。」醫生說。爸爸在求救中受挫，覺得「連醫生都不幫自己，當自己患了絕症。」
同年年底，爸爸在一次化療時暈倒，醫院通知阿如即使換藥，有效性也僅兩成。2020年12月，阿如爸爸最後一次入院，他在出院後的一個晚上，試圖跳樓自殺，結束一切折磨。
「自己的病醫不好，醫生又沒有理會他的不適。你要我這麼不舒服地死，不如我自己先死好了。」阿如猜想爸爸當刻的想法。在爸爸自殺不果的第二天，阿如媽媽便哭着找公立醫院的醫務社工求助。但社工卻表示自己僅負責申請經濟援助，幫不到她。
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醫務社工擔當着「聯繫醫療服務和社會服務的重要角色，協助病人康復和融入社會」。
不過，無法得到適時的協助、找不到適合的支援，是香港大多照顧者都曾遇過的問題。「（社會）是沒有人清晰地告訴你要向誰申請服務。」文文指出。
2018年，文文的外婆確診中度認知障礙，亦只剩下3成聽力，需要額外照顧。「婆婆在身體機能上退化，很多事也忘記了怎樣做。」文文舉例，婆婆咽喉衰弱，容易把食物誤吞到氣管；又不懂得清楚表達自己的問題，說話總是模棱兩可。
「我從來沒有被訓練為一個照顧者，因此我不會知道自己將要面對什麼，（到照顧時）便『倒瀉籮蟹』（手忙腳亂）。」有吞咽困難就找言語治療師；身體機能出現問題就找職業治療師——這些資訊都是在婆婆身體出現問題後，文文自己四處奔波搜集回來的。她坦言，政府的資訊「不可行」。
「政府有數個專頁是講認知障礙的，我每個字都看得懂，但放在一齊就看不懂了。」她苦笑道，衞生署網頁並沒有提供病症評估及申請服務的途徑，無法解決照顧者的燃眉之急。去年，婆婆跌倒入院，該院的醫務社工只在開初主動聯絡過文文一次。但當文文想聯絡他時，社工的留言信箱卻長期爆滿，無法聯繫上。
政府一直提倡安老服務以「居家安老」和「持續照顧」為原則，至於體弱而又需要深切護理照顧的長者，「在別無選擇下才應接受院舍照顧服務」。但實際上，政府所提供的支援並無法達到上述目標。
根據社會福利署公布的數據，以2021年度為例，病人及照顧者要使用到政府的服務，至少需輪候半年，長則需等23個月：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輪候時間要半年；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要8個月；而輪候安老院宿位要20個月；護養院宿位更要等23個月。
漫長的等待，足以使病人及照顧者壓力急升。2019年，文文就為婆婆申請日間中心，輪候了大約一年，「幸好婆婆的病情未有惡化，但有些人（認知障礙病患者）的病情可以在數個月內急降，照顧者的壓力又會不一樣。」文文說。
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2021年度有4445名長者在輪候資助安老院期間離世，為輪候人數的9％；亦有1838名長者在輪候資助護養院期間離世，為輪候人數的18.1％。而最令人擔憂的是，更多卡在中間的患者與照顧者，只能在壓力與痛苦中互相糾纏，悲劇或因此而生。
不能迴避的安樂死
近5年，香港至少發生8宗照顧者殺人或自殺事件，當中不乏照顧者以及病者主動提出希望政府把安樂死合法化。2020年1月，56歲郭偉賢因不忍患末期的肺癌妻子受苦，助其燒炭自殺後報警自首。事發前，妻子曾向親人表示希望香港有安樂死。
回溯過去，香港社會首次掀起對安樂死的討論，要數回2003年。當年，34歲的鄧紹斌（斌仔）坐着輪椅，咬着筷子用電腦打字，前後兩次去信給時任特首董建華，希望「有尊嚴地結束生命」，要求安樂死合法化——他在22歲時因練習體操受傷，中樞神經折斷，導致頭頸以下癱瘓、無法說話，需要終日臥床。
事件馬上引起社會對殘疾人士的關注，但針對安樂死的討論卻寥寥，大多迴響只希望斌仔能「正面活下去」，也始終沒有撬動政府反應。斌仔最後在2012年，因為細菌入血導致敗血症病逝，求安樂死合法的呼聲也就沉寂下去。
不過，隨着社會面對生死議題的氣氛慢慢開放，加上2017年一共發生3宗照顧者殺人案件，安樂死議題再次被提到人們眼前。當中，以81歲的黃國萬勒死病妻一案最為人同情。當時，他說：「我覺得香港要有安樂死，這樣社會就不用浪費那麼多資源，窮人不用那麼慘。」
2022年9月7日，郭偉賢被控誤殺罪成，獲判接受感化令1年。法官黃崇厚形容案件是宗悲劇，同時也首次提到，法例是否有需要思考處理極端、絕望情況下病人的意願，促請政府跟進。
資深大律師張耀良為郭案的辯方律師。他憶述第一次見郭偉賢時，已距離案發時間逾半年，在收押所的郭偉賢情緒已經慢慢穩定下來。此前，每當向前來提供協助的議員憶述與太太的相處，他都淚流不止。當時，他被控一項謀殺罪。
「謀殺在香港只有一個判刑，就是終身監禁。」張耀良說。
據官方公開說法，根據香港法例，安樂死涉及第三者作出蓄意謀殺、誤殺等行為，被列為刑事罪行。不過在法律上，謀殺罪亦有數個抗辯理由：自衛、精神失常（Insanity）、被人激怒（Provocation）及減責神志失常（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等。而後者，一般都是照顧殺人案最常使用的抗辯理由。
「（事發）當時你控制不到自己——因為你失常，於是消減了你的責任，由謀殺變誤殺。」張耀良指出，要用到這種理由抗辯，必須證明被告在事發時處於一種精神失常的狀態（Abnormality of mind）——比如患上嚴重抑鬱焦慮症，影響到他的正常判斷。
在郭案當中，張耀良找了一位精神科醫生替郭撰寫精神鑑定報告。醫生從被告的生活行為、情緒、睡眠質素、飲食體重各方面，得出他在案發前後的壓抑變化。結合控方提供的精神科報告，兩名醫生診斷郭在案發時，因照顧太太患上嚴重抑鬱，無法理性思考。最後控方接納改控誤殺。
端傳媒翻查資料，發現過往照顧者殺人案的被告在改控誤殺後，一般刑期最高判囚5年，較輕微的獲判感化令。
感化令
據案情，郭偉賢在助妻燒炭前，曾為結婚30年的太太按摩、又親吻她的額頭，播放佛經，祈求她安詳離世。法官在判刑時，指出被告毫無疑問深愛妻子。案件經媒體曝光後，很快引來大眾支持安樂死立法的呼聲。
端傳媒翻查資料，發現10年過去，政府一直重覆話語：安樂死是「違法及不道德的做法」，政府並無計劃就安樂死合法化進行諮詢。而在張耀良記憶中，法律界亦沒有就安樂死合法化問題曾經進行討論。
有關議題之所以難突破討論，在張耀良看來，社會上仍存有兩個未達到共識的問題——第一，是科學問題。「醫學上，我們知道有些病是無法救治，但這時又會有人跳出來說：一萬宗裏面有一兩宗病例是真的可以救回來，『為什麼有萬分之一的機會你都要放棄？』」他形容，這是永遠的科學爭拗。而第二個則是倫理問題，關於誰人有權去結束他者生命。
「你問我，坦白講我沒有一個Yes and No（是或否）的答案。」他還沒能過到自己一關——張耀良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我會覺得生命是這麼寶貴，結束生命是一條好難跨越的線。」
不過作為案件的辯護律師，他說自己對郭案「一定同情」。「他（郭偉賢）太太情況真是太惡劣了，」張耀良當時曾看過有關解剖照片及化驗報告，「你會覺得，你一直不讓她死，她甚至連尊嚴都沒有。」
目前在香港，法律改革倡議主要來自政府決策局及各大部門，外加法律改革委員會就不同議題向政府提交報告書，促使政府立法作出改變。比如2006年，法改會曾就《預設醫療指示》進行討論。
張耀良指出，每當香港有重大的法律改革議題，一貫的做法是先成立委員會，包括醫學、法律各方專家、社工，再調查和研究外國的經驗，並取得社會共識。
如今當社會開始湧現有關聲音，「我從一個法律人的角度來看，我真的接觸過這些（案件）、看過這些材料、我覺得我們不能夠迴避。」他覺得，議題提出者可以是前線接觸病人的醫學界及社工，「但是一定要有法律界的參與，因為最後一定涉及法律程序。」
安樂死未竟，紓緩治療的出路
2021年7月，Betty的媽媽確診子宮體癌。在完成一期治療後，癌細胞開始擴散，由子宮到肝膜、腹腔，再到頸部淋巴。當時看到掃描報告，「我就心知不妙，全個身都在發光（全身都有癌細胞）。」Betty驚訝起來。
腫瘤長期壓着媽媽的肝臟，給她帶來極大的內臟痛，而電療又逐一破壞子官附近的器官，如尿道、膀胱、直腸，大小二便也會感受到痛楚。「我長期睡在媽媽旁邊，她痛得起床呻吟，我就盡量安撫她，為她按摩。」 Betty一邊說，一邊模擬媽媽痛苦的表情。
治療過程中，Betty媽媽曾經講過很多次「死咗佢好過啦（死了比較好受）」。每次聽到，Betty也只能沉默應對。「我只可以用我的行動告訴她，我希望你能繼續好好地在我身邊。」但她也感到困惑，「如果我想（媽媽活下去），你就要繼續痛苦，其實是不是一種不孝？」
媽媽逐漸失去生存意志，Betty仍竭盡心思，讓媽媽生活得較好，去捱過痛楚，而煮菜是讓她最煩惱的事。正接受治療的癌症病人需要比一般人吸收多一倍蛋白質，「媽媽已經沒有胃口，還如何讓她吸收到100克蛋白質？一隻蛋都只得十來克，要食8隻蛋才夠， 」她歎息，「我作為照顧者，要苦惱很多這些事。」
成為照顧者半年，她已感到壓力到頂，「但沒有可能在我媽面前哭啦，我要偽裝成另一個人」。甚至在工作時，也要壓抑着，「我的情緒勞動很大，因為很多情緒我也沒有處理。」一次，Betty在朋友的工作室禁不住失控嚎哭。朋友問她有什麼可以幫忙？她說，根本幫不了，「有甚麼可以幫？我的公司還有我的媽媽，都只有我才可以做好的。」
當治療機會變得渺茫，病人不斷擴大的絕望感，也會成為壓垮照顧者的壓力。目前，在安樂死遠未合法化的香港，接受紓緩治療是晚期病人的一個醫療選擇。醫管局轄下12間公立醫院或寧養中心均有提供紓緩治療服務，為晚期病人提供住院、門診、日間紓緩治療、家居護理，也為照顧者提供哀傷輔導等服務。
在2021至2022年度，紓緩治療住院服務共有7815就診人次。因為輪候時間亦較長，部分有經濟能力的病人會轉而尋求私營的紓緩治療服務，而善寧會就是其中之一，其院舍善寧之家合共有30個套房，並有兩名駐院醫生。
黃惠玲為其中一名駐院醫生，已在紓緩治療科工作近20年。她指，接受紓緩治療的大多為患有末期癌病或器官衰竭的病人。他們的痛症主要出現於病發位置，「例如肺癌就主要是胸口痛，腸癌就可能會肚痛。」作為專科醫生，他們會先使用藥物減輕病人痛楚。「我們用藥會由較輕的藥物到嗎啡，一級一級提升。」
當病人的痛症無法透過藥物紓緩，醫護人員會把個案轉介給社工處理。「心理上的痛楚，單單靠藥物未必能完全解決得到。」善寧會臨床社工黃嘉然解釋，除了生理上的治療，社工會聆聽病人的需要，讓他們不再集中於痛的部分。「有人嘗試關心和理解他，（關懷）心靈上都很重要」。
無法得到醫院社工協助的阿如，最後在網上找到善寧會的紓緩服務。護士先上門為爸爸作評估，又教阿如如何墊起枕頭，讓爸爸呼吸可以順暢一點。在爸爸入住善寧之家後，醫生給他開藥紓緩腳腫、呼吸困難等症狀，亦有社工跟阿如一起計劃爸爸的身後事。
不過，要獲得快而有質素的紓緩治療，阿如要每天支付約5000港元住院費。要在生命的最後一段路走得舒適，不是每個人都能承擔得到。根據善寧會資料，善寧之家有一半床位為政府津助床位，符合資產審查準則的申請者，住院費用可減免至十分一，一天590元，而符合資格的綜援家庭則住院費用全免。
既然開支部份得到方案解決，為何紓緩治療仍不被病者廣泛受用、社會仍有不少照顧悲劇發生？善寧會營運總監、善寧之家院長陳木光也有留意到郭偉賢案件，形容這是「社會悲情的冰山一角」。而案件背後，正正揭示社區對病者支援不足。
據陳木光觀察，來求助病人主要分兩類，要不是情況已經很嚴峻，要不就是患病不久就來諮詢的。「分別在哪裏呢？越有知識越有教育、資訊收得豐富能力的，就預早有準備。」
但陳木光認為，社會不應該要求弱勢者擁有學識去求救。「香港的服務經常都是『等人來』，如果人們不認識你（的服務），那怎麼辦呢？有沒有人可以上門找他們呢？」在各個社區中心、醫院，甚至安老院，該有人察覺他們的存在，抱着已有的支援服務預早介入。
他指出，香港的醫療服務沿用「哪裏出事就做哪裏」的教條，在制度上沒有機制去互補不足，而現時郭偉賢案正正在社會響起警鐘——多年來，政府、醫療機構均側重投放資源於藥物治療（Curative Medicine），但現在「我們是時候把服務做好」，望政府將更多資源投放在紓緩治療。
對於大眾安樂死的呼聲，陳木光明言它是一個出路，但在立法會及社會的討論仍然漫長。「但除了安樂死這個選擇之餘，中間還有很多安詳離世的選擇。這個選擇又能否提供得到呢？」
前聯合醫院院長、醫生謝俊仁，曾為醫管局制定有關晚期治療抉擇倫理指引。他在《死在香港 流眼淚》一書中，曾寫道：「要求安樂死的病人其實是在求救。如果你幫到他，他就不會這樣要求。」
謝俊仁解釋，紓緩治療主要為緩解末期病人臨終前的痛苦。他形容「絕大部份」的病人在接受治療後均能獲得紓緩。以阿如爸爸為例，在入住善寧之家的第一天，醫生針對他的症狀開配止痛藥，症狀已經馬上得到紓緩，後來他也能嘗試自己上廁所、刷牙。
不過，針對現實上少數無法透過藥物緩解病痛的例子，謝俊仁指出，醫生還可以對患者進行「緩和性鎮定治療」，透過注射鎮靜劑，令病人陷入昏睡，以減少痛苦。而同時，此類鎮靜劑有機會讓病人的生理機能受抑壓，加速死亡。
好死的路，如何走？
阿如爸爸最後在2021年離世。在經歷爸爸患病之前，阿如坦言對「安樂死沒有任何感覺」，但她現在回想，覺得如果病人有安樂死的選擇，應該會比較開心，「如果知道（患上）末期、藥物無效，還要留他們在世上受苦，那一刻他們已經沒有任何生活質素可言，可以做的就是睡在床上不斷被苦痛折磨。」
「有安樂死只是有個選擇。但除了安樂死，你也應有其他出路讓人選擇，其實最後目標都只是想個患者走得安心。」阿如說。
因為媽媽的病，Betty對於安樂死的取態卻有所改變。「我以前覺得，人應該有尊嚴嘛！有尊嚴地死有何不好呢？」她稍稍思索再道，「但（經歷媽媽的事）之後我就覺得，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決定這一件事？」
對比起阿如，Betty的媽媽比較幸運。在接受新的免疫治療後，媽媽體內腫瘤縮小了一半。針對持續的痛症，Betty則長時間觀察着媽媽，記下她痛楚的位置、時間等，協助媽媽在最適當的時機吃止痛藥。除此以外，任職中醫的朋友也親自為媽媽做顱底骨治療，在過程中與她談心，介紹媽媽去看疼痛科，解答二人在病理上的各種疑難。
當治療可見希望，痛症續漸緩解，Betty媽媽再也沒有「想死」的念頭。從媽媽的心態轉變，Betty感受到生命的重量。「不是簡單一句就可以放棄生命，尤其生命的重量，是你到了那個位才會知道。」但同一時間，她也自省，這種幸運是因為自己比其他人更「Resourceful（資源豐富）」——有足夠資金支付治療費用、自己和弟弟擁有一定的知識、人脈。
但反過來，「在支援不足的情況下，社會可以如何幫到你？在心理、醫學及照顧層面也要自求多福，真的。」Betty認為要討論安樂死的前提，除了要普及生死教育，社會的安全網也必須做得更好，讓癌症病人及家屬獲得更多支援。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就不可以輕言安樂死好、（安樂死）可以維持人類尊嚴。」Betty語重心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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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an0129: 不不，你完全不理解我的意思，我為何括住「自殺」？因為自殺就自殺，意思死者本人去行動自殺。你所說得全是「被自殺」。「被自殺」是謀殺（注意，協助自殺是另一回事），和安樂死是兩種概念。
首先，安樂死要確認本人意願，不可能「虛假文書」。當然，安樂死那麼多種，或許某國有虛假文書的安樂死。但與其擔心安樂死，不如擔心「被自殺」，而這更有可能發生。
@rsk 你說的不太可能發生的情況，在歷史上發生次數太頻密了，甚至有被寫進法律裏。日本有棄老山、中國有寄死窯、韓國的高麗葬、印度有棄老國。你說的不太可能恐怕發生太多次了
兩位醫生不過是避免在物理上的誤診，但無法避免人心險惡。你看最近香港免針紙事件，就知道獲得醫生幫忙虛假文書不是什麽困難的事，如果連免針事件都出現舞弊，那麽我們何來勇氣說安樂死的制度是萬無一失？
@Nathan0129: 你的想法，很普遍存在某些基督徒和社工身上，但這些想法往往有盲點。
首先，斷絕供養/動之以情去要求安樂死，是不太有「可能」發生。原因很簡單，既然可能有上述情況，一樣可能有『斷絕供養/動之以情去要求「自殺」』 。我們要問，香港人的性格、環境已經差到這地步？若到這種地步，有無安樂死，是無太大分別。
人性是不能被測試，對此我很認同，祇有惡魔才會打算測試人性。對此，人們是依靠法律和制度，不然為何要求「兩名醫生」簽紙同意，不是「一名醫生」。
@kes 感謝你的補充，我十分同意死亡的權利，但是安樂死並不能避免被濫用才是我想表達的和核心。
我的建議是不要去測試人性，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如果家屬決心讓絕症患者或老人去死（比如以斷絕供養威脅或動之以情，懇求老人為後代的幸福接受安樂死），請問這種情況醫生是如何辨別哪個是自願，哪個是被迫的？即使是盡責仔細的醫生也難以擔保沒漏網吧？
自由主義的問題就是如此，看似幫助了弱勢社群，但是一旦開放自由，人性的凶惡也會隨之放出來，反噬本來要保護的弱勢群體。
回覆樓下@ Nathan0129: 根據外國安樂死的要求，患者必需是不治之症，而且身體承受痛楚，醫生才會同意安樂死(最少兩名醫生簽紙同意)。
當人患不治之症且痛苦萬分，卻無權決定自己安樂死，合理嗎？
沒有社會可以為所有人提供充足支援（雖然增加支援是必須的，香港的系統沒有把人當作人）。就算社會有充足支援，為了維持生命，病人依然要承受不成比例的痛楚。問題是「死亡」本身不被認可，彷彿只有永生不死才符合人性。諷刺的是，癌細胞就是永生不死的生物。
問題是現在“為家庭和社會責任”而痛苦地殘喘苟活的人多得是。
如果安樂死合法化，即使看似基於本人意願，但實際上是出於「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而被迫去死的情況會不斷出現。
Betty的想法不是有一點本末倒置了嗎？就是社會上對病者的支援不足，安樂死才是他們手上僅有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