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在疫情和崩壞的時代裏，我跨越半個地球只為遇見腹中的小生命

【編者按】和Jasmine約在一家咖啡館見面，由於懷孕，鼓起的肚子讓她的行動顯得有些遲緩，她緩慢而小心地坐下，向服務員要了一杯溫水——縱然喜歡咖啡，孕期的她卻不能攝入過多咖啡因。Jasmine是一個詩人、創作者，她一邊娓娓回憶著一路的經歷：女同性戀、出櫃、中港伴侶、性少數生育權、疫情，一邊不斷強調：在諸多的因素裏，由於缺乏體制化的保障，她生育之旅的每一步，都走得異常艱辛。

根據香港《人類生殖科技條例》的規定，輔助生殖機構不得為未婚人士提供生殖服務，香港目前僅承認一夫一妻的異性戀婚姻，因此Jasmine與伴侶無法在港完成試管嬰兒的手術。與此同時，由於進行試管嬰兒前的一系列身體素質檢查、基因篩查、及孕後檢查往往會整合提供，她們甚至難以在港找到願意單獨做取卵前身體檢查的診所。最後找到的明醫生（化名），是因對各地試管嬰兒流程細節感興趣，才幸運地答應。

即使Jasmine如今已成功懷孕，找尋生產醫院仍然是令她頭痛的問題：私家診所因她試管嬰兒受孕的經歷而顧慮重重，即使鄰近產期的試管嬰兒，與自然懷孕並無太大差別；公立醫院則因移民潮人才流失嚴重。而無論私家診所還是公立醫院，伴侶Rae在法律手續上都是與自己和孩子無關的人。

我們結合採訪和她提供的30餘頁試管嬰兒日記，整理出了她的故事。

「哇，破產喇，check咁多（檢查這麼多）。」每次明醫生打開文件看到先前的血液檢測項目時，都會這樣感嘆。這是我遠赴加勒比海開啟IVF（註：試管嬰兒）的旅程前，最後一次需在港進行的子宮檢查。

「點解你會搵度嗰間嘢嘅？通過Agent呀。（你為什麼找到那間機構？通過中介嗎？）」明醫生問。

「唔係，自己上網搵嘅。Agent都幫我哋唔度。（不是，自己上網找的。中介幫不到我們。）」

事實上自準備生育以來，我和伴侶Rae諮詢了香港數家大大小小的輔助生殖中介。作為不被法律認可婚姻關係的女同性戀伴侶，我們無法在港進行合法的IVF。這些中介往往會以枱底交易的方式，引薦東南亞的生殖服務，但無論政策規定還是需花費的金額，都遠非外界普遍以為的那麼簡單。

例如，一家中介引薦柬埔寨時，表示會給我介紹一位當地男性作為我的「假丈夫」，陪同前往醫院和進行相關流程，並補充道：「所有法律責任由你個人承擔。」

我們只好自己搜尋海外的生殖機構，在對比了成功率、價格、程序保障等因素和陰差陽錯之下，鎖定了​​位於加勒比海的一家醫院。看著度假小島國的照片，我想即使受孕不成功，也至少能渡過一個昂貴但美麗的假期。

「真係犀利喇。」檢測儀器漸漸離開我的身體，明醫生把文件整理好，確認在報告上寫好了服用優思明的日期、超聲波掃描圖日期、子宮內膜厚度、及我多囊卵巢的症狀，最後附上一個結實的醫院文件袋，並向我告別：「祝你好運。」

註：優思明為口服避孕藥，含屈螺酮、炔雌醇兩種仿女性荷爾蒙，防止排卵和令卵子成熟，為IVF取卵前需服用的藥物之一。

誠實

抵達目的地機場的時候，一朵龐大的雲懸在我們上空，赤道附近的島，天似乎離地面很近。

在正式進入取卵檢查的前一天，我和伴侶Rae被安排了準雙親心理諮詢。咨詢師有一頭棕色長髮，她的笑容很和暖，白色皮膚上渲了一層島上晚霞般的粉紅色。她問了我們各種問題，從我們如何認識，關係怎樣，如何化解分歧和爭執開始，到各自的家庭，和家人的關係。

Rae很小就意識到了自己的性取向，她有個自由開放的家庭，因此並未引起什麼波瀾。而我的爸媽則比較像威權父母，我20歲出頭便拉我去相親。在大學以前，我約會的都是男生。Rae是我工作以後約會的第一個女生，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己是雙性戀。出櫃時我更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拉鋸。媽媽說，為什麼你可以選擇男或女，卻要選一條更艱難的路？爸爸起初很激動，甚至將Rae比作把我「帶入無名之地的魔鬼」，但隨著時間推移、買樓和促使伴侶與他們不斷接觸，漸漸鬆動，如今甚至要Rae「多管管」我。因此在做IVF的之前，我很幸運地得到了雙方父母的支持。

咨詢師接著聊到孩子基因學父親的問題。而由於基因測試的發展，我們很容易得知自己血緣上的親人。當孩子踏入青春期，對自己的起源感到好奇，有可能會通過這些測試找到自己基因上的其他兄弟姐妹。

「最重要的宗旨是誠實。」她提醒我們，我們要和我們的父母、對內對外都保持一致，誠實是孩子信任感和安全感的來源。

咨詢師的話讓我有醍醐灌頂之感。在此之前，心裏一直有一塊放不下的大石頭：同性家庭的孩子是否會在成長過程中遇到更多的困難？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感到缺失。但事實上，每一個小孩在成長中都會遇到相似的問題：身份認知、性格發展等等，與我們過去曾經歷的一樣，這都是所有人必經的階段。

成年人總習慣於把問題複雜化，將一些再普遍不過的事歸咎為種種原因，但很多歸因的過程都帶有偏見的預設。

「從現在開始，你們就可以創造一本屬於你們試管嬰兒之旅的故事書。」咨詢師說，在5歲之前，我們可以用孩子能明白的語言來講述，比如，「我們愛彼此，也希望能有一個寶寶。一個寶寶的誕生需要一個卵子和一個種子。我們有卵子，但需要尋找一個好的種子。後來我們找到了一顆善良、慷慨、獨一無二的種子，在醫生的幫助下它們結合了，然後你在媽媽的肚子裏長大。」

咨詢師推薦了很多講述LGBTQ家庭的繪本，我也開始意識到，這個關於孕育、關於來源的故事，早在計劃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選擇精子捐贈者，做了各種身體檢查、血液測試，吃營養補充品（維他命D和葉酸）、來到加勒比海，吃藥、打針。當回顧這個旅程的時候，將來的孩子也會感受到我們為了迎接他而付出的努力。

取卵

取卵那日，早上7點半我們便到了醫院。護士跟我們一一講解取卵手術之後可能有的副作用：腹部脹痛、頭暈、作嘔、會像月事那樣流血。我被建議吃輕量的食物，每天不能攝入超過6杯（每杯250毫升）的液體，要繼續吃各種不同的藥，並增加了一種從直腸塞進去溶化的藥。

想到塞藥我有點害怕，卻還是點頭表示明白。Rae幫我穿上藍色手術袍，戴上帽子，要我拍一張照片壯膽。取卵手術全程一個半小時，但取卵的過程只有15-20分鐘，後半段時間是等麻醉藥慢慢消退。

「現在我開始注射麻醉藥了。」栗子色皮膚的麻醉師似乎是比利時人，藥水順著針管流入我的體內。「Good night」麻醉師溫柔地對我說，不到十秒，我就昏睡過去了。醒來的時候，我以為自己只是睡了十幾分鐘。

坐的士回到酒店後，我又睡了四個小時，腹部有一點點疼痛。試管嬰兒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了，感覺我們向前邁了一大步。

只是第二天起，我就要經歷沒料想過的辛苦。取卵後第二天，我的腹部開始鼓脹、絞痛，脹到甚至呼吸都覺得困難。一連三日，我都只能平躺著看書、看劇，看完了《你的名字》和《東京愛情故事2020》。為了緩解不適，我們幾乎用盡了從家裏帶來的「法寶」：每天我都在肚臍上貼姜貼，或在胃和腹部塗抹生姜精油按摩。Rae 的手很暖和，她在幫我揉肚子的時候，我會感覺好一些。

事實上，多囊卵巢的女性如我，在進行IVF時，會產生大量的卵泡，同時注射的促排針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在取卵後依然會留在體內，繼續作用於卵泡。這種激素會讓液體留在腹部，產生腹水、脹痛，卵巢增大的現象。即使非多囊卵巢的女性，在取卵後也可能出現，這是卵巢過度刺激症狀。

原訂於第六日移植胚胎的我，被醫生告知需先將腹水抽出，待身體康復後再做移植。心頭不由得飄過一朵小小的烏雲。

早先的麻醉師過來看我，「我們看了超聲波的檢查，常理來說應該已是非常痛苦的了，但她表現得很堅強，沒有抱怨太多。這或許是好事也是壞事。」我和Rae互望，她一副心痛的樣子。

排水手術後，我明顯較取卵時要精神，但回到酒店，下體便排出一大血塊。不過好在我終於可以好好吃一些東西，前幾天的感受簡直難以言喻：吃了一點東西不知是飽還是脹，痛的時候也不知道是胃痛還是脹痛，肚子好像不屬於自己。

短暫休息後，我們決定先到紐約結婚，回港修復，之後再返加勒比海。

疫情

疫情期間的旅行總是充滿了不確定，我也因取卵、移植兩次往返加勒比海和香港，而度過了共長達40餘天的隔離。第一次前往加勒比海是2021年的8月底，返回香港隔離出來已是10月，由於Rae的工作不能再次請長假，我只能寄希望於媽媽可以順利辦下簽證。

上一次與父母見面，已經是2019年的春節了。我和Rae回大陸探望他們，不擅廚藝的媽媽最喜歡做雞粥和南瓜魚湯給我們喝。我記得年初二那天，開始從四面八方傳來高速公路停止通行的消息，武漢爆疫，淪陷封城。Covid-19病毒來得迅猛，微信和微博上開始有各種各樣的消息在發酵。在爸爸的催促下，我們提早返回了香港。之後持續爆疫的兩年裏，我們一直用視頻和信息溝通。

有些關係大概距離產生美。我和媽媽分別久了，互相都很掛念。若住在一起超過一週的話，又必定會各自嫌對方：我定會看不慣他們懶於收拾屋子，一米多長的茶几，鋪滿爸爸的藥物、杯子、水果和雜物；而媽媽也定會嫌我要求多多。

在移植階段，準媽媽們需要注射「油針」——即黃體酮或孕酮。媽媽以前曾當過工廠裏的值班護士，想來她可以幫我打針。於是我不斷說，「你非常非常重要呀。一來可以幫我打針，二來有你在身邊的話，我會安心很多，不必胡思亂想。」媽媽則笑說，「很重要也輪不到我說能不能去呢。簽證應該快了，再等等吧。」

細想起來，其實我希望媽媽陪同一起去加勒比海，主要是因為我太想念她了，希望能和她去一趟旅行。

媽媽的簽證一連數日都沒有消息，我覺得煎熬，便走到西九龍公園，坐在M+博物館的大階梯上放空自己。午後四點的天空呈現一片淡藍色，博物館的仿竹陶瓦遮住半邊天，就像看一枚郵票的邊緣。天空下面，雄踞的兩座建築是Freespace劇場和戲曲中心，前面有蜿蜒如河流的步道嵌於草坪上。綠樹仍比較矮小，未成蔭，遠處是維多利亞港在陽光下波光粼粼。雖然未完全痊癒的我此時不該接觸咖啡因，我還是手捧一杯拿鐵，讓它的濃郁香氣安撫我的內心。慢慢地，淌下淚來。

我給媽媽發去信息——我已做好了一個人出發的心理準備。她回傳我一個拇指、一個笑臉、一朵玫瑰。

與此同時，Omicron變異株的新聞開始頻頻出現，每每提及，都會用「高度傳染性」來表述，但也表示該毒株病症輕微。Rae於是查看港府入境政策變動，發現A組（高風險）地區的入境人士，只適用於「香港居民」。這意味著，非香港居民的媽媽因轉機會路過英國，而無法入境香港。即使我寫信申訴，表示因「特殊照顧」，媽媽會與我一同隔離21天，也無濟於事。

在世界各地陸續將Covid-19看作風土病時，港府和大陸仍然堅持清零政策，令無數家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分隔異地。這樣教條的防疫政策打碎了我們所有的期待，我取消了媽媽的機票行程，近在廣東的她也難掩失望：「咫尺天涯呀。」

移植

12月初，我只好獨自踏上去加勒比海的旅程。

抵達目的地機場，感覺從香港的冬天走到了加勒比海的暖夏。儘管這時節是當地的冬季，也是旅遊旺季，對我來說儼然就是舒舒服服的夏日，氣溫介乎24至30攝氏度。

移植日這天，我穿上一條鮮黃色的松身裙，上面開滿五彩斑斕的花朵，讓我想起奧地利象徵主義畫家克里姆特的《吻》，充滿能量的顏色和花紋特別適合迎接新生命。

走入診室後，醫生給我看了胚胎解凍後的樣子，並表示狀態非常好。我又一次換上藍色手術袍，慢慢踏入手術室。躺在手術床上，燈滅了，護士引導我看B超的屏幕。醫生把移植管插入宮腔，我在屏幕上能看到一個白點，那是導管。

「準備好了」囊胚已在窗口等待，此時除了女醫生和護士，我聽見一把清脆的男聲，是胚胎師的聲音，我記得之前在電話上他告訴我所有胚胎的發展狀態。胚胎師確認過我的名字和生日日期後，我望見這刻時鐘顯示的是中午12時10分。

空氣變得異常安靜，護士用雙手按著我的腹部，電光火石間，含有胚胎的液體就倏地流過導管進入宮腔。過程太快，我甚至難以看見屏幕上的閃動。

「Fantastic.（很好）」胚胎師說。
「It’s done?（結束了嗎？）」我有點難以置信。
「Yes it’s done.（是的，結束了。）」俐落而肯定的回答。

護士開始交代我注意事項和需繼續服用的藥物，並告訴我在兩週或12天後進行尿液驗孕檢測——那是2021年12月26日，他們形容為「拆禮物日」。

平靜地修整過後，我開始收拾行李回港。由於不能蹲下身體，我只能坐在椅上，用雙腳把行李收拾得整齊妥貼，不禁為自己的收納能力感到得意。我向酒店職員請求她幫忙蓋上行李箱，然後移送到前臺準備退房。

起飛前，我一度被告知需要證明我所持的Covid-19 PCR檢測機構須屬ISO15189標準，要找文件證明，幾經折騰終於拿到，一度以為自己無法登機，然而事實上到了香港，並沒有要求我們出示那些文件。

抵達隔離酒店時已是下午1時，我向酒店職員提出幫忙送行李入房間並打開平放的要求，原因是剛做過手術無法提重物或蹲下。戴眼鏡的圓臉職員將我的行李安頓好，打開平放在大腿高度的木架上，並以溫柔的聲線說「如果感到任何不適，請聯繫我們。」我向他們道謝，這下我可安心補眠了。

就在我回到香港的當晚，港府宣布了新的入境政策：從英國抵港的香港居民，必須先在竹篙灣隔離五天，並且提交48小時之內的核酸檢測報告，政策在當天立即生效。而我恰在前一天返回，遲一些就難以歸家。

Rea比喻說，這就像《今際之國的闖關者》第一個遊戲，打開門逃生的千鈞一髮間後面就爆炸。

禮物

到第七週便可以做陰道超聲波聽胎兒心跳了，此前驗孕棒雖然看到了兩道紅線，但直到產檢前我都無法完全放下心來。

我躺在手術床上，看著頭頂的螢幕，探測器發現了一塊黑色像花生形狀的東西，黑色中間有小小的一團白色。「黑色的是胎水。剛才好像它在動，有沒有？這個是囊胎。」明醫生一邊查看一邊說明。

我的心情有點緊張，在一旁的Rae恐怕也是，我們都在期待寶寶的心跳聲。醫生叫護士幫忙操作儀器，她進來超聲波房撥弄了一下，忽然「撲通，撲通」的巨大聲響迴盪室內，影像也看見聲波上下躍動。護士擷取了聲波尖端其中一段，顯示每分鐘心跳157下。

「跳得好快啊。」我難掩興奮之情。
「胎兒的心跳大概是成年人的兩倍。」Rae說。
「你有讀書了。」明醫生回應。

2月14日我再次做產檢時，向醫生諮詢了生產醫院的事。有私家診所的醫師表示個案特殊，有些猶豫，建議到公立醫院生產。我向朋友提起醫生的拒絕，朋友不解，問我為何要講明是IVF，而不說意外懷孕。她說，身邊大陸的女同志伴侶朋友，在國外做IVF後回國生產，就藉口說「被搞大了，不知道爸爸是誰。」

「我只是不想說謊，而且我還特意在表格上刪掉丈夫一詞，把妻子寫上。」我在內心嘆了口氣，我明白朋友的建議是為我好，但我仍有許多不知道的事，同時也感覺輪不到我選擇醫院，醫院也會選擇孕婦。

由於婚姻和生育政策的落後，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女性都要撒謊去獲取醫療資源，感覺是自損尊嚴的一種做法。如果伴侶不能堂堂正正地陪著產檢，對於我們何嘗不是一種剝奪。

事實上，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前，我原對香港的性少數平權是懷抱希望的，因近年有很多司法覆核的案件成功爭取了同志的權益，很多人都在站出來爭取和努力。現在外資公司仍然因外部環境的要求而有一些性少數友善政策，譬如在我任職美國的一所大學的時候，Rae能享有同性伴侶或配偶的課程學費豁免福利；Rae在港任職新加坡一間大企業的時候，我也能作為她海外結婚的妻子而獲得醫療保險。然而在2020年後，我們感覺大環境是不太樂觀的。

記者向我問起早前上海疫情時網絡上提起的「最後一代」，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沒權沒勢的我們應該如何教育下一代？我也總在思考這個問題。

去年12月29日，《立場新聞》高層被捕，當日宣布停運。在我追尋生育自由的同時，香港則上演著新聞自由被奪取的一幕。2021年大概是公民社會和新聞媒體崩解的一年，香港超過58個組織解散，包括教協、民陣、職工盟⋯⋯法制更加「完善」了，社會變得「正常」了，家庭移居離散，我們學習沈默，我們低語，甚少說「不該說的事」，大家迴避、游移、在腦中和筆下修正言辭。

似乎有什麼東西讓一把火點燃，又漸漸煙滅。

平安夜時，我在Netflix看了諷刺災難喜劇《千萬別抬頭》。在拍這部影片的時候，地球還未經歷Covid-19疫情爆發。而在2021年尾上演，觀者定能對這種全球災難下的世間百態產生共鳴。無論是瞬間爆發的天災人禍、還是溫水煮蛙般逐漸升級的全球變暖，掌權者總是先從政黨和資本家的利益出發而行動。公民的福祉，或是全人類的命運可能只是政策上的宣傳口號。

誠然，我們下一代要面對的，除了威權管治、數字霸權，還可能有更多自然災害。

我們要如何教育、面對下一代？記者再次提問。

其實在生育之前，Rae的爸媽曾擔憂小孩將來在香港接受到的是民族主義教育，因而十分顧慮。但我也自小接受大陸教育長大，退休的父母甚至會參加社區唱紅歌的表演活動，可我的人格卻並不由這些因素決定，如同出國讀書的學生也有很多小粉紅，而一直身在國內的朋友，不少想法開放深刻。我想，大概也不必那麼灰心和沮喪。

我們的世界仍在崩解，病毒依然蔓延，可能接下來會繼續收緊、變差，但我們都繼續努力活著，帶著朋友和家人的溫暖和支持，掙扎著去爭取我們的自由，哪怕只是我個體孕育生命的自由。我們仍想做一個正直的人。

第一次看到驗孕棒顯示兩條杠的時候，我寫了一首詩紀錄當時的感受，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孑身跨越了半個地球

輕擁28星宿的祝福

風塵僕僕只為遇見你

當世界不斷變遷

唯有真誠留住片刻風景

一深一淺

那晦暗的顏色

是曖昧的無聲告白

採訪、編輯、整理：端傳媒記者易小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