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在疫情和崩坏的时代里，我跨越半个地球只为遇见腹中的小生命

【编者按】和Jasmine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由于怀孕，鼓起的肚子让她的行动显得有些迟缓，她缓慢而小心地坐下，向服务员要了一杯温水——纵然喜欢咖啡，孕期的她却不能摄入过多咖啡因。Jasmine是一个诗人、创作者，她一边娓娓回忆著一路的经历：女同性恋、出柜、中港伴侣、性少数生育权、疫情，一边不断强调：在诸多的因素里，由于缺乏体制化的保障，她生育之旅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辛。

根据香港《人类生殖科技条例》的规定，辅助生殖机构不得为未婚人士提供生殖服务，香港目前仅承认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因此Jasmine与伴侣无法在港完成试管婴儿的手术。与此同时，由于进行试管婴儿前的一系列身体素质检查、基因筛查、及孕后检查往往会整合提供，她们甚至难以在港找到愿意单独做取卵前身体检查的诊所。最后找到的明医生（化名），是因对各地试管婴儿流程细节感兴趣，才幸运地答应。

即使Jasmine如今已成功怀孕，找寻生产医院仍然是令她头痛的问题：私家诊所因她试管婴儿受孕的经历而顾虑重重，即使邻近产期的试管婴儿，与自然怀孕并无太大差别；公立医院则因移民潮人才流失严重。而无论私家诊所还是公立医院，伴侣Rae在法律手续上都是与自己和孩子无关的人。

我们结合采访和她提供的30余页试管婴儿日记，整理出了她的故事。

“哇，破产喇，check咁多（检查这么多）。”每次明医生打开文件看到先前的血液检测项目时，都会这样感叹。这是我远赴加勒比海开启IVF（注：试管婴儿）的旅程前，最后一次需在港进行的子宫检查。

“点解你会揾度𠮶间嘢嘅？通过Agent呀。（你为什么找到那间机构？通过中介吗？）”明医生问。

“唔系，自己上网揾嘅。Agent都帮我哋唔度。（不是，自己上网找的。中介帮不到我们。）”

事实上自准备生育以来，我和伴侣Rae咨询了香港数家大大小小的辅助生殖中介。作为不被法律认可婚姻关系的女同性恋伴侣，我们无法在港进行合法的IVF。这些中介往往会以枱底交易的方式，引荐东南亚的生殖服务，但无论政策规定还是需花费的金额，都远非外界普遍以为的那么简单。

例如，一家中介引荐柬埔寨时，表示会给我介绍一位当地男性作为我的“假丈夫”，陪同前往医院和进行相关流程，并补充道：“所有法律责任由你个人承担。”

我们只好自己搜寻海外的生殖机构，在对比了成功率、价格、程序保障等因素和阴差阳错之下，锁定了​​位于加勒比海的一家医院。看著度假小岛国的照片，我想即使受孕不成功，也至少能渡过一个昂贵但美丽的假期。

“真系犀利喇。”检测仪器渐渐离开我的身体，明医生把文件整理好，确认在报告上写好了服用优思明的日期、超声波扫描图日期、子宫内膜厚度、及我多囊卵巢的症状，最后附上一个结实的医院文件袋，并向我告别：“祝你好运。”

注：优思明为口服避孕药，含屈螺酮、炔雌醇两种仿女性荷尔蒙，防止排卵和令卵子成熟，为IVF取卵前需服用的药物之一。

诚实

抵达目的地机场的时候，一朵庞大的云悬在我们上空，赤道附近的岛，天似乎离地面很近。

在正式进入取卵检查的前一天，我和伴侣Rae被安排了准双亲心理咨询。咨询师有一头棕色长发，她的笑容很和暖，白色皮肤上渲了一层岛上晚霞般的粉红色。她问了我们各种问题，从我们如何认识，关系怎样，如何化解分歧和争执开始，到各自的家庭，和家人的关系。

Rae很小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性取向，她有个自由开放的家庭，因此并未引起什么波澜。而我的爸妈则比较像威权父母，我20岁出头便拉我去相亲。在大学以前，我约会的都是男生。Rae是我工作以后约会的第一个女生，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是双性恋。出柜时我更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拉锯。妈妈说，为什么你可以选择男或女，却要选一条更艰难的路？爸爸起初很激动，甚至将Rae比作把我“带入无名之地的魔鬼”，但随著时间推移、买楼和促使伴侣与他们不断接触，渐渐松动，如今甚至要Rae“多管管”我。因此在做IVF的之前，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双方父母的支持。

咨询师接著聊到孩子基因学父亲的问题。而由于基因测试的发展，我们很容易得知自己血缘上的亲人。当孩子踏入青春期，对自己的起源感到好奇，有可能会通过这些测试找到自己基因上的其他兄弟姐妹。

“最重要的宗旨是诚实。”她提醒我们，我们要和我们的父母、对内对外都保持一致，诚实是孩子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来源。

咨询师的话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在此之前，心里一直有一块放不下的大石头：同性家庭的孩子是否会在成长过程中遇到更多的困难？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感到缺失。但事实上，每一个小孩在成长中都会遇到相似的问题：身份认知、性格发展等等，与我们过去曾经历的一样，这都是所有人必经的阶段。

成年人总习惯于把问题复杂化，将一些再普遍不过的事归咎为种种原因，但很多归因的过程都带有偏见的预设。

“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可以创造一本属于你们试管婴儿之旅的故事书。”咨询师说，在5岁之前，我们可以用孩子能明白的语言来讲述，比如，“我们爱彼此，也希望能有一个宝宝。一个宝宝的诞生需要一个卵子和一个种子。我们有卵子，但需要寻找一个好的种子。后来我们找到了一颗善良、慷慨、独一无二的种子，在医生的帮助下它们结合了，然后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大。”

咨询师推荐了很多讲述LGBTQ家庭的绘本，我也开始意识到，这个关于孕育、关于来源的故事，早在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选择精子捐赠者，做了各种身体检查、血液测试，吃营养补充品（维他命D和叶酸）、来到加勒比海，吃药、打针。当回顾这个旅程的时候，将来的孩子也会感受到我们为了迎接他而付出的努力。

取卵

取卵那日，早上7点半我们便到了医院。护士跟我们一一讲解取卵手术之后可能有的副作用：腹部胀痛、头晕、作呕、会像月事那样流血。我被建议吃轻量的食物，每天不能摄入超过6杯（每杯250毫升）的液体，要继续吃各种不同的药，并增加了一种从直肠塞进去溶化的药。

想到塞药我有点害怕，却还是点头表示明白。Rae帮我穿上蓝色手术袍，戴上帽子，要我拍一张照片壮胆。取卵手术全程一个半小时，但取卵的过程只有15-20分钟，后半段时间是等麻醉药慢慢消退。

“现在我开始注射麻醉药了。”栗子色皮肤的麻醉师似乎是比利时人，药水顺著针管流入我的体内。“Good night”麻醉师温柔地对我说，不到十秒，我就昏睡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只是睡了十几分钟。

坐的士回到酒店后，我又睡了四个小时，腹部有一点点疼痛。试管婴儿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感觉我们向前迈了一大步。

只是第二天起，我就要经历没料想过的辛苦。取卵后第二天，我的腹部开始鼓胀、绞痛，胀到甚至呼吸都觉得困难。一连三日，我都只能平躺著看书、看剧，看完了《你的名字》和《东京爱情故事2020》。为了缓解不适，我们几乎用尽了从家里带来的“法宝”：每天我都在肚脐上贴姜贴，或在胃和腹部涂抹生姜精油按摩。Rae 的手很暖和，她在帮我揉肚子的时候，我会感觉好一些。

事实上，多囊卵巢的女性如我，在进行IVF时，会产生大量的卵泡，同时注射的促排针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在取卵后依然会留在体内，继续作用于卵泡。这种激素会让液体留在腹部，产生腹水、胀痛，卵巢增大的现象。即使非多囊卵巢的女性，在取卵后也可能出现，这是卵巢过度刺激症状。

原订于第六日移植胚胎的我，被医生告知需先将腹水抽出，待身体康复后再做移植。心头不由得飘过一朵小小的乌云。

早先的麻醉师过来看我，“我们看了超声波的检查，常理来说应该已是非常痛苦的了，但她表现得很坚强，没有抱怨太多。这或许是好事也是坏事。”我和Rae互望，她一副心痛的样子。

排水手术后，我明显较取卵时要精神，但回到酒店，下体便排出一大血块。不过好在我终于可以好好吃一些东西，前几天的感受简直难以言喻：吃了一点东西不知是饱还是胀，痛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胃痛还是胀痛，肚子好像不属于自己。

短暂休息后，我们决定先到纽约结婚，回港修复，之后再返加勒比海。

疫情

疫情期间的旅行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我也因取卵、移植两次往返加勒比海和香港，而度过了共长达40余天的隔离。第一次前往加勒比海是2021年的8月底，返回香港隔离出来已是10月，由于Rae的工作不能再次请长假，我只能寄希望于妈妈可以顺利办下签证。

上一次与父母见面，已经是2019年的春节了。我和Rae回大陆探望他们，不擅厨艺的妈妈最喜欢做鸡粥和南瓜鱼汤给我们喝。我记得年初二那天，开始从四面八方传来高速公路停止通行的消息，武汉爆疫，沦陷封城。Covid-19病毒来得迅猛，微信和微博上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在发酵。在爸爸的催促下，我们提早返回了香港。之后持续爆疫的两年里，我们一直用视频和信息沟通。

有些关系大概距离产生美。我和妈妈分别久了，互相都很挂念。若住在一起超过一周的话，又必定会各自嫌对方：我定会看不惯他们懒于收拾屋子，一米多长的茶几，铺满爸爸的药物、杯子、水果和杂物；而妈妈也定会嫌我要求多多。

在移植阶段，准妈妈们需要注射“油针”——即黄体酮或孕酮。妈妈以前曾当过工厂里的值班护士，想来她可以帮我打针。于是我不断说，“你非常非常重要呀。一来可以帮我打针，二来有你在身边的话，我会安心很多，不必胡思乱想。”妈妈则笑说，“很重要也轮不到我说能不能去呢。签证应该快了，再等等吧。”

细想起来，其实我希望妈妈陪同一起去加勒比海，主要是因为我太想念她了，希望能和她去一趟旅行。

妈妈的签证一连数日都没有消息，我觉得煎熬，便走到西九龙公园，坐在M+博物馆的大阶梯上放空自己。午后四点的天空呈现一片淡蓝色，博物馆的仿竹陶瓦遮住半边天，就像看一枚邮票的边缘。天空下面，雄踞的两座建筑是Freespace剧场和戏曲中心，前面有蜿蜒如河流的步道嵌于草坪上。绿树仍比较矮小，未成荫，远处是维多利亚港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虽然未完全痊愈的我此时不该接触咖啡因，我还是手捧一杯拿铁，让它的浓郁香气安抚我的内心。慢慢地，淌下泪来。

我给妈妈发去信息——我已做好了一个人出发的心理准备。她回传我一个拇指、一个笑脸、一朵玫瑰。

与此同时，Omicron变异株的新闻开始频频出现，每每提及，都会用“高度传染性”来表述，但也表示该毒株病症轻微。Rae于是查看港府入境政策变动，发现A组（高风险）地区的入境人士，只适用于“香港居民”。这意味著，非香港居民的妈妈因转机会路过英国，而无法入境香港。即使我写信申诉，表示因“特殊照顾”，妈妈会与我一同隔离21天，也无济于事。

在世界各地陆续将Covid-19看作风土病时，港府和大陆仍然坚持清零政策，令无数家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分隔异地。这样教条的防疫政策打碎了我们所有的期待，我取消了妈妈的机票行程，近在广东的她也难掩失望：“咫尺天涯呀。”

移植

12月初，我只好独自踏上去加勒比海的旅程。

抵达目的地机场，感觉从香港的冬天走到了加勒比海的暖夏。尽管这时节是当地的冬季，也是旅游旺季，对我来说俨然就是舒舒服服的夏日，气温介乎24至30摄氏度。

移植日这天，我穿上一条鲜黄色的松身裙，上面开满五彩斑斓的花朵，让我想起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克里姆特的《吻》，充满能量的颜色和花纹特别适合迎接新生命。

走入诊室后，医生给我看了胚胎解冻后的样子，并表示状态非常好。我又一次换上蓝色手术袍，慢慢踏入手术室。躺在手术床上，灯灭了，护士引导我看B超的屏幕。医生把移植管插入宫腔，我在屏幕上能看到一个白点，那是导管。

“准备好了”囊胚已在窗口等待，此时除了女医生和护士，我听见一把清脆的男声，是胚胎师的声音，我记得之前在电话上他告诉我所有胚胎的发展状态。胚胎师确认过我的名字和生日日期后，我望见这刻时钟显示的是中午12时10分。

空气变得异常安静，护士用双手按著我的腹部，电光火石间，含有胚胎的液体就倏地流过导管进入宫腔。过程太快，我甚至难以看见屏幕上的闪动。

“Fantastic.（很好）”胚胎师说。
“It’s done?（结束了吗？）”我有点难以置信。
“Yes it’s done.（是的，结束了。）”俐落而肯定的回答。

护士开始交代我注意事项和需继续服用的药物，并告诉我在两周或12天后进行尿液验孕检测——那是2021年12月26日，他们形容为“拆礼物日”。

平静地修整过后，我开始收拾行李回港。由于不能蹲下身体，我只能坐在椅上，用双脚把行李收拾得整齐妥贴，不禁为自己的收纳能力感到得意。我向酒店职员请求她帮忙盖上行李箱，然后移送到前台准备退房。

起飞前，我一度被告知需要证明我所持的Covid-19 PCR检测机构须属ISO15189标准，要找文件证明，几经折腾终于拿到，一度以为自己无法登机，然而事实上到了香港，并没有要求我们出示那些文件。

抵达隔离酒店时已是下午1时，我向酒店职员提出帮忙送行李入房间并打开平放的要求，原因是刚做过手术无法提重物或蹲下。戴眼镜的圆脸职员将我的行李安顿好，打开平放在大腿高度的木架上，并以温柔的声线说“如果感到任何不适，请联系我们。”我向他们道谢，这下我可安心补眠了。

就在我回到香港的当晚，港府宣布了新的入境政策：从英国抵港的香港居民，必须先在竹篙湾隔离五天，并且提交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报告，政策在当天立即生效。而我恰在前一天返回，迟一些就难以归家。

Rea比喻说，这就像《今际之国的闯关者》第一个游戏，打开门逃生的千钧一发间后面就爆炸。

礼物

到第七周便可以做阴道超声波听胎儿心跳了，此前验孕棒虽然看到了两道红线，但直到产检前我都无法完全放下心来。

我躺在手术床上，看著头顶的萤幕，探测器发现了一块黑色像花生形状的东西，黑色中间有小小的一团白色。“黑色的是胎水。刚才好像它在动，有没有？这个是囊胎。”明医生一边查看一边说明。

我的心情有点紧张，在一旁的Rae恐怕也是，我们都在期待宝宝的心跳声。医生叫护士帮忙操作仪器，她进来超声波房拨弄了一下，忽然“扑通，扑通”的巨大声响回荡室内，影像也看见声波上下跃动。护士撷取了声波尖端其中一段，显示每分钟心跳157下。

“跳得好快啊。”我难掩兴奋之情。
“胎儿的心跳大概是成年人的两倍。”Rae说。
“你有读书了。”明医生回应。

2月14日我再次做产检时，向医生咨询了生产医院的事。有私家诊所的医师表示个案特殊，有些犹豫，建议到公立医院生产。我向朋友提起医生的拒绝，朋友不解，问我为何要讲明是IVF，而不说意外怀孕。她说，身边大陆的女同志伴侣朋友，在国外做IVF后回国生产，就借口说“被搞大了，不知道爸爸是谁。”

“我只是不想说谎，而且我还特意在表格上删掉丈夫一词，把妻子写上。”我在内心叹了口气，我明白朋友的建议是为我好，但我仍有许多不知道的事，同时也感觉轮不到我选择医院，医院也会选择孕妇。

由于婚姻和生育政策的落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女性都要撒谎去获取医疗资源，感觉是自损尊严的一种做法。如果伴侣不能堂堂正正地陪著产检，对于我们何尝不是一种剥夺。

事实上，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前，我原对香港的性少数平权是怀抱希望的，因近年有很多司法覆核的案件成功争取了同志的权益，很多人都在站出来争取和努力。现在外资公司仍然因外部环境的要求而有一些性少数友善政策，譬如在我任职美国的一所大学的时候，Rae能享有同性伴侣或配偶的课程学费豁免福利；Rae在港任职新加坡一间大企业的时候，我也能作为她海外结婚的妻子而获得医疗保险。然而在2020年后，我们感觉大环境是不太乐观的。

记者向我问起早前上海疫情时网络上提起的“最后一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没权没势的我们应该如何教育下一代？我也总在思考这个问题。

去年12月29日，《立场新闻》高层被捕，当日宣布停运。在我追寻生育自由的同时，香港则上演著新闻自由被夺取的一幕。2021年大概是公民社会和新闻媒体崩解的一年，香港超过58个组织解散，包括教协、民阵、职工盟⋯⋯法制更加“完善”了，社会变得“正常”了，家庭移居离散，我们学习沉默，我们低语，甚少说“不该说的事”，大家回避、游移、在脑中和笔下修正言辞。

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一把火点燃，又渐渐烟灭。

平安夜时，我在Netflix看了讽刺灾难喜剧《千万别抬头》。在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地球还未经历Covid-19疫情爆发。而在2021年尾上演，观者定能对这种全球灾难下的世间百态产生共鸣。无论是瞬间爆发的天灾人祸、还是温水煮蛙般逐渐升级的全球变暖，掌权者总是先从政党和资本家的利益出发而行动。公民的福祉，或是全人类的命运可能只是政策上的宣传口号。

诚然，我们下一代要面对的，除了威权管治、数字霸权，还可能有更多自然灾害。

我们要如何教育、面对下一代？记者再次提问。

其实在生育之前，Rae的爸妈曾担忧小孩将来在香港接受到的是民族主义教育，因而十分顾虑。但我也自小接受大陆教育长大，退休的父母甚至会参加社区唱红歌的表演活动，可我的人格却并不由这些因素决定，如同出国读书的学生也有很多小粉红，而一直身在国内的朋友，不少想法开放深刻。我想，大概也不必那么灰心和沮丧。

我们的世界仍在崩解，病毒依然蔓延，可能接下来会继续收紧、变差，但我们都继续努力活著，带著朋友和家人的温暖和支持，挣扎著去争取我们的自由，哪怕只是我个体孕育生命的自由。我们仍想做一个正直的人。

第一次看到验孕棒显示两条杠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纪录当时的感受，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孑身跨越了半个地球

轻拥28星宿的祝福

风尘仆仆只为遇见你

当世界不断变迁

唯有真诚留住片刻风景

一深一浅

那晦暗的颜色

是暧昧的无声告白

采访、编辑、整理：端传媒记者易小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