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的政治：墮胎議題是如何分裂美國的？

2022年6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正式推翻了「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羅案是1973年的里程碑案例，在聯邦的層面上保障了美國女性終止懷孕的權利，州級的法律不能與羅案有所抵觸。但6月26日以後，一切就不一樣了。許多紅州的「觸發法」（trigger law）幾乎立刻就生效，判決幾乎立時對全國一半人口的生育器官下了道禁令。在有些特別保守的州份，因姦成孕或亂倫成孕也不是終止懷孕的合法理由。只要已經成孕，就要把胚胎生下來。

對於這個震撼的判決，兩黨的反應兩極－－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說推翻羅案是「上帝做的決定」；而現任總統拜登則通過白宮發表公開聲明，指最高法院剝奪了女性的基本人權：「（羅案）重申了平等的基本原則－－婦女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運。它也加強了基本的隱私權－－我們每個人都有選擇如何生活的權利。」在聲明中，他多次指最高法院的決定「殘忍」，並呼籲美國人在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利用選票表達對是次決定的憤怒。

特朗普視推翻羅案為他的「任內功績」，但雖然大部份州份的「觸發法」是在特朗普任總統的四年出現，而特朗普又在任內指派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這場要推翻羅案的文化戰爭實際已持續四十多年。在七十年代前，只有少數的（男性）醫學專業人士和神學家在辯論「墮胎應否合法」的議題，但羅案－－或者應該說－－那些沒有獨立身體和人生的胚胎，在七十年代後，卻成為了「美國想像」的核心：它承載了許多人對國家﹑社群﹑家庭﹑孩童甚至上帝的情感，動員了一波又一波來自草根的運動人士，積極地爭取在他們眼中正確及道德的社會秩序。

在今天的語境，也許很難想像有民主黨政治人物會支持剝奪女性墮胎權，同時也難以想像共和黨人有不「pro-life」（「擁護生命權」；指支持限制墮胎）的。事實上，墮胎是今日美國其中一個最具爭議性，或者以外媒的用字，最「具分裂性」（divisive）的公共議題。但在六﹑七十年代，黨派之間那條「擁護生命權」還是「擁護選擇權」（pro-choice）的界線，遠遠沒有今天那麼明顯。例如作為天主教徒的民主黨人拜登在七十年代否定過羅案，而當時的紐約州長，共和黨人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卻是羅案的堅定支持者。洛克菲勒後來成為福特的副總統，福特夫人比蒂（Betty Ford）也說過羅案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決定。」美國選民同樣不覺得墮胎是重要議題：羅案四年後的1977年，近四成共和黨人，以及三成半民主黨人，都認為墮胎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合法。

然而，到了今天，如果問「女性墮胎權應否得到法律保障」這個問題－－視乎你的答案是甚麼，我們幾乎能夠推測今年11月的中期選舉，你會把票投給誰，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你對同性婚姻﹑跨性別者﹑女性主義﹑跨種族婚姻﹑「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等議題有甚麼看法？甚至，你打不打COVID-19疫苗？在疫情高峰期願不願意戴口罩？相信有氣候變化嗎？更甚者，根據任何一個美國人的答案，我們或者能推測這個人有沒有上過大學？如果有，是某些社區學院，只提供學士學位的州立大學，還是有名的研究型大學？年收入有沒有超過入息中位數？周日上教會嗎？信有上帝嗎？住在鄉郊還是城市？相信「男主外女主內」之類的性別分工嗎？

墮胎在美國，已經成為了全面黨派化（partisan）﹑政治化的議題，把美國社會推到政治和文化光譜的兩極。墮胎權反映的，不止是對一個特定的，甚至是私人領域的議題的看法，而是個體對整個美國社會作為共同體的想像。在近半世紀後，美國保守主義者在墮胎權上取得了一次空前勝利，但那自然不代表墮胎權在美國的爭議要告一段落。墮胎權牽涉的問題，比「胚胎是否有生命」要廣泛得多，包括了甚麼是家庭﹑母職﹑女人－－還有－－誰才是真正的「美國人」。

墮胎：從私人到公共

2020年，以其極端反墮胎立場而聞名的共和黨總統提名候選人克魯茲（Ted Cruz）發表聲明，譴責參議院的民主黨人否決了兩項由「擁護生命權」（pro-life）一方倡議的，限制女性墮胎權的法案。克魯茲指民主黨人「有機會站在科學的一邊，站在理性的一邊」，但選擇了「站在野蠻殘酷的一邊，以他們激進的，支持墮胎的政治議程為名，忽視了道德責任。」克魯茲指自己將繼續為「未出生嬰兒」的生命權而戰，要恢復一種「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的珍貴禮物，都應該得到尊重和保護」的美國文化。

但克魯茲所想要「恢復」的，胚胎也「被視為上帝禮物」的美國文化，在美國歷史上其實幾乎沒有出現過。在1850年代以前，墮胎完全不是公共議題，而女性對於墮胎與否，甚至甚麼時候墮胎，都有極大，甚至絕對的選擇權。根據普通法傳統，在孕婦感受到「胎動」（quickening）以前終止懷孕，最多就是個輕罪（misdemeanor）。胎動出現的時間由四個月到六個月不等，而且能感受到胎動的就只有懷孕婦女，所以檢控例子非常罕見，實際有受罰的就更少。在妊娠第二期（即懷孕13至26周）之前墮胎，基本不會被檢控；而根據歷史學家盧克（Kristin Luker），當時檢控妊娠第二期後墮胎的婦女，並非因為法庭認為胚胎是「未出生的嬰孩」，而是因為在胚胎長得太大後才終止懷孕，對婦女會構成一定風險。

在社會對和性有關的問題仍非常保守的十九世紀，墮胎不單沒有污名，而且連宗教人士也不認為墮胎是個值得皺眉頭的問題：在主流報章甚至教會的婦女刊物上，都能找到終止懷孕服務或墮胎藥的廣告。所以墮胎在十九世紀的美國非常普遍，幾乎五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曾經終止懷孕。墮胎藥在普通藥房就買得到，而婦女私下也會分享如何避孕和誘發流產的資訊。事實上，任何有關婦女健康的問題，幾乎都是由婦女解決的－－當時傳統的助產（midwifery）行業還非常盛行，女性無論是要終止懷孕還是要人接生，都是找清一色女性的助產士解決。而墮胎當時被廣泛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生物醫學還未成為正統，而西方傳統醫學認為人體講求「平衡」，而女性因懷孕而月經不來，就是失去平衡，需要補救。

美國開始限制墮胎，也正正是因為醫學的專業化和規範化，以及對女性的規訓－－而非因為胚胎被視為「上帝的禮物」。自1820年代開始，醫學院課程逐漸標準化，醫生學徒制也變成行規，於是就出現了一大批受過專業訓練，而且有學院認證的醫生－－幾乎清一色是男性。而醫學「行業化」的過程，就包括將所有以往並不屬於醫學範疇的醫療問題，全部歸入醫學範疇。1847年，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成立後，立刻開始打擊助產行業，將女性生育健康納入醫學範圍。醫學會認為醫生擁有對胚胎發展的專業知識，因此質疑「胎動」這條判斷墮胎是否合法的界線。但歷史學家盧克（Kristin Luker）就在《墮胎與母職的政治》一書中，指出當時根本就沒有對胚胎發展的進一步研究，而胎兒或「胎動」不過是一個幌子，實質爭議在女性身體的決定權和闡釋權之上。

事實上，被稱為「美國婦科之父」施托雷（Horatio Storer）就說過，想墮胎的婦女精神錯亂，而墮胎太容易，也令新教白人婦女無法完成她們的天職：照顧丈夫和生養孩子。他甚至指結婚而不多生孩子的話，婚姻就跟「賣淫合法化」差不多。在男性主導的醫學世界，女性的問題經常被打為「精神錯亂」﹑「歇斯底里」；女性助產士沒有足夠知識判斷女病人的需要，女性甚至連自己的需要都應該通過男性專家表達出來。歷史學家Anna M. Petersen就指，到了十九世紀末，墮胎已經由一個女性範疇的，私人的行為，被醫學專家﹑神職人員和政治家變成了一個社會﹑政治和宗教問題，女性的身體經驗被視為「不科學」﹑不可信的，而醫生就成為了生育和胚胎發展的權威。

神站在誰的一邊？

1963年，上文提到的紐約州長洛克菲勒和來自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同時競逐共和黨總統提名。高華德被稱為美國「保守主義先生」，是個典型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非同liberal），相信政府對公民干預應該愈少愈好，支持打擊美國工會的政策，並且反對1964年黑人平權的民權法案。洛克菲勒指同黨的高華德是「危險人物」，指高華德如果當選，將會實踐「基於種族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政綱。值得注意的是，高華德本人並不反墮胎－－他甚至到了老年還去信老布殊，勸誡他放棄推翻羅訴韋德案；其妻甚至是全國計劃生育會（Planned Parenthood）的創始成員。

但高華德對保守主義的貢獻，在於將右派宗教勢力帶入了共和黨主流。1964年，高華德獲得了共和黨總統提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領袖幾乎全部都為他背書。研究美國福音派歷史的Frances Fitzgerald就指，雖然高華德對這些原教旨主義者而言仍然不夠保守，但他支持修憲，容許美國公立學校帶學生讀聖經和祈禱，反對黑人平權的民權法案，又經常指蘇聯和中國的「紅色勢力」會侵蝕美國自由。在Fitzgerald看來，高華德是最能夠將基督教右派信念發揚光大的政治人物。共和黨一直以來都是以保守派為多數，但在1964年以前，黨內對於不同政治光譜還是相對包容。但此後，像洛克菲勒這樣的中間派就逐漸失去選民支持，正如麥凱恩（John McCain）後來說的，高華德為共和黨出了一個像列根（大陸譯里根，台譯雷根）這樣的總統，將共和黨完全打造成保守主義陣地鋪好了路。

正如共和黨曾有洛克菲勒這樣的「擁護選擇權」一派，美國的眾多基督教會也不一定反墮胎。在羅案通過的先後幾年，反墮胎的運動人士都是以天主教徒為主，還有一些特別保守，或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徒。但許多現在非常保守，甚至以政治學者穆德（Cas Mudde）的說法，能夠歸類為美國「基督教極右翼」的福音派南方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其實一開始是「擁護選擇權」的，還在1971年呼籲教徒支持在強暴﹑亂倫﹑畸胎，或對母親身體或心理做成損害的情況下，支持墮胎合法化。例如在羅案前的1969年，有九成的南方浸信會教徒認為德州的墮胎法應該放鬆；在1970年，七成南浸牧師支持墮胎合法化。1973年羅案通過後，南浸的其中一個核心領袖克里斯威爾（W. A. Criswell）還肯定了最高法院的決定，說自己認同墮胎非同殺人，因為對女性的未來是有益的一切，都應該合法。

再者，即使在1960年代，基督教中間也有進步神職人員在推動墮胎合法化。出身南方浸信會的穆迪（Rev. Howard R. Moody）就是其中之一。支持高華德的原教旨主義基督徒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在反對墮胎﹑性教育﹑同性戀平權﹑女性主義和黑人民權運動時，出身與哈吉斯極相似的穆迪，則大力支持墮胎合法化﹑女性主義﹑廢除種族隔離等等進步價值。即使在女性生育自主方面極其保守的天主教會，也有像基絲林（Frances Kissling）這樣的女性領袖出現，領導了像「天主教徒支持自由選擇權」（Catholics for a Free Choice）這樣的運動。這些神職人員支持墮胎權的理據，並非來自世俗政治或科學，而是宗教道德－－宗教研究學者Marie R. Griffith就指出，像穆迪和基絲林這樣的，從保守教會出身，卻擁抱進步價值的宗教領袖，令「擁護生命權」一方無法成為教會的唯一代言人。

如果1970年代初，福音派對墮胎的看法仍然是分裂，甚至大致是「擁護選擇權」的，那麼在此後十年間，就可謂是「擁護生命權」的一方會大舉反撲。美國宗教學者巴爾默（Randall Balmer）指，福音派向右轉的原因不是他們當中許多領袖聲稱的，因為在羅案通過後，他們覺得要保護「未出生的嬰兒」，而是因為他們需要捍衛南方州的種族隔離政策。當時福音派還沒有大舉參與政治，但極右福音派團體「道德的大多數」（Moral Majority）的其中一名領袖韋里奇（Paul Weyrich），就看到龐大福音派信徒如果參與政治，將會成為強大的投票集團，能夠輕易動員起來改變全國政策。他說，這種新的政治哲學「必須由我們用道德術語來定義，並且用非宗教的語言來包裝，再由我們的新聯盟在全國範圍宣傳。」

韋里奇看到了這個保守政治運動的雛形，而且多年以來，都嘗試用不同的道德議題來讓福音派教徒參與政治行動：色情刊物﹑在學校讀聖經和祈禱的權利等等。第一個能夠團結福音派的議題是1971年的格林案（Green v. Connally）－－紐約法庭裁定，國稅局不能向帶有種族歧視的私立學校提供教育機構的免稅待遇。於是，保守福音派開設的，堅持不歡迎非裔美國人入讀的學校，就陸續被收回慈善或教育機構的地位，不能享受扣稅。雖然格林案成功激怒了福音派教徒，令他們意識到種族平權等進步價值將威脅他們的自主，但真正讓福音派成功動員草根大眾關注政治的，還是羅訴韋德案。當種族平權已是大勢所趨，「人生而平等」的口號就難以受到質疑，他們轉而借用了同一套口號，指出胚胎的生命也應該和所有人同等，並且開始捍衛「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這套新的政治哲學，響應了韋里奇一開始的構想－－用道德術語定義，但用非宗教的語言來包裝。源自法國大革命的「人生而平等」，甚至是社會史上最「世俗」的理念之一。

女性的天職

1988年2月，美國反墮胎人士多次潛入一家位於芝加哥的病理學化驗所，在化驗所的儲存室偷走待焚化的胚胎樣本。這些胚胎來自終止懷孕診所或醫院，全部都貼了識別的標籤：診所名稱﹑進行終止懷孕手術的醫護人員名字，終止懷孕女性的名字，還有胚胎周數。

不足一年間，這些反墮胎人士就從化驗所偷走了近5000個胚胎樣本。他們把這些離開了母體，早就不能生存（non-viable）的胚胎從化驗所膠袋中小心翼翼地拿出來，放在玻璃瓶子裡，在瓶中灌入防腐的福馬林液體，讓胚胎在瓶子中載浮載沉。如果有在終止懷孕手術中被弄得四肢殘缺的胚胎，他們就在偷回來的樣本中，把胚胎還沒成形的手腳都找回來，砌成原樣再拍照。到了翌年，這些本來應該已被焚化的胚胎開始腐爛，這些反墮胎人士為他們舉行了十二場公開葬禮，還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們把幾百個胚胎樣本塞進兒童棺材裡，還為幾個保存得特別完整的胚胎進行了「開棺」儀式，供人憑弔。

其中一名偷胚胎的反墮胎運動人士，是當時在威斯康辛州馬凱爾大學讀神學博士的彌格莉（Monica Migliorino）。後來彌格莉成為了「擁護生命權」（pro-life）陣營的著名運動人士，出版了一本叫《遺棄》（Abandoned）的書，講述自己如何在「垃圾槽中拯救被遺棄的嬰孩」，並且說自己畢生的目標就是「教育大眾，令他們認識到胚胎其實是未出世的嬰兒」。2022年6月，最高法院確定推翻1973年通過，從聯邦層面保障女性合法終止懷孕權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後，彌格莉撰文指羅案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義」，重申她認為羅案「否定了胚胎的個人身份」。但她也花了許多篇幅，談及羅案如何重新塑造了社會對「女人」的理解：

「羅案創造了『自主的女性』（the autonomous women）。這是一種孤立的倫理，等同宣布固有的人類關係根本不存在，那些關係也沒有道德意義。為了完成對未出生嬰兒的屠殺，人類社會的紐帶必須首先被解除……墮胎的合法化是根據沙特『他人即地獄』的原則來實踐的。這裡宣稱的是，人類的自由取決於從他人那裡獲得自由，從任何可能限制我自決權的人那裡獲得自由。羅案中的『隱私權』，正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上：人類的自由，是不與人建立關係的自由，因為他人的存在損害了我的選擇權；根據這種孤立的倫理，我的自我身份也因此受到損害。」

彌格莉將「女性獲得自決權」跟「否定人類社會關係紐帶」劃上等號，但這種邏輯不是她憑空創造的。同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羅訴韋德案通過後的十年，美國各州都出現了許多「懷孕危機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這些中心假裝成提供終止懷孕服務的診所，而且多位於相對貧困的﹑少數族裔聚居的地點。在這些中心當義工的多是保守派白人女性，她們會向尋求終止懷孕的女性謊報懷孕周數，意圖令她們不能合法進行手術；甚至把年輕﹑沒有反抗能力的女性困在房間裡，逼她們看血淋淋的墮胎影片。這些懷孕危機中心也有「輔導教育」：他們對胚胎發育有自己的一套說法，義工們會向懷孕女性解釋胚胎甚麼時候會有心跳﹑四肢﹑腦電波，還有痛覺。著名反墮胎律師，「西南生命及法律中心」創辦人John Jakubczyk說：「所有女性，就算是『擁護選擇權』的女性，心底裡都知道肚子裡的是嬰兒。只不過她們要墮胎的時候，就找個藉口否定事實。」

學者賀蘭特（Jennifer L. Holland）在研究墮胎史的著作《Tiny You》裡指出，這些擁護生命權的論述都有個特點：「他們認為所有女性都是一樣的，她們被其生育的生理能力，以及與生俱來的母性（以及當媽媽的衝動）所束縛。」女性對腹中胎兒的愛應該要是天然的，而且是即時的－－父親可能要在孩子出生後，通過與孩子的相處來學習愛孩子；但母親的愛自孩子還是腹中塊肉時已經開始。父職可能是選擇，母職卻是不可推卻的責任，是女性需要去完成的神聖使命。反墮胎人士認為羅案不可接受，正是因為它挑戰了「母職是天職」的想法，反而肯定了母職跟父職一樣，同樣可以是選擇。

墮胎權是一場關於女性地位的辯論，從美國在1970年代，關於性別平等的平等權利修正案（ERA）的爭議就可見一班。當時乘勢崛起的保守主義女性活動家施拉菲利（Phyllis Schlafly）指男女平等的社會「並不理想」，因為家庭主婦將會被逼脫離一夫一妻的家庭，不會再受到男性的保護，甚至有可能要上戰場打仗（在越戰之後，這種論述尤其有說服力）。施拉菲利也宣傳墮胎權將會鼓勵女性過淫亂生活的想法，指墮胎一旦合法，婚前和隨便的性行為會變得普遍。對於施拉菲利來說，墮胎權之惡，在於鼓勵女性放棄當妻子﹑母親的天職，並且選擇過著濫交且道德淪亡的生活。對於這一批反墮胎運動家，性行為－－尤其對於女性來說，應該是婚姻內的義務，而且帶有孕育下一代的目的，女性主義者提倡的那種「自由」，正正推翻了以家庭為單位的性秩序。

如歷史學者盧克所說，關於墮胎的辯論，圍繞的是婦女對自己和他人的義務。1960年代後飛速進步的新技術以及不斷變化的工作性質，將許多美國婦女從家庭的崗位中解放了出來。家庭角色和其他可能性之間的融合或取捨，就變成了現代女性的選擇－－所以，墮胎權辯論的本質，其實就是「對母性的地位和意義」的一次大型公投。

科學能為我們解決墮胎爭議嗎？

2021年，在審理多布斯案（Dobbs vs.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了羅案的最高法院案件）的過程中，有「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指向法庭提供意見的非訴訟方）向最高法院呈交了一份意見書，指大多數生物學家對於人的生命何時開始已經有共識。意見書上寫道：「一般來說，受精（fertilization）標誌著一個有性繁殖的生物體之生命的開端，具體來說，就是標誌著人類生命的開始，這就是人類成為物理存在，並在生物學上被列為智人（Homo sapiens）成員的開端。」根據這份意見書的理據，卵子受精一刻就代表生命已經開始，所以不論在甚麼時候墮胎，也都等同終結另一個人的生命。而根據羅案，墮胎合法與否的界線，在與胚胎能否在母體外存活：婦女在妊娠第三期（約23至24周開始）前墮胎的權利是受到保障的，因為23周前的胎兒並沒有「母體外存活能力」（fetal viability）。

這份「法庭之友」意見書指生物學家對「生命之始」有共識，其實並非事實。著名發展生物學家吉爾伯特（Scott Gilbert）就在一個講座上說：「我沒法告訴你一個人的獨立生命（personhood）從哪裡開始，但我可以絕對肯定地說，科學界對此完全沒有共識。」有些科學家認為生命始於受精，即性行為四至五天後，在精子和卵子結合成合子（zygote）的時候。有些科學家認為受精卵著床（implantation或imbedding），即胚胎植入子宮內膜後，才是生命的開始。有些科學家說是第14天，即胃發育（gastrulation）階段，因為在此時胚胎才成為個體（只能孕育一名成人），無法再形成雙胞胎或三胞胎。又有些電腦科學家會說，在第24至第28周，人類特定的腦電波會出現，所以如果死亡等如腦電波停止的話，那24至28周就是生命之始。也有些科學家認同羅案的說法：有「母體外存活能力」才算獨立的新生命。當然也有科學家認為到了圍產期（即28周開始），甚至胚胎成功出生後才算生命。

所以，胚胎甚麼時候才能算是「新生命」？在美國歷史上，以上所有的選項都有人提出過，而且從來沒有一個答案能被科學界廣泛接受，更遑論被社會廣泛接受。但那無礙科學成為墮胎權爭議的主要戰場之一。自1970年代開始，反墮胎運動人士就開始挑戰胚胎發育過程的各項生物學細節，以及醫生施行墮胎的方法。在羅案通過後兩年，一名波士頓的非裔婦產科醫生艾德林（Kenneth Edelin），就在為一名17歲少女合法施行子宮切開術（hysterotomy）墮胎後被控誤殺。檢控人士指他殺死了一名「仍然存活的嬰兒」，因為他在「將胎盤與子宮分開後，容許胚胎留在子宮長達三分鐘」，離開胎盤的嬰兒因未得到妥善照顧而死。當然，墮胎手術必然引致胚胎死亡，但案件質疑的是：少女子宮內的到底是胚胎組織還是男嬰？艾德林在初審被判殺人罪成，但一年後判決被麻省最高法院推翻。

艾德林的案件震驚全國，除了令醫生發現合法的墮胎手術仍然有可能被反墮胎人士挑戰外，也因為反墮胎人士創造了胚胎「經驗」的說法；在1970年代，這種敘事成為了整個反墮胎運動的中心。到了1980年代，「擁護生命權」運動又開始宣傳「胚胎疼痛」（fetal pain）的說法，指胚胎發育到了20周左右，就可以感受到痛覺，因此墮胎的界線應該劃在20周，而非羅案的24至26周。但胚胎甚麼時候能感受到痛覺，科學界也是完全沒有共識：例如美國婦產醫生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就認為胚胎到了29周才能感受痛楚，其他研究給出的猜測由16至30周不等。但自1980年代起，反墮胎運動就創造了大量文字和影像宣傳，渲染墮胎手術之殘忍：例如由全國生命權委員會（NRLC）製作的著名影片《無聲的吶喊》（The Silent Scream），拍了一個處於妊娠第一期的人工流產胚胎的張口動作，並指胚胎是在因疼痛而吶喊。然後，到了1990年代，反墮胎人士又宣傳墮胎婦女更易患上乳癌和出現精神問題的說法。

歷史學家舒恩（Johanna Schoen）在著作《Abortion after Roe》中指出，二戰後醫學的飛速發展，令生和死的界線變得愈來愈模糊－－不能自行呼吸的病人，只要插呼吸機就能維持生命；在1960年代，醫生已經可以在病人腦死（coma depasse）的情況下，用機器維持病人的心肺功能，再摘除病人部份器官作移植之用。也即是說，因為生物醫學技術的進展，死亡已變得難以定義。同樣地，胚胎發展和新生兒護理知識在1960至1970年代快速增長，而社會對胚胎的認知愈多，就愈難認為胚胎是沒有與生俱來的心智的白板（tabula rasa），而是「未出生的嬰孩」。超聲波掃描（sonogram）的普遍應用，胚胎影像的廣泛傳播，又加強了這種想像。

所以，即使反墮胎的政治人物多次聲稱科學界對生命之始有共識，事實就是，現今科學對於人類生命之始，的確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說法，甚至離這個說法還很遠很遠。不過更大的問題是：即使現在不能，科學再發展下去，最終又能給出一個這樣的說法嗎？被視為20世紀最杰出道德哲學家的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就認為不能：他指出，要理解人類到底是甚麼，生物學的層面遠遠不足，因為如果仔細觀察人類行為的話，就發覺決定人類是一種怎樣的動物的，歸根結底還是文化。我們吃甚麼﹑住在甚麼房子裡﹑是否選擇生育﹑女性對比男性是否處於從屬地位等等，在人類歷史中的每個時期﹑世上每個地方都不一樣。何謂人，何謂生命，何謂科學－－在染色體能夠決定的範圍以外，甚至連對染色體的理解本身－－都將永遠都摻雜了人類的道德﹑宗教和文化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