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胎的政治：堕胎议题是如何分裂美国的？

2022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式推翻了“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罗案是1973年的里程碑案例，在联邦的层面上保障了美国女性终止怀孕的权利，州级的法律不能与罗案有所抵触。但6月26日以后，一切就不一样了。许多红州的“触发法”（trigger law）几乎立刻就生效，判决几乎立时对全国一半人口的生育器官下了道禁令。在有些特别保守的州份，因奸成孕或乱伦成孕也不是终止怀孕的合法理由。只要已经成孕，就要把胚胎生下来。

对于这个震撼的判决，两党的反应两极－－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说推翻罗案是“上帝做的决定”；而现任总统拜登则通过白宫发表公开声明，指最高法院剥夺了女性的基本人权：“（罗案）重申了平等的基本原则－－妇女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它也加强了基本的隐私权－－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利。”在声明中，他多次指最高法院的决定“残忍”，并呼吁美国人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利用选票表达对是次决定的愤怒。

特朗普视推翻罗案为他的“任内功绩”，但虽然大部份州份的“触发法”是在特朗普任总统的四年出现，而特朗普又在任内指派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这场要推翻罗案的文化战争实际已持续四十多年。在七十年代前，只有少数的（男性）医学专业人士和神学家在辩论“堕胎应否合法”的议题，但罗案－－或者应该说－－那些没有独立身体和人生的胚胎，在七十年代后，却成为了“美国想像”的核心：它承载了许多人对国家﹑社群﹑家庭﹑孩童甚至上帝的情感，动员了一波又一波来自草根的运动人士，积极地争取在他们眼中正确及道德的社会秩序。

在今天的语境，也许很难想像有民主党政治人物会支持剥夺女性堕胎权，同时也难以想像共和党人有不“pro-life”（“拥护生命权”；指支持限制堕胎）的。事实上，堕胎是今日美国其中一个最具争议性，或者以外媒的用字，最“具分裂性”（divisive）的公共议题。但在六﹑七十年代，党派之间那条“拥护生命权”还是“拥护选择权”（pro-choice）的界线，远远没有今天那么明显。例如作为天主教徒的民主党人拜登在七十年代否定过罗案，而当时的纽约州长，共和党人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却是罗案的坚定支持者。洛克菲勒后来成为福特的副总统，福特夫人比蒂（Betty Ford）也说过罗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决定。”美国选民同样不觉得堕胎是重要议题：罗案四年后的1977年，近四成共和党人，以及三成半民主党人，都认为堕胎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合法。

然而，到了今天，如果问“女性堕胎权应否得到法律保障”这个问题－－视乎你的答案是甚么，我们几乎能够推测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你会把票投给谁，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你对同性婚姻﹑跨性别者﹑女性主义﹑跨种族婚姻﹑“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等议题有甚么看法？甚至，你打不打COVID-19疫苗？在疫情高峰期愿不愿意戴口罩？相信有气候变化吗？更甚者，根据任何一个美国人的答案，我们或者能推测这个人有没有上过大学？如果有，是某些社区学院，只提供学士学位的州立大学，还是有名的研究型大学？年收入有没有超过入息中位数？周日上教会吗？信有上帝吗？住在乡郊还是城市？相信“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性别分工吗？

堕胎在美国，已经成为了全面党派化（partisan）﹑政治化的议题，把美国社会推到政治和文化光谱的两极。堕胎权反映的，不止是对一个特定的，甚至是私人领域的议题的看法，而是个体对整个美国社会作为共同体的想像。在近半世纪后，美国保守主义者在堕胎权上取得了一次空前胜利，但那自然不代表堕胎权在美国的争议要告一段落。堕胎权牵涉的问题，比“胚胎是否有生命”要广泛得多，包括了甚么是家庭﹑母职﹑女人－－还有－－谁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堕胎：从私人到公共

2020年，以其极端反堕胎立场而闻名的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克鲁兹（Ted Cruz）发表声明，谴责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否决了两项由“拥护生命权”（pro-life）一方倡议的，限制女性堕胎权的法案。克鲁兹指民主党人“有机会站在科学的一边，站在理性的一边”，但选择了“站在野蛮残酷的一边，以他们激进的，支持堕胎的政治议程为名，忽视了道德责任。”克鲁兹指自己将继续为“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权而战，要恢复一种“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的珍贵礼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的美国文化。

但克鲁兹所想要“恢复”的，胚胎也“被视为上帝礼物”的美国文化，在美国历史上其实几乎没有出现过。在1850年代以前，堕胎完全不是公共议题，而女性对于堕胎与否，甚至甚么时候堕胎，都有极大，甚至绝对的选择权。根据普通法传统，在孕妇感受到“胎动”（quickening）以前终止怀孕，最多就是个轻罪（misdemeanor）。胎动出现的时间由四个月到六个月不等，而且能感受到胎动的就只有怀孕妇女，所以检控例子非常罕见，实际有受罚的就更少。在妊娠第二期（即怀孕13至26周）之前堕胎，基本不会被检控；而根据历史学家卢克（Kristin Luker），当时检控妊娠第二期后堕胎的妇女，并非因为法庭认为胚胎是“未出生的婴孩”，而是因为在胚胎长得太大后才终止怀孕，对妇女会构成一定风险。

在社会对和性有关的问题仍非常保守的十九世纪，堕胎不单没有污名，而且连宗教人士也不认为堕胎是个值得皱眉头的问题：在主流报章甚至教会的妇女刊物上，都能找到终止怀孕服务或堕胎药的广告。所以堕胎在十九世纪的美国非常普遍，几乎五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曾经终止怀孕。堕胎药在普通药房就买得到，而妇女私下也会分享如何避孕和诱发流产的资讯。事实上，任何有关妇女健康的问题，几乎都是由妇女解决的－－当时传统的助产（midwifery）行业还非常盛行，女性无论是要终止怀孕还是要人接生，都是找清一色女性的助产士解决。而堕胎当时被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生物医学还未成为正统，而西方传统医学认为人体讲求“平衡”，而女性因怀孕而月经不来，就是失去平衡，需要补救。

美国开始限制堕胎，也正正是因为医学的专业化和规范化，以及对女性的规训－－而非因为胚胎被视为“上帝的礼物”。自1820年代开始，医学院课程逐渐标准化，医生学徒制也变成行规，于是就出现了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学院认证的医生－－几乎清一色是男性。而医学“行业化”的过程，就包括将所有以往并不属于医学范畴的医疗问题，全部归入医学范畴。1847年，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成立后，立刻开始打击助产行业，将女性生育健康纳入医学范围。医学会认为医生拥有对胚胎发展的专业知识，因此质疑“胎动”这条判断堕胎是否合法的界线。但历史学家卢克（Kristin Luker）就在《堕胎与母职的政治》一书中，指出当时根本就没有对胚胎发展的进一步研究，而胎儿或“胎动”不过是一个幌子，实质争议在女性身体的决定权和阐释权之上。

事实上，被称为“美国妇科之父”施托雷（Horatio Storer）就说过，想堕胎的妇女精神错乱，而堕胎太容易，也令新教白人妇女无法完成她们的天职：照顾丈夫和生养孩子。他甚至指结婚而不多生孩子的话，婚姻就跟“卖淫合法化”差不多。在男性主导的医学世界，女性的问题经常被打为“精神错乱”﹑“歇斯底里”；女性助产士没有足够知识判断女病人的需要，女性甚至连自己的需要都应该通过男性专家表达出来。历史学家Anna M. Petersen就指，到了十九世纪末，堕胎已经由一个女性范畴的，私人的行为，被医学专家﹑神职人员和政治家变成了一个社会﹑政治和宗教问题，女性的身体经验被视为“不科学”﹑不可信的，而医生就成为了生育和胚胎发展的权威。

神站在谁的一边？

1963年，上文提到的纽约州长洛克菲勒和来自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高华德（Barry Goldwater）同时竞逐共和党总统提名。高华德被称为美国“保守主义先生”，是个典型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非同liberal），相信政府对公民干预应该愈少愈好，支持打击美国工会的政策，并且反对1964年黑人平权的民权法案。洛克菲勒指同党的高华德是“危险人物”，指高华德如果当选，将会实践“基于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纲。值得注意的是，高华德本人并不反堕胎－－他甚至到了老年还去信老布殊，劝诫他放弃推翻罗诉韦德案；其妻甚至是全国计划生育会（Planned Parenthood）的创始成员。

但高华德对保守主义的贡献，在于将右派宗教势力带入了共和党主流。1964年，高华德获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领袖几乎全部都为他背书。研究美国福音派历史的Frances Fitzgerald就指，虽然高华德对这些原教旨主义者而言仍然不够保守，但他支持修宪，容许美国公立学校带学生读圣经和祈祷，反对黑人平权的民权法案，又经常指苏联和中国的“红色势力”会侵蚀美国自由。在Fitzgerald看来，高华德是最能够将基督教右派信念发扬光大的政治人物。共和党一直以来都是以保守派为多数，但在1964年以前，党内对于不同政治光谱还是相对包容。但此后，像洛克菲勒这样的中间派就逐渐失去选民支持，正如麦凯恩（John McCain）后来说的，高华德为共和党出了一个像列根（大陆译里根，台译雷根）这样的总统，将共和党完全打造成保守主义阵地铺好了路。

正如共和党曾有洛克菲勒这样的“拥护选择权”一派，美国的众多基督教会也不一定反堕胎。在罗案通过的先后几年，反堕胎的运动人士都是以天主教徒为主，还有一些特别保守，或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但许多现在非常保守，甚至以政治学者穆德（Cas Mudde）的说法，能够归类为美国“基督教极右翼”的福音派南方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其实一开始是“拥护选择权”的，还在1971年呼吁教徒支持在强暴﹑乱伦﹑畸胎，或对母亲身体或心理做成损害的情况下，支持堕胎合法化。例如在罗案前的1969年，有九成的南方浸信会教徒认为德州的堕胎法应该放松；在1970年，七成南浸牧师支持堕胎合法化。1973年罗案通过后，南浸的其中一个核心领袖克里斯威尔（W. A. Criswell）还肯定了最高法院的决定，说自己认同堕胎非同杀人，因为对女性的未来是有益的一切，都应该合法。

再者，即使在1960年代，基督教中间也有进步神职人员在推动堕胎合法化。出身南方浸信会的穆迪（Rev. Howard R. Moody）就是其中之一。支持高华德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在反对堕胎﹑性教育﹑同性恋平权﹑女性主义和黑人民权运动时，出身与哈吉斯极相似的穆迪，则大力支持堕胎合法化﹑女性主义﹑废除种族隔离等等进步价值。即使在女性生育自主方面极其保守的天主教会，也有像基丝林（Frances Kissling）这样的女性领袖出现，领导了像“天主教徒支持自由选择权”（Catholics for a Free Choice）这样的运动。这些神职人员支持堕胎权的理据，并非来自世俗政治或科学，而是宗教道德－－宗教研究学者Marie R. Griffith就指出，像穆迪和基丝林这样的，从保守教会出身，却拥抱进步价值的宗教领袖，令“拥护生命权”一方无法成为教会的唯一代言人。

如果1970年代初，福音派对堕胎的看法仍然是分裂，甚至大致是“拥护选择权”的，那么在此后十年间，就可谓是“拥护生命权”的一方会大举反扑。美国宗教学者巴尔默（Randall Balmer）指，福音派向右转的原因不是他们当中许多领袖声称的，因为在罗案通过后，他们觉得要保护“未出生的婴儿”，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捍卫南方州的种族隔离政策。当时福音派还没有大举参与政治，但极右福音派团体“道德的大多数”（Moral Majority）的其中一名领袖韦里奇（Paul Weyrich），就看到庞大福音派信徒如果参与政治，将会成为强大的投票集团，能够轻易动员起来改变全国政策。他说，这种新的政治哲学“必须由我们用道德术语来定义，并且用非宗教的语言来包装，再由我们的新联盟在全国范围宣传。”

韦里奇看到了这个保守政治运动的雏形，而且多年以来，都尝试用不同的道德议题来让福音派教徒参与政治行动：色情刊物﹑在学校读圣经和祈祷的权利等等。第一个能够团结福音派的议题是1971年的格林案（Green v. Connally）－－纽约法庭裁定，国税局不能向带有种族歧视的私立学校提供教育机构的免税待遇。于是，保守福音派开设的，坚持不欢迎非裔美国人入读的学校，就陆续被收回慈善或教育机构的地位，不能享受扣税。虽然格林案成功激怒了福音派教徒，令他们意识到种族平权等进步价值将威胁他们的自主，但真正让福音派成功动员草根大众关注政治的，还是罗诉韦德案。当种族平权已是大势所趋，“人生而平等”的口号就难以受到质疑，他们转而借用了同一套口号，指出胚胎的生命也应该和所有人同等，并且开始捍卫“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这套新的政治哲学，响应了韦里奇一开始的构想－－用道德术语定义，但用非宗教的语言来包装。源自法国大革命的“人生而平等”，甚至是社会史上最“世俗”的理念之一。

女性的天职

1988年2月，美国反堕胎人士多次潜入一家位于芝加哥的病理学化验所，在化验所的储存室偷走待焚化的胚胎样本。这些胚胎来自终止怀孕诊所或医院，全部都贴了识别的标签：诊所名称﹑进行终止怀孕手术的医护人员名字，终止怀孕女性的名字，还有胚胎周数。

不足一年间，这些反堕胎人士就从化验所偷走了近5000个胚胎样本。他们把这些离开了母体，早就不能生存（non-viable）的胚胎从化验所胶袋中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放在玻璃瓶子里，在瓶中灌入防腐的福马林液体，让胚胎在瓶子中载浮载沉。如果有在终止怀孕手术中被弄得四肢残缺的胚胎，他们就在偷回来的样本中，把胚胎还没成形的手脚都找回来，砌成原样再拍照。到了翌年，这些本来应该已被焚化的胚胎开始腐烂，这些反堕胎人士为他们举行了十二场公开葬礼，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们把几百个胚胎样本塞进儿童棺材里，还为几个保存得特别完整的胚胎进行了“开棺”仪式，供人凭吊。

其中一名偷胚胎的反堕胎运动人士，是当时在威斯康辛州马凯尔大学读神学博士的弥格莉（Monica Migliorino）。后来弥格莉成为了“拥护生命权”（pro-life）阵营的著名运动人士，出版了一本叫《遗弃》（Abandoned）的书，讲述自己如何在“垃圾槽中拯救被遗弃的婴孩”，并且说自己毕生的目标就是“教育大众，令他们认识到胚胎其实是未出世的婴儿”。2022年6月，最高法院确定推翻1973年通过，从联邦层面保障女性合法终止怀孕权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后，弥格莉撰文指罗案本身就是“巨大的不义”，重申她认为罗案“否定了胚胎的个人身份”。但她也花了许多篇幅，谈及罗案如何重新塑造了社会对“女人”的理解：

“罗案创造了‘自主的女性’（the autonomous women）。这是一种孤立的伦理，等同宣布固有的人类关系根本不存在，那些关系也没有道德意义。为了完成对未出生婴儿的屠杀，人类社会的纽带必须首先被解除……堕胎的合法化是根据沙特‘他人即地狱’的原则来实践的。这里宣称的是，人类的自由取决于从他人那里获得自由，从任何可能限制我自决权的人那里获得自由。罗案中的‘隐私权’，正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人类的自由，是不与人建立关系的自由，因为他人的存在损害了我的选择权；根据这种孤立的伦理，我的自我身份也因此受到损害。”

弥格莉将“女性获得自决权”跟“否定人类社会关系纽带”划上等号，但这种逻辑不是她凭空创造的。同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罗诉韦德案通过后的十年，美国各州都出现了许多“怀孕危机中心”（Crisis Pregnancy Center）。这些中心假装成提供终止怀孕服务的诊所，而且多位于相对贫困的﹑少数族裔聚居的地点。在这些中心当义工的多是保守派白人女性，她们会向寻求终止怀孕的女性谎报怀孕周数，意图令她们不能合法进行手术；甚至把年轻﹑没有反抗能力的女性困在房间里，逼她们看血淋淋的堕胎影片。这些怀孕危机中心也有“辅导教育”：他们对胚胎发育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义工们会向怀孕女性解释胚胎甚么时候会有心跳﹑四肢﹑脑电波，还有痛觉。著名反堕胎律师，“西南生命及法律中心”创办人John Jakubczyk说：“所有女性，就算是‘拥护选择权’的女性，心底里都知道肚子里的是婴儿。只不过她们要堕胎的时候，就找个借口否定事实。”

学者贺兰特（Jennifer L. Holland）在研究堕胎史的著作《Tiny You》里指出，这些拥护生命权的论述都有个特点：“他们认为所有女性都是一样的，她们被其生育的生理能力，以及与生俱来的母性（以及当妈妈的冲动）所束缚。”女性对腹中胎儿的爱应该要是天然的，而且是即时的－－父亲可能要在孩子出生后，通过与孩子的相处来学习爱孩子；但母亲的爱自孩子还是腹中块肉时已经开始。父职可能是选择，母职却是不可推却的责任，是女性需要去完成的神圣使命。反堕胎人士认为罗案不可接受，正是因为它挑战了“母职是天职”的想法，反而肯定了母职跟父职一样，同样可以是选择。

堕胎权是一场关于女性地位的辩论，从美国在1970年代，关于性别平等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的争议就可见一班。当时乘势崛起的保守主义女性活动家施拉菲利（Phyllis Schlafly）指男女平等的社会“并不理想”，因为家庭主妇将会被逼脱离一夫一妻的家庭，不会再受到男性的保护，甚至有可能要上战场打仗（在越战之后，这种论述尤其有说服力）。施拉菲利也宣传堕胎权将会鼓励女性过淫乱生活的想法，指堕胎一旦合法，婚前和随便的性行为会变得普遍。对于施拉菲利来说，堕胎权之恶，在于鼓励女性放弃当妻子﹑母亲的天职，并且选择过著滥交且道德沦亡的生活。对于这一批反堕胎运动家，性行为－－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应该是婚姻内的义务，而且带有孕育下一代的目的，女性主义者提倡的那种“自由”，正正推翻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性秩序。

如历史学者卢克所说，关于堕胎的辩论，围绕的是妇女对自己和他人的义务。1960年代后飞速进步的新技术以及不断变化的工作性质，将许多美国妇女从家庭的岗位中解放了出来。家庭角色和其他可能性之间的融合或取舍，就变成了现代女性的选择－－所以，堕胎权辩论的本质，其实就是“对母性的地位和意义”的一次大型公投。

科学能为我们解决堕胎争议吗？

2021年，在审理多布斯案（Dobbs vs.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推翻了罗案的最高法院案件）的过程中，有“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指向法庭提供意见的非诉讼方）向最高法院呈交了一份意见书，指大多数生物学家对于人的生命何时开始已经有共识。意见书上写道：“一般来说，受精（fertilization）标志著一个有性繁殖的生物体之生命的开端，具体来说，就是标志著人类生命的开始，这就是人类成为物理存在，并在生物学上被列为智人（Homo sapiens）成员的开端。”根据这份意见书的理据，卵子受精一刻就代表生命已经开始，所以不论在甚么时候堕胎，也都等同终结另一个人的生命。而根据罗案，堕胎合法与否的界线，在与胚胎能否在母体外存活：妇女在妊娠第三期（约23至24周开始）前堕胎的权利是受到保障的，因为23周前的胎儿并没有“母体外存活能力”（fetal viability）。

这份“法庭之友”意见书指生物学家对“生命之始”有共识，其实并非事实。著名发展生物学家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就在一个讲座上说：“我没法告诉你一个人的独立生命（personhood）从哪里开始，但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科学界对此完全没有共识。”有些科学家认为生命始于受精，即性行为四至五天后，在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合子（zygote）的时候。有些科学家认为受精卵著床（implantation或imbedding），即胚胎植入子宫内膜后，才是生命的开始。有些科学家说是第14天，即胃发育（gastrulation）阶段，因为在此时胚胎才成为个体（只能孕育一名成人），无法再形成双胞胎或三胞胎。又有些电脑科学家会说，在第24至第28周，人类特定的脑电波会出现，所以如果死亡等如脑电波停止的话，那24至28周就是生命之始。也有些科学家认同罗案的说法：有“母体外存活能力”才算独立的新生命。当然也有科学家认为到了围产期（即28周开始），甚至胚胎成功出生后才算生命。

所以，胚胎甚么时候才能算是“新生命”？在美国历史上，以上所有的选项都有人提出过，而且从来没有一个答案能被科学界广泛接受，更遑论被社会广泛接受。但那无碍科学成为堕胎权争议的主要战场之一。自1970年代开始，反堕胎运动人士就开始挑战胚胎发育过程的各项生物学细节，以及医生施行堕胎的方法。在罗案通过后两年，一名波士顿的非裔妇产科医生艾德林（Kenneth Edelin），就在为一名17岁少女合法施行子宫切开术（hysterotomy）堕胎后被控误杀。检控人士指他杀死了一名“仍然存活的婴儿”，因为他在“将胎盘与子宫分开后，容许胚胎留在子宫长达三分钟”，离开胎盘的婴儿因未得到妥善照顾而死。当然，堕胎手术必然引致胚胎死亡，但案件质疑的是：少女子宫内的到底是胚胎组织还是男婴？艾德林在初审被判杀人罪成，但一年后判决被麻省最高法院推翻。

艾德林的案件震惊全国，除了令医生发现合法的堕胎手术仍然有可能被反堕胎人士挑战外，也因为反堕胎人士创造了胚胎“经验”的说法；在1970年代，这种叙事成为了整个反堕胎运动的中心。到了1980年代，“拥护生命权”运动又开始宣传“胚胎疼痛”（fetal pain）的说法，指胚胎发育到了20周左右，就可以感受到痛觉，因此堕胎的界线应该划在20周，而非罗案的24至26周。但胚胎甚么时候能感受到痛觉，科学界也是完全没有共识：例如美国妇产医生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就认为胚胎到了29周才能感受痛楚，其他研究给出的猜测由16至30周不等。但自1980年代起，反堕胎运动就创造了大量文字和影像宣传，渲染堕胎手术之残忍：例如由全国生命权委员会（NRLC）制作的著名影片《无声的呐喊》（The Silent Scream），拍了一个处于妊娠第一期的人工流产胚胎的张口动作，并指胚胎是在因疼痛而呐喊。然后，到了1990年代，反堕胎人士又宣传堕胎妇女更易患上乳癌和出现精神问题的说法。

历史学家舒恩（Johanna Schoen）在著作《Abortion after Roe》中指出，二战后医学的飞速发展，令生和死的界线变得愈来愈模糊－－不能自行呼吸的病人，只要插呼吸机就能维持生命；在1960年代，医生已经可以在病人脑死（coma depasse）的情况下，用机器维持病人的心肺功能，再摘除病人部份器官作移植之用。也即是说，因为生物医学技术的进展，死亡已变得难以定义。同样地，胚胎发展和新生儿护理知识在1960至1970年代快速增长，而社会对胚胎的认知愈多，就愈难认为胚胎是没有与生俱来的心智的白板（tabula rasa），而是“未出生的婴孩”。超声波扫描（sonogram）的普遍应用，胚胎影像的广泛传播，又加强了这种想像。

所以，即使反堕胎的政治人物多次声称科学界对生命之始有共识，事实就是，现今科学对于人类生命之始，的确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甚至离这个说法还很远很远。不过更大的问题是：即使现在不能，科学再发展下去，最终又能给出一个这样的说法吗？被视为20世纪最杰出道德哲学家的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就认为不能：他指出，要理解人类到底是甚么，生物学的层面远远不足，因为如果仔细观察人类行为的话，就发觉决定人类是一种怎样的动物的，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我们吃甚么﹑住在甚么房子里﹑是否选择生育﹑女性对比男性是否处于从属地位等等，在人类历史中的每个时期﹑世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何谓人，何谓生命，何谓科学－－在染色体能够决定的范围以外，甚至连对染色体的理解本身－－都将永远都掺杂了人类的道德﹑宗教和文化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