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閲讀（5）：「我想要過一種審美的人生」

疫情帶來的失序仍在劇烈且深遠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封閉成為常態，權力的邊界愈加模糊。以防疫為名、以愛國為名，反思、質疑甚至討論的空間被進一步摧毀。我們又該如何守護自我的主體性、守護思考的自由？

閲讀，修築了最後一道閘門。端傳媒和六名來自中國大陸的閲讀者聊了聊閲讀這件事。他們是翻譯者、檢修工人、大學教授、詩人、童書編輯和獨立書店的店長。通過閲讀，他們感受真實、認識社會、尋找自我，抵達一個遠比腳下豐富、開放和廣闊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中，閲讀就是生活本身。它關乎人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安頓自身，關乎個體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堅守，關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為一種應對時代的方式，賦予他們超越現實的力量。

每個週六，我們將與你分享一個閲讀者的故事。今天是系列的第五篇，一個詩人說，他要在「地獄集中營的縫隙裏，找到蜜糖的快樂」。下週六我們將發佈這個系列的最後一篇，一個童書編輯講述了兒童文學是怎樣施展重建生活的力量的。

茫茫書海中，身體或被困居一隅，精神的遠足卻可翻山越海。願他們的故事，也帶給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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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閲讀（1）：如果這代人是自我的，那自我之上，還有什麼價值？

我們為什麼閲讀（2）：打工者身份是我的錨點，閱讀讓我更新對自身群體的理解

我們為什麼閲讀（3）：我想了解，中國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和驅動力

我們為什麼閲讀（4）：我關掉了自己的書店，繼續建立書與人之間的連結

桑克，詩人、報社編輯（55歲）

我在黑龍江的一家報社幹了三十年，做過文化、體育、科技、專題報導，現在是負責地方時政新聞的資深編輯。

業餘時間，我都用來閲讀和寫作。每天不管多忙，都要看幾頁紙質書，不然就覺得一天被浪費掉了。

小時候，我就愛讀各種帶字的東西，家裏的天花板是用報紙糊的，我會把上面所有的報紙都讀一遍。後來，我哥在學校圖書館工作，會給我借回來很多書，小孩子的好奇心強，文學、歷史、科學、天文，借到什麼，我就看什麼，也不管看懂看不懂。

對閲讀的熱愛延續了我整個人生。再大一些時，我開始狂熱地買書、抄書。最早有買房的想法，也是為了裝書。到現在，我的家已經完全被書給佔滿了，買書的頻率才漸漸降了下來。想要挑本書出來讀，經常找不到，抓耳撓腮的，特別痛苦。

從小養成的閲讀習慣，也和我自我拓寬的意識有關，我讀的書一直很龐雜，從文史哲，到科學、藝術、博物，等等，沒有什麼設限。但當寫作成為了我生活的核心後，文學對我而言，就如同一顆恆星般的存在。其他領域的閲讀更像圍繞着它的行星和衞星，最終都會被我轉到文學上來。

去年，我一直在通過翻譯的方法，深度閲讀愛爾蘭詩人帕特里克·卡文納的作品。

說實話，我讀卡文納的緣起非常個人化。卡文納於1967年去世，而我是1967年出生的。這是我的一個個人習慣，找陌生作家或者作品的時候，經常會選一些關聯我個人生活時間節點的人物或者作品。這些時間節點，算是一種導航密碼吧。

剛開始，我譯讀卡文納的一些短作品，像《給一個孩子》，覺得不俗，就一點點地開始看他更多的詩作。前年，我把他晚年的詩都給譯出來了——所謂的晚年，就是死前的一段時間。

最近兩年，我越來越感受到年歲在我身上留下的刻度。記憶力變差了很多，讀書的數量、質量都不如以前。從前，讀了什麼書、哪一頁寫了什麼，都會記得特別清晰。現在有的書讀到一半，才發現自己做過筆記，有的甚至要讀到結尾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看過。

死亡這個時間節點開始變得愈發吸引我。因此，想在一些詩人身上找到對付晚年、對付死亡的方法或安慰。卡文納前，我把奧登死前兩年的詩也都給譯了出來。

卡文納最有名的長詩叫《大饑荒》，是我去年讀過的最好的一部長詩。他筆下的土地貧瘠與性飢渴之間的複雜關係，長短句結合的各種表現形式，還有句子的控制與節奏，簡直可以與艾略特的《荒原》相媲美。這些作品距今已經過去了七、八十年，還這麼有味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我：詩和藝術並非是進化論，而是單獨發展的，它也並不是向前走，而是向上飛的。

閲讀文學，是我保持清醒的一種方式，幫助我應對眼前的生活。

每年，我都會為自己列一個閲讀計劃。從主要框架，到下面的一些枝杈，都會提前制定好，嚴格按着計劃走。像卡文納，還有重新精讀艾略特的詩歌和文論，都是去年計劃內的閲讀。我算是個比較死板的人，過去更是。如今我已經有意識地要讓自己輕鬆一點，可以接受一些隨意性的東西出現。

去年最後讀的一本書，哈維爾•馬里亞斯的《寫作人：天才的怪癖與死亡》，就是一本「計劃之外的書」。我把它稱為「八卦書」。我們做文學的，更願意看人，看人生，看生命。作者對那些久負盛名的作家個人化一面的重現，讀來非常有意思。

特別喜歡、有感情的書，隔幾年，我就會拿出來讀一遍。比如《晚霞消失的時候》，這是一本80年代的小說，我少年時代就很喜歡它，到現在已經數不清看了多少遍了，一陣不讀，就會特別想念它。還有《平凡的世界》，我經常會不太好意思說出口，它當然不是一本完美的書，有很多問題，但我願意反覆重讀，是因為它對我個人來說有很多特別的意義。

但無論怎麼說，一個人的讀書視野總歸是非常狹窄的。我也怕自己對新書產生隔膜，所以也會看每年的閲讀榜單推薦，看一看年輕人在看什麼書，他們看了覺得好的，我也去買來看看。和朋友還能經常見面時，我們的話題也通常從書打頭。碰到感興趣的，我就立刻記下來。

表面看來，文學是距離現實較遠的寫作，但究其根本，所有的文學都是與當下有關的。看去年讀書時摘抄的一些文字，我經常會感到恍惚，好像不管在哪個時代，所有人寫的都是一個東西。

疫情剛剛開始時，我正接手寫一本杜甫的小說。為了完成它，讀了三、四十本唐代文化史、風俗史研究的書籍，了解當時的衣食住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如果不交代背景，你會覺得它們與我們的生活有着驚人的相似性。

第一次完整地讀完《生活與命運》，正是疫情最為激烈的時期，猶如小說中描繪的斯大林格勒巷戰。去年，我又重讀了它。書中寫到辦糧食供應證的官僚蹂躪，知識分子與權力之間複雜而細膩的關係，全部都是通過細節表現出來的。這些文化的分子和原子，對我們來說都太過熟悉了。有時不需要直接說什麼，細節自己就會替你說出來。

我還重讀了理想國M系列的幾本書，像《耳語者》、《蘇聯的最後一天》，還有《蘇聯密檔》。閲讀文學，是我保持清醒的一種方式。我也在從中尋求更多的道德力量與精神慰藉，幫助我應對眼前的生活。一句話，如何活下去。

我想要過一種審美的人生。

三十年前，我選擇進入媒體，和我的個人興趣其實關係不大。那時候，媒體待遇還比較好，在媒體謀一份工，就能讓生活變得更好一些。但做着做着，我也對記者這份工作本身燃起了更大的興趣。它給我帶來的社會啟蒙，對後來的我影響深遠。

但你知道，媒體在最近10年間發生的巨大變化，啟蒙的理想也隨之破滅。我現在經常跟別人開玩笑說，我已經不是做傳媒的了，我就是個宣傳幹部。於是，在這個系統裏頭，我開始變得越來越自我邊緣化。

只有寫詩延續了下來。

從寫第一首詩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四十一年。我最早寫的是中國的古體詩，與當代是不接軌的。寫了很多年後，才開始接觸、寫作自由詩，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寫詩始終是純粹個人的工作，與任何圈子無關。真要說起來，真正的詩人其實都離主流很遠，但他們就是「主流」。這個「主流」是由共同氛圍所形成的，別人看你們好像是主流，但你們都是獨立、獨特的個體。

詩歌是我認識世界的一雙眼睛。我想要過一種審美的人生，想要享受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在詩歌中，這些想望都能被滿足。它讓我對生活和生命，都有了一種更加自由、更加深刻的理解。

也可能是最初的機緣，將我框在裏頭了。相比其他形式的寫作，寫詩啟動的經驗更豐富，是我覺得最舒服、最自如的表達方式。

我是必須好好活着的。它休想讓我一直痛苦下去。我不僅要活着，而且還要在地獄集中營的縫隙裏，找到蜜糖的快樂。

疫情這兩年，我的生活始終處於不斷被打亂、被限制的狀態。哈爾濱疫情嚴重的兩次，每兩天要做一次核酸，連續做七次。它不僅干擾和改變着我日常生活的情緒與細節，也自然影響到寫詩的心境，最終反映在作品的點點滴滴中。

這些情緒大多是消極、悲痛、激憤的。即使我在《每天笑呵呵》的詩裏寫，「每天笑呵呵，/看喜劇或者悲劇」，也都是這種影響的對立性折射。甚至還會催生因為居家隔離寫作而不必上班，而略顯變態的微喜，或者某種怪異的自由——就像我在《自由是什麼》裏寫的：「蝦米，別摻乎植物界的事，/別摻乎來不及反應的事，/別摻乎蔬菜的事，/別摻乎……」

當然，這種影響也從另外一個方面，再次印證了我對生命以及生活的認識——生命本質及其自身的要求，是不會隨着環境而改變的，我不能因為這些強加給我的東西，而改變我對生命質量的追求。

我是必須好好活着的。它休想讓我一直痛苦下去。我不僅要活着，而且還要在地獄集中營的縫隙裏，找到蜜糖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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