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大陸 六個中國閲讀者的故事

我們為什麼閲讀(1):如果這代人是自我的,那自我之上,還有什麼價值?

大學能不能回歸自身的角色,讓年輕人帶着「理想主義」的態度,閲讀人類文明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著作?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疫情帶來的失序仍在劇烈且深遠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封閉成為常態,權力的邊界愈加模糊。以防疫為名、以愛國為名,反思、質疑甚至討論的空間被進一步摧毀。我們又該如何守護自我的主體性、守護思考的自由?

閲讀,修築了最後一道閘門。端傳媒和六名來自中國大陸的閲讀者聊了聊閲讀這件事。他們是翻譯者、檢修工人、大學教授、詩人、童書編輯和獨立書店的店長。通過閲讀,他們感受真實、認識社會、尋找自我,抵達一個遠比腳下豐富、開放和廣闊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中,閲讀就是生活本身。它關乎人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安頓自身,關乎個體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堅守,關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為一種應對時代的方式,賦予他們超越現實的力量。

在接下來的每個週六,我們將與你分享一個閲讀者的故事。今天是第一篇,一個社會學教授講述了他淘書的經歷,以及大學在形塑一個時代的思想氛圍上所承擔的角色。下週六的第二篇故事,講述一個檢修工人透過閱讀不斷更新對自我的理解。

茫茫書海中,身體或被困居一隅,精神的遠足卻可翻山越海。願他們的故事,也帶給你力量。

李鈞鵬,現任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教授(43歲),以下是他的口述:

去年二月,我讀了一本生動的哲學書,叫《在心靈最深處遇見哲學》。

作者斯科特·塞繆爾森(Scott Samuelson)任教於美國一家社區學院,做哲學普及。在他看來,哲學是任何人都可以過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將哲學從高等學府的象牙塔中拿出來,擺在了人性中心的位置。我花了幾個通宵讀完了這本書,中間實打實哭了兩次,也有幾次笑得打滾。

晚上坐在床上看書的時光,是我感到最舒服的時候。

我的床頭一般堆着十幾本書,有文學,也有歷史、政治、哲學。白天,因為備課和科研,需要專注讀專業領域的書籍。夜晚的閲讀,對我來說算反而是一種放鬆。你知道你就是一個業餘讀者,是純粹帶着興趣在閲讀,不會過於糾結於字句,也會更享受。

來華中師範大學任教前,我在美國呆了整整十六年。相對廣闊的閲讀視域,很大部分源於那時的求學生活。

2003年,我在北卡羅來納大學讀了三年博士,後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完成了博士學位。博士畢業後,又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做了兩年博士後研究員。但大學四年博雅教育提供的基礎,於我始終是欠缺的。現在的閲讀,算是一種補課。

前段時間,我又拿起了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與時間》。這不是我第一次讀它,但和很多人一樣,第一次沒有挑戰成功,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我所說的「挑戰成功」,不是追求將它從頭到尾讀完,而是你內心知道,你到底有沒有真正地理解它。

讀這些經典時,我還有一個特殊的喜好。如果一本書有多個譯本,只要是覺得比較靠譜的,我都會收集起來,和原文一塊比對着讀。

去年年底,我第一時間購入了理想國新出的一套《神曲》。這是香港翻譯名家黃國彬的譯本,十來年前,大陸曾經引進過一次,但後來絕版了,之前聽說要出新版,我就很激動。結果真沒有讓我失望。一天凌晨四點,改完與學生合寫的論文,我興奮地讀了兩個小時。雖然讀的是《地獄篇》,但詩體版本長在形神兼備,嚴謹的譯文讀來「芳香撲鼻」。

如果要說過去一年,我在閲讀上發生的最大變化,應該是愈發對微觀社會學感興趣了。

這算是一個個人經歷與學術興趣交織的轉變。

我始終覺得,宏觀與微觀的區分只是一種表面現象,無論是跟着我的第一任導師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研究的抗爭政治和歷史社會學,還是後來所做的知識社會學,再到關注愛情、友誼,以及日常生活中其他互動形式,都源於我對符號互動論和現象學社會學的濃厚興趣。好的社會學家應該對身邊的一切事物保持敏感,且能在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不同現象中,找出共通的形態。

2018年,深圳世界之窗,男女坐在空曠的餐廳內。

2018年,深圳世界之窗,男女坐在空曠的餐廳內。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也確實對做「有血有肉」的、觸及人的心靈的研究有越來越強烈的願望。這幾年來,我本人、家庭還是朋友的生活,都發生了不少變故,其中就包括感情上的變故。我希望能通過微觀社會學,弄清楚在自己和身邊的人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一興趣驅使下,我又重讀了一遍以色列文學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愛,為什麼痛?》。如今你到書店買關於愛情的書,能看到的寫作者,基本都是心理諮詢或婚姻婚戀專家。但這本書尤其特別,易洛思從社會根源的角度,探討了人為什麼會在現代愛情中互相傷害,是非常具有社會學想像力的一本書。

學科邊界只是一個純粹人為的東西,千萬不能被它所限制住。

我對閲讀的熱愛其實始於文學。

家裏最早的房子有兩個小單人沙發,中間是一個茶几,茶几後面就是一個嵌入式的小書櫃。很小的時候,我會經常踩着沙發,再走到茶几上去找書看。直到高中,我的夢想還是當一位文學評論家。

進入大學後,更多時間花在了專業書上,我就把自己對文學的愛好暫時「抑制」住了。在美國生活的最後幾年,才將它重新拾起來。

我記得一位很有名的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S.貝克爾(Howard S. Becker)在一本書的序言裏寫過,他從文學中得到的社會學知識,比社會學著作中還要多很多。我現在還挺同意這一點的,因為好的文學,必然需要作者對他所處的大的社會環境、微觀的人際互動都有非常細微的體察。

於是,我的客廳又重新被文學書給佔滿了。每天看到哪本,就會拿起來讀讀。比如最近,我就在重讀村上春樹的《挪威的森林》。

在閲讀上,我的包容性其實挺大的。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80-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左右之爭」。雖然沿着知識社會學的路徑,但也需要做大量政治、思想史的背景閲讀。可以說,我的閲讀興趣很大程度就在那時被打開了,且一直影響我至今。這也讓我意識到,很多時候,我們的學科邊界,包括研究領域的劃分,只是一個純粹人為的東西,千萬不能被它所限制住。

為了更好地完成畢業論文,我還將中國最活躍的知識分子從80年代迄今的所有公共寫作全部拿出來讀了一遍。這些人的立場本來就不一樣,有的是左翼,有的偏右,我當然也有我自己的立場。但為了研究,我必須深入閲讀他們所有人的東西。這一過程讓我更為深切地感受到,讀書應該是一個取長補短的過程,儘管作者本身的立場我並不贊同,也能從中發現很多優點。

這一代人缺乏心靈的歸屬感,缺乏對於崇高的追求。如果他們是自我的一代,那麼自我之上,還有什麼價值呢?

在美國的十六年,逛書店曾是我最大的樂趣之一。

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我住在學校附近的公寓,是當地社區一家很有名的學術書店——BookCulture的常客。書店有兩層,一樓一進去,就能看到一整排關於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的書架,上頭放的都是最新出版的學術書籍。有時候,我也很好奇,這些「陽春白雪」的書怎麼能夠賣得掉,但它確確實實存在了很多年。

到了哈佛大學,能逛的書店就更多了。我最常去的,是位於唐人街旁的一家二手書店。那時,我一般一週外出買一次菜,買菜之前,會習慣性地先去書店逛幾個小時。每次踏入那個天地,一眼望去一整排一整排的書,真的會讓人產生一種在人類知識寶庫裏流連忘返的感覺。無數次,我不知不覺淘了一書包,外加兩個塑料袋的書,只能直接打個車回家了。

回國後,這條路就基本斷了。剛回武漢生活時,我去了幾家別人推薦的書店,結果都挺失望的;還一度抱着懷舊的心情,去了20年前在武漢讀書時經常買書的書店,發現也今非昔比了。

實體書店逛得少了,獲得閲讀信息的主要渠道變成了豆瓣。每天通過廣播,看到友鄰點了什麼「想讀」,遇到自己感興趣的書,就放到購書單裏。

看起來,當下的社會變得更多元化了。在利益和偏好上,我們所在的是一個異質性越來越強、個人意識越來越強的社會。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確實損失了很多。這一代人缺乏心靈的歸屬感,缺乏對於崇高的追求。如果他們是自我的一代,那麼自我之上,還有什麼價值呢?可能多數人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評閲一些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論文時,很多人的中文表達都讓我感到非常擔憂,更不用說具體內容本身了。我覺得,這與我們傳統閲讀的減少不無關係。

80年代初,我去表姐家玩,看到她寫了厚厚一筆記本的詩集。那個時候,10來歲的少年喜歡寫詩,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也是在那個時候,薩特或海德格爾的一本書動輒可以賣出上百萬冊,甚至在圖書出版前一天,就有讀者會到書店來排隊搶購。

2010年前後,我回到北京,在中關村租了一間單間,為畢業論文做了一年的田野調查。除訪談外,也參加了許多書店的講座和讀書沙龍。當時,我在單向街書店的藍色港灣店聽了一場楊奎松教授主持的沙龍。現場的狀況非常震撼,裏裏外外全是人,提前半小時到,就已經沒地方坐了。

我還去北京西單對面的三味書屋書店聽過幾次講座。有一次,人民日報社已經退休的一位評論員來到現場,分享了「中國思想界的幾種潮流」。與單向街書店不同,三味書屋的聽眾,大多都是頭髮花白的老人。看到這樣的場景,我把畢業論文的標題都想好了,就叫「富有活力的中國知識界」。

放到現在,這些都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2015年,北京。

2015年,北京。攝:Giulia Marchi/端傳媒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思想氛圍,離不開大學承擔的角色。

大學作為所謂的「象牙塔」,也在受到來自外界的各種干擾。它還能不能回歸它自身的角色,讓年輕人能夠拋開一切功利的想法,帶着一個「理想主義」的態度,來閲讀人類文明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著作?我想要做的,就是重建這樣一個還有可能的閲讀空間。

現在,我在學校開了三門課。其中,知識社會學是為碩士和博士所開的,社會學原著選讀、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兩本課則面向本科生。我的課上都儘量不用教科書,就是讓學生讀原著。因為這樣,它們成為了院裏閲讀量最大的課。一門課下來,學生至少需要讀十幾、二十本書。

課程之外,我還在院內組織了一個讀書會,二十來人的規模,每兩個禮拜讀一本書。所有的研一學生都必須參加,至於到了研三的學生,我也理解他們要忙畢業論文、忙找工作,就不做強求。讀書會的形式有意避免了一個個上台做報告的刻板流程,就是讓大家一塊坐下來,自由地交流關於書的各種想法。

我們儘量做到一個學期有一個主題。比如上學期,我們圍繞的是歷史社會學的主題。主題的設定跟課程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尊重學生自己的興趣,一同討論出來的。讀書會也對外開放,經常會有些其他專業,包括校外的學生前來參加。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思想氛圍,離不開大學承擔的角色。在高校培養閲讀的氛圍外,我也很希望在它與更大的社區間,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

哈佛大學的那兩年,我去費正清研究中心聽由傅高義教授主持的講座,經常會看到不少中老年人的面孔,他們都是附近的居民,看到講座信息,有感興趣的,就來了。在北卡羅來那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我發現,圖書館的書也都是對周圍居民免費開放的。然而很遺憾,我們的大學和周圍社區之間,普遍都存在着一堵無形的牆。

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做的努力已經影響了不少學生。在我的鼓勵下,一些學生還自發組織了一個讀書會,已經堅持了一年多。我沒有實際參與在內,但關於讀什麼,他們有時也會向我徵詢意見。

每個學者都有他們自己的追求,各種形式其實都無可厚非。但對我自己來說,讓我的青春在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身上得到延續,這才是最令我享受,也最讓我感到價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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