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抵制的北京冬奧，與中國體育外交之路的終結？

2022年1月23日，北京冬季奧運會三個冬奧村開村，20多個國家的代表團已經入住。這是一個「閉環管理」的防疫泡泡，用來容納27000人（大部分來自境外）全程無需隔離進入北京參加冬奧會。為了確保泡泡不破裂，北京市民被提醒，如果跟冬奧專用車輛發生碰撞，不要下車敲窗 ，「等候專業人員到場處置」。

與此同時，和北京相連的天津市爆發的大規模Omicron疫情還未清零，整座城市處在嚴管狀態。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在疫情防控會議上表明了守護北京的決心：「全力保障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辦，堅決築牢首都防疫『護城河』」。其他出現疫情的城市的居民，也都被拒絕進入北京。不過，北京的疫情防線自1月15日開始已經失守，連日出現本土新增病例。

在國際社會，杯葛北京冬奧會的聲音越來越多，陸續有國家加入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行列。1月14日，丹麥外交部長表示，由於東道國的人權問題，丹麥不會派遣官方外交代表團前往北京。此前，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國都宣布了對北京冬奧會的外交抵制。

另一方面，去年在東京奧運會上和中國大陸代表團有過數次正面交鋒的台灣「中華台北」代表團，確認將第11次參加冬季奧運會，有四名運動員獲得冬奧參賽資格，將會參加競速滑冰、雪橇、滑雪三個項目。

北京奧運會的「人權」大辯論

包蘇珊告訴端傳媒，2008年北京奧運會，因為西藏的人權問題，中國遭遇的抗議和抵制規模比如今更大，但最大的不同是，美國當時並沒有加入。

2021年12月7日，在醖釀了幾個月後，美國正式宣布不會派官員代表團參加北京冬奧會，以回應中國在新疆侵犯人權的行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憤怒回應，指責美國「將體育運動政治化」、利用冬奧會「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幾天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記者會上說：「體育運動是一項人權。」他指責「將奧運會政治化的言行」破壞了運動員的人權。北京冬奧會顯然已經成為人權大辯論的政治舞台。

人權曾經是中國漫長申奧路中主動打出的一張牌。1993年，北京申辦奧運會時，遭遇了美國和歐洲議會的反對，他們通過決議，要求以人權為由拒絕北京的候選資格，北京最終敗選。2001年，北京再次申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時任北京市長劉淇對國際奧委會做的陳述中，特地加了一句話，提到北京舉辦奧運會將促進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以獲取來自歐洲的投票。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也向媒體承諾：「（奧運會）將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更公正、更和諧的社會、更民主的社會，並幫助中國融入世界。」

不過，「人權問題」在中國當局眼中從來只是西方攻擊中國的藉口。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人類學教授包蘇珊（Susan Brownell）告訴端傳媒，她從2001年北京申奧代表團委員何振梁的書中得知，北京申奧成功後，當時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Juan Samaranch）在非公開會議上向江澤民建議，中國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宣布大赦，但江澤民沒有理會他。包蘇珊既是人類學家，也是運動員，1985年代表北京大學參加中國大學生運動會。她寫了一本關於北京奧運會的書，書中分析，薩馬蘭奇深受中國人喜愛，因為人們相信他幫助中國申辦了奧運會，但是當薩馬蘭奇試圖影響中國的人權時，他也沒有被認真對待。

對中國政府來說，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是成功的。204個國家代表團參加了當年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包括美國總統布什在內的100多名國家政要也都出席了開幕式。中國首次擊敗美國，登上了奧運金牌榜榜首，證明自己是一個奧林匹克強國。這屆奧運會被《紐約時報》評價為是中國「嶄露頭角的盛宴」（coming out party），展示了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以及作為全球大國的重新崛起。

包蘇珊告訴端傳媒，2008年北京奧運會，因為西藏的人權問題，中國遭遇的抗議和抵制規模比如今更大，但最大的不同是，美國當時並沒有加入，也沒有「外交抵制」這樣的概念。她說，奧運會開始後，媒體的議程就轉移到了體育比賽上。

包蘇珊說，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標誌中國融入了現代世界體系。當時中國的「和平崛起」在某種程度上被接受，美國對華友好的接觸政策仍未根本性地動搖，且開始把中國定位為世界的「利益相關方」（Stakeholder）。2008年，布什在一次公開場合中提到，雖然華盛頓堅決反對中國的鎮壓，但 「中國的變革將按照它自己的條件和它自己的歷史和傳統到來」，他相信「變革將會到來」。

到了2015年北京申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時，國際環境已發生劇烈變化。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挪威的奧斯陸等冬季體育城市都因本國民眾反對而退出後，角逐2022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城市的只剩下北京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兩個非民主國家的競標決賽，令這屆奧運會在申辦階段就被批評為「人權噩夢」。

2015年北京申奧時，海外人權人士呼籲國際奧委會放棄中國，因為中國對維權律師（當時正發生「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政治活動人士、少數民族的鎮壓。另一種批評聲音則重點強調中國在2008年奧運會時沒有遵守「保障新聞自由」等承諾。但如今最重要的抵制原因——新疆的再教育營和強制勞動、鎮壓香港民主運動等事件彼時都還未出現。

北京冬奧組委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楊舒在1月18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外國運動員有任何違反奧林匹克精神的行為或言論，特別是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行為，會受到一定的處罰。

2021年2月，全球180多個國際人權組織聯署呼籲抵制北京冬奧會：「任何形式的參與都將被視為是對中國共產黨威權統治的認可，以及對公民權利和人權的公然漠視。」2021年10月，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約翰·科茨（John Coates）表示，國際奧委會不會就中國的人權記錄向2022年冬奧會主辦國施壓，因為對主權國家發號施令不屬於該理事機構的職責範圍。

人權觀察組織全球倡議主任明奇·沃登（Minky Worden）在去年8月表示，北京冬奧會將成為「雪地裏的中國共產主義勝利奇觀」。她說：「你們中的一些人看到國際奧委會高級領導人說奧運會不是政治性的，但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獨裁政權來說，奧運會不僅僅是體育，它是地緣政治事件，可以提升政府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外的地位。」

2021年11月，中國的網球運動員彭帥指控中國的前副總理張高麗性侵，並在社交媒體上消失後，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 （Thomas Bach）和她通了視頻電話，並向公眾表示「她在北京的家中很安全」。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袁莉稱，這一次通話是國際奧委會向面臨壓力的中國領導人施以援手，因為國際奧委會的官員完全沒有問彭帥關於性侵的問題。袁莉批評國際奧委會是和中國「互利共生的 『老朋友』」。

「國際奧委會一直說，它是一個政治中立的組織，希望置身於政治之外，但它完全忽視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它一直被中國政府當作政治工具使用，使中國的立場和政策看起來可以接受，包括在新疆的反人類罪。」袁莉援引人權觀察組織高級研究員王亞秋的評論。

國際奧委會不接受這些批評，它在12月2日發布了一份聲明，稱他們正在使用「靜默外交」的方式，直接和中國的體育機構聯繫，這是「有效處理這種人道主義事務的最有希望的方式」。靜默外交指的是通過謹慎、秘密地談判和行動來影響另一個國家。包蘇珊說，國際奧委會的靜默外交可能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中國也同時擔心國際奧委會越過它的底線——2008年當國際奧委會主席鼓勵中國尊重其推進社會變革的「道德承諾」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提醒國際奧委會遵守自己的《奧林匹克憲章》。

《奧林匹克憲章》第50條禁止在奧運會場地上進行示威或政治、宗教、種族宣傳。但去年的東京奧運會開始前，國際奧委會放鬆了這一規則，只要不違背奧林匹克精神，「沒有直接或間接反對人類、國家和組織及其尊嚴」，不影響其他運動員進行訓練，就可以舉行抗議活動。比如運動員單膝下跪聲援「黑命攸關」運動將不再違規。東京奧運會期間，在自行車賽奪冠的中國選手鍾天使、鮑珊菊頒獎台上戴毛澤東像章，國際奧委會要求中國奧委會對此提交報告，後者保證「這事情不會再發生」。

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安託萬·邦達茲（Antoine Bondaz）告訴端傳媒，在即將到來的北京冬奧會期間，如何應對外國運動員可能發表的一些言論，是中國當局會感到非常棘手的事情。事實上，北京冬奧組委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楊舒在1月18日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外國運動員有任何違反奧林匹克精神的行為或言論，特別是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行為，會受到一定的處罰。

中國為什麼需要奧運會？

徐國琦在《奧林匹克之夢》中提到，2007年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分管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次體育賽事的成功為他加分不少，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在四年後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

「現在中國國際形象的悖論是，一方面名義上說你強大了，但另一面你的形象比過去反而更差了。」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奧林匹克之夢》一書作者徐國琦告訴端傳媒，中國舉辦奧運會跟近代的「崛起」焦慮有關係：「中國人要甩掉 『東亞病夫』的恥辱帽子，要受人尊重。」他說，「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時，中國是受人尊重的，全世界給中國the benefit of the doubt，現在沒有了。」徐國琦在書中也提到，2008年奧運會開幕前幾個月，國際上以人權為名義的譴責和抵制聲音很多，直到當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發生，抵制浪潮才減弱。

徐國琦研究中國的體育史，他說，「中國人參加奧林匹克，完全跟民族主義、國際外交連在一起。一開始就是救亡圖存的產物。」1908年《天津雜誌》提出「奧運三問」：中國什麼時候能夠派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我們的運動員什麼時候能夠得到一枚奧運金牌？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能夠舉辦奧運會？到了2021年，「奧運三問的百年解答」已經成為中國官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地方黨媒《湖南日報》更在其新媒體宣布：再答「奧運三問」，我們又是滿分。

「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專制國家非常關心奧運會，在主辦奧運會和獎牌數量上都投入了大量資金。他們認為奧運會是追求大國競爭的一種方式。」《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去年一篇文章提到，中國和俄羅斯仍然像舊蘇聯一樣，將奧運會視為地緣政治競爭的延伸，因為體育領域的成功能為專制國家提供更廣泛的辯護。

徐國琦在《奧林匹克之夢》中提到，2007年習近平作為國家副主席分管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次體育賽事的成功為他加分不少，某種程度上幫助他在四年後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根據過往的報導，習近平為2008年的奧運會做軍事準備工作包括在北京周邊部署了44個防空導彈系統。

徐國琦認為，習近平仿效毛澤東，用體育謀劃重大政治訴求。他說，要向世界展示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歷史跨越，沒有比舉辦一次奧運會更好的媒介。

包蘇珊告訴端傳媒，儘管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讓中國受到了很多人權方面的批評，但中國也得到了它想要的影響力。「最終，人們會認為你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弱小的國家。」她說，要麼隱形，要麼每天都出現在負面新聞中，這是一道選擇題。

2021年，習近平把「體育強國」寫入「十四五」規劃。官方媒體不吝宣傳他的體育情懷，甚至稱他為「外交舞台上的 『足球先生』」。2012年，習近平訪問愛爾蘭時在體育場上留下了一張踢球的照片；2014年，習近平出席在俄羅斯的索契冬奧會開幕式，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席境外的國際體育賽事；2015年，習近平審議通過《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目標是要使中國成功申辦世界盃足球賽，男足打進世界盃、進入奧運會；北京申奧前後，習近平多次跟國際奧委會主席通話和見面。

一篇研究習近平「體育外交」風格的論文統計，2013年-2019年，習近平進行了15次儀式性的體育外交，包括多次會見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進行了12次事務性的體育外交，包括跟荷蘭、德國開展合作項目，訪問芬蘭，確立「中芬冬季運動年」。「體育外交」思想在地方也被很好地貫徹，僅成都一座城市，2019年-2025年，就會舉辦5場國際賽事，包括2021年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2023年男足亞洲盃等。

在歐美國家普遍因預算問題而對承辦奧運會失去熱情的同時，奧運會幾乎成了專制大國的專利。中共崑山市委黨校講師謝俊在2019年一篇論文中寫道：「很多國家無力承辦大型國際賽事，甚至有些國家因此揹負了高額債務，導致世界各國不願意承辦大型國際賽事。而我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自覺承擔起這項國際責任，積極承辦世界性大賽。」

依靠體育活動提升國際聲望和政權合法性的行為，反而被另一些評論者批評「體育洗白」（sportswashing）。

2015年，北京幾乎沒有競爭地拿下了2022年冬奧會的主辦權，但體育賽事的親和力並沒有如期為中國帶來外交上的方便。依靠體育活動提升國際聲望和政權合法性的行為，反而被另一些評論者批評「體育洗白」（sportswashing）。2022年也被一些評論者稱為「體育洗白最大的一年」，這一年除了北京主辦冬奧會，人權記錄不佳的卡塔爾主辦足球世界盃，沙特阿拉伯也在國際體育賽事上投資了15億美元。

挪威奧委會主席Berit Kjøll去9月評論北京冬奧會時表示：「允許系統性侵犯基本人權的國家舉辦大型國際體育錦標賽並享受體育偉大成就的榮耀，也即所謂的體育洗白，是艱鉅和有挑戰的。」儘管如此，Berit Kjøll也並不支持抵制北京冬奧會。《外交事務》的文章寫道：「主張抵制的人明白奧運會對中國和其他專制大國的軟實力野心有多重要。」

事實上，抵制奧運會並不罕見，中國也多次因政治原因而抵制過奧運會。

1954年，國際奧委會承認中國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但由於台灣的「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仍然繼續留在國際奧委會，中國退出了本已經開始備戰的1956年的奧運會，以示對「兩個中國」的抗議。1958年，中國宣布斷絕與奧林匹克運動的關係，開始了長達21年的抵制奧運會的行動。直到1979年，中國才以「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重返奧林匹克，同時台灣奧委會的名稱改成了「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1980年，冷戰期間，中國積極響應美國抵制莫斯科舉辦的夏季奧運會的倡議，當時美國的理由是抗議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但抵制並未影響蘇聯的決定，蘇聯並未從阿富汗撤軍，彼時的蘇聯勃列日涅夫政府回應，政治色彩不應帶入純潔的奧運會中。

「美國人跟中國人在奧林匹克、國際體育這方面的關係是非常之密切。」徐國琦告訴端傳媒，1971年的「乒乓外交」對中美兩國都是很重要的歷史轉折點。1980年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後，中國派遣18名運動員參加了美國費城的自由鐘經典賽，這是莫斯科奧運會的「替代品」，可見兩國的友好。1984年，蘇聯及其盟友抵制了美國洛杉磯主辦奧運會，但中國參加了這次奧運會，並拿到了1949年後的第一塊金牌。

「1984年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今天回想起來也是不可思議，中國人跟美國人就像親兄弟一樣。」徐國琦說，那時中國「積貧積弱」，但國際形象很好。現在你富起來了，應該國際聲望更高，但實際上是相反的。」他說：「為什麼後冷戰之後兩個國家反而沒法玩了，這就是個問題」。

台灣體育外交新趨勢

在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權問題之外，北京冬奧會將面對的另一個政治問題是台海兩岸關係。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月1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據了解，台灣地區運動員有望參與速滑、雪橇和高山滑雪等項目角逐，祝願他們勇於拼搏，勇創佳績。」

儘管國台辦發言人措辭平和，但民間的氛圍已經開始劍拔弩張。有網民在大陸視頻網站嗶哩嗶哩上發布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中華台北」隊進場收穫歡呼的視頻，不少彈幕和評論稱「痴心錯付」、「他們對不起大陸同胞對他們所做的一切」、「冬奧會讓他們嚐嚐冷場的滋味」。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邀請了台灣執政黨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以及榮譽主席連戰參加。紐約亞洲協會的中國問題專家魯樂漢（John Delury）當時評論道：「對台灣和大陸來說，這可成為一個拉近雙方關係的正面經驗。」

但隨着這幾年兩岸關係降到冰點，兩岸在體育上的較量也越來越針鋒相對。在東京奧運會羽毛球男子雙打比賽決賽，台灣選手李洋和王齊麟戰勝了中國大陸選手劉雨辰和李俊慧，贏得金牌。中華台北奧委會的旗幟在頒獎典禮上升起，央視立即掐掉了頒獎的轉播，兩位中國選手遭遇了大陸網民的責怪和謾罵。與此同時，李洋和王齊麟都在社交媒體上強調了他們的台灣身份。一面以這場比賽為背景創作出來的新「台灣國旗」迅速在社交媒體上流傳，以慶賀台灣擊敗了中國，台灣的民族情感攀上高峰。

除此之外，「國名」之爭也仍然是奧運會上兩岸的重要衝突。

東京奧運會開幕時，中國視頻網站騰訊視頻轉播了NHK的直播，當「中華台北」代表團進場時，NHK介紹為「台灣隊」，騰訊視頻馬上停止轉播，並切入了一段脱口秀節目。這被中國網民憤怒地指責為「日本電視台搞小動作」。而同時，中國的官方媒體都使用「中國台北」來稱呼台灣的參賽隊伍，這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用「中華台北」不同。

1989年4月6日，兩岸的奧委會主席在香港簽署協議，規定「Chinese Taipei」的中文譯法為「中華台北」。時至今日，雙方都在嘗試突破這個名字。

2018年，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前田徑運動員紀政發起「東京奧運正名活動」全民公投，推動台灣的奧運代表團由「中華台北」改名為「台灣」，並以此參加後續的奧運會和國際體育賽事。但最終民間以54.8%的不同意票否決了提案。

不過在最近兩年，台灣民間和半官方的聲音越來越期待體育能增加其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和辨識度。「歷經長期被邊緣化後，台灣民眾亟欲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與肯定。奧運四年舉行一次，如果每回台灣都拿到亮麗的成績，可望維持國際能見度。」台灣崇越集團董事長郭智輝去年東京奧運會前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去年12月14日，在台灣外交部舉辦的NGO領袖論壇上，中華奧運代表射箭隊教練林政賢發言，稱可透過訓練好選手品格、培養國際體育人才的方式進行運動外交。2019年，台灣立法委員許毓仁也公開表示，台灣應該用體育當載體進行「公眾外交」，通過東京奧運會讓世界看見台灣。

2004年，台灣在雅典奧運拿到2金2銀1銅的好成績，但之後2008北京奧運以及2012倫敦奧運成績皆不如預期。台灣社會一度掀起檢討聲浪，尤其是2008北京奧運台灣在強項棒球上輸給了中國隊，被一些球迷斥為「國恥」。民間和官方都有人要求政府反思體育政策，突破奧運困境。

端傳媒曾梳理過台灣的體育改革之路，其中2017年台灣主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節點十分關鍵。世大運捲動民間體育改革運動，推動台灣政府建立「選手為先」的補助體系。當時羽毛球選手戴資穎放棄年度最高級別的世錦賽決賽，回台灣參加世大運，並表示：「世錦賽對我個人來說，非常重要。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能讓世界看見台灣，讓更多人重視體育。」戴資穎等運動員「回家參賽」激發了民眾參與這屆世大運的熱情，賽事的售票率一路上升。這屆賽事台灣獲得了26塊金牌，躋身獎牌榜排名第三。

台灣官方的體育投入也肉眼可見地增加。2018年，台灣教育部體育署啟動「2020年東京奧運會黃金計劃」，針對具爭金奪牌菁英選手，實施專業個人化訓練，3年共投入12億元台幣經費。媒體人喬瑟芬也曾指出，台灣用於培養國家隊員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預算從2015年的4.3億，增長到2021年的16.8億。2020年東京奧運會，台灣累計超過十面獎牌，獲得奧運會史上的最佳成績，即被認為與政府的部署有關。不過，台灣民間一直有聲音指責政府不重視體育，以及忽視運動員的福利。去年參加東京奧運會的專機，官員坐頭等艙而運動員坐經濟艙的事情，就引發輿論聲討，最終迫使總統蔡英文道歉。

邦達茲向端傳媒對比兩岸的體育外交。他說，目前台灣官方並沒有太把體育作為外交手段，台灣主要的籲求是讓世界觀眾看到台灣和中國有不同的旗子，確認自己身份。至於中國，他認為北京冬奧會對中國的重要程度遠不及2008年的夏季奧運會重要。「當時的奧運會要展示中國正在崛起，而今天沒有人會說中國不是一個大國。」邦達茲說，外交抵制是象徵性的，人們也不認為這樣做能推動中國改善人權狀況，而中國政府如今的主要目標也是減少外交抵制帶來的影響。

「（抵制的政客）他們來或者不來，沒有人會在意，對舉辦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奧會也沒有任何影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2月7日在記者會上表態。包蘇珊告訴端傳媒，他說的是對的。

北京冬奧會一開始就不向國際觀眾開放，而北京這輪疫情爆發後，冬奧組委會改變了原來向國內觀眾售票的方案，宣布停止對公眾售票，改為「定向組織觀眾現場觀賽」。參賽的運動員將只在記者、運動員同伴和少數政要面前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