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抵制的北京冬奥，与中国体育外交之路的终结？

2022年1月23日，北京冬季奥运会三个冬奥村开村，2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已经入住。这是一个“闭环管理”的防疫泡泡，用来容纳27000人（大部分来自境外）全程无需隔离进入北京参加冬奥会。为了确保泡泡不破裂，北京市民被提醒，如果跟冬奥专用车辆发生碰撞，不要下车敲窗 ，“等候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与此同时，和北京相连的天津市爆发的大规模Omicron疫情还未清零，整座城市处在严管状态。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疫情防控会议上表明了守护北京的决心：“全力保障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坚决筑牢首都防疫‘护城河’”。其他出现疫情的城市的居民，也都被拒绝进入北京。不过，北京的疫情防线自1月15日开始已经失守，连日出现本土新增病例。

在国际社会，杯葛北京冬奥会的声音越来越多，陆续有国家加入了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行列。1月14日，丹麦外交部长表示，由于东道国的人权问题，丹麦不会派遣官方外交代表团前往北京。此前，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都宣布了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另一方面，去年在东京奥运会上和中国大陆代表团有过数次正面交锋的台湾“中华台北”代表团，确认将第11次参加冬季奥运会，有四名运动员获得冬奥参赛资格，将会参加竞速滑冰、雪橇、滑雪三个项目。

北京奥运会的“人权”大辩论

包苏珊告诉端传媒，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西藏的人权问题，中国遭遇的抗议和抵制规模比如今更大，但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当时并没有加入。

2021年12月7日，在酝酿了几个月后，美国正式宣布不会派官员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以回应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愤怒回应，指责美国“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利用冬奥会“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几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说：“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他指责“将奥运会政治化的言行”破坏了运动员的人权。北京冬奥会显然已经成为人权大辩论的政治舞台。

人权曾经是中国漫长申奥路中主动打出的一张牌。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时，遭遇了美国和欧洲议会的反对，他们通过决议，要求以人权为由拒绝北京的候选资格，北京最终败选。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时任北京市长刘淇对国际奥委会做的陈述中，特地加了一句话，提到北京举办奥运会将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以获取来自欧洲的投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向媒体承诺：“（奥运会）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和谐的社会、更民主的社会，并帮助中国融入世界。”

不过，“人权问题”在中国当局眼中从来只是西方攻击中国的借口。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人类学教授包苏珊（Susan Brownell）告诉端传媒，她从2001年北京申奥代表团委员何振梁的书中得知，北京申奥成功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Juan Samaranch）在非公开会议上向江泽民建议，中国应该利用这次机会宣布大赦，但江泽民没有理会他。包苏珊既是人类学家，也是运动员，1985年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中国大学生运动会。她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奥运会的书，书中分析，萨马兰奇深受中国人喜爱，因为人们相信他帮助中国申办了奥运会，但是当萨马兰奇试图影响中国的人权时，他也没有被认真对待。

对中国政府来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成功的。204个国家代表团参加了当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在内的100多名国家政要也都出席了开幕式。中国首次击败美国，登上了奥运金牌榜榜首，证明自己是一个奥林匹克强国。这届奥运会被《纽约时报》评价为是中国“崭露头角的盛宴”（coming out party），展示了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以及作为全球大国的重新崛起。

包苏珊告诉端传媒，2008年北京奥运会，因为西藏的人权问题，中国遭遇的抗议和抵制规模比如今更大，但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当时并没有加入，也没有“外交抵制”这样的概念。她说，奥运会开始后，媒体的议程就转移到了体育比赛上。

包苏珊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标志中国融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当时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某种程度上被接受，美国对华友好的接触政策仍未根本性地动摇，且开始把中国定位为世界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2008年，布什在一次公开场合中提到，虽然华盛顿坚决反对中国的镇压，但 “中国的变革将按照它自己的条件和它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到来”，他相信“变革将会到来”。

到了2015年北京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时，国际环境已发生剧烈变化。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挪威的奥斯陆等冬季体育城市都因本国民众反对而退出后，角逐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只剩下北京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两个非民主国家的竞标决赛，令这届奥运会在申办阶段就被批评为“人权噩梦”。

2015年北京申奥时，海外人权人士呼吁国际奥委会放弃中国，因为中国对维权律师（当时正发生“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政治活动人士、少数民族的镇压。另一种批评声音则重点强调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时没有遵守“保障新闻自由”等承诺。但如今最重要的抵制原因——新疆的再教育营和强制劳动、镇压香港民主运动等事件彼时都还未出现。

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在1月18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运动员有任何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或言论，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受到一定的处罚。

2021年2月，全球180多个国际人权组织联署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任何形式的参与都将被视为是对中国共产党威权统治的认可，以及对公民权利和人权的公然漠视。”2021年10月，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约翰·科茨（John Coates）表示，国际奥委会不会就中国的人权记录向2022年冬奥会主办国施压，因为对主权国家发号施令不属于该理事机构的职责范围。

人权观察组织全球倡议主任明奇·沃登（Minky Worden）在去年8月表示，北京冬奥会将成为“雪地里的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奇观”。她说：“你们中的一些人看到国际奥委会高级领导人说奥运会不是政治性的，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来说，奥运会不仅仅是体育，它是地缘政治事件，可以提升政府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地位。”

2021年11月，中国的网球运动员彭帅指控中国的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并在社交媒体上消失后，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Thomas Bach）和她通了视频电话，并向公众表示“她在北京的家中很安全”。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袁莉称，这一次通话是国际奥委会向面临压力的中国领导人施以援手，因为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完全没有问彭帅关于性侵的问题。袁莉批评国际奥委会是和中国“互利共生的 ‘老朋友’”。

“国际奥委会一直说，它是一个政治中立的组织，希望置身于政治之外，但它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它一直被中国政府当作政治工具使用，使中国的立场和政策看起来可以接受，包括在新疆的反人类罪。”袁莉援引人权观察组织高级研究员王亚秋的评论。

国际奥委会不接受这些批评，它在12月2日发布了一份声明，称他们正在使用“静默外交”的方式，直接和中国的体育机构联系，这是“有效处理这种人道主义事务的最有希望的方式”。静默外交指的是通过谨慎、秘密地谈判和行动来影响另一个国家。包苏珊说，国际奥委会的静默外交可能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中国也同时担心国际奥委会越过它的底线——2008年当国际奥委会主席鼓励中国尊重其推进社会变革的“道德承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提醒国际奥委会遵守自己的《奥林匹克宪章》。

《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禁止在奥运会场地上进行示威或政治、宗教、种族宣传。但去年的东京奥运会开始前，国际奥委会放松了这一规则，只要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没有直接或间接反对人类、国家和组织及其尊严”，不影响其他运动员进行训练，就可以举行抗议活动。比如运动员单膝下跪声援“黑命攸关”运动将不再违规。东京奥运会期间，在自行车赛夺冠的中国选手钟天使、鲍珊菊颁奖台上戴毛泽东像章，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奥委会对此提交报告，后者保证“这事情不会再发生”。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安托万·邦达兹（Antoine Bondaz）告诉端传媒，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期间，如何应对外国运动员可能发表的一些言论，是中国当局会感到非常棘手的事情。事实上，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在1月18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运动员有任何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或言论，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受到一定的处罚。

中国为什么需要奥运会？

徐国琦在《奥林匹克之梦》中提到，2007年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分管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次体育赛事的成功为他加分不少，某种程度上帮助他在四年后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现在中国国际形象的悖论是，一方面名义上说你强大了，但另一面你的形象比过去反而更差了。”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奥林匹克之梦》一书作者徐国琦告诉端传媒，中国举办奥运会跟近代的“崛起”焦虑有关系：“中国人要甩掉 ‘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要受人尊重。”他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中国是受人尊重的，全世界给中国the benefit of the doubt，现在没有了。”徐国琦在书中也提到，2008年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国际上以人权为名义的谴责和抵制声音很多，直到当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抵制浪潮才减弱。

徐国琦研究中国的体育史，他说，“中国人参加奥林匹克，完全跟民族主义、国际外交连在一起。一开始就是救亡图存的产物。”1908年《天津杂志》提出“奥运三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枚奥运金牌？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到了2021年，“奥运三问的百年解答”已经成为中国官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地方党媒《湖南日报》更在其新媒体宣布：再答“奥运三问”，我们又是满分。

“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专制国家非常关心奥运会，在主办奥运会和奖牌数量上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认为奥运会是追求大国竞争的一种方式。”《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去年一篇文章提到，中国和俄罗斯仍然像旧苏联一样，将奥运会视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延伸，因为体育领域的成功能为专制国家提供更广泛的辩护。

徐国琦在《奥林匹克之梦》中提到，2007年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分管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次体育赛事的成功为他加分不少，某种程度上帮助他在四年后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根据过往的报道，习近平为2008年的奥运会做军事准备工作包括在北京周边部署了44个防空导弹系统。

徐国琦认为，习近平仿效毛泽东，用体育谋划重大政治诉求。他说，要向世界展示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跨越，没有比举办一次奥运会更好的媒介。

包苏珊告诉端传媒，尽管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让中国受到了很多人权方面的批评，但中国也得到了它想要的影响力。“最终，人们会认为你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她说，要么隐形，要么每天都出现在负面新闻中，这是一道选择题。

2021年，习近平把“体育强国”写入“十四五”规划。官方媒体不吝宣传他的体育情怀，甚至称他为“外交舞台上的 ‘足球先生’”。2012年，习近平访问爱尔兰时在体育场上留下了一张踢球的照片；2014年，习近平出席在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境外的国际体育赛事；2015年，习近平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目标是要使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北京申奥前后，习近平多次跟国际奥委会主席通话和见面。

一篇研究习近平“体育外交”风格的论文统计，2013年-2019年，习近平进行了15次仪式性的体育外交，包括多次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进行了12次事务性的体育外交，包括跟荷兰、德国开展合作项目，访问芬兰，确立“中芬冬季运动年”。“体育外交”思想在地方也被很好地贯彻，仅成都一座城市，2019年-2025年，就会举办5场国际赛事，包括202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23年男足亚洲杯等。

在欧美国家普遍因预算问题而对承办奥运会失去热情的同时，奥运会几乎成了专制大国的专利。中共昆山市委党校讲师谢俊在2019年一篇论文中写道：“很多国家无力承办大型国际赛事，甚至有些国家因此背负了高额债务，导致世界各国不愿意承办大型国际赛事。而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自觉承担起这项国际责任，积极承办世界性大赛。”

依靠体育活动提升国际声望和政权合法性的行为，反而被另一些评论者批评“体育洗白”（sportswashing）。

2015年，北京几乎没有竞争地拿下了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但体育赛事的亲和力并没有如期为中国带来外交上的方便。依靠体育活动提升国际声望和政权合法性的行为，反而被另一些评论者批评“体育洗白”（sportswashing）。2022年也被一些评论者称为“体育洗白最大的一年”，这一年除了北京主办冬奥会，人权记录不佳的卡塔尔主办足球世界杯，沙特阿拉伯也在国际体育赛事上投资了15亿美元。

挪威奥委会主席Berit Kjøll去9月评论北京冬奥会时表示：“允许系统性侵犯基本人权的国家举办大型国际体育锦标赛并享受体育伟大成就的荣耀，也即所谓的体育洗白，是艰巨和有挑战的。”尽管如此，Berit Kjøll也并不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外交事务》的文章写道：“主张抵制的人明白奥运会对中国和其他专制大国的软实力野心有多重要。”

事实上，抵制奥运会并不罕见，中国也多次因政治原因而抵制过奥运会。

1954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但由于台湾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仍然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中国退出了本已经开始备战的1956年的奥运会，以示对“两个中国”的抗议。1958年，中国宣布断绝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开始了长达21年的抵制奥运会的行动。直到1979年，中国才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重返奥林匹克，同时台湾奥委会的名称改成了“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1980年，冷战期间，中国积极响应美国抵制莫斯科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的倡议，当时美国的理由是抗议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但抵制并未影响苏联的决定，苏联并未从阿富汗撤军，彼时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回应，政治色彩不应带入纯洁的奥运会中。

“美国人跟中国人在奥林匹克、国际体育这方面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徐国琦告诉端传媒，1971年的“乒乓外交”对中美两国都是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后，中国派遣18名运动员参加了美国费城的自由钟经典赛，这是莫斯科奥运会的“替代品”，可见两国的友好。1984年，苏联及其盟友抵制了美国洛杉矶主办奥运会，但中国参加了这次奥运会，并拿到了1949年后的第一块金牌。

“1984年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今天回想起来也是不可思议，中国人跟美国人就像亲兄弟一样。”徐国琦说，那时中国“积贫积弱”，但国际形象很好。现在你富起来了，应该国际声望更高，但实际上是相反的。”他说：“为什么后冷战之后两个国家反而没法玩了，这就是个问题”。

台湾体育外交新趋势

在新疆、香港等地的人权问题之外，北京冬奥会将面对的另一个政治问题是台海两岸关系。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月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据了解，台湾地区运动员有望参与速滑、雪橇和高山滑雪等项目角逐，祝愿他们勇于拼搏，勇创佳绩。”

尽管国台办发言人措辞平和，但民间的氛围已经开始剑拔弩张。有网民在大陆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发布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中华台北”队进场收获欢呼的视频，不少弹幕和评论称“痴心错付”、“他们对不起大陆同胞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冬奥会让他们尝尝冷场的滋味”。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了台湾执政党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以及荣誉主席连战参加。纽约亚洲协会的中国问题专家鲁乐汉（John Delury）当时评论道：“对台湾和大陆来说，这可成为一个拉近双方关系的正面经验。”

但随着这几年两岸关系降到冰点，两岸在体育上的较量也越来越针锋相对。在东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双打比赛决赛，台湾选手李洋和王齐麟战胜了中国大陆选手刘雨辰和李俊慧，赢得金牌。中华台北奥委会的旗帜在颁奖典礼上升起，央视立即掐掉了颁奖的转播，两位中国选手遭遇了大陆网民的责怪和谩骂。与此同时，李洋和王齐麟都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他们的台湾身份。一面以这场比赛为背景创作出来的新“台湾国旗”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以庆贺台湾击败了中国，台湾的民族情感攀上高峰。

除此之外，“国名”之争也仍然是奥运会上两岸的重要冲突。

东京奥运会开幕时，中国视频网站腾讯视频转播了NHK的直播，当“中华台北”代表团进场时，NHK介绍为“台湾队”，腾讯视频马上停止转播，并切入了一段脱口秀节目。这被中国网民愤怒地指责为“日本电视台搞小动作”。而同时，中国的官方媒体都使用“中国台北”来称呼台湾的参赛队伍，这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用“中华台北”不同。

1989年4月6日，两岸的奥委会主席在香港签署协议，规定“Chinese Taipei”的中文译法为“中华台北”。时至今日，双方都在尝试突破这个名字。

2018年，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前田径运动员纪政发起“东京奥运正名活动”全民公投，推动台湾的奥运代表团由“中华台北”改名为“台湾”，并以此参加后续的奥运会和国际体育赛事。但最终民间以54.8%的不同意票否决了提案。

不过在最近两年，台湾民间和半官方的声音越来越期待体育能增加其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和辨识度。“历经长期被边缘化后，台湾民众亟欲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与肯定。奥运四年举行一次，如果每回台湾都拿到亮丽的成绩，可望维持国际能见度。”台湾崇越集团董事长郭智辉去年东京奥运会前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去年12月14日，在台湾外交部举办的NGO领袖论坛上，中华奥运代表射箭队教练林政贤发言，称可透过训练好选手品格、培养国际体育人才的方式进行运动外交。2019年，台湾立法委员许毓仁也公开表示，台湾应该用体育当载体进行“公众外交”，通过东京奥运会让世界看见台湾。

2004年，台湾在雅典奥运拿到2金2银1铜的好成绩，但之后2008北京奥运以及2012伦敦奥运成绩皆不如预期。台湾社会一度掀起检讨声浪，尤其是2008北京奥运台湾在强项棒球上输给了中国队，被一些球迷斥为“国耻”。民间和官方都有人要求政府反思体育政策，突破奥运困境。

端传媒曾梳理过台湾的体育改革之路，其中2017年台湾主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节点十分关键。世大运卷动民间体育改革运动，推动台湾政府建立“选手为先”的补助体系。当时羽毛球选手戴资颖放弃年度最高级别的世锦赛决赛，回台湾参加世大运，并表示：“世锦赛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能让世界看见台湾，让更多人重视体育。”戴资颖等运动员“回家参赛”激发了民众参与这届世大运的热情，赛事的售票率一路上升。这届赛事台湾获得了26块金牌，跻身奖牌榜排名第三。

台湾官方的体育投入也肉眼可见地增加。2018年，台湾教育部体育署启动“2020年东京奥运会黄金计划”，针对具争金夺牌菁英选手，实施专业个人化训练，3年共投入12亿元台币经费。媒体人乔瑟芬也曾指出，台湾用于培养国家队员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预算从2015年的4.3亿，增长到2021年的16.8亿。2020年东京奥运会，台湾累计超过十面奖牌，获得奥运会史上的最佳成绩，即被认为与政府的部署有关。不过，台湾民间一直有声音指责政府不重视体育，以及忽视运动员的福利。去年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专机，官员坐头等舱而运动员坐经济舱的事情，就引发舆论声讨，最终迫使总统蔡英文道歉。

邦达兹向端传媒对比两岸的体育外交。他说，目前台湾官方并没有太把体育作为外交手段，台湾主要的吁求是让世界观众看到台湾和中国有不同的旗子，确认自己身份。至于中国，他认为北京冬奥会对中国的重要程度远不及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重要。“当时的奥运会要展示中国正在崛起，而今天没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一个大国。”邦达兹说，外交抵制是象征性的，人们也不认为这样做能推动中国改善人权状况，而中国政府如今的主要目标也是减少外交抵制带来的影响。

“（抵制的政客）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对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也没有任何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月7日在记者会上表态。包苏珊告诉端传媒，他说的是对的。

北京冬奥会一开始就不向国际观众开放，而北京这轮疫情爆发后，冬奥组委会改变了原来向国内观众售票的方案，宣布停止对公众售票，改为“定向组织观众现场观赛”。参赛的运动员将只在记者、运动员同伴和少数政要面前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