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豬必須死：一夜推翻先進野豬政策，然後重回殺戮

在那個死了七頭野豬的夜裏，記者們在警察架設的鐵馬之後，竭力眺望百米開外的殺戮。11月17日，漁護署與警方在香港島南區的深灣道，一個野豬頻繁出沒的「黑點」捕殺野豬。在只餘鴉雀低鳴的靜寂公路上，在警方的指示下，沒有人能接近現場，只可在鐵絲網與漆黑的山前靜候。

須叟，一隻細小的野豬跑進山與人之間的界限，在公路上亂竄。「回去呀豬仔，快啲走，不要過來。」人羣中倏然響起這麼一句。小野豬似是聞聲知意，立馬竄回山野。這邊廂的牠躲過一劫，那邊廂的同類卻無這般運氣。兩頭一大一小，被漁護署人員投擲的麵包所引誘而「進入市區」的野豬，小的在身中麻醉槍後瞬即痙攣倒下；大的在數分鐘的掙扎後，最終後腿無力而翻倒。

在工作人員搬走野豬那一刻，山中傳來數次短促的嚎叫聲。今夜，共七隻野豬遭漁護署誘捕，然後人道毀滅。

11月9日，一名輔警在北角遭野豬咬傷左小腿。三日後，漁護署即落實捕殺市區野豬的方案，計劃每月出動五次，更不排除重啟野豬狩獵隊。自2017年開始，漁護署一直以捕捉及避孕/搬遷計劃管理野豬；香港郊野公園亦多次將野豬卡通化以製作廣告，呼籲市民保護山林。是次消息一出，引發社會嘩然，紛紛指責政策大開倒車。

提到這次政策改變，上至香港特首，下至漁護署及警方，都以「市民安全」為說詞贊成捕殺。有傳言指輔警遭野豬襲擊受傷是轉捩點，警務處處長蕭澤頤表示，警察不曾向漁護署施壓。然而，對於香港野關注組幹事黃豪賢來說，實在難以撇清兩者關係：「似乎因為發生了這件事，有個180度的轉向，亦都將一個很急速、很極端的手法，一次過冒住廣大市民的反對聲音去推行的時候。很難說和這件事無關。」

2013年，時為公民記者的黃豪賢，在大圍隆亨邨採訪野豬狩獵隊的行動。在那條通向山邊的路徑上，他看見一隻花貓，也第一次看見野豬。他本以為，野豬會將花貓粗暴撞開：「但原來不是的，牠好善良，用鼻輕頂貓身。大家好和平，花貓讓開一條路讓牠行。」那年，黃豪賢在周邊街坊的聲援下，成功阻止了狩獵隊的槍口，亦成立了野豬關注組。

2021年的結局不若當年，黃豪賢衝進了警方封鎖線內，嘗試將野豬趕離漁護署人員的槍口，終被警方制服並帶離防線，他只能情緒激動地呼喊：「剛才野豬有沒有衝過來撞你呀？不要再妖魔化野豬！」

野豬倒下，問題猶在。野豬與人的關係，絕非殺與不殺這般簡單；日常相安無事，亦不必然等於人豬共融。也許，在城市發展的洪流之下，所謂平衡共存的可能，在狩殺以前早已不復存在。

捕殺野豬有科學根據？

「野豬傷人個案有明顯上升趨勢」是漁護署改變政策後，最常提到的理據。漁護署助理署長陳堅峰聲稱 ，捕捉及避孕/搬遷計劃追不上野豬的繁殖速度，難以處理野豬滋擾問題；由2018年開始至今年10月，每年平均發生8宗野豬傷人個案。特首林鄭月娥亦加入論述，表示政府有責任保護市民安全。

捕捉及避孕/搬遷計劃

端傳媒翻查資料，由2015年到2019年，野豬出沒或滋擾的投訴個案的確呈上升趨勢。不過自2020年開始，數字已稍有回落。至於野豬傷人個案，雖然每年數字亦有上升，但一直都維持於個位數字，直至今年11月方上升至17宗。

黃豪賢認為，上述數字未必能反映現實。他表示，只要市民見到野豬，再向漁護署通報，即使野豬並無造成滋擾，署方亦會歸納為一宗「出沒或滋擾的投訴個案」。而根據2019年立法會文件，漁護署就曾表示，大部分野豬傷人個案源自野豬受人驅趕所致。值得留意的是，若市民發現野豬後因受驚而跌傷，亦會被計入野豬傷人個案。

黃豪賢無法完全排除野豬傷人的可能性，但強調數據的詮釋權一直掌控於政府手中，「這些傷人（數字）亦沒有反映到究竟人有沒有挑釁野豬……政府報告就完全抽空了內容，簡單化說牠攻擊人，是完全不公道。」

撇除定義不清的個案數字，漁護署於2019年曾開展研究，利用紅外線相機定時收集數據，推算全港有1800至3300隻野豬。這個數目算多還是少呢？龍虎山環境教育中心項目主任及資深導賞員杜振南表示難以評斷。「（研究）沒有說是哪一年的數量，之前亦沒有一個野豬數量的研究……究竟香港的資源理論上可以support （支撐）多少野豬，沒有人說過；有沒有說野豬的數量怎樣才算多，都沒有。」

野豬和香港的關係，歷年來時有變更。開埠初年，英國殖民者將狩獵文化帶到香港，並無法例規管休閒狩獵。直到60年代，港英政府一度禁止所有狩獵行為。乃至70年代，情況再度變化。前大埔野豬狩獵隊隊長楊佳權向端傳媒表示，當年不少新界的農戶鄉紳，均向政府投訴野豬數量過多，危害農作物；單靠警方的鄉村巡邏隊，已不足以應對野豬問題。「當時（時任港督）麥理浩來到大埔，大埔村民投訴有好多野豬， 影響以至危害農民，麥理浩就決定成立一隊民間野豬隊。」

1981年，港英政府在大埔成立了第一支民間野豬狩獵隊；1995年又於西貢成立了另一支。自此，野豬成為了全港唯一可以合法射殺的動物。翻查資料，2013年至2017年，野豬狩獵隊每年平均獵獲40頭野豬。

直至2017年，漁護署暫停了所有狩獵行動，推出了捕捉及避孕/搬遷先導計劃，以絕育取代獵殺。當時，此計劃為全球首例，亦得到香港動保人士的支持。然而，歷年以來，漁護署從未公開過一些有關野豬棲息地、生態習性、對山野及城市影響等等的全面研究。

野豬沒有了天敵，就會無限繁殖？

不論是被稱為開明進步的絕育計劃，抑或現今的捕殺政策，杜振南都無法判斷，這些行動是否建基於嚴謹科學根據：「現時表面上看，香港控制野豬的目的，並非base on（基於）有真憑實據的證據，可能只是有人投訴，他們就要去處理……（漁護署）其實都沒有公開他的資料，好難去評價。」

再進一步，究竟是野豬數量增加了，抑或是野豬出現在市區的頻率上升？香港環保組織「環保觸覺」最近翻查2005至2020年的航空照片，發現深灣道附近歷來有不少發展工程，侵佔了綠化地帶及郊野邊陲，例如海洋公園的水上樂園等。「環保觸覺」認為，這些工程可能毀掉了野豬原本的棲息地，牠們才需要下山到市區覓食。

「你打開google map衛星圖，你會見到綠色山林的地方，像手指一樣伸進市區。」杜振南表示，當市區不斷發展，以致市區與郊野的邊界縮短，野豬的確有更大可能走進市區：「牠周圍走周圍跑，總會走出來。」

除了資源以及居住空間等因素，大自然通常依靠天敵來控制物種之間的平衡。雜食性的野豬處於香港生態食物鏈中層，其天敵一般為華南虎、大型蟒蛇等。

如今華南虎早已絕跡、大型蟒蛇數量大減，而繁殖能力強的野豬，一年可以兩胎，一胎可有2至4隻。杜振南認為，平衡一早被破壞了，唯獨食物的數量仍可以限制野豬的數量。野豬雖則是雜食性動物，但山野資源並非無限，「如果沒有人為因素的影響，其實大自然有限的資源，都會令到野豬的數量增長沒有那麼快。」

不過，香港大約有60多個野豬餵飼黑點，市民餵飼野豬的情況在香港相當普遍，亦不時出現野豬翻找垃圾站的情況，「令牠們有額外的資源去繁殖。」杜振南說。

失衡的結果，除了增加人豬衝突的可能性，亦有機會對自然帶來影響。野豬覓食時總會用鼻子不斷挖泥，在泥土中尋找植物、昆蟲等。杜振南表示，一般而言，野豬對大自然起著正面作用：「泥土會愈壓愈實，牠翻鬆了泥土，變相讓植物容易生長。偶爾留下了種子，又沒有咬爛，種子就可以發芽，有機會幫助到植物更替。」

一旦野豬數量過多，上述優點或會逆轉。一名不願具名的前漁護署職員向端傳媒表示，只要是鄰近山區的野豬餵飼黑點，周邊土地的植被都會消失，變成光禿禿的黃土。他形容問題非常嚴重：「當挖成這樣時，山石會外露，水份沙石都會流失，有斜坡則容易倒塌。下雨時亦會沖走泥土的養份，會影響到鳥類的棲息地，在地上找不到昆蟲去食，樹木亦可能會倒下。」

這名前漁護署職員和杜振南都不否認，若野豬真箇繁殖過多，人為干預或成必要手段；然而在缺乏相關研究之下，實在難以研判野豬在山野與市區的多寡。

隱沒的議題：農與野豬的矛盾

時間回到漁護署誘殺七野豬前一天。11月16日，立法會選舉漁農界參選人楊上進聯同兩名農戶到政府總部請願，表示不反對政府重啟狩獵隊，瞬間引發社會批評。不過，在野豬問題被推上風口浪尖之際，甚少發聲的農戶突然站出來，把恆久隱沒在公眾討論的農豬關係，重新提上議程。

有機農友會主席佘常光是當日有份參與請願的農戶之一，他的農場位於元朗米埔，正正落在山旁。他向端傳媒記者表示，大約在五年前，自己已經看見過野豬出沒覓食，不過「那時候（作物損失）還沒那麼嚴重」。

淮山即山藥，是佘常光每年都會種的作物。差不多冬天時節，「淮山的葉子會自動變乾，告訴你它夠成熟了，就是時候收割。」但在最近這兩年，在收成之前就很常會被野豬挖去。佘常光一把抓起泥土上已露出白肉的半根淮山，向記者展示說：豬啃掉兩口就跑了。

野豬進入農田的覓食與挑食，讓農夫付出的勞力與時間敗在一夜間。「今年我種的淮山比較大根，一條大約六七斤，」佘常光說，現在還沒到一月的收成期，「牠們挖斷起碼二三十斤。」野豬屬雜食性動物，吃的東西主要集中在澱粉質豐富的塊根作物。不過，牠們對作物造成的破壞不僅限於此。

農夫周思中今年第三年在元朗八鄉種米，每年兩茬。但在年中收割早茬米時，野豬已經破壞了一半的收成——野豬不吃米，但為了吃泥土下的蚯蚓等軟體動物，會把植株給踩得扁扁，同時給米田的防雀網鑽出一個個大洞，雀鳥順勢飛進去把谷吃得一乾二淨。本應在十月收成的晚茬米，也就百分百沒了，「我們連鐮刀都不用拿出來。」周思中沒好氣地說。

這兩位農夫都先後提到，野豬來襲是近兩年才頻密發生，「幾乎任何產區都有野豬的消息，」周思中感覺，「這是所有種田的人都在面對的事」。佘常光形容受影響的農戶大概有七八成，「特別是山邊地區」。

端傳媒翻查立法會文件，發現至少從2006年起，已有不少議員向政府詢問有關野豬對農民滋擾的問題。但漁護署多年來，僅僅建議農民安裝電圍網或紅外線感應照明系統阻嚇野豬。雖然電圍網設備包含在漁護署向農民提供的三萬港元「農場改善計劃」當中，但對於農夫來說，有補貼了一定會先選購買農機，最後才會想防衞農田。

此外，電圍網也存有一定危險性。佘常光說，近年香港流行登山，不少人經過農場也會順帶買菜，「那他們不小心絆一絆，農場的人就要負責任了」。周思中提出更實際的問題——裝了電網的位置難以用機器打雜草，進一步說，野豬衝擊力實在太大。一隻成年的野豬體重可達250公斤，「如果有一隊野豬，牠們整群衝過來撞電網，可能最先電到前面的豬，但是牠們的衝力完全可以將整排網摧毁。」

多年來，漁護署無法切實回應農夫的困境，之於農夫的感受，是傳統農業一直都不被政府重視。像是現在人道毁滅政策，也是在市區發生問題後才急轉彎，「我們鄉下的、郊區的人命就不值錢。」佘常光自嘲道。

一場場自救行動在各農場相繼展開。佘常光拿來以前豬場用的圍欄，擋在田的四周，又在田邊放了張床，晚上就睡在那兒守候，見豬就趕。周思中決心更大一些，他和農友們買來不易變形的瓦板、鋅鐵板，在田的周界每隔七呎打下鐵通，「盡量打深」，再把鋅板修緊在上面，往上再釘上一重硬鐵網，建出一個防豬長城，「九成是防牠掘地，一成防牠跳。」

但這筆開支對農夫來說一點都不輕鬆。像周思中買料就花了過十萬，「光買螺絲鐵線都可能買了三千」，還沒算上作物的損失與時間成本——「你知道今年秋天天氣多麼的好，如果時間拿來種東西，又沒野豬的話，大家心情應該會好愉快，」如今「一來一回，真是好吐血。」周思中說。

獸醫：人道毁滅野豬，真有人道在裏面？

於是，重整狩獵隊或有目標性地進行人道毁滅的聲音，也在農民間再次泛起。正如楊佳權於2003年曾一度退出狩獵隊，後來又因為沙頭角農民常反映被野豬擋路無法回家，「指揮官就說，你不如回來幫手吧！」

如今野豬頻密出現人前，範圍也早已不再限於農村郊野，看似漸增的傷人數字，構建了漁護署捕殺的理據。但對於何來來說，人道毁滅從來都不應該被視為解決人豬衝突的方案，「獸醫是動物醫學專業，醫學本身是一個要對生命負責的專業，並不是行政（管理）專業。」

現時，為動物注射麻醉藥並進行人道毁滅的過程，必須由漁護署認可的持牌獸醫執行。反對的聲音，也在一眾獸醫業界中爆發。19日，一班獸醫學生發起聯署促請撤回捕殺令，指署方的決定「無疑剝削野豬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何來更形容，該決定是一個致使獸醫「專業淪陷的表現」——獸醫沒有權力，對不是病危的動物進行人道毀滅。

過去三年，獸醫謝裕輝一直與漁護署合作野豬絕育及遷移行動。在捕殺令推出之後，他在Facebook撰長文寫道：「有同事問我會不會續約做 culling （捕殺）野豬？」「No.」

他與何來都共同提到，執行動物人道毁滅的一個重要指標——傷勢嚴重。

17日晚上，端傳媒記者在七野豬被捕殺當天到了現場觀察，眼看中了麻醉槍的豬隻會先痙攣後無力，最後倒地。而按謝裕輝的經驗，有部份豬隻會受驚逃跑，滾落到山坡或引水道受傷。如果傷勢嚴重，就會先轉送到嘉道理農場檢查跟進，而同時，漁護署也有權指示醫生進行人道毁滅。

不過，謝裕輝一直堅守的是，「沒有盡力過，或給機會牠們（活下來），我絕對不會人道毁滅」。事實上，他也從來沒有執行過。一直到現在，在獸醫救與殺的角色轉變得突然且劇烈的時候，他毅然拒絕續約合作。

「我覺得不是人道，感覺不到有什麼人道在裏面，（捕殺）又不是幫牠們遠離痛苦，又不是公共衞生嚴重事件，」他在接受網媒訪問時截斬釘鐵地說，不續約，「沒有東西要考慮。」

社會正陷於一片對捕殺決定的憤怒，何來鑽進更核心的點，執著於人道毀滅正當性以及更深遠的問題。「若果我們不在這裏執著正當性和合法性， 將來不知有什麼人得到政權時， 就可以用醫學去處理一些不需要對生命負責的工作。」她為署方的處理手法留下這樣的一個註腳。

「絕育已經是一個很前的想法、好先進、世界首創，但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好的，」杜振南說。從歷史一路走來，由解散狩獵隊到推出絕育計劃，市民對野生動物的關注與包容程度逐漸提高，人道毁滅顯然不是處理動物問題唯一且最佳的選擇。但站在以人為本位的動物政策面前，往往在問題出現以後，處理動物本身就是最快捷的方法，「因為獵殺好簡單，不需要思考。」

這個問題，也不只出現在香港。澳洲近年就出現過一場場清理袋鼠行動，以減低數量過多對生態的威脅。杜振南說，當生態失衡時，的確存在人為對自然介入和干涉的可能性，當中不排除人道毀滅。

但在一切進行之前，「我們都想知道，首先香港對野豬的承載力是多少？基於香港現有野豬數目，然後定一個好清晰的目標、每次要獵殺多少頭，或者每年要獵殺多少才達到要求。」杜振南強調，「所有事都要有科學根據去做。」

上述的種種數據，漁護署一直付之闕如。前漁護署職員表示，由於香港地勢變化極大，「和外國不同，香港可能平地向前走100米，就會變成斜度50度的山坡」，所以要推算出概括的承載量數字，存有一定困難。不過他聲稱，除了野豬數量以及大致的出沒地點之外，以他所知，漁護署未有積極推動更多野豬相關的科學研究。

「你是為了控制野豬數量，去獵殺一定數量，還是純粹有人投訴你就出門獵殺？」杜振南說，以前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去支撐。那麼，在資料近乎空洞的狀態下毅然進行捕殺，他認為「在生態角度上，不是很講得過去。」

「最應該絕育的，是那些餵飼者」

綜合多方媒體報導，不少市民都認為，野豬並非如漁護署及林鄭所說，會威脅市民安全。杜振南亦指出，野生動物一般怕人，「一般來說，野豬見到人，若果各不相干，就沒有什麼事。」居於南區的楊上進，亦承認曾在市區多次遇見野豬，過程相當和諧。

香港市區與郊野邊陲幾近重疊，所謂邊界，僅為人類的概念。何來質疑，漁護署稱只會捕殺進入市區的野豬，試問野豬又如何知曉自己已經越界？「你要動物遵守人的概念，本身就不可行。這條邊界不是規管人不可以越過，而是規管動物，動物跨過這條線就要死，這是一個暴政。」

何來強調，善待野豬，不等於「人類化」野豬。黃豪賢亦表示，他不是要鼓勵市民待野豬如貓狗般餵食撫拍。共存共融的本質，有時不在於互相溝通，而在於互不干涉。然而，有些矛盾，似乎已非不作干涉即可化解。

「人和野豬的共融，是在於生態平衡，即野豬維持穩定的數量，而且生活在他們本應生活的山林裏。香港能否做到？老實說，做不到。」杜振南表示，站在生態角度，只要人豬出沒的環境出現重疊，某程度上已是一種失衡。不同於貓狗，野豬在歷史上，並非慣於與人共存的物種。

在覓地已是香港政圈主流聲音之下，市區的擴張不會停下，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亦只會越見狹窄。再進一步，假設奇蹟出現，特區政府從根本重視動保工作，在城市規劃層面，建設有利於野豬居住的城市空間，杜振豪認為，仍難以談得上是生態平衡：「最緊要自給自足……提供一個人工的環境給牠，公園、生態圈，亦不太算是生態平衡。」破壞既成，命運已定，人豬共融的可能性，也許早已消失。

幾乎所有受訪者，連同漁護署也提到，人們最能做的，是不要再餵飼野豬——野豬有一定記憶力，若多次下山均無所獲，自然會回歸山林，人豬之間的衝突，按理亦會減少。

道理如此，現實推行卻困難重重。被問及如何阻止市民餵飼，前漁護署職員坦承無力：「最大問題，市民餵飼是沒有犯法的。」目前，香港規管市民餵飼野生動物的法例，是《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170條，有關禁餵區的規定。條文指明，部分部野公園及山野為禁止餵飼野生動物的地點，違例者最高罰款1萬元。然而，現時野豬餵飼的黑點遍布香港各地，這條1999年發布的條例，卻並未更新禁餵區的定義。

「野豬隊沒有權力執法，只能找食環處的人。由於是跨部門，一年可能只有數次共同的operation（行動），然後以亂拋垃圾為由，罰款1500元，根本沒有用。」他直斥，相關法例完全與時代脫節，偏偏私下餵飼，卻是野豬問題的根源。

收到漁護署宣布，由絕育變為人道毀滅野豬的消息時，這名前職員只感痛心：「一來覺得白費心機，二來，我們從來都不想殺死無辜的豬。」他表示，當時野豬隊缺乏資源，成員不多於30人，只有兩架貨車，但凡有野豬通報都需要出動，工時由早上8點去到凌晨一兩點，「想租多一架車都不行，但我們做了新的籠子，本來是想對豬好一點，內部加裝了海綿，讓牠不會撞到鼻，運輸時也可舒服一點。當然，現在功用不同了。我們沒有一個人想這樣。」

對於漁護署這次的改變，他認為是一個魯莽的決定。「由只是絕育，沒有立法規管餵飼，漁護署沒有執法權，直接跳到去殺野豬啦。中間跳了很多步。」以往行動時，他遇過自以為餵飼野生動物等於「回饋大自然、積福」的人，亦有歷經多次勸喻，仍然堅持餵飼的市民。在談論共存共融、處理手法優劣之前，他認為應該從根本入手，改變香港人對野生動物的文化與想法。

「我們曾經開玩笑說，最應該絕育的，是那些feeder（餵飼者）。絕育他們的行為、絕育他們的思想，都不應該是豬，因為豬是無辜的。」他如此總結。

「牠們都是揾食而已」

在野豬來得最頻密的那段日子，一天夜晚，周思中一手執著石頭、一手拿著手電筒下田，打算帶去一些人的氣息。

沒料到剛到田，隔著20多米的距離，就有七隻成年野豬在吃鄰居田的玉米。他一手電筒照過去，野豬們猛然轉頭，在白刷刷的光源下，牠們眼珠反射光，瞳孔全是白的，「我真的是害怕」。豬一下子往山的方向急逃，在跑起來的那一刻，「那是一個好沉、好實、好重的聲音」，周思中形容完以後，又再重覆一遍，「其實我是真的害怕。」

不過在當時，一種強烈的情緒也湧上了他心頭：牠們真的只是想出來揾食而已，「牠見到你就走囉。」野豬行蹤隱秘，一般避開人類活動時分在晚上出來找吃。但現在經常出現，「整個勢頭就是要出來搵食」。

蕃薯芋頭，周思中都不敢再種了，但野豬還是來，來了就找蚯蚓。「你會看到：喂，牠們其實真的想搵食而已……」照理來說，農夫種田也是為了糊口維生，「其實（我倆）好相似喔。」

事實上，野豬在關乎牠們生死存亡的辯題中並無話語權。近兩星期來，黃豪賢連日接受各媒體訪問，為野豬辯解，臉上的倦容已掩不住。儘管爭議持續不斷，署方似乎並沒有退讓的打算。曾為全球最先進的政策於四年間倒退，黃豪賢坦言無力，但換個角度看，他認為也有得著，「市民尊重動物的聲音比以前大好多。」

「如果不是政治或環境的局勢，我想可能過百萬人上街，藉著此事抒發民怨，但現在我們處於制肘當中。」他說。

殺豬過後一天的傍晚時份，野豬們又開始在城中出現，走上馬路行人道，邊走邊用鼻子探食。找到了，就再次返回山上林中。野豬來回在城郊折返，受到的威脅亦不僅是捕殺風險。25日，北角一隻野豬頸部卡在行人路邊鐵欄，救出後亦因傷勢嚴重被安樂死。

「我們的責任，是要令馬騮做返馬騮，貓頭鷹做返貓頭鷹，野豬可以正確地做返野豬，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野豬變成流浪狗。」何來說。

（註：立法會選舉漁農界共有兩名參選人，另一名為何俊賢。）

端傳媒實習記者陳欣陶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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