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必须死：一夜推翻先进野猪政策，然后重回杀戮

在那个死了七头野猪的夜里，记者们在警察架设的铁马之后，竭力眺望百米开外的杀戮。11月17日，渔护署与警方在香港岛南区的深湾道，一个野猪频繁出没的“黑点”捕杀野猪。在只余鸦雀低鸣的静寂公路上，在警方的指示下，没有人能接近现场，只可在铁丝网与漆黑的山前静候。

须叟，一只细小的野猪跑进山与人之间的界限，在公路上乱窜。“回去呀猪仔，快啲走，不要过来。”人群中倏然响起这么一句。小野猪似是闻声知意，立马窜回山野。这边厢的牠躲过一劫，那边厢的同类却无这般运气。两头一大一小，被渔护署人员投掷的面包所引诱而“进入市区”的野猪，小的在身中麻醉枪后瞬即痉挛倒下；大的在数分钟的挣扎后，最终后腿无力而翻倒。

在工作人员搬走野猪那一刻，山中传来数次短促的嚎叫声。今夜，共七只野猪遭渔护署诱捕，然后人道毁灭。

11月9日，一名辅警在北角遭野猪咬伤左小腿。三日后，渔护署即落实捕杀市区野猪的方案，计划每月出动五次，更不排除重启野猪狩猎队。自2017年开始，渔护署一直以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管理野猪；香港郊野公园亦多次将野猪卡通化以制作广告，呼吁市民保护山林。是次消息一出，引发社会哗然，纷纷指责政策大开倒车。

提到这次政策改变，上至香港特首，下至渔护署及警方，都以“市民安全”为说词赞成捕杀。有传言指辅警遭野猪袭击受伤是转捩点，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表示，警察不曾向渔护署施压。然而，对于香港野关注组干事黄豪贤来说，实在难以撇清两者关系：“似乎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有个180度的转向，亦都将一个很急速、很极端的手法，一次过冒住广大市民的反对声音去推行的时候。很难说和这件事无关。”

2013年，时为公民记者的黄豪贤，在大围隆亨邨采访野猪狩猎队的行动。在那条通向山边的路径上，他看见一只花猫，也第一次看见野猪。他本以为，野猪会将花猫粗暴撞开：“但原来不是的，牠好善良，用鼻轻顶猫身。大家好和平，花猫让开一条路让牠行。”那年，黄豪贤在周边街坊的声援下，成功阻止了狩猎队的枪口，亦成立了野猪关注组。

2021年的结局不若当年，黄豪贤冲进了警方封锁线内，尝试将野猪赶离渔护署人员的枪口，终被警方制服并带离防线，他只能情绪激动地呼喊：“刚才野猪有没有冲过来撞你呀？不要再妖魔化野猪！”

野猪倒下，问题犹在。野猪与人的关系，绝非杀与不杀这般简单；日常相安无事，亦不必然等于人猪共融。也许，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之下，所谓平衡共存的可能，在狩杀以前早已不复存在。

捕杀野猪有科学根据？

“野猪伤人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是渔护署改变政策后，最常提到的理据。渔护署助理署长陈坚峰声称 ，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追不上野猪的繁殖速度，难以处理野猪滋扰问题；由2018年开始至今年10月，每年平均发生8宗野猪伤人个案。特首林郑月娥亦加入论述，表示政府有责任保护市民安全。

捕捉及避孕/搬迁计划

端传媒翻查资料，由2015年到2019年，野猪出没或滋扰的投诉个案的确呈上升趋势。不过自2020年开始，数字已稍有回落。至于野猪伤人个案，虽然每年数字亦有上升，但一直都维持于个位数字，直至今年11月方上升至17宗。

黄豪贤认为，上述数字未必能反映现实。他表示，只要市民见到野猪，再向渔护署通报，即使野猪并无造成滋扰，署方亦会归纳为一宗“出没或滋扰的投诉个案”。而根据2019年立法会文件，渔护署就曾表示，大部分野猪伤人个案源自野猪受人驱赶所致。值得留意的是，若市民发现野猪后因受惊而跌伤，亦会被计入野猪伤人个案。

黄豪贤无法完全排除野猪伤人的可能性，但强调数据的诠释权一直掌控于政府手中，“这些伤人（数字）亦没有反映到究竟人有沒有挑衅野猪……政府报告就完全抽空了内容，简单化说牠攻击人，是完全不公道。”

撇除定义不清的个案数字，渔护署于2019年曾开展研究，利用红外线相机定时收集数据，推算全港有1800至3300只野猪。这个数目算多还是少呢？龙虎山环境教育中心项目主任及资深导赏员杜振南表示难以评断。“（研究）没有说是哪一年的数量，之前亦没有一个野猪数量的研究……究竟香港的资源理论上可以support （支撑）多少野猪，没有人说过；有没有说野猪的数量怎样才算多，都没有。”

野猪和香港的关系，历年来时有变更。开埠初年，英国殖民者将狩猎文化带到香港，并无法例规管休闲狩猎。直到60年代，港英政府一度禁止所有狩猎行为。乃至70年代，情况再度变化。前大埔野猪狩猎队队长杨佳权向端传媒表示，当年不少新界的农户乡绅，均向政府投诉野猪数量过多，危害农作物；单靠警方的乡村巡逻队，已不足以应对野猪问题。“当时（时任港督）麦理浩来到大埔，大埔村民投诉有好多野猪， 影响以至危害农民，麦理浩就决定成立一队民间野猪队。”

1981年，港英政府在大埔成立了第一支民间野猪狩猎队；1995年又于西贡成立了另一支。自此，野猪成为了全港唯一可以合法射杀的动物。翻查资料，2013年至2017年，野猪狩猎队每年平均猎获40头野猪。

直至2017年，渔护署暂停了所有狩猎行动，推出了捕捉及避孕/搬迁先导计划，以绝育取代猎杀。当时，此计划为全球首例，亦得到香港动保人士的支持。然而，历年以来，渔护署从未公开过一些有关野猪栖息地、生态习性、对山野及城市影响等等的全面研究。

野猪没有了天敌，就会无限繁殖？

不论是被称为开明进步的绝育计划，抑或现今的捕杀政策，杜振南都无法判断，这些行动是否建基于严谨科学根据：“现时表面上看，香港控制野猪的目的，并非base on（基于）有真凭实据的证据，可能只是有人投诉，他们就要去处理……（渔护署）其实都没有公开他的资料，好难去评价。”

再进一步，究竟是野猪数量增加了，抑或是野猪出现在市区的频率上升？香港环保组织“环保触觉”最近翻查2005至2020年的航空照片，发现深湾道附近历来有不少发展工程，侵占了绿化地带及郊野边陲，例如海洋公园的水上乐园等。“环保触觉”认为，这些工程可能毁掉了野猪原本的栖息地，牠们才需要下山到市区觅食。

“你打开google map卫星图，你会见到绿色山林的地方，像手指一样伸进市区。”杜振南表示，当市区不断发展，以致市区与郊野的边界缩短，野猪的确有更大可能走进市区：“牠周围走周围跑，总会走出来。”

除了资源以及居住空间等因素，大自然通常依靠天敌来控制物种之间的平衡。杂食性的野猪处于香港生态食物链中层，其天敌一般为华南虎、大型蟒蛇等。

如今华南虎早已绝迹、大型蟒蛇数量大减，而繁殖能力强的野猪，一年可以两胎，一胎可有2至4只。杜振南认为，平衡一早被破坏了，唯独食物的数量仍可以限制野猪的数量。野猪虽则是杂食性动物，但山野资源并非无限，“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其实大自然有限的资源，都会令到野猪的数量增长没有那么快。”

不过，香港大约有60多个野猪喂饲黑点，市民喂饲野猪的情况在香港相当普遍，亦不时出现野猪翻找垃圾站的情况，“令牠们有额外的资源去繁殖。”杜振南说。

失衡的结果，除了增加人猪冲突的可能性，亦有机会对自然带来影响。野猪觅食时总会用鼻子不断挖泥，在泥土中寻找植物、昆虫等。杜振南表示，一般而言，野猪对大自然起著正面作用：“泥土会愈压愈实，牠翻松了泥土，变相让植物容易生长。偶尔留下了种子，又没有咬烂，种子就可以发芽，有机会帮助到植物更替。”

一旦野猪数量过多，上述优点或会逆转。一名不愿具名的前渔护署职员向端传媒表示，只要是邻近山区的野猪喂饲黑点，周边土地的植被都会消失，变成光秃秃的黄土。他形容问题非常严重：“当挖成这样时，山石会外露，水份沙石都会流失，有斜坡则容易倒塌。下雨时亦会冲走泥土的养份，会影响到鸟类的栖息地，在地上找不到昆虫去食，树木亦可能会倒下。”

这名前渔护署职员和杜振南都不否认，若野猪真个繁殖过多，人为干预或成必要手段；然而在缺乏相关研究之下，实在难以研判野猪在山野与市区的多寡。

隐没的议题：农与野猪的矛盾

时间回到渔护署诱杀七野猪前一天。11月16日，立法会选举渔农界参选人杨上进联同两名农户到政府总部请愿，表示不反对政府重启狩猎队，瞬间引发社会批评。不过，在野猪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之际，甚少发声的农户突然站出来，把恒久隐没在公众讨论的农猪关系，重新提上议程。

有机农友会主席佘常光是当日有份参与请愿的农户之一，他的农场位于元朗米埔，正正落在山旁。他向端传媒记者表示，大约在五年前，自己已经看见过野猪出没觅食，不过“那时候（作物损失）还没那么严重”。

淮山即山药，是佘常光每年都会种的作物。差不多冬天时节，“淮山的叶子会自动变干，告诉你它够成熟了，就是时候收割。”但在最近这两年，在收成之前就很常会被野猪挖去。佘常光一把抓起泥土上已露出白肉的半根淮山，向记者展示说：猪啃掉两口就跑了。

野猪进入农田的觅食与挑食，让农夫付出的劳力与时间败在一夜间。“今年我种的淮山比较大根，一条大约六七斤，”佘常光说，现在还没到一月的收成期，“牠们挖断起码二三十斤。”野猪属杂食性动物，吃的东西主要集中在淀粉质丰富的块根作物。不过，牠们对作物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此。

农夫周思中今年第三年在元朗八乡种米，每年两茬。但在年中收割早茬米时，野猪已经破坏了一半的收成——野猪不吃米，但为了吃泥土下的蚯蚓等软体动物，会把植株给踩得扁扁，同时给米田的防雀网钻出一个个大洞，雀鸟顺势飞进去把谷吃得一干二净。本应在十月收成的晚茬米，也就百分百没了，“我们连镰刀都不用拿出来。”周思中没好气地说。

这两位农夫都先后提到，野猪来袭是近两年才频密发生，“几乎任何产区都有野猪的消息，”周思中感觉，“这是所有种田的人都在面对的事”。佘常光形容受影响的农户大概有七八成，“特别是山边地区”。

端传媒翻查立法会文件，发现至少从2006年起，已有不少议员向政府询问有关野猪对农民滋扰的问题。但渔护署多年来，仅仅建议农民安装电围网或红外线感应照明系统阻吓野猪。虽然电围网设备包含在渔护署向农民提供的三万港元“农场改善计划”当中，但对于农夫来说，有补贴了一定会先选购买农机，最后才会想防卫农田。

此外，电围网也存有一定危险性。佘常光说，近年香港流行登山，不少人经过农场也会顺带买菜，“那他们不小心绊一绊，农场的人就要负责任了”。周思中提出更实际的问题——装了电网的位置难以用机器打杂草，进一步说，野猪冲击力实在太大。一只成年的野猪体重可达250公斤，“如果有一队野猪，牠们整群冲过来撞电网，可能最先电到前面的猪，但是牠们的冲力完全可以将整排网摧毁。”

多年来，渔护署无法切实回应农夫的困境，之于农夫的感受，是传统农业一直都不被政府重视。像是现在人道毁灭政策，也是在市区发生问题后才急转弯，“我们乡下的、郊区的人命就不值钱。”佘常光自嘲道。

一场场自救行动在各农场相继展开。佘常光拿来以前猪场用的围栏，挡在田的四周，又在田边放了张床，晚上就睡在那儿守候，见猪就赶。周思中决心更大一些，他和农友们买来不易变形的瓦板、锌铁板，在田的周界每隔七呎打下铁通，“尽量打深”，再把锌板修紧在上面，往上再钉上一重硬铁网，建出一个防猪长城，“九成是防牠掘地，一成防牠跳。”

但这笔开支对农夫来说一点都不轻松。像周思中买料就花了过十万，“光买螺丝铁线都可能买了三千”，还没算上作物的损失与时间成本——“你知道今年秋天天气多么的好，如果时间拿来种东西，又没野猪的话，大家心情应该会好愉快，”如今“一来一回，真是好吐血。”周思中说。

兽医：人道毁灭野猪，真有人道在里面？

于是，重整狩猎队或有目标性地进行人道毁灭的声音，也在农民间再次泛起。正如杨佳权于2003年曾一度退出狩猎队，后来又因为沙头角农民常反映被野猪挡路无法回家，“指挥官就说，你不如回来帮手吧！”

如今野猪频密出现人前，范围也早已不再限于农村郊野，看似渐增的伤人数字，构建了渔护署捕杀的理据。但对于何来来说，人道毁灭从来都不应该被视为解决人猪冲突的方案，“兽医是动物医学专业，医学本身是一个要对生命负责的专业，并不是行政（管理）专业。”

现时，为动物注射麻醉药并进行人道毁灭的过程，必须由渔护署认可的持牌兽医执行。反对的声音，也在一众兽医业界中爆发。19日，一班兽医学生发起联署促请撤回捕杀令，指署方的决定“无疑剥削野猪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何来更形容，该决定是一个致使兽医“专业沦陷的表现”——兽医没有权力，对不是病危的动物进行人道毁灭。

过去三年，兽医谢裕辉一直与渔护署合作野猪绝育及迁移行动。在捕杀令推出之后，他在Facebook撰长文写道：“有同事问我会不会续约做 culling （捕杀）野猪？”“No.”

他与何来都共同提到，执行动物人道毁灭的一个重要指标——伤势严重。

17日晚上，端传媒记者在七野猪被捕杀当天到了现场观察，眼看中了麻醉枪的猪只会先痉挛后无力，最后倒地。而按谢裕辉的经验，有部份猪只会受惊逃跑，滚落到山坡或引水道受伤。如果伤势严重，就会先转送到嘉道理农场检查跟进，而同时，渔护署也有权指示医生进行人道毁灭。

不过，谢裕辉一直坚守的是，“没有尽力过，或给机会牠们（活下来），我绝对不会人道毁灭”。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执行过。一直到现在，在兽医救与杀的角色转变得突然且剧烈的时候，他毅然拒绝续约合作。

“我觉得不是人道，感觉不到有什么人道在里面，（捕杀）又不是帮牠们远离痛苦，又不是公共卫生严重事件，”他在接受网媒访问时截斩钉铁地说，不续约，“没有东西要考虑。”

社会正陷于一片对捕杀决定的愤怒，何来钻进更核心的点，执著于人道毁灭正当性以及更深远的问题。“若果我们不在这里执著正当性和合法性， 将来不知有什么人得到政权时， 就可以用医学去处理一些不需要对生命负责的工作。”她为署方的处理手法留下这样的一个注脚。

“绝育已经是一个很前的想法、好先进、世界首创，但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好的，”杜振南说。从历史一路走来，由解散狩猎队到推出绝育计划，市民对野生动物的关注与包容程度逐渐提高，人道毁灭显然不是处理动物问题唯一且最佳的选择。但站在以人为本位的动物政策面前，往往在问题出现以后，处理动物本身就是最快捷的方法，“因为猎杀好简单，不需要思考。”

这个问题，也不只出现在香港。澳大利亚近年就出现过一场场清理袋鼠行动，以减低数量过多对生态的威胁。杜振南说，当生态失衡时，的确存在人为对自然介入和干涉的可能性，当中不排除人道毁灭。

但在一切进行之前，“我们都想知道，首先香港对野猪的承载力是多少？基于香港现有野猪数目，然后定一个好清晰的目标、每次要猎杀多少头，或者每年要猎杀多少才达到要求。”杜振南强调，“所有事都要有科学根据去做。”

上述的种种数据，渔护署一直付之阙如。前渔护署职员表示，由于香港地势变化极大，“和外国不同，香港可能平地向前走100米，就会变成斜度50度的山坡”，所以要推算出概括的承载量数字，存有一定困难。不过他声称，除了野猪数量以及大致的出没地点之外，以他所知，渔护署未有积极推动更多野猪相关的科学研究。

“你是为了控制野猪数量，去猎杀一定数量，还是纯粹有人投诉你就出门猎杀？”杜振南说，以前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去支撑。那么，在资料近乎空洞的状态下毅然进行捕杀，他认为“在生态角度上，不是很讲得过去。”

“最应该绝育的，是那些喂饲者”

综合多方媒体报导，不少市民都认为，野猪并非如渔护署及林郑所说，会威胁市民安全。杜振南亦指出，野生动物一般怕人，“一般来说，野猪见到人，若果各不相干，就没有什么事。”居于南区的杨上进，亦承认曾在市区多次遇见野猪，过程相当和谐。

香港市区与郊野边陲几近重叠，所谓边界，仅为人类的概念。何来质疑，渔护署称只会捕杀进入市区的野猪，试问野猪又如何知晓自己已经越界？“你要动物遵守人的概念，本身就不可行。这条边界不是规管人不可以越过，而是规管动物，动物跨过这条线就要死，这是一个暴政。”

何来强调，善待野猪，不等于“人类化”野猪。黄豪贤亦表示，他不是要鼓励市民待野猪如猫狗般喂食抚拍。共存共融的本质，有时不在于互相沟通，而在于互不干涉。然而，有些矛盾，似乎已非不作干涉即可化解。

“人和野猪的共融，是在于生态平衡，即野猪维持稳定的数量，而且生活在他们本应生活的山林里。香港能否做到？老实说，做不到。”杜振南表示，站在生态角度，只要人猪出没的环境出现重叠，某程度上已是一种失衡。不同于猫狗，野猪在历史上，并非惯于与人共存的物种。

在觅地已是香港政圈主流声音之下，市区的扩张不会停下，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亦只会越见狭窄。再进一步，假设奇迹出现，特区政府从根本重视动保工作，在城市规划层面，建设有利于野猪居住的城市空间，杜振豪认为，仍难以谈得上是生态平衡：“最紧要自给自足……提供一个人工的环境给牠，公园、生态圈，亦不太算是生态平衡。”破坏既成，命运已定，人猪共融的可能性，也许早已消失。

几乎所有受访者，连同渔护署也提到，人们最能做的，是不要再喂饲野猪——野猪有一定记忆力，若多次下山均无所获，自然会回归山林，人猪之间的冲突，按理亦会减少。

道理如此，现实推行却困难重重。被问及如何阻止市民喂饲，前渔护署职员坦承无力：“最大问题，市民喂饲是没有犯法的。”目前，香港规管市民喂饲野生动物的法例，是《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170条，有关禁喂区的规定。条文指明，部分部野公园及山野为禁止喂饲野生动物的地点，违例者最高罚款1万元。然而，现时野猪喂饲的黑点遍布香港各地，这条1999年发布的条例，却并未更新禁喂区的定义。

“野猪队没有权力执法，只能找食环处的人。由于是跨部门，一年可能只有数次共同的operation（行动），然后以乱抛垃圾为由，罚款1500元，根本没有用。”他直斥，相关法例完全与时代脱节，偏偏私下喂饲，却是野猪问题的根源。

收到渔护署宣布，由绝育变为人道毁灭野猪的消息时，这名前职员只感痛心：“一来觉得白费心机，二来，我们从来都不想杀死无辜的猪。”他表示，当时野猪队缺乏资源，成员不多于30人，只有两架货车，但凡有野猪通报都需要出动，工时由早上8点去到凌晨一两点，“想租多一架车都不行，但我们做了新的笼子，本来是想对猪好一点，内部加装了海绵，让牠不会撞到鼻，运输时也可舒服一点。当然，现在功用不同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这样。”

对于渔护署这次的改变，他认为是一个鲁莽的决定。“由只是绝育，没有立法规管喂饲，渔护署没有执法权，直接跳到去杀野猪啦。中间跳了很多步。”以往行动时，他遇过自以为喂饲野生动物等于“回馈大自然、积福”的人，亦有历经多次劝喻，仍然坚持喂饲的市民。在谈论共存共融、处理手法优劣之前，他认为应该从根本入手，改变香港人对野生动物的文化与想法。

“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最应该绝育的，是那些feeder（喂饲者）。绝育他们的行为、绝育他们的思想，都不应该是猪，因为猪是无辜的。”他如此总结。

“牠们都是揾食而已”

在野猪来得最频密的那段日子，一天夜晚，周思中一手执著石头、一手拿著手电筒下田，打算带去一些人的气息。

没料到刚到田，隔著20多米的距离，就有七只成年野猪在吃邻居田的玉米。他一手电筒照过去，野猪们猛然转头，在白刷刷的光源下，牠们眼珠反射光，瞳孔全是白的，“我真的是害怕”。猪一下子往山的方向急逃，在跑起来的那一刻，“那是一个好沉、好实、好重的声音”，周思中形容完以后，又再重复一遍，“其实我是真的害怕。”

不过在当时，一种强烈的情绪也涌上了他心头：牠们真的只是想出来揾食而已，“牠见到你就走啰。”野猪行踪隐秘，一般避开人类活动时分在晚上出来找吃。但现在经常出现，“整个势头就是要出来揾食”。

蕃薯芋头，周思中都不敢再种了，但野猪还是来，来了就找蚯蚓。“你会看到：喂，牠们其实真的想揾食而已……”照理来说，农夫种田也是为了糊口维生，“其实（我俩）好相似喔。”

事实上，野猪在关乎牠们生死存亡的辩题中并无话语权。近两星期来，黄豪贤连日接受各媒体访问，为野猪辩解，脸上的倦容已掩不住。尽管争议持续不断，署方似乎并没有退让的打算。曾为全球最先进的政策于四年间倒退，黄豪贤坦言无力，但换个角度看，他认为也有得著，“市民尊重动物的声音比以前大好多。”

“如果不是政治或环境的局势，我想可能过百万人上街，藉著此事抒发民怨，但现在我们处于制肘当中。”他说。

杀猪过后一天的傍晚时份，野猪们又开始在城中出现，走上马路行人道，边走边用鼻子探食。找到了，就再次返回山上林中。野猪来回在城郊折返，受到的威胁亦不仅是捕杀风险。25日，北角一只野猪颈部卡在行人路边铁栏，救出后亦因伤势严重被安乐死。

“我们的责任，是要令马骝做返马骝，猫头鹰做返猫头鹰，野猪可以正确地做返野猪，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野猪变成流浪狗。”何来说。

（注：立法会选举渔农界共有两名参选人，另一名为何俊贤。）

端传媒实习记者陈欣陶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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