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專訪《少年》主創：你是否看到，經過2019的香港，正在重回少年身

「縱使徒勞無功，絕不無疾而終。」

2021年11月15日，香港電影《少年》在台首映。電影放映至尾聲時，大熒幕留下這句話，掌聲方從一片啜泣聲中迸發出來。電影以反修例運動作為背景，講述「和理非」少女yy因抗爭被捕，其後陷入情緒陰霾，決意自盡作為控訴；與此同時，一支營救小隊已自發組成，展開全城搜救行動。《少年》入圍了第58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剪輯獎，卻因政治緣故而無法在香港公映；導演之一任俠、主演孫君陶（飾演抗爭者阿南）此次來台參與頒獎典禮，也與我們分享《少年》的荊棘歷險，帶來了他們的燦笑、不忿與少年心氣。

「香港類型片有很長的傳統，我們可否用類型片來拍一個抗爭的故事呢？大家常常說：『我們要冷靜、要退後、要客觀』，但我們更想保留香港電影工業中可貴之處。」

壓力不止來自政治

八十後（七年級）導演任俠，一身黑色長衫褲，儼如飛簷走壁的俠客；零零後（九年級）演員孫君陶則身著白色襯衫，熨燙平整，陽光下甚至有點熠熠發光。「我們平時穿得更隨便的」任俠笑著說，「因為過幾天要去典禮，所以剛才還去弄了頭髮。」

兩個大男孩輕鬆嬉笑，已經有點難以想像，就在遞交金馬獎報名之前，他們仍處於一片慌亂、要不斷「執生」的巨大壓力之中——資源被切斷、演員陸續離場，人人面對無限期的等待；好不容易自己集資再拍，後期製作又遇上合作方無理由終止合約，只好用盡方法「睇餸食飯」（視情形而定）、「揸頸就命」（忍氣吞聲順從逆境）⋯⋯政治因素帶來的重重困難已不言而喻，還有一個亟須面對的大問題，就是來自上一代電影人的制約。

「這是個公開的秘密：一開始，舒琪也參與了這部戲的製作，但他對於創作有不少干預。」導演任俠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APA），在他讀書的年代，舒琪正擔任APA院長；而編劇陳力行同時作為影評人，也受舒琪影響很深。身為資深電影人、影評人，舒琪曾拍過八九民運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也有《虎度門》、《基佬四十》等作品，在香港電影界已經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電影教育上亦貢獻頗多。「我以前是很相信舒琪的。坦白說，他對我的影響很大，對陳力行也是，他甚至說過舒琪曾經就像自己『老豆』一樣，無論是拍戲還是寫影評方面，舒琪都教了他很多東西。」

分歧的開端，在於對整場運動的理解。作為年逾六十的前輩電影人，舒琪對抗爭的了解大都來自於新聞，而年輕一代則多少都親眼目睹過現場，透過親身接觸，知道抗爭者並非一個固定形象，而是各自帶著不同的故事、情緒和狀態。兩代人之間的矛盾由此產生：「舒琪會覺得我們衝動、幼稚，會說『你地咁係唔work既』（你們這樣是行不通的）。他放了很多八九十年代做創作的想法進去，例如將兩個角色設定為保良局的孤兒；又例如住公屋的女主角yy，舒琪設定她不開心的時候會浸浴缸⋯⋯」同樣住過公屋的任俠，臉上堆滿了無奈的笑容，「其實除了『公屋樓王』自己裝修加建浴缸之外，公屋是沒可能有浴缸的，而且浸浴也不會是yy的生活經驗。」

自APA畢業後，任俠師從陳果，接受了幾年魔鬼式訓練，跟拍一整天後回家還要寫十場戲，慢慢習得一套打游擊式的拍戲方法，這也使他開始反思往日在學院裡接受到的那套模式。《少年》成為任俠的實踐場，而他性格強烈，說話直來直往，直接向舒琪的想法提出挑戰，從而造成對方的情緒累積：「我們平時都是當日拍、當日剪，後來舒生漸漸開始隔開我，不讓我參與剪輯，想要自己做決定。於是這部戲好像忽然變成三個導演，大家也不知道聽誰說好，創作氣氛變得很差。」爾後因資金截斷，拍攝、製作停擺，等到第二次開拍，舒琪便未再參與，「我們自由了，丟掉了干預的部分，整個故事線也有所變動。」

「這個地方已經沒有天理了，我想我們的戲裡還有天意。雖然知道這樣拍出來一定會有人罵，那就罵吧。我們想要保留那一重精神。」

祈求香港尚有天意

最終呈現在觀眾眼前的《少年》，是一部結合了獨立電影、紀錄片、類型片等多種元素的「荷里活結構三幕劇」。電影劇情緊湊，情緒濃烈，作為對反修例運動的即時再現，同樣面對著「是否太過煽情」、「是否不夠克制」等批評聲音。「也曾有人提議我們，可以用更冷靜的角度來呈現，但我們正正不想這樣。」對於電影的重情取向，團隊有著一種執著：「香港類型片有很長的傳統，我們可否用類型片來拍一個抗爭的故事呢？大家常常說：『我們要冷靜、要退後、要客觀』，但我們更想保留香港電影工業中可貴之處。」

席上觀眾深受感動、「看到最後不可能不拭淚」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於每個角色的全情投入，從而呈現出飽滿且曖昧的情感圖譜。電影中充滿張力的一幕：營救小隊三人走入後巷，孫君陶飾演的阿南執意想拯救少女yy，另外兩個少年則早已心繫抗爭現場，想要去救更多手足，於是三人間爆發了爭執。孫君陶回想拍攝當日，團隊剛好經歷被警察截查，驚魂未定後繼續拍攝，其後在他的爆發式演出中，也摻入許多個人情緒：「在劇情裡，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找yy，這和現實中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拍下去的情緒很相似。我代入情緒，演得很順暢，因為那一刻已經不僅僅是劇情上的追求，而是想著我們就算這樣被人圍、被突然間腰斬，都要繼續拍下去的決心。」

劇本情節與當前現實的共時互動，讓演出更加有血有肉，但對於心思縝密的編導團隊而言，當然提升了不少難度。出於對抗爭運動的尊重，電影中不少細節都幾經斟酌；隨著社會形勢的迅疾變化，團隊常常要關在一起「困獸鬥」，討論劇情走向，也探討更為抽象的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

電影尾聲，少女yy抱著pepe公仔走上天台，鬆手將它拋落後巷；公仔恰好落到了前來營救她的阿南和女友身邊，於是兩人跑上天台，yy的摯友子悅也剛巧抵達⋯⋯任俠設計的這一幕充滿戲劇性巧合，最開始連陳力行也竭力反對。後來兩人坐下來慢慢傾談，才取得共識：「這個地方已經沒有天理了，我想我們的戲裡還有天意。」他微微收細的嗓音，穿透過路旁刺耳的卡車轟鳴：「我們實在沒辦法改變太多事。雖然知道這樣拍出來一定會有人罵，那就罵吧，一套戲而已。我們想要保留那一重精神，被罵也無所謂⋯⋯我真的想要這部戲裡有天意，因為希望還有天意。」

「電影是真的可以改變社會的，就算不可以，至少可以讓人更多正視社會問題。我仍然相信電影要有社會功能。」

相信電影的社會功能

前後長達兩年的製作過程中，《少年》劇本經歷了好幾次變動。其中有一個版本，團隊想讓整體格局顯得更大一些，便整理了韓國光州事件的版圖；後來又自覺野心太大，回過頭來，仍然著眼於當下的現實處境，「我們決定聚焦在香港，在我們生活的地方。」

反修例運動爆發時，孫君陶尚未滿20歲，社會情勢的劇變觸發了他最直觀的感受：「我們與許多朋友、親人之間分離了，不少人之間的關係也因此開始變得四分五裂，這讓我感到很不公。」而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任俠，眼見各種社會問題積攢已久，心中的不公進化為憤怒：「這個社會有很多問題，是爛到了骨子裡的程度，但為什麼看到了問題卻不去正視、改進？」

2018年，任俠以《紙皮婆婆》獲金馬創投會議百萬首獎。這部電影的創想是受到堅 · 盧治（Ken Loach）作品《I, Daniel Blake》的啟發，以香港老齡化問題作為背景，講述以撿拾紙皮為生的朱婆屢受執法者刁難、同時面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苦況，其中就包含了任俠對於香港社會的觀察和反思。「香港老齡化很嚴重，新聞都有報，然而政府的福利制度、醫療系統那麼差，不照顧老人，反而照顧權貴。為什麼香港街上有那麼多八九十歲的阿婆，駝背了還要去撿紙皮？他們不一定窮到無法生活，只是生活在香港，沒有一種安穩的感覺。他們覺得一刻都不能停止工作，因為社會不會保障到他們的生活、甚至生存。」任俠拍電影，常常帶著一種勢不可擋的執著：「我想像《I, Daniel Blake》一樣，為拾荒者和老人發聲：他們老，但都應該要活得有尊嚴。」

2014年雨傘運動前，有人將《孤星淚》中極具代表性的反極權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改編為粵語版，一句「試問誰還未發聲」開始傳唱。「電影有一個功能，就是發聲。」任俠舉韓國電影《熔爐》為例，電影講述聾啞學院校長性侵學生事件，喚起社會重新關注2000年初發生於光州仁和聾啞學校的性侵案件，也促使司法制度進行覆查，最終判以刑罰。「電影是真的可以改變社會的，就算不可以，至少可以讓人更多正視社會問題。我仍然相信電影要有社會功能。」

與此同時，電影對社會問題的再現和探討，也不止於對弱勢的關懷。《少年》中的營救小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心理處境——阿南居住在劏房，女友則出身於中產家庭，年紀最小的十五歲少年住在紀律部隊宿舍，車手兄妹則更趨近於最普遍的平民階層⋯⋯比之用一種典型身份來昭示普遍現象，《少年》更關心的是在社會問題當前時，人們的處境和狀態，以及他們作出的選擇。任俠也明言，這樣角色設定其實回應了建制派長期建立的刻板印象，即「出來『搞事』的人都是沒錢、沒前途的一群」：「很多人為此放棄了美好的未來，就像鄒幸彤，原本是一個前途無限的律師，但放棄了一切，只為尋求公義。哪有他們想的那麼簡單？或者是他們假裝想得簡單，簡化了所有事情，所以我們要還原給大家看。雖然現在不讓我們給（香港）人看，那我們就給世界看看。」

「基層人物，他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爛gag、又講粗口，如果要關懷他們、又要剔除這些部分，那可能是偽善來的，對不對？哪怕是Ken Loach的電影，也有很多幽默感在裡面。」

試以幽默抗極權

儘管《少年》講述的是社運期間驚心動魄的拯救故事，但劇情間穿插了不少港式幽默，亦即「爛gag」。「已經刪走好多啦，最終都保留到幾個。」任俠笑得狡黠，又帶點惋惜。「反諷極權最好的方法就是幽默，就算是當年卓別林反對獨裁者，也是用幽默的方式去表態。雖然不可以一竹竿打死，但我覺得現在香港不少新導演，很多人都沒了幽默感，害怕放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就讓整套戲顯得廉價，尤其是社會寫實題材的電影。」
自雨傘運動起，社運現場出現不少反對「快樂抗爭」的聲音，任俠反感於潔癖的抗爭思想，也將這一原則帶入電影創作之中：「阿城在《閒話閒說》裡寫過，有俗才有雅，不可以一味雅，那是法西斯式的潔癖。不能水清無魚，有時有水草，才是健康的生態。尤其是基層人物，他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爛gag、又講粗口，如果要關懷他們、又要剔除這些部分，那可能是偽善來的，對不對？哪怕是Ken Loach的電影，也有很多幽默感在裡面。」

任俠將幽默儲放於電影中，與公眾分享；然而私底下，他卻並非十足的樂觀主義者。「好多人都說我樂觀，連我媽都問我，怎麼有那麼多能量去做那麼多事？為什麼明明沒結果的事情，你都願意去做？」轉捩點從2012年反國教開始，一直到雨傘運動期間，任俠常常在反思，為何總看到比自己更年輕的人，站得比自己更前。「有一次跟阿媽飲茶，她說：『我真係愈來愈唔明白你。』我也反問她：『你唔覺得我地咁樣好衰架咩？作為成年人，永遠俾𡃁仔擋係我地前面，咁樣同推佢地去死有咩分別？』（你不覺得我們這樣很壞嗎？作為成年人，永遠讓年輕人擋在我們前面，這樣與推他們去死有什麼分別？）」

外人看到的樂觀與能量，其實是任俠揹在肩上的包袱，也是一種義無反顧：「我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了，長大不是應該肩負更多責任嗎？為什麼好像愈活愈退縮？我媽是一個成功的生意人，我問她成功之後是否曾回去做以前想做的事情呢？沒有。成功之後，只不過是繼續追逐利益，我不想過這樣的生活。」在一連串自我拷問後，他作出的選擇，是好好面對自己身為中年人的責任：「作為成年人、中年人、大人，應該揹起守護我們家園的責任。我們的成長，就是得到了經驗、累積了資源，為什麼要讓一些本該飛出去的年輕人擋在我們面前？我過不到自己這關。」

「有不少年紀更大的同學，常常說我演出的問題在於經歷不夠多，我是很不忿氣的。我想要去相信我想相信的事情，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優勝過你們的地方。」

香港重回少年身

於是，他開始行動，從最熟悉的電影開始。

2021年初，任俠與安娜、陳力行等電影人合作，開啟了「豐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計劃，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以智能電話作為最「民主」的工具進行創作。「我最近常說，不要問那麼多意義、那麼多理由，行動本身就是意義。我們想改變香港的電影業，但如何改變呢？資源都集中在一班人手上，但我們有的是一部電話，是創意，是自由，我們有不妥協的態度。」

短時間內，「豐美股肥」先後推出了《9032024》、《一Pair囡》、《於是我安靜了》等作品；同時，他們也活躍於社交平台，時常分享電影評析與心得雜談。「用電話拍電影並不是石破天驚的事，好多人都做過：Dogme 95、Sean Baker當年用三部iphones 5s拍出《Tangerine》……他們當時真的很想拍電影，但那些戲不賣座，得不到太多的投資，於是就用iphone拍。這些獨立精神，很多時候都影響著我們。」

經歷了跌跌闖闖、懷疑與困阻，任俠意識到了根深蒂固的問題所在，也與同伴們嘗試尋找出路：「為什麼香港人總是說等賺到錢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當你學乖了，妥協了，就無法回頭了。華人社會一直都存在這樣的價值觀：先放下自己，融入遊戲規則。但永遠都沒有反思過，當你融入了遊戲規則，就永遠也找不回你自己了。前輩們就是這樣迷失在遊戲規則之中——為什麼戲的題材愈拍愈少、愈拍愈受限？甚至乎他們連一些美學上的審視也愈來愈差？正是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去反省，寧願不斷找理由去騙自己。我們不想再走這條舊路，因此就想用『豐美谷肥』這樣的行動，去打破一些舊有的規則。」

然凡有少年心氣的人，似乎總會面對陳言套語的嚇阻。剛剛開始演戲的孫君陶，對此亦感受頗深：「這段時間以來，自己做了很多決定，在別人看來都覺得不成熟、是受到了其他人影響，但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夠膽做那麼多事的原因。我在APA讀drama的時候，有不少年紀更大的同學，常常說我演出的問題在於經歷不夠多，我是很不忿氣的。我想要去相信我想相信的事情，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優勝過你們的地方。」現實裡有點靦腆羞赧的他，在《少年》中靠著自己認真做功課、仔細揣摩劇情，演繹出學生領袖的堅毅與掙扎，實在足以反駁當年「經驗論」。

粵語中有一詞「老屎忽」（老屁股），講的是心靈的老態；那麼，少年也可視為一種心理年齡，如同電影裡願意大海撈針、不問結果為何的營救小隊，是尚能作出純粹抉擇的人：「《少年》的英文名是《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來自Bob Dylan的一首歌：『May your wishes all come true / May you always do for others』——永遠都樂於為人付出，我們覺得，這就是我們希望自己成為的人。」

經歷過2019年的香港人，如今難免感到悲情，或是絕望。然而任俠卻觀察到香港的另一重變化，如今這座城市已經慢慢有了少年的狀態：「雖然主流上仍然面對很多壓迫，但民間有很多生機勃勃的事情正在萌芽，就像經歷過冰封期的草地。大家知道，這是我們的地方，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只不過主流的壓迫，讓我們忽視了這些生機勃勃的現象。」獨立音樂如my little airport、room307，民間學術團體如好青年荼毒室，都能在去中心化的今日，逐漸發展出多元、有機的樣貌。「自由比一切都重要，特別在創作上。我們也是這樣，可以隨心所欲拍自己想拍的，雖然不能在香港放映，但還能面對全世界。世界那麼大，你能禁錮我的肉身，但不能禁錮我的靈魂。」

訪問結束後，起身走到屋簷外。「是特意選在這裡訪問的嗎？」任俠問。我們望了望身後的招牌，寫著「小自由」三個字。如是自由，雖小，但他們仍然緊緊攥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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