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专访《少年》主创：你是否看到，经过2019的香港，正在重回少年身

“纵使徒劳无功，绝不无疾而终。”

2021年11月15日，香港电影《少年》在台首映。电影放映至尾声时，大荧幕留下这句话，掌声方从一片啜泣声中迸发出来。电影以反修例运动作为背景，讲述“和理非”少女yy因抗争被捕，其后陷入情绪阴霾，决意自尽作为控诉；与此同时，一支营救小队已自发组成，展开全城搜救行动。《少年》入围了第58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剪辑奖，却因政治缘故而无法在香港公映；导演之一任侠、主演孙君陶（饰演抗争者阿南）此次来台参与颁奖典礼，也与我们分享《少年》的荆棘历险，带来了他们的灿笑、不忿与少年心气。

“香港类型片有很长的传统，我们可否用类型片来拍一个抗争的故事呢？大家常常说：‘我们要冷静、要退后、要客观’，但我们更想保留香港电影工业中可贵之处。”

压力不止来自政治

八十后（七年级）导演任侠，一身黑色长衫裤，俨如飞簷走壁的侠客；零零后（九年级）演员孙君陶则身著白色衬衫，熨烫平整，阳光下甚至有点熠熠发光。“我们平时穿得更随便的”任侠笑著说，“因为过几天要去典礼，所以刚才还去弄了头发。”

两个大男孩轻松嬉笑，已经有点难以想像，就在递交金马奖报名之前，他们仍处于一片慌乱、要不断“执生”的巨大压力之中——资源被切断、演员陆续离场，人人面对无限期的等待；好不容易自己集资再拍，后期制作又遇上合作方无理由终止合约，只好用尽方法“睇𩠌食饭”（视情形而定）、“揸颈就命”（忍气吞声顺从逆境）⋯⋯政治因素带来的重重困难已不言而喻，还有一个亟须面对的大问题，就是来自上一代电影人的制约。

“这是个公开的秘密：一开始，舒琪也参与了这部戏的制作，但他对于创作有不少干预。”导演任侠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APA），在他读书的年代，舒琪正担任APA院长；而编剧陈力行同时作为影评人，也受舒琪影响很深。身为资深电影人、影评人，舒琪曾拍过八九民运纪录片《没有太阳的日子》、也有《虎度门》、《基佬四十》等作品，在香港电影界已经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电影教育上亦贡献颇多。“我以前是很相信舒琪的。坦白说，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对陈力行也是，他甚至说过舒琪曾经就像自己‘老豆’一样，无论是拍戏还是写影评方面，舒琪都教了他很多东西。”

分歧的开端，在于对整场运动的理解。作为年逾六十的前辈电影人，舒琪对抗争的了解大都来自于新闻，而年轻一代则多少都亲眼目睹过现场，透过亲身接触，知道抗争者并非一个固定形象，而是各自带著不同的故事、情绪和状态。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舒琪会觉得我们冲动、幼稚，会说‘你地咁系唔work既’（你们这样是行不通的）。他放了很多八九十年代做创作的想法进去，例如将两个角色设定为保良局的孤儿；又例如住公屋的女主角yy，舒琪设定她不开心的时候会浸浴缸⋯⋯”同样住过公屋的任侠，脸上堆满了无奈的笑容，“其实除了‘公屋楼王’自己装修加建浴缸之外，公屋是没可能有浴缸的，而且浸浴也不会是yy的生活经验。”

自APA毕业后，任侠师从陈果，接受了几年魔鬼式训练，跟拍一整天后回家还要写十场戏，慢慢习得一套打游击式的拍戏方法，这也使他开始反思往日在学院里接受到的那套模式。《少年》成为任侠的实践场，而他性格强烈，说话直来直往，直接向舒琪的想法提出挑战，从而造成对方的情绪累积：“我们平时都是当日拍、当日剪，后来舒生渐渐开始隔开我，不让我参与剪辑，想要自己做决定。于是这部戏好像忽然变成三个导演，大家也不知道听谁说好，创作气氛变得很差。”尔后因资金截断，拍摄、制作停摆，等到第二次开拍，舒琪便未再参与，“我们自由了，丢掉了干预的部分，整个故事线也有所变动。”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天理了，我想我们的戏里还有天意。虽然知道这样拍出来一定会有人骂，那就骂吧。我们想要保留那一重精神。”

祈求香港尚有天意

最终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少年》，是一部结合了独立电影、纪录片、类型片等多种元素的“好莱坞结构三幕剧”。电影剧情紧凑，情绪浓烈，作为对反修例运动的即时再现，同样面对著“是否太过煽情”、“是否不够克制”等批评声音。“也曾有人提议我们，可以用更冷静的角度来呈现，但我们正正不想这样。”对于电影的重情取向，团队有著一种执著：“香港类型片有很长的传统，我们可否用类型片来拍一个抗争的故事呢？大家常常说：‘我们要冷静、要退后、要客观’，但我们更想保留香港电影工业中可贵之处。”

席上观众深受感动、“看到最后不可能不拭泪”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每个角色的全情投入，从而呈现出饱满且暧昧的情感图谱。电影中充满张力的一幕：营救小队三人走入后巷，孙君陶饰演的阿南执意想拯救少女yy，另外两个少年则早已心系抗争现场，想要去救更多手足，于是三人间爆发了争执。孙君陶回想拍摄当日，团队刚好经历被警察截查，惊魂未定后继续拍摄，其后在他的爆发式演出中，也掺入许多个人情绪：“在剧情里，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找yy，这和现实中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拍下去的情绪很相似。我代入情绪，演得很顺畅，因为那一刻已经不仅仅是剧情上的追求，而是想著我们就算这样被人围、被突然间腰斩，都要继续拍下去的决心。”

剧本情节与当前现实的共时互动，让演出更加有血有肉，但对于心思缜密的编导团队而言，当然提升了不少难度。出于对抗争运动的尊重，电影中不少细节都几经斟酌；随著社会形势的迅疾变化，团队常常要关在一起“困兽斗”，讨论剧情走向，也探讨更为抽象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

电影尾声，少女yy抱著pepe公仔走上天台，松手将它抛落后巷；公仔恰好落到了前来营救她的阿南和女友身边，于是两人跑上天台，yy的挚友子悦也刚巧抵达⋯⋯任侠设计的这一幕充满戏剧性巧合，最开始连陈力行也竭力反对。后来两人坐下来慢慢倾谈，才取得共识：“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天理了，我想我们的戏里还有天意。”他微微收细的嗓音，穿透过路旁刺耳的卡车轰鸣：“我们实在没办法改变太多事。虽然知道这样拍出来一定会有人骂，那就骂吧，一套戏而已。我们想要保留那一重精神，被骂也无所谓⋯⋯我真的想要这部戏里有天意，因为希望还有天意。”

“电影是真的可以改变社会的，就算不可以，至少可以让人更多正视社会问题。我仍然相信电影要有社会功能。”

相信电影的社会功能

前后长达两年的制作过程中，《少年》剧本经历了好几次变动。其中有一个版本，团队想让整体格局显得更大一些，便整理了韩国光州事件的版图；后来又自觉野心太大，回过头来，仍然著眼于当下的现实处境，“我们决定聚焦在香港，在我们生活的地方。”

反修例运动爆发时，孙君陶尚未满20岁，社会情势的剧变触发了他最直观的感受：“我们与许多朋友、亲人之间分离了，不少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开始变得四分五裂，这让我感到很不公。”而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任侠，眼见各种社会问题积攒已久，心中的不公进化为愤怒：“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是烂到了骨子里的程度，但为什么看到了问题却不去正视、改进？”

2018年，任侠以《纸皮婆婆》获金马创投会议百万首奖。这部电影的创想是受到坚 · 卢治（Ken Loach）作品《I, Daniel Blake》的启发，以香港老龄化问题作为背景，讲述以捡拾纸皮为生的朱婆屡受执法者刁难、同时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苦况，其中就包含了任侠对于香港社会的观察和反思。“香港老龄化很严重，新闻都有报，然而政府的福利制度、医疗系统那么差，不照顾老人，反而照顾权贵。为什么香港街上有那么多八九十岁的阿婆，驼背了还要去捡纸皮？他们不一定穷到无法生活，只是生活在香港，没有一种安稳的感觉。他们觉得一刻都不能停止工作，因为社会不会保障到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存。”任侠拍电影，常常带著一种势不可挡的执著：“我想像《I, Daniel Blake》一样，为拾荒者和老人发声：他们老，但都应该要活得有尊严。”

2014年雨伞运动前，有人将《孤星泪》中极具代表性的反极权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改编为粤语版，一句“试问谁还未发声”开始传唱。“电影有一个功能，就是发声。”任侠举韩国电影《熔炉》为例，电影讲述聋哑学院校长性侵学生事件，唤起社会重新关注2000年初发生于光州仁和聋哑学校的性侵案件，也促使司法制度进行覆查，最终判以刑罚。“电影是真的可以改变社会的，就算不可以，至少可以让人更多正视社会问题。我仍然相信电影要有社会功能。”

与此同时，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再现和探讨，也不止于对弱势的关怀。《少年》中的营救小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心理处境——阿南居住在㓥房，女友则出身于中产家庭，年纪最小的十五岁少年住在纪律部队宿舍，车手兄妹则更趋近于最普遍的平民阶层⋯⋯比之用一种典型身份来昭示普遍现象，《少年》更关心的是在社会问题当前时，人们的处境和状态，以及他们作出的选择。任侠也明言，这样角色设定其实回应了建制派长期建立的刻板印象，即“出来‘搞事’的人都是没钱、没前途的一群”：“很多人为此放弃了美好的未来，就像邹幸彤，原本是一个前途无限的律师，但放弃了一切，只为寻求公义。哪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或者是他们假装想得简单，简化了所有事情，所以我们要还原给大家看。虽然现在不让我们给（香港）人看，那我们就给世界看看。”

“基层人物，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烂gag、又讲粗口，如果要关怀他们、又要剔除这些部分，那可能是伪善来的，对不对？哪怕是Ken Loach的电影，也有很多幽默感在里面。”

试以幽默抗极权

尽管《少年》讲述的是社运期间惊心动魄的拯救故事，但剧情间穿插了不少港式幽默，亦即“烂gag”。“已经删走好多啦，最终都保留到几个。”任侠笑得狡黠，又带点惋惜。“反讽极权最好的方法就是幽默，就算是当年卓别林反对独裁者，也是用幽默的方式去表态。虽然不可以一竹竿打死，但我觉得现在香港不少新导演，很多人都没了幽默感，害怕放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就让整套戏显得廉价，尤其是社会写实题材的电影。”
自雨伞运动起，社运现场出现不少反对“快乐抗争”的声音，任侠反感于洁癖的抗争思想，也将这一原则带入电影创作之中：“阿城在《闲话闲说》里写过，有俗才有雅，不可以一味雅，那是法西斯式的洁癖。不能水清无鱼，有时有水草，才是健康的生态。尤其是基层人物，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烂gag、又讲粗口，如果要关怀他们、又要剔除这些部分，那可能是伪善来的，对不对？哪怕是Ken Loach的电影，也有很多幽默感在里面。”

任侠将幽默储放于电影中，与公众分享；然而私底下，他却并非十足的乐观主义者。“好多人都说我乐观，连我妈都问我，怎么有那么多能量去做那么多事？为什么明明没结果的事情，你都愿意去做？”转捩点从2012年反国教开始，一直到雨伞运动期间，任侠常常在反思，为何总看到比自己更年轻的人，站得比自己更前。“有一次跟阿妈饮茶，她说：‘我真系愈来愈唔明白你。’我也反问她：‘你唔觉得我地咁样好衰架咩？作为成年人，永远俾𡃁仔挡系我地前面，咁样同推佢地去死有咩分别？’（你不觉得我们这样很坏吗？作为成年人，永远让年轻人挡在我们前面，这样与推他们去死有什么分别？）”

外人看到的乐观与能量，其实是任侠揹在肩上的包袱，也是一种义无反顾：“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长大不是应该肩负更多责任吗？为什么好像愈活愈退缩？我妈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我问她成功之后是否曾回去做以前想做的事情呢？没有。成功之后，只不过是继续追逐利益，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在一连串自我拷问后，他作出的选择，是好好面对自己身为中年人的责任：“作为成年人、中年人、大人，应该揹起守护我们家园的责任。我们的成长，就是得到了经验、累积了资源，为什么要让一些本该飞出去的年轻人挡在我们面前？我过不到自己这关。”

“有不少年纪更大的同学，常常说我演出的问题在于经历不够多，我是很不忿气的。我想要去相信我想相信的事情，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优胜过你们的地方。”

香港重回少年身

于是，他开始行动，从最熟悉的电影开始。

2021年初，任侠与安娜、陈力行等电影人合作，开启了“丰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计划，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以智能电话作为最“民主”的工具进行创作。“我最近常说，不要问那么多意义、那么多理由，行动本身就是意义。我们想改变香港的电影业，但如何改变呢？资源都集中在一班人手上，但我们有的是一部电话，是创意，是自由，我们有不妥协的态度。”

短时间内，“丰美股肥”先后推出了《9032024》、《一Pair囡》、《于是我安静了》等作品；同时，他们也活跃于社交平台，时常分享电影评析与心得杂谈。“用电话拍电影并不是石破天惊的事，好多人都做过：Dogme 95、Sean Baker当年用三部iphones 5s拍出《Tangerine》……他们当时真的很想拍电影，但那些戏不卖座，得不到太多的投资，于是就用iphone拍。这些独立精神，很多时候都影响著我们。”

经历了跌跌闯闯、怀疑与困阻，任侠意识到了根深蒂固的问题所在，也与同伴们尝试寻找出路：“为什么香港人总是说等赚到钱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你学乖了，妥协了，就无法回头了。华人社会一直都存在这样的价值观：先放下自己，融入游戏规则。但永远都没有反思过，当你融入了游戏规则，就永远也找不回你自己了。前辈们就是这样迷失在游戏规则之中——为什么戏的题材愈拍愈少、愈拍愈受限？甚至乎他们连一些美学上的审视也愈来愈差？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去反省，宁愿不断找理由去骗自己。我们不想再走这条旧路，因此就想用‘丰美谷肥’这样的行动，去打破一些旧有的规则。”

然凡有少年心气的人，似乎总会面对陈言套语的吓阻。刚刚开始演戏的孙君陶，对此亦感受颇深：“这段时间以来，自己做了很多决定，在别人看来都觉得不成熟、是受到了其他人影响，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够胆做那么多事的原因。我在APA读drama的时候，有不少年纪更大的同学，常常说我演出的问题在于经历不够多，我是很不忿气的。我想要去相信我想相信的事情，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优胜过你们的地方。”现实里有点腼腆羞赧的他，在《少年》中靠著自己认真做功课、仔细揣摩剧情，演绎出学生领袖的坚毅与挣扎，实在足以反驳当年“经验论”。

粤语中有一词“老屎忽”（老屁股），讲的是心灵的老态；那么，少年也可视为一种心理年龄，如同电影里愿意大海捞针、不问结果为何的营救小队，是尚能作出纯粹抉择的人：“《少年》的英文名是《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来自Bob Dylan的一首歌：‘May your wishes all come true / May you always do for others’——永远都乐于为人付出，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希望自己成为的人。”

经历过2019年的香港人，如今难免感到悲情，或是绝望。然而任侠却观察到香港的另一重变化，如今这座城市已经慢慢有了少年的状态：“虽然主流上仍然面对很多压迫，但民间有很多生机勃勃的事情正在萌芽，就像经历过冰封期的草地。大家知道，这是我们的地方，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只不过主流的压迫，让我们忽视了这些生机勃勃的现象。”独立音乐如my little airport、room307，民间学术团体如好青年荼毒室，都能在去中心化的今日，逐渐发展出多元、有机的样貌。“自由比一切都重要，特别在创作上。我们也是这样，可以随心所欲拍自己想拍的，虽然不能在香港放映，但还能面对全世界。世界那么大，你能禁锢我的肉身，但不能禁锢我的灵魂。”

访问结束后，起身走到屋簷外。“是特意选在这里访问的吗？”任侠问。我们望了望身后的招牌，写著“小自由”三个字。如是自由，虽小，但他们仍然紧紧攥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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