魷魚遊戲：凌駕於底層的想像

自9月17日上線 Netflix 之後短短兩周時間，《魷魚遊戲》便佔據了歐美多個國家的排名榜首，成為短時間以來世界範圍內最為成功的串流平台劇集。藉由劇中各種童年遊戲在社交平台上的傳播，這部劇集的影響力還在不斷擴大。Netflix 的法國部專門在巴黎舉辦了線下活動，挑戰劇中打畫片和第三集摳椪糖的遊戲。活動一周前就開始在IG和推特上造勢，10月2日當日排隊參與的隊伍甚至排到三條街以外。

誠然，我們無法否認這部作品在商業和話題度上的巨大影響。這種遠超團隊預期的成功不僅對 Netflix 自身成長和市值都帶來了很大的幫助，更代表著韓國在文娛產業上又一次全球性的成功輸出。但《魷魚遊戲》的矛盾就在於，它一方面想要營造窮人世界的殘酷，但劇情的漏洞卻又不足以支撐起整個敘事。於是不得不在現實和遊戲世界裏反覆橫跳，借由視覺上的刺激來蒙混過關。評論這樣一部受歡迎的作品是極為複雜的，它確實代表了流媒體平台在全球範圍內商業的成功，但同時我們也需要警惕這種凌駕於底層人民之上直白的想像。

成功的爆款!

《魷魚遊戲》非常會利用網絡時代的爆款元素來提升自己的吸睛度。首先是預告裏那個早已因「紀念碑谷」火遍全球的建築，來源是西班牙網紅設計師 Ricardo bofill 在海濱小鎮 Calp 所設計的 la muralla roja 紅牆。儘管採訪中劇組否認了服裝造型的模仿，我們依然發現它與 Netflix 另一部成功的劇集《紙房子》設定極為相似。而代表「魷魚」標誌性的三角、圓圈、正方形的面具，剝離掉普通人面孔，通過最為簡單的符號實現了傳播角度的最大化。此外，《魷魚遊戲》有別於傳統懸疑劇昏暗的燈光佈景，而是將整體場景都包裹在充滿童趣和色彩的跳躍之中，打彈珠的場景則直接用暖黃色來營造懷舊氣息的氛圍，讓人忽略了潛伏的危險。而遊戲場地則被設置在我們最為熟悉的操場、老家院落和兒童滑梯之間。

不同於一開始就警示於觀者的危險，我們分明以為是兒童之間的遊戲，卻在「一、二、三，木頭人」的恐怖童謠中看到了大屠殺。一面是詭異的童真，一面是真實的血腥，《魷魚遊戲》正是利用純真與暴力的反差以刺激觀眾的視覺感受和心理防線。參賽選手房間裏巨大的小豬存錢罐閃著金光，成為整個暗淡中唯一的光源。而每當有人死亡之時，存錢罐裏的大筆鈔票伴隨著遊戲機廳裏特有的吐幣音樂，同樣以一種奇觀的方式將金錢與人性這樣的主題直勾勾地呈現在所有人面前。

《魷魚遊戲》比起 Netflix 其他成功的劇集似乎更有讓人一口氣看完的衝動。儘管筆者一邊吐槽著劇本和人物設定的諸多漏洞，一方面卻急不可耐想知道之後到底會怎麼樣。這是「大逃殺」式作品經久不衰的原因——我們知道主角不會出事，我們只是想看主角如何闖過難關。如果拿之前頗為成功的類似日本劇集《今際之國的闖關者》、《賭博默示錄》來作比較，這類作品都需要觀眾花費更多的心力去理解複雜的遊戲規則，思考自己怎樣才能通過，當主角把遊戲規則和破解方式解釋出來之後，觀者因此獲得恍然大悟的爽感。《魷魚遊戲》的重點並非在於複雜的遊戲設定和對人性的拿捏與把控，六個兒童遊戲也幾乎沒有理解難度可言。它需要的不是參與者有足夠高的智商能夠在絕境之中逢生，也沒有那麼多真正面臨生死時人性的抉擇。除卻第四場彈珠遊戲是一筆帶過男主角陷入道德困境之外，幾乎所有遊戲取勝的關鍵都在於「幸運」——椪糖遊戲拿到三角的人就是更容易通關、拔河遊戲體格大的就是佔據優勢、過玻璃橋遊戲後面的人才更有活著的希望、彈珠遊戲可以憑手氣用一顆翻盤⋯⋯

比起燒腦的犯罪題材和懸疑劇，這部影片中的所有人都是普通人。他們沒有辦法像那些英雄一般的衝破規則，或者說他們即便有聰明才智在這樣艱難的規則中也無的放矢。而是只能用最簡單的方式去適應遊戲、理解規則，然後一不小心還會因為規則的機動性而被迫出局。

正是由於如此簡單的設定，不同國家的觀眾不需要任何理解的障礙和文化背景的隔閡，只需要享受視覺層面的刺激和心理上的起伏變化。這使得這部影片的接受程度變得更為簡單。而《魷魚遊戲》也一再強調遊戲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聯。它沒有像其他作品那樣完全脫離現實創造另一個平行的遊戲世界，而是讓人們感覺這裏是與現實世界沒有任何差別，並且還在劇情中途讓角色回歸真實世界面對現實從而被迫選擇返回遊戲。因為普通人對於命運是無可選擇的，並非有過人的智商和能力的我們往往無法衝破現實的規則。這些設計都更能讓觀眾共情到遊戲中來。

失敗的劇作！

只是，《魷魚遊戲》如同近期 Netflix 多部作品一樣，剛觀看前幾集時會因緊湊的節奏立刻被抓住眼球，接下來卻很難不對後期乏善可陳和漏洞百出的劇情感到失望。人物邏輯差到筆者甚至一度懷疑起為什麼要拍這麼一場「魷魚遊戲」？結尾的倉促甚至讓「魷魚」也淪為了一種視覺上的符號，讓開篇上來就展現的童年遊戲顯得十分蒼白。它還借用了「貧富差距」、「底層人民」這樣的外殼來包裝自己，卻沒有對現實起到任何警示和諷刺的作用，甚至僅僅淪為成就噱頭的工具，以此來貼近大眾對於底層與邊緣人的想像和對於窮人對金錢執著的設定。

《魷魚遊戲》的故事採用了較為傳統的雙線敘事，主線是456位玩家「被迫自願」的參與到六場關乎生死的童年遊戲來換取巨額的獎金以此改變人生。副線則通過黃警官潛入內部調查的暗線來展示組織者部分的奇觀並引出權力階層的身份。而短短九集出現了大量角色，從走投無路偷老媽錢賭馬的男主，到野心勃勃挪用公款買期貨的男二，再到家破人亡的脫北者姜曉、巴基斯坦黑工阿里，被親生父親性侵的智英，以及那位一直請求上帝寬恕的信徒⋯⋯每一個人物都被賦予了成為底層代表人物的作用。他們的形象並不是豐滿的，而是純粹作為敘事工具的服務。黃警官隻身潛入也是虎頭蛇尾，他的作用似乎只是提供一個見證買賣人體器官的員工和消遣底層人民的「代表團」身份視角而已，人物自身沒有任何合理的交代。後段這群突然出現的拿底層娛樂的上層人，也是早已從《飢餓遊戲》就被影視作品用爛了的設定。

不得不說爭議最大的就是關於男主角形象的塑造。從一開始「救貓咪」的聖父形象就已立住，後續一路救老人救女性救好兄弟的善良讓他在第四關彈珠遊戲裏通過欺騙獲取勝利的橋段顯得矛盾。而對外人過於善良對家庭缺乏最基本的責任實則讓這個人物缺乏所謂的信服力。如果說它自身的漏洞都是為了第二季而鋪墊的話，那麼在此之前單就這一部作品而言，它絕非是一個優秀而完整的影視作品。

此外，遊戲中的組織者一直強調「絕對公平」，是一種施加於參與者的公平。但規則的制定者始終游離於公平之外，他們永遠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他們可以任意開始和停止、任意決定這種公平的界限。所有參賽者、所有底層人，無論他們是在現實世界還是在遊戲世界裏所得到的公平都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狀態，都是可能隨時被剝奪的「公平」。而這種剝奪的結果往往非常嚴重。

在這種殘酷的死亡遊戲裏，它極度強調現實的殘酷性，剝離了其他人生存的可能性。強行使現實變成了只有一個勝利者的現實，而所有失敗者都以死亡為代價。在面對玻璃橋遊戲這種令人絕望的規則面前，只能付出生命甚至別人的生命去嘗試萬分之一的生存可能。與傳統的「大逃殺」不同之處就在於此，《魷魚遊戲》製造的不是末世下的人性抉擇，而是一種現實面前想要苟延殘喘的無可奈何。可正是這種所謂的「現實」顯得極為空洞和刻意，它的隨意和不穩定讓這種「現實」淪為一種符號化的現實，每一個窮人都化成了要為存活而拼命的符號。底層人就是為了金錢不得不低頭的，而男主角最後的反抗看起來也如此虛偽和微不足道。它並不像是在控訴不講規則凌駕窮人的上層人，反而讓人懷疑這是一種劇作上「挖坑不願填」的偷懶表現。劇本的創作者就和這群規則的制定者一樣，他們成了說什麼就是什麼的存在。在這樣的遊戲面前，觀眾變成了和「代表團」一樣為了獵賞奇觀的看客。我們想要從這樣的影片中去理解人性，無非是一種架空的想像。

現實的局限⋯⋯

這部作品顯然經不起上述的推敲和網友們的討論，但它在表面上又是極為成功和順暢的。幾乎所有歐美觀眾對這部作品的好評都在於其一氣呵成的爽感和暢快淋灕的視覺體驗，筆者自己也在一天之內一口氣追看完。可以說《魷魚遊戲》選擇了一種極為熟悉和安全的方式——就像另一部在 Netflix 大獲成功的韓劇《王國》也同樣安全地選擇了歐美觀眾較為熟悉的僵屍題材——它並不想真正的打破大眾常規的感受和認知，而是希望觀眾以舒適的方式進入這場遊戲。再以大量的視覺刺激和對貧富差距的想像中把這部作品看完。這對於一部流媒體平台的劇集來說就已經完成了任務。這使得它自身並不具備深刻反思和討論的價值，卻在流量時代擁有無法忽視的成功。

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台灣，在網絡上都有人在討論為何本土無法拍出這樣一部作品？我們要知道的是，韓國的影視製作工業體系十分完整，國家也有類似《電影振興法》等相關的政策來保護創作的自由度。尤其是在《寄生上流》在拿下全球範圍內的成功後，韓國總統文在寅也公開強調了對韓國影視工業的持續支持。

這樣成熟的工業體系在許多國家地區甚至並不具備，更不用說多個財團在其中的運作和造勢。其次，魷魚遊戲的成功並不是單單一部作品的成功，它是由整個韓國文娛工業相互影響下的共同作用。韓國流行音樂、韓國偶像文化、韓國電影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成功都鋪墊了這部韓國電視劇的成功輸出。韓流在年輕人之間擁有極大的影響力，而他們也正是 Netflix 訂閱的主力群體。此外，Netflix 對於韓國市場的重視更是促進了這樣的作品的實現。2021年，Netflix 在亞太地區投入的總預算大概是10億韓元，但僅在韓國地區的投資就佔到了5億韓元。Netflix 對於創作的自由度也與韓國本土的鼓勵政策吻合。只給資金不干預內容創作，使得韓國有更多的能力去自由發揮甚至是試錯。

其實劇中還是有很多未明示的細節屬於劇作上的巧思，比如人物的死亡方式和他們曾經的經歷和做過的事情有關，又或者是主角的參賽編號和賽馬場時相同。但這樣的劇情設置有如漫威系列電影在彌補自身故事匱乏時的小聰明一樣，它們的作用僅僅是用來維持影片結束了電影觀眾持續在網絡上找彩蛋的討論度們，而非對整個編劇創作的功力。顯然，這並不是說韓國影視工業不具備寫好劇本的能力，而是說為了更大範圍的輻射到觀眾，在劇本創作上作出的讓步。

說實話，筆者本人對於這樣一部作品的成功並非帶有非常樂觀的態度。反而認為這種劇集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創作的倒退。它就像 Netflix 另一部也佔據過榜首的法國劇《亞森羅賓》的爛尾爭議那樣，這樣的作品不能激勵更多的優質影片的誕生，更提醒了其他創作者大數據時代為了自身流量和點擊率大家是可以只對一部劇的部分負責。甚至可以借靠不斷的挖坑來延續下一季的可能性。《魷魚遊戲》所帶來的這種視覺奇觀和對東亞社會問題的揣度，只是踩著底層和貧富差距作為噱頭的概念先行。如果說這種並不扎實的設計可以因為它在傳播上的成功而被弱化和忽視，那也絕對是一種創作者們在話語權上的優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