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能縮小中國貧富差距嗎？共同富裕的錢從哪來，到哪去？

在8月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個百年目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久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也確定了2035年遠景目標——「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進展」。習近平曾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單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按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解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二次分配則通過政府側重公平原則，以稅收、社會保障支出來進行再分配，三次分配則倚賴道德力量，個人資源以自願捐贈的方式完成分配。

早在1953年，毛澤東就提出「共同富裕」，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者的決議》，指農民可以通過生產合作社，「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但經歷一系列政治浩劫後，到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227美元——是彼時全球人均GDP最高的摩納哥的1/164。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鄧小平提出，讓先富帶動後富，以達致最終目標共同富裕。

不過，在中國經濟大幅增長的40年間，貧富差距高居不下。隨著近年政府扶貧力度加強，城鄉收入差距總體而言在逐漸縮小。但就2020年的數據來看，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比只有三個城市小於2，中西部貧窮省份收入差距比依舊在3上下徘徊。

受疫情衝擊，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不過，中國富豪的財富增長卻十分顯眼。據2021胡潤全球富豪榜報告，中國2020年新增259位億萬富豪，總數達1058人，成為全球首個擁有超過千人億萬富豪的國家，這個數字超過第二至四名的美國、印度和德國的總和。全球億萬富豪數量最多的城市也落在中國，頭兩名分別為北京和上海，前十名中有6個城市來自中國，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的杭州市，也進入前十。胡潤報告還顯示，去年中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為4.5萬億美元，較上年增長73%。若以國民總收入做參照，頭部富豪的財富總額約佔28.8%。胡潤報告如此寫到，「億萬富翁沒有跟上慈善事業的步伐，他們賺錢的速度比捐錢快得多。」

共同富裕被寫入官方目標後，中國科技巨頭迅速響應，捐出數百億資產、成立共同富裕相關的常設機構。同時，浙江省被定為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省委書記帶領各級官員表態，捐出一日工資。一時間，包括政府部門、國企、民企、大學和街道等力量，從上而下掀起一股捐款熱潮。

有評論指出，三次分配是向私企開刀，以「綁架式」的手段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那麼，「自願捐贈」這塊蛋糕從哪兒來，又會分到誰人手上？為什麼選擇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的首個示範區？三次分配能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大的痼疾嗎？端傳媒整理現有數據，嘗試做出回答。

一. 共同富裕的錢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結束翌日，騰訊立即宣布追加500億元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據最新彭博億萬富翁指數（Bloomberg Millionaires Index），其創始人馬化騰個人資產已達476億美元，全球排名26位。騰訊宣布，這筆資金將主要用於民生領域。此前，在今年4月，騰訊已投入500億資金，設立「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項目，騰訊稱，這筆資金將投放做基礎科學、教育創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與水）和養老科技等「前瞻性探索」。

處於風口浪尖的阿里巴巴亦拿出1000億元（阿里巴巴2020財年淨利潤約1325億），成立工作小組，要在2025年前落實10項具體行動，包括對欠發達地區扶持數字化建設、扶持中小微企業、提高靈活用工群體的福利保障、基層醫療能力等。總部在浙江杭州的阿里，還稱將投入200億元幫助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

近年成長勢頭猛烈的電商拼多多也表示，將把上市以來的首次淨利潤和日後的利潤捐贈給農民和農業地區，並啟動了「百億農業科技」項目。

不乏有科技公司創辦人或領頭人以個人名義捐贈。字節跳動創始人、個人資產達445億美元的張一鳴，表示將向家鄉捐贈5億元成立教育基金會。小米董事長雷軍掏出6.6億股份（約22億美元），投入由雷軍參與創立的小米基金會和雷軍基金會。前者業務包括資助貧困家庭、病患就醫、學校基礎建設改善等。外賣應用美團創始人王興亦將價值約23億美元的股票轉予慈善基金會，將用於推動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業。

除了互聯網巨頭公司外，不少民企在今年也掏出大筆捐款。例如身家坐擁500億、被稱為中國芯片首富的虞仁榮，於1月拿出200億，在浙江寧波建立一所非營利性的研究型大學「東方理工大學」。經營玻璃企業的曹德旺夫婦則捐出100億在福州創立福耀科技大學。

浙江企業、主營汽車業務的吉利控股集團，則在7月發布共同富裕計劃行動綱領，稱將完善員工收入增長計劃、家庭健康保險和職業提升等。8月，吉利董事會通過總額不超過3.5億的股份獎勵計劃，向10884名被激勵對象授予市值約44.9億港元的股份。

據彭博報導，截止8月底的兩個星期內，至少73家在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的公司，在業績報告中提及「共同富裕」。報導指，調查的4000多份申報表中，提及共同富裕的公司數量不到2%，但其中包括了最具影響力的公司。

有獨立學者向BBC表示，由於中國公民社會過去數年受到嚴重打擊，完全獨立運作的NGO幾乎不復存在，他預計企業捐贈的對象大部分會是政府扶持的基金會和NGO。

彭博在報導中指出，中國近來對科技公司的監管和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令全球的投資者不安，騰訊過去一年的股價跌幅逾10%，阿里巴巴今年跌幅則超過30%。

前述獨立學者表示，中國企業家因中美關係緊張、中國在全球化中受到不信任、中國底層民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成為「替罪羔羊」。他還認為，中國慈善的意義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新興階層面對的壓力，來自國家對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動盪的擔憂，而非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不過，這一觀點或許無法得到中國企業家認同。美團創始人王興就稱「共同富裕」不僅紮根於公司的DNA之中，還體現在取名上，「『美』代表『更好』，『團』代表『一起』，所以美團意思就是『一起變得更好』」。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則稱，阿里在過去22年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國家好，社會好，阿里巴巴才會好。」

二. 浙江為何成為共同富裕首個示範區？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什麼？

中國國家發改委表示，共同富裕是「艱巨而長期的任務」，「難以短時間內全面鋪開，迫切需要選取部分條件相對具備的地區先行先試、作出示範。」

為何共同富裕的首個示範區是浙江？首先，浙江人均GDP超過10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24萬元，僅次於上海和北京。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連續20年和36年列全國第一，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96，也遠低於全國平均數——2.56。同時，浙江民營經濟發達、民營企業多。中國國家發改委指，浙江有多項改革先進經驗，包括「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註：由毛澤東提倡，1960年代初在浙江省楓橋出現的「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用以解決基層矛盾。2013年就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曾強調堅持楓橋經驗，將之稱為「黨的群眾路線」，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

作為全國首個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官員帶頭捐錢。根據浙江媒體報導，9月3日，浙江舉辦「慈善一日捐」活動，浙江省黨委、人大、政府和政協（註：這四個單位被稱為「四套班子」）的領導捐出「一日所得」，不過並未透露具體金額。浙江省還將鼓勵機關、事業及社會團體單位的職員「自願」捐出一日工資或一筆開支。捐贈風潮也刮往其他省市，江蘇常州市的「四套班子」和法院、檢察院、市各部委辦局等也舉辦「慈善一日捐」活動，據媒體報導，江蘇捐款活動統計約有411萬。

在浙江省第一個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五年規劃中，超過25000字的報告列出了52點發展目標，提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務、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社會治理等。

此外，浙江還選取了28個試點地區，歸類6個領域，分別是：縮小地區差距、縮小城鄉差距、縮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務優質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和建設共同富裕現代化基本單元。實施方案稱，這些試點將通過三年行動，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成果。

在9月18日浙江「建設示範區 邁向新征程」發佈會上，官方公布，為構建中等收入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將通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中）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提低），到2025年，將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至7.5萬元。2020年浙江全年居民可支配收入首次超過5萬元，為全國省份第一（僅次於上海、北京）。

在縮小城鄉差距方面，中國農業部打造「浙江樣板」，提出《高質量創建鄉村振興示範省推進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行動方案（2021—2025年）》。這份報告對比十四五規劃給出了一些更具體的數字目標，例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4萬元，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縮小到1.9以內，全面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1.3萬元以下情況。」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的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僅僅體現在收入上。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實撰文指，農村長期落後城市發展，主要表現在教育、健康等人力資本投入。李實認為，應消除戶籍制度制約，為農民工及其子女提供平等就業、受教育機會，提供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也應均等化。

三. 「分蛋糕」能消弭貧富差距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還要做什麼？

在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明確三次分配為收入分配體系的重要組成，慈善等公益事業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佔據重要地位。但，僅靠三次分配可以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大的問題嗎？

據官方說法，三次分配的提出，並不意味著要拋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中心副主任陶金接受界面新聞訪問時指，中央財經會議提及「加大稅收、社保和轉移支付」，意味著中央將通過稅收調節提高再分配的效率。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蔡昉則在2020年12月一場財經會議上表示，過去更多靠初次分配和勞動力市場的機制解決問題，但現在看來，單靠初次分配機制不足以把收入差距縮小到更合理水平，「必須有收入分配政策的轉變、有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和更大的再分配力度」。

端傳媒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整理可見，初次分配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均偏高，透過二次分配，各國基尼系數的差值有較明顯拉近。

若要真正改善貧富差距，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需著手改革。不過，中國稅收結構並不樂觀。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曉梧於2018年指出，在初次分配中，資本收益高於勞動收益，作為再分配的手段，中國的稅收情況加劇了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中國稅制結構中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指納稅人直接承擔的稅收，如人頭稅、所得稅、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等；間接稅則是能轉嫁給他人負擔的稅收，例如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這些稅收可以通過提高商品售價或勞務價格等方法，將稅收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陳斌開在《再分配政策與不平等》一文中解釋，稅收分配效應可以用累進、累退和比例稅收衡量。隨著收入增加而提升的稅收具累進性，反之則為累退性，稅率與收入無關則為比例稅收。陳斌開指，累進性稅收改善收入分配，累退性稅收則會惡化。

陳的文章指出，研究顯示，中國間接稅稅收情況呈現累退性，即會惡化收入分配。文章續指，個人所得稅具有累進性，是可以幫助改善收入不均的稅種，但由於中國直接稅中的個人稅比例較低（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統計，間接稅約佔中國稅收七成左右，直接稅佔比較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效應無法抵銷間接稅的累退效應，以致整體稅收呈累退性，無法改善收入分配的問題。

導致個人所得稅無法實現累進性的原因，與高收入階層有關。陳的文章解釋，由於高收入階層大量收入來自資本利得，其稅率遠低於勞動所得稅利率。因此，高收入階層將勞動所得轉化為資本利得，整體稅率甚至可以低過中等收入群體。

另一方面，陳的研究還顯示，農村群體的稅收呈現累退性。而直接稅中的房產稅，被視為調節收入分配的一種手段，目前僅有少數城市作試點，調節的效果有限。

今年三月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提及，將調整直接稅體系、個人所得稅制度，並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中國曾在2018年進行個人所得稅稅改，目前還未有具體的新稅改方案。

此外，政府的公共支出亦是二次分配的重要部門。端傳媒整理OECD以及《中國財政年鑑》數據，可見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公共支出佔GDP比例較低。同時，在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公共支出在GDP中的佔比都不高。

實習記者嚴月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