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個百年目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久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也確定了2035年遠景目標——「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進展」。習近平曾強調，實現共同富裕不單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按中國經濟學家厲以寧在《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解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初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二次分配則通過政府側重公平原則，以稅收、社會保障支出來進行再分配，三次分配則倚賴道德力量，個人資源以自願捐贈的方式完成分配。
早在1953年，毛澤東就提出「共同富裕」，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者的決議》，指農民可以通過生產合作社，「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但經歷一系列政治浩劫後，到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227美元——是彼時全球人均GDP最高的摩納哥的1/164。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鄧小平提出，讓先富帶動後富，以達致最終目標共同富裕。
不過，在中國經濟大幅增長的40年間，貧富差距高居不下。隨著近年政府扶貧力度加強，城鄉收入差距總體而言在逐漸縮小。但就2020年的數據來看，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比只有三個城市小於2，中西部貧窮省份收入差距比依舊在3上下徘徊。
受疫情衝擊，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不過，中國富豪的財富增長卻十分顯眼。據2021胡潤全球富豪榜報告，中國2020年新增259位億萬富豪，總數達1058人，成為全球首個擁有超過千人億萬富豪的國家，這個數字超過第二至四名的美國、印度和德國的總和。全球億萬富豪數量最多的城市也落在中國，頭兩名分別為北京和上海，前十名中有6個城市來自中國，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的杭州市，也進入前十。胡潤報告還顯示，去年中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為4.5萬億美元，較上年增長73%。若以國民總收入做參照，頭部富豪的財富總額約佔28.8%。胡潤報告如此寫到，「億萬富翁沒有跟上慈善事業的步伐，他們賺錢的速度比捐錢快得多。」
共同富裕被寫入官方目標後，中國科技巨頭迅速響應，捐出數百億資產、成立共同富裕相關的常設機構。同時，浙江省被定為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省委書記帶領各級官員表態，捐出一日工資。一時間，包括政府部門、國企、民企、大學和街道等力量，從上而下掀起一股捐款熱潮。
有評論指出，三次分配是向私企開刀，以「綁架式」的手段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那麼，「自願捐贈」這塊蛋糕從哪兒來，又會分到誰人手上？為什麼選擇浙江作為共同富裕的首個示範區？三次分配能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大的痼疾嗎？端傳媒整理現有數據，嘗試做出回答。
一. 共同富裕的錢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8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結束翌日，騰訊立即宣布追加500億元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據最新彭博億萬富翁指數（Bloomberg Millionaires Index），其創始人馬化騰個人資產已達476億美元，全球排名26位。騰訊宣布，這筆資金將主要用於民生領域。此前，在今年4月，騰訊已投入500億資金，設立「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項目，騰訊稱，這筆資金將投放做基礎科學、教育創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與水）和養老科技等「前瞻性探索」。
處於風口浪尖的阿里巴巴亦拿出1000億元（阿里巴巴2020財年淨利潤約1325億），成立工作小組，要在2025年前落實10項具體行動，包括對欠發達地區扶持數字化建設、扶持中小微企業、提高靈活用工群體的福利保障、基層醫療能力等。總部在浙江杭州的阿里，還稱將投入200億元幫助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
近年成長勢頭猛烈的電商拼多多也表示，將把上市以來的首次淨利潤和日後的利潤捐贈給農民和農業地區，並啟動了「百億農業科技」項目。
不乏有科技公司創辦人或領頭人以個人名義捐贈。字節跳動創始人、個人資產達445億美元的張一鳴，表示將向家鄉捐贈5億元成立教育基金會。小米董事長雷軍掏出6.6億股份（約22億美元），投入由雷軍參與創立的小米基金會和雷軍基金會。前者業務包括資助貧困家庭、病患就醫、學校基礎建設改善等。外賣應用美團創始人王興亦將價值約23億美元的股票轉予慈善基金會，將用於推動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業。
除了互聯網巨頭公司外，不少民企在今年也掏出大筆捐款。例如身家坐擁500億、被稱為中國芯片首富的虞仁榮，於1月拿出200億，在浙江寧波建立一所非營利性的研究型大學「東方理工大學」。經營玻璃企業的曹德旺夫婦則捐出100億在福州創立福耀科技大學。
浙江企業、主營汽車業務的吉利控股集團，則在7月發布共同富裕計劃行動綱領，稱將完善員工收入增長計劃、家庭健康保險和職業提升等。8月，吉利董事會通過總額不超過3.5億的股份獎勵計劃，向10884名被激勵對象授予市值約44.9億港元的股份。
據彭博報導，截止8月底的兩個星期內，至少73家在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的公司，在業績報告中提及「共同富裕」。報導指，調查的4000多份申報表中，提及共同富裕的公司數量不到2%，但其中包括了最具影響力的公司。
有獨立學者向BBC表示，由於中國公民社會過去數年受到嚴重打擊，完全獨立運作的NGO幾乎不復存在，他預計企業捐贈的對象大部分會是政府扶持的基金會和NGO。
彭博在報導中指出，中國近來對科技公司的監管和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令全球的投資者不安，騰訊過去一年的股價跌幅逾10%，阿里巴巴今年跌幅則超過30%。
前述獨立學者表示，中國企業家因中美關係緊張、中國在全球化中受到不信任、中國底層民眾對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成為「替罪羔羊」。他還認為，中國慈善的意義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新興階層面對的壓力，來自國家對貧富差距導致社會動盪的擔憂，而非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不過，這一觀點或許無法得到中國企業家認同。美團創始人王興就稱「共同富裕」不僅紮根於公司的DNA之中，還體現在取名上，「『美』代表『更好』，『團』代表『一起』，所以美團意思就是『一起變得更好』」。阿里巴巴首席執行官張勇則稱，阿里在過去22年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受益者，「國家好，社會好，阿里巴巴才會好。」
二. 浙江為何成為共同富裕首個示範區？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什麼？
中國國家發改委表示，共同富裕是「艱巨而長期的任務」，「難以短時間內全面鋪開，迫切需要選取部分條件相對具備的地區先行先試、作出示範。」
為何共同富裕的首個示範區是浙江？首先，浙江人均GDP超過10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24萬元，僅次於上海和北京。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連續20年和36年列全國第一，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96，也遠低於全國平均數——2.56。同時，浙江民營經濟發達、民營企業多。中國國家發改委指，浙江有多項改革先進經驗，包括「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註：由毛澤東提倡，1960年代初在浙江省楓橋出現的「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用以解決基層矛盾。2013年就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曾強調堅持楓橋經驗，將之稱為「黨的群眾路線」，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
作為全國首個共同富裕示範區，浙江省官員帶頭捐錢。根據浙江媒體報導，9月3日，浙江舉辦「慈善一日捐」活動，浙江省黨委、人大、政府和政協（註：這四個單位被稱為「四套班子」）的領導捐出「一日所得」，不過並未透露具體金額。浙江省還將鼓勵機關、事業及社會團體單位的職員「自願」捐出一日工資或一筆開支。捐贈風潮也刮往其他省市，江蘇常州市的「四套班子」和法院、檢察院、市各部委辦局等也舉辦「慈善一日捐」活動，據媒體報導，江蘇捐款活動統計約有411萬。
在浙江省第一個共同富裕示範區實施方案五年規劃中，超過25000字的報告列出了52點發展目標，提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務、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社會治理等。
此外，浙江還選取了28個試點地區，歸類6個領域，分別是：縮小地區差距、縮小城鄉差距、縮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務優質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和建設共同富裕現代化基本單元。實施方案稱，這些試點將通過三年行動，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成果。
在9月18日浙江「建設示範區 邁向新征程」發佈會上，官方公布，為構建中等收入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將通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擴中）和「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提低），到2025年，將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至7.5萬元。2020年浙江全年居民可支配收入首次超過5萬元，為全國省份第一（僅次於上海、北京）。
在縮小城鄉差距方面，中國農業部打造「浙江樣板」，提出《高質量創建鄉村振興示範省推進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行動方案（2021—2025年）》。這份報告對比十四五規劃給出了一些更具體的數字目標，例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4萬元，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縮小到1.9以內，全面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1.3萬元以下情況。」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的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僅僅體現在收入上。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實撰文指，農村長期落後城市發展，主要表現在教育、健康等人力資本投入。李實認為，應消除戶籍制度制約，為農民工及其子女提供平等就業、受教育機會，提供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社會保障，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也應均等化。
三. 「分蛋糕」能消弭貧富差距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還要做什麼？
在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明確三次分配為收入分配體系的重要組成，慈善等公益事業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佔據重要地位。但，僅靠三次分配可以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大的問題嗎？
據官方說法，三次分配的提出，並不意味著要拋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中心副主任陶金接受界面新聞訪問時指，中央財經會議提及「加大稅收、社保和轉移支付」，意味著中央將通過稅收調節提高再分配的效率。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蔡昉則在2020年12月一場財經會議上表示，過去更多靠初次分配和勞動力市場的機制解決問題，但現在看來，單靠初次分配機制不足以把收入差距縮小到更合理水平，「必須有收入分配政策的轉變、有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和更大的再分配力度」。
端傳媒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整理可見，初次分配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均偏高，透過二次分配，各國基尼系數的差值有較明顯拉近。
若要真正改善貧富差距，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需著手改革。不過，中國稅收結構並不樂觀。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曉梧於2018年指出，在初次分配中，資本收益高於勞動收益，作為再分配的手段，中國的稅收情況加劇了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中國稅制結構中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指納稅人直接承擔的稅收，如人頭稅、所得稅、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等；間接稅則是能轉嫁給他人負擔的稅收，例如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這些稅收可以通過提高商品售價或勞務價格等方法，將稅收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陳斌開在《再分配政策與不平等》一文中解釋，稅收分配效應可以用累進、累退和比例稅收衡量。隨著收入增加而提升的稅收具累進性，反之則為累退性，稅率與收入無關則為比例稅收。陳斌開指，累進性稅收改善收入分配，累退性稅收則會惡化。
陳的文章指出，研究顯示，中國間接稅稅收情況呈現累退性，即會惡化收入分配。文章續指，個人所得稅具有累進性，是可以幫助改善收入不均的稅種，但由於中國直接稅中的個人稅比例較低（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統計，間接稅約佔中國稅收七成左右，直接稅佔比較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效應無法抵銷間接稅的累退效應，以致整體稅收呈累退性，無法改善收入分配的問題。
導致個人所得稅無法實現累進性的原因，與高收入階層有關。陳的文章解釋，由於高收入階層大量收入來自資本利得，其稅率遠低於勞動所得稅利率。因此，高收入階層將勞動所得轉化為資本利得，整體稅率甚至可以低過中等收入群體。
另一方面，陳的研究還顯示，農村群體的稅收呈現累退性。而直接稅中的房產稅，被視為調節收入分配的一種手段，目前僅有少數城市作試點，調節的效果有限。
今年三月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下稱「十四五規劃」）提及，將調整直接稅體系、個人所得稅制度，並加強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中國曾在2018年進行個人所得稅稅改，目前還未有具體的新稅改方案。
此外，政府的公共支出亦是二次分配的重要部門。端傳媒整理OECD以及《中國財政年鑑》數據，可見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公共支出佔GDP比例較低。同時，在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公共支出在GDP中的佔比都不高。
實習記者嚴月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章收尾是不是有点突兀
我有點不懂！就文章的敘述，看起來是稅制出問題吧！那要改稅制啊！弄個三次分配有種脫褲子放屁的感覺
浙江，私企。私营实体经济真的是一个任人戏弄的小朋友，经济发动机是你，赋税承担者也是你，捐赠优先者也是你，务工解决者也是你，老大哥呢？
这是个重要议题，但本文的调查和讨论的深度和系统性略感欠缺，希望端能再出一篇文章，请专业学者等撰笔
浙江省延续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以民营或实质民营的农村中小型乡镇企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区别于全国大多数地区90年代以来以城市大型国有企业或外资企业为主的模式，自然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都比全国平均小得多，或许靠一些小修小改就能实现看得过去的”共同富裕“，但是否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就很令人怀疑了。
文章把把资助科研和慈善捐款划等号，似乎不妥吧……资助科研并是不直接关于缩小贫富悬殊的三次分配吧
我不是很懂经济学。也不是很懂什么放不放开户口的问题。不过就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也不是什么妥善的方法吧。像我所在的城市，外县的人量涌入，人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村以后有没有人种田还是一回事。而像城里，学生数太多，新建了好几所学校，还是无法满足。上面不得不出政策加以限制。而且师资配备方面。政府没有放开编制，那种非正式在编的老师多的是。对当地政府而言，没有那么多在编老师，就意味着财政支出可以减轻不少吧。即便是这样，我也没觉得这边老师的薪资待遇有跟公务员齐平。。。
為什麼會有人問貧富懸殊有什麼不好？難道世界上的共識真的在減少得那麼快嗎嗎
看了這篇文章才注意到原來中國政府主動施壓、企圖藉由慈善捐贈進行所謂『三次分配』是認真的。
文章立論奇怪。
第一點：請問貧富懸殊對社會有什麼不好？
第二點：政府的支出比例，有幾多用於醫療、教育？
第三點：假如巨商富豪不捐款而遭到報復。這情形叫「搶劫」，不能稱為「捐助」。
必须夸奖下这些数据可视化的图表，非常直观！
增加對資本利得課稅，那麼對勞動所得的扣稅是否會同時減免？增加直接環節扣稅，那麼間接環節造成的稅務負擔是否會相應減少？收錢興高采烈，吐錢裝聾作啞倒是有很大可能性。
這些資本家的想法挺有意思的，在最不穩定政治制度環境，卻想著維穩
国内的贫富差距，主要出现在城乡差距。中国有六亿人口月收入仅仅一千人民币，但在北上广深，即使是饭店服务员也有四五千人民币收入，有的还包吃住。要帮助他们脱贫，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放开户籍，放人口进城。
但现行的政策完全相反，不仅在户籍上歧视他们，限制他们的孩子入学，限制他们享受大城市的公共资源，还在居住空间供给上驱赶他们。北京切除低端人口行动赶走了一大批人，建设用地红线限制着各大城市的住宅用地供给，最终以高额的房租逼走低收入人群。
户籍政策赤裸裸地歧视农村，高考录取名额分配赤裸裸地偏袒北上，如果真要实现共同富裕，为什么不从最简单，最应该做的，本就属于政府职责的部分做起呢？
我跟太太说这个标题，太太问我「三次分配」是什么玩意儿？我说初次分配是工资，二次分配是税，三次分配，大概是捐款吧，你捐吗？太太说，老娘没钱，捐个锤子。
”导致个人所得税无法实现累进性的原因，与高收入阶层有关。陈的文章解释，由于高收入阶层大量收入来自资本利得，其税率远低于劳动所得税利率。因此，高收入阶层将劳动所得转化为资本利得，整体税率甚至可以低过中等收入群体。“食利阶层盘根错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最近的教育是不是最好动的，整得狠，但是后面又搞白名单，换个名头继续食利；其他就是控制文化产业了，文化产业利益肯定不重，而且各大利益阶层都觉得不重要，而且方便把反对的维权的声音压下去，继续盘剥压榨，也没人保，剩下的产业不知道能不能撼动，房地产的水花也不大，不过先打起女性子宫的主意了。
我的翻墙软件突然用不了了，但居然还能登陆端?
输血，都是输血，但是如果劳工情况没有改善，让企业家输血的成本只会以更高的价格呈现在商品市场或者劳动市场上。这就像在通胀时期要求企业给工人涨工资一样，引发另一轮的通胀循环。
索罗斯说皇上不懂经济学，这越整越衰弱。
一直喜欢端传媒整理的表格，基尼系数用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也是无奈了吧，最后一段讲公共支出占GDP的貌似没有列出表格对比，只有结论？
总体感觉二次分配还没有整平顺，又冒出一个“所谓的新名词”，也算是特色吧，隔三差五的就出来个新名词，也算是转移注意力吗？房产税，所谓的试点到立法也是忙乎了几好年，还没理清楚，就又开始转移了。
最近看到新加坡发出的几篇报道，不知道是以前没留意，还是重地转移了。
應該是指遍地有錢人 紙醉金迷的銷金窟摩納哥🇲🇨吧，摩洛哥王國🇲🇦何德何能人均GDP第一呢？
Morocco吧。
「….到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227美元——是彼時全球人均GDP最高的摩洛哥的1/164。」
此處的摩洛哥應該是指摩納哥(Monaco)？
muen你好，此處是筆誤，應為摩納哥。感謝指正，已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