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能缩小中国贫富差距吗？共同富裕的钱从哪来，到哪去？

在8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久后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也确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进展”。习近平曾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按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解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初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二次分配则通过政府侧重公平原则，以税收、社会保障支出来进行再分配，三次分配则倚赖道德力量，个人资源以自愿捐赠的方式完成分配。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共同富裕”，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者的决议》，指农民可以通过生产合作社，“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但经历一系列政治浩劫后，到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227美元——是彼时全球人均GDP最高的摩纳哥的1/164。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邓小平提出，让先富带动后富，以达致最终目标共同富裕。

不过，在中国经济大幅增长的40年间，贫富差距高居不下。随着近年政府扶贫力度加强，城乡收入差距总体而言在逐渐缩小。但就2020年的数据来看，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只有三个城市小于2，中西部贫穷省份收入差距比依旧在3上下徘徊。

受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过，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却十分显眼。据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报告，中国2020年新增259位亿万富豪，总数达1058人，成为全球首个拥有超过千人亿万富豪的国家，这个数字超过第二至四名的美国、印度和德国的总和。全球亿万富豪数量最多的城市也落在中国，头两名分别为北京和上海，前十名中有6个城市来自中国，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杭州市，也进入前十。胡润报告还显示，去年中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为4.5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3%。若以国民总收入做参照，头部富豪的财富总额约占28.8%。胡润报告如此写到，“亿万富翁没有跟上慈善事业的步伐，他们赚钱的速度比捐钱快得多。”

共同富裕被写入官方目标后，中国科技巨头迅速响应，捐出数百亿资产、成立共同富裕相关的常设机构。同时，浙江省被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省委书记带领各级官员表态，捐出一日工资。一时间，包括政府部门、国企、民企、大学和街道等力量，从上而下掀起一股捐款热潮。

有评论指出，三次分配是向私企开刀，以“绑架式”的手段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那么，“自愿捐赠”这块蛋糕从哪儿来，又会分到谁人手上？为什么选择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首个示范区？三次分配能解决中国贫富差距大的痼疾吗？端传媒整理现有数据，尝试做出回答。

一. 共同富裕的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结束翌日，腾讯立即宣布追加500亿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据最新彭博亿万富翁指数（Bloomberg Millionaires Index），其创始人马化腾个人资产已达476亿美元，全球排名26位。腾讯宣布，这笔资金将主要用于民生领域。此前，在今年4月，腾讯已投入500亿资金，设立“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腾讯称，这笔资金将投放做基础科学、教育创新、碳中和、FEW（食物、能源与水）和养老科技等“前瞻性探索”。

处于风口浪尖的阿里巴巴亦拿出1000亿元（阿里巴巴2020财年净利润约1325亿），成立工作小组，要在2025年前落实10项具体行动，包括对欠发达地区扶持数字化建设、扶持中小微企业、提高灵活用工群体的福利保障、基层医疗能力等。总部在浙江杭州的阿里，还称将投入200亿元帮助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近年成长势头猛烈的电商拼多多也表示，将把上市以来的首次净利润和日后的利润捐赠给农民和农业地区，并启动了“百亿农业科技”项目。

不乏有科技公司创办人或领头人以个人名义捐赠。字节跳动创始人、个人资产达445亿美元的张一鸣，表示将向家乡捐赠5亿元成立教育基金会。小米董事长雷军掏出6.6亿股份（约22亿美元），投入由雷军参与创立的小米基金会和雷军基金会。前者业务包括资助贫困家庭、病患就医、学校基础建设改善等。外卖应用美团创始人王兴亦将价值约23亿美元的股票转予慈善基金会，将用于推动教育和科研等公益事业。

除了互联网巨头公司外，不少民企在今年也掏出大笔捐款。例如身家坐拥500亿、被称为中国芯片首富的虞仁荣，于1月拿出200亿，在浙江宁波建立一所非营利性的研究型大学“东方理工大学”。经营玻璃企业的曹德旺夫妇则捐出100亿在福州创立福耀科技大学。

浙江企业、主营汽车业务的吉利控股集团，则在7月发布共同富裕计划行动纲领，称将完善员工收入增长计划、家庭健康保险和职业提升等。8月，吉利董事会通过总额不超过3.5亿的股份奖励计划，向10884名被激励对象授予市值约44.9亿港元的股份。

据彭博报导，截止8月底的两个星期内，至少73家在香港、上海和深圳三地上市的公司，在业绩报告中提及“共同富裕”。报导指，调查的4000多份申报表中，提及共同富裕的公司数量不到2%，但其中包括了最具影响力的公司。

有独立学者向BBC表示，由于中国公民社会过去数年受到严重打击，完全独立运作的NGO几乎不复存在，他预计企业捐赠的对象大部分会是政府扶持的基金会和NGO。

彭博在报导中指出，中国近来对科技公司的监管和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令全球的投资者不安，腾讯过去一年的股价跌幅逾10%，阿里巴巴今年跌幅则超过30%。

前述独立学者表示，中国企业家因中美关系紧张、中国在全球化中受到不信任、中国底层民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成为“替罪羔羊”。他还认为，中国慈善的意义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新兴阶层面对的压力，来自国家对贫富差距导致社会动荡的担忧，而非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不过，这一观点或许无法得到中国企业家认同。美团创始人王兴就称“共同富裕”不仅扎根于公司的DNA之中，还体现在取名上，“‘美’代表‘更好’，‘团’代表‘一起’，所以美团意思就是‘一起变得更好’”。阿里巴巴首席执行官张勇则称，阿里在过去22年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国家好，社会好，阿里巴巴才会好。”

二. 浙江为何成为共同富裕首个示范区？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共同富裕是“艰巨而长期的任务”，“难以短时间内全面铺开，迫切需要选取部分条件相对具备的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为何共同富裕的首个示范区是浙江？首先，浙江人均GDP超过10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4万元，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36年列全国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数——2.56。同时，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多。中国国家发改委指，浙江有多项改革先进经验，包括“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注：由毛泽东提倡，1960年代初在浙江省枫桥出现的“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用以解决基层矛盾。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曾强调坚持枫桥经验，将之称为“党的群众路线”，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作为全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官员带头捐钱。根据浙江媒体报导，9月3日，浙江举办“慈善一日捐”活动，浙江省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注：这四个单位被称为“四套班子”）的领导捐出“一日所得”，不过并未透露具体金额。浙江省还将鼓励机关、事业及社会团体单位的职员“自愿”捐出一日工资或一笔开支。捐赠风潮也刮往其他省市，江苏常州市的“四套班子”和法院、检察院、市各部委办局等也举办“慈善一日捐”活动，据媒体报导，江苏捐款活动统计约有411万。

在浙江省第一个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五年规划中，超过25000字的报告列出了52点发展目标，提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治理等。

此外，浙江还选取了28个试点地区，归类6个领域，分别是：缩小地区差距、缩小城乡差距、缩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打造精神文明高地和建设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实施方案称，这些试点将通过三年行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在9月18日浙江“建设示范区 迈向新征程”发布会上，官方公布，为构建中等收入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将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中）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提低），到2025年，将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至7.5万元。2020年浙江全年居民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5万元，为全国省份第一（仅次于上海、北京）。

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中国农业部打造“浙江样板”，提出《高质量创建乡村振兴示范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这份报告对比十四五规划给出了一些更具体的数字目标，例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4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全面消除年家庭人均收入1.3万元以下情况。”

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收入上。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撰文指，农村长期落后城市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入。李实认为，应消除户籍制度制约，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平等就业、受教育机会，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也应均等化。

三. “分蛋糕”能消弭贫富差距吗？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还要做什么？

在2019年10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明确三次分配为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组成，慈善等公益事业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占据重要地位。但，仅靠三次分配可以解决中国贫富差距大的问题吗？

据官方说法，三次分配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副主任陶金接受界面新闻访问时指，中央财经会议提及“加大税收、社保和转移支付”，意味着中央将通过税收调节提高再分配的效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则在2020年12月一场财经会议上表示，过去更多靠初次分配和劳动力市场的机制解决问题，但现在看来，单靠初次分配机制不足以把收入差距缩小到更合理水平，“必须有收入分配政策的转变、有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和更大的再分配力度”。

端传媒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整理可见，初次分配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偏高，透过二次分配，各国基尼系数的差值有较明显拉近。

若要真正改善贫富差距，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需著手改革。不过，中国税收结构并不乐观。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于2018年指出，在初次分配中，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作为再分配的手段，中国的税收情况加剧了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

中国税制结构中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指纳税人直接承担的税收，如人头税、所得税、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间接税则是能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例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这些税收可以通过提高商品售价或劳务价格等方法，将税收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在《再分配政策与不平等》一文中解释，税收分配效应可以用累进、累退和比例税收衡量。随着收入增加而提升的税收具累进性，反之则为累退性，税率与收入无关则为比例税收。陈斌开指，累进性税收改善收入分配，累退性税收则会恶化。

陈的文章指出，研究显示，中国间接税税收情况呈现累退性，即会恶化收入分配。文章续指，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是可以帮助改善收入不均的税种，但由于中国直接税中的个人税比例较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统计，间接税约占中国税收七成左右，直接税占比较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效应无法抵销间接税的累退效应，以致整体税收呈累退性，无法改善收入分配的问题。

导致个人所得税无法实现累进性的原因，与高收入阶层有关。陈的文章解释，由于高收入阶层大量收入来自资本利得，其税率远低于劳动所得税利率。因此，高收入阶层将劳动所得转化为资本利得，整体税率甚至可以低过中等收入群体。

另一方面，陈的研究还显示，农村群体的税收呈现累退性。而直接税中的房产税，被视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目前仅有少数城市作试点，调节的效果有限。

今年三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五规划”）提及，将调整直接税体系、个人所得税制度，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中国曾在2018年进行个人所得税税改，目前还未有具体的新税改方案。

此外，政府的公共支出亦是二次分配的重要部门。端传媒整理OECD以及《中国财政年鉴》数据，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支出占GDP比例较低。同时，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公共支出在GDP中的占比都不高。

实习记者严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