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協」狹縫遭砲轟：香港公民社會如何面對潘朵拉的盒子？

談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我想到的，竟是十來年前的一齣電影：《建國大業》。

這齣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的主旋律電影，以大量影視紅星客串「花瓶」角色而著稱。假如沒有看過電影的話，實難想像劇中觸及內戰的情節很是有限，主要劇情只圍繞國共在談判桌上的周旋，及與其他中間黨派合縱連橫的互動過程。

中間黨派，又被中國共產黨（下稱中共）稱為民主黨派，遂突然被賦與了空前重要的歷史角色。

教協與香港公民社會的底質

追本溯源，教協源於1973年的文憑教師薪酬事件，抗爭運動成功迫使港英政府作出重大讓步。及後教協旋即以職工會名義註冊，成立之初會員已經有5000多人。時至今日，教協已擁有約10萬名會員，其中約有一半是中小學教師，是香港最大型的工會以至群眾組織。

正如教協創會會長司徒華在2002年曾指出，香港的獨立工運在1970年代初出現，歷史契機在於中國大陸發生文革，在港的親共工會都參加了1967年的暴動，無睱顧及香港本土事務。另外是1997問題已經浮現，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增加了，開始醒覺要靠自己爭取權益。

眾所周知，已於2011年逝世、人稱「華叔」的司徒華，年青時具有強烈的左傾思想，是左派教育組織學友社的創辦人之一，該組織則是中共發展學生勢力的基地。但在1950年代中後期，司徒華對中共產生了不少懷疑，最終在1957年被驅趕出學友社。

這大概亦反映在，教協從一開始已定位為「工會、教育團體、民間組織」，除了爭取教師權益之外，亦長期致力改革教育和社會，三重角色互為表裡。教協並一直強調獨立的地位，不從屬於政府、任何政黨或政治力量，扮演著社會良知的角色。這對香港本土公民社會的發展，奠下了重要的先例和基礎。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三重角色沒有矛盾，尤其是日後教協愈益涉足政治事務後，難免會和建制產生愈來愈大的衝突，可能不利於維護教師的本位權益。但在司徒華的領導下，教協一直致力謀求適當的平衡，堅持著靈活務實的作風，此反映在無論是1997年前後，教協均並無挑戰統治政權的底線。

教協務實作風的另一個重要例子，是自此至終堅持財政獨立。收入除來自眾多會員繳付的會費，更來自福利事業的收入。教協的福利部本著薄利多銷的原則，向會員提供超市式的購物服務，其後更擴展至貸款、保險和法律服務等範疇。一般會員（以至不少香港市民）即使不太了解教協的工作，卻也熟知其福利部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這並構成了會員之間互動聯繫的橋樑。而所帶來的巨大營業額和利潤，則為會務發展提供了穩固的物質基礎。

教協固然具有深厚的香港民間底質，但正如《建國大業》中的中間黨派，卻仍難免深受宏觀政治局勢的不斷重塑。

教協在「民主回歸」的角色

踏入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展開會談，港英政府亦開始推動政制改革。由於教協（和司徒華）具有強烈的愛國和民族情懷，因此是極少數早就決定支持香港回歸的組織之一。但回歸的前提是香港人的聲音和權益必須受到尊重，因此教協亦很自然加入支持「民主回歸」的行列，成為最早要求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的組織之一。

1985年，司徒華已代表教育界，率先通過功能組別選舉晉身立法局；同年，司徒華亦接受北京的任命，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與來自大律師公會的李柱銘，成為會內僅有支持民主政制的委員；1986年，教協更參與發起並成為民主政制促進聯合會（民促會）的骨幹，一直站在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前線。

然而對於建制內的參與，司徒華其實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以他對中共的深切認識，似更傾向相信「港人治港」根本不會真正實現。他在2009年的訪問中便曾指出：「本身當時的力量只能發出這樣的聲音，從不能夠左右政府的決策。不過第一，你喚起香港人的注意，關注民主；第二，也使香港外面的人知道香港人要求民主。」（馬嶽：《香港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2009）

這難免令人聯想到在《建國大業》中，最初部分民主黨派位處國共兩黨的夾縫，一度想左右逢源，試圖建立某種政黨均衡局面。但對中共而言，儘管打著「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的旗號，但骨子裡那其實是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協商。民主黨派假如不只是政治「花瓶」的話，亦只能是扮演輔助角色的參與者。

此外，亦正如劇中的蔣介石曾說：李宗仁和白崇禧想和中共劃江而治，他們太不了解毛澤東了！

教協在八九民運後的轉化

1989年的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不但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同時亦對香港構成根本的衝擊。事實是無論左中右的香港不同團體，當時均義無反顧地參與聲援內地民運。只是教協處於民主力量的核心位置，加上長久以來的愛國傳統，遂帶頭組織了香港市民支援愛國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司徒華則成為主席。

司徒華逝世後結集出版的《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011年，牛津出版社），則紀錄了這樣一段文字：「這麼多年來，我對中共的認識，是逐步加深的。雖然，在學友社年代，曾吃過虧；但往後，我甚少批評中共。不過，自六四事件後，我自覺有必要說話了。北京血腥鎮壓的整個過程，令我非常震驚，同時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從這件事我看到，中共最本質的就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絕對的權力不容許任何挑戰，即使是手無寸鐵的、善良的、成千上萬的群眾，統統格殺勿論。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北京民運最終在血腥鎮壓中落幕，而香港則要面對八年後回歸的現實。民運既令中港血脈相連的情感熾熱，但亦突顯了香港人和中共的極端矛盾；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空前地高漲，但不要說推動中國民主、連在香港實踐民主亦舉步維艱。1991年，司徒華和教協新任主席張文光雙雙贏得立法局議席，二人同時亦是新成立的政黨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成員。

六四事件令香港人、包括教協走到中共的對立面上，但畢竟兩地仍然存在體制上的阻隔，令香港支援民運的工作得以穩定地延續，司徒華亦漸把更多精力投放在支聯會上。香港被中共形容為顛覆基地，支聯會則一度被冠上顛覆組織的稱呼，但支聯會主要在港進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議和悼念活動，並沒有在實質行動上挑戰中央政權。

其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是支聯會一直堅持下來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其中最為敏感的「結束一黨專政」，彷彿正面挑戰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但正如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最近指出：「『結束一黨專政』是指，中共領導的管治方式是多黨合作制，但出現一個專政的趨勢，支聯會的目標是建議共產黨透過選舉去贏取政權，贏家執政。」

這又難免令人聯想到在《建國大業》中，自此至終的主題亦是「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中共通過拉攏民主黨派合作，成功建立打倒蔣介石的統一戰線，提倡共同成立民主選舉的聯合政府。中共在1949年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性質，但並不承認那是「一黨專政」，強調兩者之間存在根本差別。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無根本觸動中共的底線。

潘朵拉的盒子被完全揭開

或許歷史總是充滿著弔詭。1989年後的中共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並沒有走上極左的政治路線，反而進一步加速中國開放改革。特別是在對外方針上，鄧小平提出的「冷静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决不當頭」，起碼在往後仍堅持了逾20年。

中共並沒有在六四問題上繼續大造文章，這也許亦局部解釋了，為何支聯會（和教協）在1997年後並沒有遭遇太多的打壓。教協仍一直能在教育政策和民主政制上，擔當特區政府重要夥伴的角色。或許更應該說，自回歸起的頭22年，香港確在某程度上實現了「港人治港」——當然，那仍是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

回說教育政策的範圍，很可能亦是回歸後特區政府動作最大的領域。自1999年開啟的教育改革浪潮，至2009年新高中課程全面實施，對香港教育制度和教師專業均構成巨大衝擊。儘管教改初期存在不少激進而空洞的口號，但到後期落實仍難免觸動教師的基本利益。教協作為香港最大的工會和群眾組織，教育當局對其自然格外小心處理。

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一直到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事件」，中共對香港的政策終於出現徹底的轉向。儘管大家都心知肚明，香港的問題根本是內部管治問題，源於特區管治班子自我引爆的炸彈，但從中共的角度卻總是「錯不在我方」，因此總有必要找出「敵對外國勢力」，總能冠以這樣那樣的「莫須有」罪名，把香港的危機推到他們的頭上。

2020年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打從根本上便是「找替罪羊」的策略，通過轉嫁責任和分化打擊。在最初的時候，香港人不確定打擊面有多大，白色恐怖之風會否蔓延。但踏入2021年，一切無法想像的事情均悉數出現，就像潘朵拉的盒子被完全揭開，縱使無意挑戰政權的中間溫和組織，亦無一倖免遭到無情的嚴厲打壓。大批知識份子只是為社會抱不平，卻盡皆被扣上顛覆政權的大帽子。從中共的角度，看來是連裝飾門面的「花瓶」也不要了，手起刀落，一一摔破。

儘管如此，相信大多數香港人和我一樣，對近日《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接連發炮攻擊教協，仍是感到相當的意外和震驚。教協已於今年 3 月和 7 月，以政治環境為由先後退出民陣和支聯會。官媒則斥罵教協「煽暴搗亂」、「包庇毒師」，又指既然民陣和支聯會已「在劫難逃」，教協亦要「依法清除」。教育局則旋即宣布全面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係。

回顧中共過去百年的歷史，總是以政治鬥爭掛帥，「依法」總是意味著「毋須依法」；它又總是在左右之間搖擺不定，但又總會以走向左或極左的時間居多。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曾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名言，此話其後確也堅持實踐了20年。但時移勢逆，當年創建「一國兩制」的智慧、平穩務實的政治作風，至今還有多少人會記在心上？

延伸閱讀：陸鴻基：《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年。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